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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求与建构独立的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是为促进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同时为民族教育学学科发展争取话语权，而苦苦追寻的“民族教育理想”。民族教育研究方法在生发的过程中彰显三重境遇：民族学或教育学传统研究方法的移植与镜鉴，在“学科”视角下寻求研究方法的相对独立，追求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只要能够推动民族教育学研究向前发展的方法，都应成为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畛域、借鉴之方与创新之基。 关键词：民族教育；研究贳法；三重境遇 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走向独立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学科开展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探求与建构独立的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是民族教育者为民族教育学学科发展争取话语权，同时为促进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而孜孜以求的“民族教育理想”。“民族教育在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要发展则须从理论和方法两个维度有所突破，尤其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力与关键。”[1]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伴随民族教育学科的成长，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独，从独到多”的生发过程，体现了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体系建构的艰难过程，反映了几代人在追求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道路上留下的诸多研究足迹、省思和成就，彰显了前辈们在探索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上认真付出而又执着追求的专深精神。 一、境遇之一：民族学或教育学传统研究方法的移植与镜鉴 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是由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和“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边缘学科”，[2]民族教育学在生成阶段，主要借鉴、效法或直接采用了其“母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科学和教育科学是民族教育学的基础学科群。其中，民族科学（民族学科群）中的民族学，教育科学（教育学科群）中的教育学是民族教育学最基本的基础学科。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教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是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3]这种认识方式或思维模式为民族教育研究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西方不断渗入中国本土的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理性批判主义等民族学的经典范式，以及基于思辨研究传统、实证研究传统、行动研究传统和批判研究传统而形成的各种教育研究范式，也是民族教育研究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及重要分支。 在方法论、研究方法或具体方法技术层面，民族教育研究方法兼顾了民族学或者文化人类学与教育学各自实用的研究方法。前者主要包括：（1）实地调查法，具体包括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或集体访谈、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2）跨文化比较研究法；（3）历史文献研究法等。[4]后者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观察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其辅助性的方法与技术包括系统分析法、制表法、抽样法、测量法、统计法、图示法等。[5]另外西方还常把准实验研究和人种学研究[6]纳入教育研究方法体系之中。其中，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学的重要法宝，已经广泛应用于民族教育学和教育人类学。无论是教师科研，还是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都需要运用到田野调查方法。由于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民族性的根本特征以及研究内容的实践性，研究者往往要深入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群体中，“进入”田野点，体验其文化环境、经济生活方式，深入了解族群教育的历史、现状，从而在经验总结、理性认识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上，获得一定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应用的研究成果。该法倍受青睐，逐渐成为诸多学科采纳的方法，包括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它不仅是研究者搜集第一手研究资料的有效工具，甚至成为了科研质量好坏、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 概而言之，由于民族教育学学科性质的双重性，决定了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二重性特征。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主要继承、借鉴和发展了民族学和教育学学科的研究范式、方法论、研究方法和一些具体的辅助性研究技术，其中，历史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的广泛使用，为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独立及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基础。同时，这些方法在其交叉学科中得以继承性使用，也使得民族和教育研究方法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并成为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境遇之二：在“学科”视角中寻求研究方法的相对独立 尽管科学分类并未就“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提供一种明确的判断标准，但学界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学科能够独立的必要条件，除了包括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代表人物、代表作、研究成果发表的刊物等要素之外，还应具有与研究对象对等重要的专门的研究方法。一个学科虽然被包含在一个更广阔的科学的整体中，但是通过它为自己划定的边界、为自己构造的术语、为自己制定或使用的技术以及特别是它特有的理论与方法，它总是自然地趋于独立。[7]显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建立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体系或技术工具则是必不可少的。民族教育学也一直在谋求这样一种独立。 自20世纪初民族教育在国内伊始，到80年代民族教育学科走向独立，再到民族教育学学科的日渐成熟，我国形成了一批著名的专门从事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理论与研究的专家队伍，如哈经雄先生、滕星先生、张诗亚先生、苏德教授、钟海青教授、万明钢教授、王鉴教授等。他们一直都在为实现民族教育理想而不断努力，并创作了《民族教育学通论》、《民族教育学》等著作及一部部经典的作品，系统探究了民族教育研究的相关话题，充分利用《民族教育研究》、《中国民族教育》、《当代教育与文化》等刊物，以及各民族教育研究机构等平台，交换意见，寻求契合点，弥补彼此的不足，为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争取话语权，共同致力于完善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的责任与使命。尽管目前关于“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教材或相关专著还“素未谋面”，但幸运的是，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有一些自己常用的研究方法：“一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三是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四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8]如同惯常考虑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秉持“研究范式、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的思维模式来思考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的。虽然这种概括会让人觉得民族教育研究在寻求方法的独立上，仍未摆脱其母学科方法的影子，而一直在民族研究方法和教育研究方法的夹缝中试图寻求新的突破。那么所谓的学科独立是否意味着每个学科都必须要有自己原创的方法作为证明呢？ 如果我们假定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为判断标准的科学分类是科学合理的（因为科学分类标准，学界并未达成一致，习惯用这两个标准），那么研究方法便是一门学科之所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必要条件。即若某学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该学科必然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科学分类领域，瞿葆奎先生和唐莹为《教育文化学》一书所作的代序“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中指出：“由于科学方法的突飞猛进，由于价值问题的无法回避，因而有的学者提出以科学研究方法作为科学分类的一种标准。”德国学者温德尔班（Winder band，w.）认为，由于科学认识目的的不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即“规范化”的方法与“表意化”的方法。根据这两种方法的区分，可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其继承人李克特（Rickert，H.）把研究方法分为“普遍化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从而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9]可见，基于不同研究方法的分类思维，影响着科学的分类结果。因此，寻求民族教育独立的研究方法，关系到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归属和划分问题。广西民族大学钟海青教授认为：“民族教育学科领域，非常有必要创立一门‘少数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从方法上讲，教育研究方法强调抽样技术，通过样本来代表总体，再推广总体。而民族学、人类学方法着重田野调查，并不打算推广到总体，如果要提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概念或者新理论的话，就要对所有的个案作调查，再进行归纳、概括。而民族教育研究比较复杂，需要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体系。”①可见，在学科快速分化与综合的当下，亟需从学科本身出发，创立符合学科需要的方法，以论证学科存在的科学合理性以及维护学科自身的学科地位。 以研究方法为学科走向独立的标志，在学科发展史上早已出现。例如，学界普遍认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便是以1897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并将实验法引人心理学领域为标志。而对于民族教育学来说，几乎还没有能够找到一项作为其学科本身独立的标志的研究方法。因此，觅求独立的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成为民族教育学的重要建设任务。然而，尽管“方法有‘专利’，但并非专用。没有独特的方法也并不妨碍一门学科成为真正的学科。”[9]从世界的学科发展史来看，无论是学科的理论体系还是学科研究方法，都不是在学科建立之初，就已经发展完善或完全独立了。学科是在不断分化、综合的过程中，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从幼稚不断走向成熟的。其研究方法亦是如此。研究方法的独立性建构，需要时间的等待，研究者知识创新的信念和持续探究的精神。 三、境遇之三：多学科研究方法成为理想类型或流行性选择 寻求研究方法的独立，是学科发展内在机制的驱动使然；学科研究方法的选择，则要受制于学科生发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复杂性社会交往的频繁互动以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培养跨学科人才成为教育的主要方向和社会的理性呼唤，成为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探究的动力之源。在伴随跨学科发展而变得“流行”起来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氛围中，或许民族教育研究在“方法失所”的情况下，更容易博得些许“同情”，快速加入到寻求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庞大队伍中，但这是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理想类型”，还是一种从众式的流行性选择呢？ (一)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 科技革命以来，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分化与综合，这在知识经济时代，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人文社会科学家在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宗教学、文化学、新闻与传播学等学科中斩获卷帙浩繁的成就，在不断成熟的研究方法问题的探究上，也获得了诸多新进展。随着学科的分化与综合，学科已经很难死守“墙内”，独自默默地开疆辟地，而不得不走向“墙外”，与其它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借鉴、创新和丰富共同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分化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新的统一是建立在成熟的分化之上的。学科分化中表现出的“危机”给人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跨学科的研究。它是走向统一的希望所在。[9]尤其是当今社会知识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人们已经难以用学科本身专门的方法去研究某一问题与现象。如果狭隘地固守单一学科研究方法，可能导致在研究复杂问题上的“失职”，影响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人文社会科学对科学的不懈探究，反映在多学科研究的具体的研究和方法论上就是：“强调理性批判与情感激发并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以及直觉领悟与技术分析并重。”[10]这种辩证思想，直接孕育了科学美感、科学哲学、软科学、人工智能、系统科学、突变、无意识、社会认知、符号、通讯、行为等一大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概念，推动着人类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知识的发展。概括地说，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包括：（1）调查方法。在调查理论指导下，通过假设提出概念、形成指标体系并设计调查问卷；采用抽样的方法，通过调查样本，将所获数据进行分析并推断总体特征，以求达到对宏观的复杂的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它可分为问卷设计方法，抽样方法等。抽样方法又含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等。（2）实地方法。研究者以直接接触的方式深入研究对象所处环境，进行观察分析，得出结论，不断检验修正结论。它可分为完全参与观察法、半参与观察法及非参与观察法。（3）文献情报法。研究者检索文献情报资料，确定特定研究目标，对目标进行分析归纳，得出结论。它可分为内容分析法、现存统计资料分析法、历史一比较法。[10]这些研究方法为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型。 (二)民族教育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与趋向 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我国诸多学者都在试图从多学科的视域中探究多元的研究方法，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中汲取经验，以为复杂的民族教育问题研究提供便利。由于民族教育学的跨学科性，民族教育研究在借鉴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上，显得较为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没有专门方法同时也意味着方法的多样化。民族教育由最初的从单一的教育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来研究教育问题，转变为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而现代的教育技术学、信息工程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也被引入民族教育学的研究。（1）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声。中央民族大学苏德教授认为：“田野调查、实地考察的民族学人类学方法，不是民族教育研究惟一的方法，但是两者采取的总体方式是不变的。不过，民族教育研究还是要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②由他开设的博士生课程“学科前沿：民族教育学科前沿理论”，专门探讨了关于如何用多学科视角研究民族教育问题。（2）人类学方法的视角。有学者通过对人类学经典文化概念局限的分析，就运用人类学方法促进民族教育研究深化的问题，提出见解：“一是要脚踏实地，深刻推敲文化概念这类方法论的基础知识；二是要及时借鉴国外新近成果，但注意使之在我国本土化，尤其是重视东西方民族问题的差异；三是不要画地为牢，要走向开放，跨学科地借鉴，尤其是向长于个体层次分析的心理学等学科思维借鉴，以弥补经典人类学偏重群体层次分析的局限。[11]（3）生态学方法的视角。基于生态学的共生理论，探讨共生理论对共生系统目的性、整体性、开放性、自组织性等基本特征，这种视角强调教育的共生单元、共生关系，试图为民族教育提供一致共生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分析方法。[12]（4）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视角。一是采用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式，即把民族教育置于多元文化背景之中，采用水平比较研究、类别比较研究、主题比较研究等。二是田野工作方法（fieldwork），即研究者走出书斋，放弃自己固有的文化观念，深入到民族教育的现场，并以自己为研究工具，调查与考查教育的具体过程，从而获得民族教育的真实资料。三是释义学研究，即在事实研究和理论探讨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使人在与社会、教育建立意义关系的同时，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其本质的生成、转变和重建，以及教育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中学生的意向、目的、信仰、情感价值的形成和发展。[13]（5）社会学方法的视角。由于社会研究方法的相对成熟，其研究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出版后取得了巨大成功。“最初这本书是为社会学写的，后来，修订版渐渐被运用到心理学、公共管理、城市研究、教育、沟通、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将近30个不同的学科。”[14]接受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训练者，无疑是这本书的受益者，由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滕星先生开设的博士生民族教育方法课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就是采用了这本普及面极广而影响力巨大的著作。（6）自然科学方法的视角。在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的当下，我们应该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一样，也需要科学观察与实验、建构概念模型、创造科学定律和理论。”[15] 从民族教育学得以创建和发展的理论源泉看，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民族教育研究，除了在总体上坚持民族教育哲学层面的研究范式、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之外，还应根据民族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吸收社会学、文化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辅之以有效的研究工具和手段，更好地探索民族教育规律。民族教育研究走向多学科的视角，并非是学科本身的从众行为，更不能妄下结论，认为是民族教育研究最好的方法类型，而是在本学科方法走向成熟的一个阶段，需要在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才培养的复杂进程中进行理性选择。 四、结语 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从“借鉴母体学科的研究方法”到“追求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再到“寻求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三重境遇，是随着民族教育的现实和理论研究的发展而扩展的。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是民族教育学学科独立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其生发的过程不是独立性行为的结果，也不是人为规范的结果，“人为地规范其研究方法是违背学科发展规律的”，[16]而是复杂性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当下及未来的民族教育研究，应在明确研究目的、对象和任务之时，还应广泛、合理地向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镜鉴、取经，有选择性地将其纳入民族教育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框架，内化为本学科的生长动力。“这要求当前的民族教育研究突出‘重围’，从本学科出发，在广泛吸取它学科研究理念和方法营养的基础上，‘化’为自身内在的生长机制。这样，民族教育研究方能在建立自身学科地位之时找到较佳途径并有所发展。”[1]随着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多学科领域的广泛应用，民族教育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更应该保持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无论是民族 学与教育学方法，还是其它人文科学方法，甚或自然科学方法，只要能够推动民族教育学研究向前发展的方法，都应成为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畛域、借鉴之方与创新之基。 注释： ①②2010年12月31日，中央民族大学苏德教授与广西民族大学钟海青教授、李枭鹰教授、欧以克教授等老师，在广西民族大学教科院就民族教育学科或领域是否应该及时创立一门“少数民族教育研究方法”展开了讨论，笔者当时在场聆听，颇受启发，并试图在前辈们的启智与指引下尝试探究，并对前辈们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张诗亚，吴晓蓉.论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人类学视角[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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