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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中国的“传入”，必须回答何时、何人、以何种方式传入这三个问题。笔者认为，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的历史事实是：它的传入时间，不是一个时点，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它的传入主体，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群体；它的传入方式，最初并不是学术型社会调查，而是实践型社会调查，包括行政管理调查、一般认知调查，以及各种应用调查。笔者还认为，“传入”不同于“引进”，“传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正确把握广义“传入”的特点，有利于正确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关键词：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传入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1914-1915年间传入中国。例如，杨雅彬指出：“最早的调查是1914-1915年间由北京社会实进会进行的对302个洋车夫的生活情况的调查。[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社会调查”条目释文，也持相同看法[2]。这种看法，在社会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二是认为1903年传入中国。例如，李惠村等认为：“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纽永建与林卓男等翻译了日本横山雅男著《统计讲义录》，由时是书局出版，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近代德国社会统计学派的统计理论。[3]”其中就包含有统计调查的理论与方法。这种看法，在统计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三是认为1897年传入中国。例如，李章鹏指出：“中国人实际作社会调查最早的恐怕是浏阳的黎宗鋆，他在1897年6月的《农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成果《浏阳土产》，谭嗣同为其作了序。”据此，他认为，“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可能发生于1897年。[4]”这种看法，在史学界有一定代表性。 笔者认为，上述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准确、不完全符合实际，都是忽视实践型社会调查（包括行政管理调查、一般认知调查，以及各种应用调查）的“学院派”看法。这种“学院派”看法的要点有三：①传入时间，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某某年；②传入主体，外国传教士、教授或留学回国学者中的某某人；③传入方式，以学术型社会调查或翻译社会调查讲义为主。事实上，要正确回答上述问题，必要对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以及如何理解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中国的“传入”，做一些探讨。 二、传入的过程和阶段 中国社会调查历史证明，早在1860年代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就已传入中国。从186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的历史可分为4个阶段，即开始传入阶段、初步传播阶段、系统传授阶段和逐步本土化阶段。 1.开始传入阶段（1860年代-1890年代） 中国社会调查历史事实是，在中国行政管辖区域内最早使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的，是一批来华的西人官员、天主教传教士、学者和赴美留学回国的留学生。 ⑴英国人控制下清廷海关的社会调查 1854年，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操纵下，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外国人控制的海关——上海海关成立。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被任命为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1861年赫德（Robert Hart）接任，直到1908年因病离职，前后长达近半个世纪。在英国人管辖下，从1854年上海海关成立到1864年各通商口岸设立近代海关，经过10年实践，一套由英国人制定的税务司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其中一个重要设置，就是在海关总税务司设统计科，各地方海关设统计课，采用英国海关调查、统计方法，编制、印行“海关贸易统计报告册”，其内容包括每年各国船只进出口数量和吨位数，各种货物进出口数量及价值，金银进出口数量及价值，进出口税收数额，以及各埠人口数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66年，赫德在金登干的协助下，在海关开始着手建立比较严格的会计制度。对海关税收的上交与留用以及海关经费的开支，赫德强调必须有充分的、真实的一笔一笔的记录。在1865年以前，海关的会计帐目只有一个笼统的、类似中国传统的四柱清册式的总帐。1966年起，在曾经受过会计训练的金登干的主持下，海关会计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将全部收支总帐分为A、B、C、D4个帐户。A号帐户为海关经费的支出帐，B号帐户为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帐，C号帐户为吨税（船钞）收入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帐，D号帐户为所有其他规费收入和开支帐。A号帐户每月结清一次，B、C、D号帐户每季结清一次。”“这个会计制度，从1866开始，一直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 在赫德掌控下，1864-1894年海关调查、统计的税收情况，见表1。 表1 1864-1894年海关税收情况 单位：海关两
此外，根据赫德指令，“1864年各海关曾编印了一些本关贸易统计，从1866年开始这项工作集中于上海进行。统计显示，上海对外出口项目150余种，进口项目330余种，并且记明货物来源和去向。1873年又进一步成立了造册处，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年报，编写贸易总报告。在海关的出版物中有了定期的《统计集》，不定期的《特集》、《业务集》、《公署集》、《税务司集》和《杂集》等，统计内容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资料，尤其是关于鸦片、茶、丝、黄麻和大豆等大宗进出口商品。这些统计十分细密，是非常好的经济研究资料。赫德掌握的这些资料，一方面提供给清政府，一方面送给了英国政府。[5]”这就是说，赫德掌控的海关总税务司，不仅调查、统计有关海关的各种资料，而且广泛搜集各海关所在地的经济、政治、军事、司法、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报，直接为英国政府服务。李鸿章的一位英国顾问曾坦白承认，“英国在中国的使馆过去与现在一样，都没有情报组织，这方面的费用……被节省下来了，即一切必要的消息都可以从海关那里得到。[6]”显然，赫德掌控的中国海关，事实上成了英国政府在华的一个重要情报机构，这正是英国政府对中国国情的掌握往往超过清廷的一个重量原因。英国是世界海洋强国，“政治算术学派”的故乡，有比较成熟的海关管理制度和比较系统的调查、统计方法。有学者认为，1859年海关册的编制，应被视为中国现代统计事业的开端[7]。同样有理由认为，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是随着英国海关管理制度和西方近代统计方法一起于1860年代传入中国的。 （2）西方来华传教士、学者的社会调查 在中国境内采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的，还有一些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学者。例如，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50-1864年在福州办学、传教14年，他根据亲身细致而持久的观察，于1865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从政治、经济、民间信仰、习俗、宗教、教育等多个视角，翔实地描述了清朝末年福州社会的真实情况。又如，1877年，荷兰民俗学家高延（JJMde Groot，）在厦门附近做人类学调查，其调查成果《厦门岁时习俗》曾对福建童乩仪式做过如下描述：乩童在仪式中，通常披头散发、赤脚、裸露上身，穿着围兜（绣肚），手中拿剑和刺球，并能用粗针（或大椎）贯穿两颊或舌头，书中还附有清楚表现上述特征的童乩照片。再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Smith Arthr Henderson），1878-1905年在山东传教，对山东农民生活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他在1899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生活》，是在西方有较大影响的一部关于中国农村状况的调查专著[8]。此外，美国传教士、教育家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创办的《万国公报》，1881年曾刊登过《论上海户口总数》一文，对上海人口状况进行过统计分析；1893年发表的《光绪十八年（1892）通商口岸华洋贸易情形总论》，对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情况进行过剖析。它们都是运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产物。上述社会调查，都是一般认知性社会调查。这些社会调查，尽管由西人主持，用西文撰写调查报告，多在西方发表，对中国影响甚微。但是，其调查活动在中国行政管辖范围之内进行，有中国人参与（起码是被调查），调查对象是中国社会情况，调查结果对中国社会某些方面的变化产生过或正或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而应看做是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中国最早传入的方式之一。 ⑶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的社会调查 在中国首先使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开展调查的中国人，很可能是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他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55年返回中国，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当翻译，后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1859年3-10月，他到浙、赣、湘、鄂4省产茶区域进行实地调查。1874年，受李鸿章派遣赴秘鲁实地考察华工状况。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证明华工在秘鲁受到惨无人道虐待，并拍摄了24张华工受虐照片，有力揭穿了秘鲁专使所谓华工在秘鲁受优待的谎言。1909年，容闳撰写的《西学东渐记》“第九章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和“第十八章 秘鲁华工之调查”，就是这两次调查的记录[9]。有学者认为，“秘鲁华工之调查”“通篇充满了‘讯’、‘供’、‘禀’、‘口供’、‘禀词’等字样，俨然是一篇司法调查书。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能被称为社会调查。[10]”这里，涉及到对“社会调查”的理解问题。笔者认为，“司法调查”是社会调查的一种类型，即社会调查方法在司法领域里的具体运用。同时，尽管有“‘讯’、‘供’、‘禀’、‘口供’、‘禀词’等字样”，但这并不能改变容闳与被调查华工之间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而不是审讯者与被审讯者的关系这一客观事实。容闳的这两次调查，虽不十分“专业”，但受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的影响却是肯定无疑的。因此，陈翰笙教授把这些记录称为“调查报告”[11]。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很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的第一人，这两份记录则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的调查报告。 这个阶段，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的传入有几个特点：①传入来源，都是来自西方；②传入主体，主要是西人官员、传教士、学者和赴美留学生；③传入目的，主要是为管理、为各自业务或一般认知服务。④传入状态，大都不太规范、不太系统。 2.初步传播阶段（1890年代-1910年代） 这个时期，在赴日留学生和清末立宪运动推动下，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得到了初步传播。 （1）赴日留学生推动的近代社会调查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沪、江、浙、湘等省市得风气之先。19世纪末，日本算学、统计学、社会学等新知识已传入这些省市，社会调查也随之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徐树兰（1838-1902）与罗振玉（1866-1940年）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聘请东京帝国大学汉文科毕业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1869-1929）担任《农学报》的专职日文翻译。由于徐树兰、罗振玉等热衷于农学，再加上藤田丰八对日本物产调查传统的介绍，于是以《农学报》为中心开展了许多物产调查。例如，维新志士谭嗣同就曾调查浏阳麻利，撰成《浏阳麻利述》一文。他还为同乡黎少谷的调查报告《浏阳土产表》作叙，并向好友汪康年推荐此调查报告：“同县黎少谷者，一生考究农学，大有所得，著有《浏阳土产表》，……请转付农学会，……亦请登报何如？使天下人皆知考察之道，亦大开风气之法。[12]”后来，这篇调查报告刊载于1897年6月《农学报》第3期上。《浏阳麻利述》和《浏阳土产表》，很可能是中国人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影响下调查、撰写、发表的第一批调查报告。 1901-1905年的清末新政，促进了经济自由、新学发展和思想解放，为西方近代统计学、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的传入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旅日留学生则成为传入这些新知识的第一批传播者。据有关学者研究，日本统计学家高野岩山郎的中国学生葛万涛、纽永健、林卓男等，很可能是系统学习西方近代统计学和社会调查方法的第一批中国留日学生。葛万涛曾以课堂笔记形式，把高野岩山郎的讲授翻译成中文，并油印刊行。纽永健、林卓男、孟森等则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日本社会统计学派代表人物横山雅男的《统计讲义录》。该讲义分上下两卷，上卷总论，主要涉及统计学发展的源流，其中包含部分社会调查思想；下卷分为五篇，其中第四篇专门讲述“国势调查”，包括财政调查、军事调查等，它很可能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有关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的第一本著作。此外，1903年的《新民丛报》，介绍了留日学生译自欧美调查会的两本新书：《世界万事最新调查表》和《十九世纪万国统计比较表》，后者由上海有正书局印。这些著作，在传授统计学知识的同时，介绍了一些西方近代社会调查的方法，特别是介绍了运用观察方法调查社会现象的大量事实[13]。 在留日学生的推动下，许多省都成立了社会调查组织。例如，1902年浙江留日同乡会成立了调查部，他们计划“于省城设立调查总会，于府县设立调查支会。担任调查员，省城至少十余人，府城至少七八人，县城至少四五人，乡镇村市由省、府、县嘱托。[14]”事实上，这一计划得到了部分实现。蒋倬章创办的“处金衢严同乡会”调查会的成立，就是证明。又如，1903年6月，江苏留日同乡会设立了调查部。湖北等省留日同乡会，也成立了社会调查组织，刊登过《湖北调查部叙例》等文字，只是调查活动逊于江浙等地的调查会。 留日学生的社会调查，大都先在留日报刊上刊登倡议，然后促使内地人士开展调查，调查后的稿件在留日报刊上发表。例如，1903年6月，江苏同乡会留日学生真如借助《苏报》刊发《敬告海内同志》：“今春日本江苏留学生有同乡会之设，分出版、调查、教育、实业四部，惟是调查部全赖内地人士详确报告，庶可消息灵通登诸杂志，明各业之盛衰，一省之利弊，此固江苏一省之公事也。既为江苏一省之公事，则凡江苏人士皆当负此责任，乞望海内同志学界中人详细示我，俾可汇录入册，登诸《江苏》报中，幸甚！幸甚！（乞速示知，仆等七月初旬即须回日本）。[15]”通过这种“留日报刊”——“内地调查”——“留日报刊”模式，实现了留日学生与内地人士的互助互动，共同推动了社会调查的发展。 留日学生关于社会调查的宣传和呼吁，往往能得到海内某些人士响应。据对《江苏》和《浙江潮》两刊物登载调查稿件统计分析，其调查区域涉及两省14个州府、19个县，调查内容包括学堂、航运、实业、农事、风俗、地理等10个方面，这些调查稿件几乎全部出自内地人士之手。不过，留日学生主持的这些社会调查，大都应者有限、水平较低，许多调查稿件“体例不合”，甚至误将日报新闻误认作社会调查，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然而，留日学生介绍和倡导社会调查，使国人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并运用这种调查方法去认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确是功不可没的。 ⑵清末宪政运动推动的近代社会调查 在1905年开始的宪政运动推动下，近代社会调查得到了初步传播，其主要表现：一是，调查机构逐渐增多。据有关学者统计，1903年前中国只有3个民间调查机构，1904年成立的、隶属于四川学务处的四川学务调查所，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官方近代社会调查机构。在统计涉及的43个调查机构中，其出现的年度和官民性质见表2。 表2 43个调查机构出现的年度和官民性质 单位：个
二是，调查活动日益频繁。据有关学者对《中国近代期刊目录汇编》第一卷和第二卷上、中、下所收集的261种期刊的统计，到1911年共刊登中国人国内调查957个，其年度分布情况见表3。 表3 957个调查活动的年度分布 单位：个
表4 957个调查活动的内容分布 单位：个、%
表5 957个调查活动的地域分布情况 单位：个、%
五是，调查方法日益科学。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统计调查受到重视。中国古代社会调查，只注重社会实情的体察和因果关系的探讨，而不重视数量调查，更不重视数字的精确。清末社会调查，已相当重视统计知识的运用。②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等新式调查方法逐渐采用。例如，新式学堂毕业的巨鹿李逢谦，就曾深入河套做实地调查，他撰写的《调查河套情形记》，就是实地调查的产物。1908年后，问卷调查方法在商事习惯调查中使用得较多。③与近代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相结合。清末的人口调查、农业经济调查、少数民族调查、教育调查、民俗调查等，以西方近代人口学、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理论为指导，已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16]。 这个阶段，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已由开始传入转向初步传播，其特点：①传播来源，既来自东洋的日本，又来自西洋的欧美；②传播主体，开始民间占优，主要是留日学生或学者，后来官方居多；③传播目的，民间主要是为社会改革、地方自治服务，官方主要是为行政管理、准备立宪效力。④传播状态，调查机构、活动逐渐增多，内容、地域日益广泛，方法显著进步，但是，仍然不太规范、不太系统。 3.系统传授阶段（1910年代-1920年代） 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社会的方法，是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它是随着西方社会学一起在中国系统传授的。“社会学是一门中国‘本无’的学科，1908年圣约翰大学创设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亚赛•孟（Arthur Moon）讲授，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也开设社会学课程，1915年由美国人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创立社会学系，1917年清华学校（后来的清华大学）设立由美国人狄德莫（CG Dittmer）讲授的社会学课程。除教会学校外，国立的京师政法学堂于1906年和京师大学堂于1910年也开设了社会学课。[17]” 西方学者在讲授西方社会学的同时，也把研究社会的方法——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带到了中国。1914-1915年，美籍传教士步济时（JS Burgess）主持的《北平302名洋车夫生活状况调查》，很可能是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系统实施的起点。这项调查，由步济时设计问卷，北平实进会学生调查、搜集资料，北大社会学系陶孟和教授分析资料，撰写调查报告，步济时做补充说明。这就是许多社会学者所谓的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此后，西方学者在中国高等院校指导学生做了许多调查。例如，1917年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狄德莫（CG Dit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对195户居民生活费用做调查；1918-1919年美籍传教士甘博（SD Gamble）仿照美国春田调查模式在北京做实地调查；1918—1919年上海沪江大学美籍教授葛学溥曾两次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做调查，等等。 这个时期，西方教会在中国也做了一些系统的社会调查。例如，1913年，美国基督教领袖及社会工作者穆德（JR Mott）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基督教全国大会，成立了中华续行委办会，倡导各地教会对中国基督教现状和中国国情做周密调查，获得大会同意和支持。此后，经过5年筹备，于1918年秋设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对中国基督教现状和中国国情开展调查，到1921年完成调查工作，1922年同时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调查成果：英文版名为“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基督教占领中国》），中文版名为《中华归主》，后修订时更名为《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年）》。 这个阶段，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已由初步传播转向系统传授，其特点：①传授来源，全部来自西方；②传授主体，以西方教授、传教士和学者为主，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教授、学者、留学生为辅；③传授目的，调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系统传授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④传授状态，无论是讲授课程，还是指导调查，都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 4.逐步本土化阶段（1920年代-1940年代） 192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组织社会调查。例如，1925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就曾指导学生对成府村居民生活状况进行过调查。1926年，中国出现了两个社会调查组织，即北京社会调查部和南京社会学组，从此掀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社会调查高潮，出版了许多社会调查著作，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陈翰笙的《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1930）和《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3），费孝通、张之毅的《乡土中国》（1946）等。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系统讲授社会调查课程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许多专著。据不完全统计，1924-1947年间共出版了20本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专著[18]。其中，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1933）和张世文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主要来源于亲自调查实践，“差不多都是国货”，是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本土化、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这个时期，国民政府运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也组织过许多大规模社会调查。例如，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土地调查、各种行业调查，以及地方性调查、少数民族调查等。1927-1937年，国民政府组织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利用实习进行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国情调查。这次调查，时间跨度为1931-1937年，地域范围为江、浙、沪、鲁、鄂、皖等省部分市县，调查内容涉及行政、财务、工商、市政、县政、统计、金融、法律、公用事业、合作事业等各个方面，共撰写成调查报告总计约17万5000多页，最终完成的“中央政治学校调查报告”约490册，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均有较详细记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开始，就很重视社会调查，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毛泽东。1925-1935年，是毛泽东社会调查最频繁、最广泛，调查成果最丰硕、最辉煌的时期，其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调查报告，创造性地解决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1930年撰成的《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观点，做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断。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长期调查研究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社会调查理论形成的标志。 总之，这个时期中国学者、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在自觉地运用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考察中国社会现实、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探讨中国发展道路，不仅取得了极其丰硕的调查成果，而且在社会调查实践基础上，逐步把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1930），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1933）和张世文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1944），可以说是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结晶。 这个阶段，是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逐步本土化、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其特点：①本土化的来源，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在中国土地上的社会调查实践是本土化的客观基础。②本土化的主体，是中国的学者、管理者、革命者和改良者，其中社会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③本土化的目的，促进中国社会革命、社会改良、社会发展，实现中国现代化；促进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本土化、中国化。④本土化的状态，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全面、不系统到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并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三、如何理解“传入”？ 笔者认为，研究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中国的“传入”，必须明确两点： 首先，要突破“学院派”视野的一大局限，即只看到学术型社会调查的传入，而忽视实践型社会调查（包括行政管理调查、一般认知调查，以及各种应用调查）的传入，或者认为先有学术型社会调查的传入，后有实践型社会调查的传入。然而，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事实是，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中国的“传入”，既有学术型社会调查的传入，又有实践型社会调查的传入，而且不是先有学术型社会调查的传入，后有实践型社会调查的传入，恰恰相反，是先有实践型社会调查的传入，后才有学术型社会调查的传入。 其次，要正确理解“传入”，必须把握3个要点： 1.“传入”不同于“引进”。对于西方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精神产品来说，“传入”与“引进”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它们的共同点是，把这些精神产品介绍、吸收、应用到中国来。它们的不同点是：对于被传入者来说，“传入”往往是被动的、不自觉的、零星的、渐进的、缓慢的、时断时续的、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引进”则大都是主动的、自觉的、系统的、比较集中的、比较快速的、比较持续的、较短的人为过程。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事实证明，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是逐渐传入中国的，而西方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则是中国自觉引进的。 2.“传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中国的广义“传入”，是指一切在中国行政管辖区域内进行的、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为对象的、有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起码是被调查）的、其结果对中国社会变化产生或正或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社会调查，包括那些由外国人调查、用外文撰写、在外国发表的社会调查。狭义的“传入”，是指由中国人（或在中国机构任职的外籍人士）主持和实施的、在中国境内开展的、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为对象的、用中文撰写、并在中国境内发表的社会调查。 3.广义“传入”的特点。对于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来说，广义“传入”的特点是：（2）“传入”的目的和类型，首先不是为了学术研究，做学术型社会调查，而是为了行政管理，做实践型社会调查。（2）“传入”的主体及其行为，往往不是某些个人的个体行为，而是某些群体（如传教士、教授、留学生等群体）的共同行为。（3）“传入”的对象和内容，往往不是抽象的、系统的理论或学说，而是具体的、可操作的、一项一项的制度或方法。（4）“传入”的方式和方法，往往不是口头讲授、耳提面训，而是规章制约、言传身教。（5）“传入”的时间及其持续性，往往不是一个短暂的时点，而是一个持续较长的时期。 如果上述几点认识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何时、何人、以何种方式传入的问题，就可做出如下判断：（1）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的时间，1860年代很可能是广义传入的起点；1914-1915年的《北平302名洋车夫生活状况调查》则可能是狭义传入的起点。（2）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的主体，是西方传教士群体，西洋和东洋教授、学者群体，以及到西洋或东洋留学的留学生群体。（3）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的方式，是先有海关管理等实践型社会调查，然后才有学术型社会调查。 注释： [1]杨雅彬著：《近代中国社会学》（增订本上）第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第28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3]李惠村等：《中国统计史》第22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4]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第19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5]中国海关学会编：《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论文选》第158-159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 [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卷一，第201页。 [7]刘大钧：《中国统计事业》，《统计论丛》第147页，上海，黎明书局，1934。 [8]《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第2190页，商务印书馆，1965。 [9]容闳著、徐凤石等译：《西学东渐记》第39-45、85-87页，三联书店出版，2011。 [10]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第19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李 [11]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第19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6。 [12]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二》第5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谭嗣同：《与汪康年书信》，《谭嗣同全集》第426页，中华书局，1981。 [14]牟永如：《清末社会调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15]程明超：《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浙江潮》第2期，1903-3-18。 [16]真如：《敬告海内同志》，载《江苏》第2509号，1903年7月3日。 [17]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6。 [18]步济时著、赵晓旭译：《北京的行会》“译者前言”第10-1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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