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建设;学术规范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经过30余年的努力,走过了起步、发展阶段,现已步入提高阶段。提高阶段的研究任务更为复杂、艰巨,我们需抓住主要问题,突破节点,才能将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经过30多年的共同努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主要体现在:(1)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将高等教育学确定为二级学科,同时高等教育学的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从而使高等教育学在国家学科体系中具有自身位置,为高等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现在,我国已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超过20个[1],硕士学位授予点96个[2],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所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其分支机构,在提升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服务高等教育科学决策、参与高等教育公共治理、推进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自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率先开展并在全国推进院校研究以来,中国院校研究已初步形成,正走向规范发展阶段。(4)教育部、各省市及高校创办了一批高等教育研究刊物,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数据,《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等,15种期刊已成为CSSCI来源期刊。经过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我们只有看到差距,抓住主要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创造,突破节点,才能把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因为: 1.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十分复杂 鲁迅先生说过,谁能弄清中国历来的教育是怎样陶冶人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发展问题。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的复杂性,从而导致教育研究的复杂性。而且,教育研究过程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理解、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教育研究既要研究教育,又要研究办学,这进一步增加了教育研究的复杂性。高等教育的职能多样,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高等教育机构承负传承文化、传播高深知识,扩大高深学问领域,并运用其成果直接为社会服务等任务,导致高等教育组织的极其复杂性。今天,高等教育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并和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发生着广泛的联系,导致高等教育活动的极其复杂性。因而,高等教育比一般教育更为复杂。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导致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艰巨性。 2.高等教育学学科创立的时间短 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看,哲学的创立以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为标志,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3];法学以盖尤斯发表《法学阶梯》为标志,至今已有1480年的历史[4];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标志,至今已有237年的历史[5];社会学以孔德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名称及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创立为标志,至今已有174年的历史[6];心理学以冯特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科研机构、创建实验心理学为标志,至今已有134年的历史[7];教育学以夸美纽斯发表《大教学论》为标志,至今已有381年的历史[8];高等教育学以纽曼发表《大学的理想》为标志,至今有161年的历史[9];我国的高等教育学以1984年潘懋元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出版为标志,有29年的历史[10]。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学学科,特别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立的时间还很短。笔者认为,一个学科的建设,大体要经过起步、发展和提高三个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已经走过了起步、发展阶段,现在开始进入提高阶段。在提高阶段,学科建设所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 3.学科建设有其自身的逻辑,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学科演进的基本线索是由知识建构到方法建构,再到社会建制。知识建构包括对本学科的知识进行归类、提炼和结构化,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方法建构是指对适用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教学方法、习练方法和应用方法进行筛选、评价和规范。社会建制建构是指学科要有特定的组织形式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费孝通先生认为学科的社会建制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机构(含刊物)五个方面。知识建构、方法建构和社会建制建构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交错重叠,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完成。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提高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基础研究薄弱。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其基础性问题的深入研究之上。只有对基础性问题研究透彻了,才能建立起本学科的基本范畴、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形成公认的基本范式。30多年来,我们已经对若干基础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1)对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研究不够。例如,大学、中学和小学生的身心发展,大学生学习过程,学科、专业、课程,大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建构、内化;教学的目的,德育与智育的区别,人为什么会产生思想问题,在教育中教师能够干什么;大学生的愿望与理想、目标与追求,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与要求,大学生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大学生对学校教育的期望,面对学生的变化,我们应该确定什么样的教育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等。2012年,湖北省组织撰写、出版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丛书,笔者担任社会建设系列的主编,并撰写有关教育方面的书稿。在撰写“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时,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却只有一些口号性的材料,找不到有关教育基础性地位的研究性资料。近半年来,笔者发现,很少有学者对高等学校的课程建设和大学领导决策两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课程是学生和学校的结合点、学校和社会的结合点、教学和科研的结合点、大学生个体和文化的结合点,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事,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事。大学校长很少关注课程,高等教育研究者很少研究课程。管理就是决策,大学领导决策是大学管理中的基础性问题,但我们也很少进行研究。(2)缺乏对分支学科的研究。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分支学科发展紧密相联,只有对分支学科进行比较充分的研究,这个学科才能走向成熟。高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有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政治学、高等教育文化学等。这些分支学科中,除张楚廷等学者对高等教育哲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之外,其他方面的研究都还比较欠缺。(3)缺乏对高等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涂又光先生认为,文、史、哲三者,史是内容,哲是方法,文是表达。论从史出。研究一个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发展历史要有深入研究,例如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德国19世纪高等教育发展史,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我国近100年来高等教育的历史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第二,院校研究有待深入。高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高等教育主要通过高校来实现。只有对一所一所的高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才能对高等教育有具体、深入的认识。经过10多年的努力,院校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不少高校仍然是经验管理,其决策没有建立在科学的院校研究基础之上。究其原因,从外部来看,院校研究的需求还不旺盛,数据系统建设的落后,数据分散、保密、缺乏等,给院校研究带来了困难。从自身来看,院校研究人员的观念、能力、水平尚未完全达到院校研究的要求。院校研究还需进一步推进。 第三,研究尚未走向规范化。高等教育研究的不规范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突出问题。 二、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学科演进的特点是,首先在学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争论中进行知识建构,由此形成“标准问题”和“基本范畴”,进而在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中,进行方法建构,形成“标准语言”和“标准方法”。可见,学科建设中,学术共同体形成共同的“标准”,建立学科范式十分重要。现在,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评价一个项目、一本著作、一篇论文质量的高低,以及评价研究中所选择的问题是否恰当,理论、方法的运用是否适切等,普遍缺乏一种共同的标准,随意性很大,因而问题丛生。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 1.问题偏大 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问题是研究的发端,所以研究者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但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问题偏大”。[11]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把领域当问题。研究中寻找问题从方向、领域开始,但领域并不等于问题。从已发表的论文看,我们常常见到“地方大学研究”、“学分制研究”、“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素质教育问题研究”等标题。这些选题都属于领域,不是问题。第二,把现象当问题。确立问题应关注现象,但不能停留在现象层面,要透过现象,去发现和抓住问题。例如,“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这是现象,研究中要透视现象,分析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进而抓住问题。第三,热衷于热点问题。近30年来,每当热点出现以后,大家就此写文章,随即出现几百篇,甚至上千篇文章。例如,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如何适应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如何适应信息化社会,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等。第四,问题模糊,致使研究无从下手。例如“学生适应性问题”,“网络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五,问题的边界不确定。例如,研究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问题需要界定: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是部属大学,还是地方大学;是公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第六,研究中列举了多个问题,但没有抓住核心问题。 2.理论偏多 科学研究就是要运用现有理论、知识,去解决未知问题,从而发现规律和新的知识。理论对经验具有先天激发作用,经验的产生对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理论对经验具有共时建构作用,观察、访谈和试验中渗透着理论;理论对经验具有事后解释作用,理论审查经验的性质,解释经验的内容。理论有多种类型,如哲学理论(基本假设和前提),宏大理论(形式理论、非指向理论),实体性理念(指向性理论)。在研究中,特别是学位论文写作时,由于有“理论”方面的要求,大家比较重视理论,但很多研究并没有找到具有解释力的理论,突出的问题是理论偏多。其主要表现在:研究中为了增强理论性,避免给人“以无知去研究未知”的感觉,因而列举了一大堆理论,但这些理论仅仅停留在哲学理论、宏大理论层面,如某个哲学流派、心理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管理学理论等,并不能指导自己的研究。2012年,笔者在某大学作关于“以学生为中心”的讲座,在提问环节中,一位老师问,“如何用‘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去解释和解决大学生人格分裂的问题”,笔者回答他,解释不了。理论具有解释力,但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要根据问题的性质,去寻找适切的具体的指向性理论。 3.资料偏虚 科学研究就是要通过数据(资料)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多少资料做多少东西”。资料收集一定要全面、翔实、客观。在研究资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料偏虚。其主要表现在:第一,不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资料即从特定的环境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用于论证的资料,主要是研究者自己去发现、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在定性研究中,通过将研究者本人作为材料收集的工具,以访谈、观察等方法来获得人工制品和文献材料。在定量研究中,主要是依靠一些无生命的工具,如测量、观测、问卷、调查,来获取数据材料。但现有研究中,不少高等教育研究者喜欢走捷径,如从领导人讲话、著名学者的言论中寻找相关资料,从其他学者已发表的文章、网上的材料中寻找相关资料。这些都是第二手资料,不能作为论证的主要资料来源。第二,忽视定量数据的分析。用数字和度量来描述的,而不是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定量研究方法[12],具有客观性、严密性、简约性、精确性、可比性等特点,是教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但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比较重视理论思辨法、经验总结法,忽视定量数据的分析。别敦荣等人对1997-2006年间《高等教育研究》发表的各类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结果表明,理论思辨法占76.5%,经验研究法占7.6%,与定量研究相关的调查研究法、数学分析法仅占8.2%。[13] 4.方法偏乱 方法是从已知过渡到未知的桥梁,是人们实现特定活动的途径。方法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工具,还是一套严谨的程序。作为理论的方法是方法论。作为工具的方法,是指搜集资料、分析资料从而得出科学结论的技术手段。程序即从提出问题或假设开始,经过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方法偏乱,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方法。不少研究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只是拍拍脑袋,进行一般性的经验总结。第二,方法不适切。方法无所谓好坏,关键是适切,适合所要解决的问题,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回答很有意义的问题。例如,对一些难于从情境中分离出来的现象进行研究时,不宜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而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研究、叙事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较为适切。第三,缺乏程序意识。方法是一套严格的程序,但研究者往往缺乏程序意识。一是没有遵循研究过程总的程序。一般的研究过程包括确定问题、查阅文献、提出假设、收集资料、分析资料、验证假设、得出结论等重要环节。二是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实施,没有遵循一定的程序。例如,抽样调查应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但笔者发现不少研究者在抽样调查时,通过熟人随意找几所学校,找一些班级的学生填写问卷,然后收集、统计,得出结论,再简单地把这些结论推广到全省、全国。有的访谈也只是随便找几个人问问,就得出了结论。这样没有严格按程序开展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极不可靠的。第四,没有建立分析框架。对任何事物进行分类,首先要有标准,如对人分类,必须按性别、年龄、学历、籍贯等标准,否则分类无法进行。研究也是如此,面对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没有分析框架,研究也就无从下手。分析框架是从一个理论出发,针对研究问题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它是理论和问题之间的桥梁。例如,关于大学与城市互动的研究,可以运用“三维九要素”分析框架,三维即城市政府、产业组织和市民,九要素即土地、税收、知识、技术、人才、住房、交通、社区环境、文化教育。[14]有了这个分析框架,研究便可以顺利着手。 根据笔者多年指导博士研究生撰写论文的经验,学生撰写论文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规范问题。学术论文的写作本应是两种问题、两种意义、两种理论、两种文献,但往往只有一种问题、一种意义、一种理论、一种文献。具体来讲,体现为: 第一,两种问题。学术论文的写作,首先是“问题提出”。“问题提出”应表达两种问题:一是为什么要研究,即研究的背景;二是研究什么,明确阐述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子问题。不少论文,仅仅表达了为什么要研究,没有阐明要研究什么。 第二,两种意义。研究意义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两种意义一般在学术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都表达出来了。但还有另外两种意义,一是问题的意义,二是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意义。许多学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往往说了前者,忽略后者。 第三,两种理论。两种理论:一是理论视角,对一个问题,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例如,对“教育规模为什么越来越大”这一问题,从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冲突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功能主义等不同理论视角出发,会得出不同的解释。因此,在选择理论时,首先要考虑从什么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这一问题。二是研究过程中,解释具体问题的理论。诚然,有时这两种理论,也可以是一种理论,但多数情况下是两种理论。而我们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了一种理论。 第四,两种文献。研究中存在两种文献,一是文献综述中的文献,这种文献是前人通过研究已经发表了的,是第二手的资料,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综述,明确自己研究的起点和创新的空间。二是论证中需要的文献,这种文献应该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而不是别人已经发表了的第二手资料。不少研究者在学术论文撰写时,仅仅使用了第一种文献。 三、高等教育研究如何实现规范化 学术规范包括学术研究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等。事实上,学术规范的过程,伴随整个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过程。30多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界一直在关注、探索这一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进入提高阶段,应该更加高度地重视这一问题,努力推进高等教育研究的规范化。下面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与高等教育研究界同仁共勉。 1.走出常识 教育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情况下,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都可以写教育方面的文章。因为人人都受过教育,每一个人周围的家人、亲属、同事、朋友中,都会有正在上学的学生或正在教书的老师。每个人对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常识”。教育研究者当然也具有教育的常识,但我们的研究是要探索理论,发现规律,不能停留在常识层面上。 常识和理论是有区别的。太阳从东边升起,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但“地球围绕太阳转”才是反映事物真实性、规律性的理论。“苹果落地”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常识,但只有牛顿创造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一理论。学术知识不能违背常识,但应高于常识,是常识的理论化。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十分复杂,我们不能仅凭常识来判断。例如,教育行政化问题,全社会从大学的行政机构、干部的行政级别、干部和教师在大学里地位的差别等方面进行了批判,这样的批判不无道理。但高等教育研究者不能停留于此,要从教育中应遵循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以学生为中心等理论和规律出发,明了教育与办学的区别(教育与办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教育离不开办学,但学校可以兴教育也可以灭教育,同时,也不能以办学中的问题来否定教育);大学教育和办学受一个国家的国体、政体、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必须对此进行深入探索,发现规律。总之,教育研究不能停留在感受、经验、舆论、政策和常识层面。 2.要有程序意识 任何学科都必须形成自己的范式。范式的核心是本学科学者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的基本假说、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科学和人文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其范式亦有区别。但不管什么学科,都必须有自己的范式,研究中应遵循相应的程序和标准。但科学范式的程序和标准相对而言要“硬”一些,人文范式的程序和标准相对较“软”。在人文、教育学科研究中,正因为程序和标准相对“软”一些,容易导致人们在研究中忽视标准和程序。因此,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我们要有强烈的程序意识。 程序正确,结论才能正确。以经常遇到的抽样调查为例,抽样调查是根据随机的原理从总体中抽取部分实际数据进行调查,并运用概率估计方法,根据样本数据推算总体相应的数据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程序为,界定总体,制定抽样框,实施抽样调查并推测总体,分割总体,决定样本规模,决定抽样方式,确定调查的信度和效度。在抽样调查中,这些步骤都必须落实,每一个步骤都有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也一定要遵循。否则,研究的结论不可靠,更无法推算到总体。 研究一定要遵循特有的程序。“为了真理的探求,无论对象是魔鬼还是蛇蝎,该走的程序要走,该看的东西要看,该听的也必须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靠学问立身处世。” 3.对象化的对象化 对象化的对象化即将构建研究对象(问题)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研究对象(问题)不是想当然“在哪儿”,而是研究者艰苦构建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元认知。 大家已普遍认识到,研究始于问题,问题十分重要,但在研究中仍然普遍存在“问题偏大”或没有问题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将构建研究对象(问题)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包括:(1)发现问题。马克思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5]问题从何而来?问题主要来自实际经验和文献资料。首先,问题来自实际经验。实践是生动的、深刻的、发展变化的。实际的问题往往以偶然状态出现,要善于抓住偶然,进而提升到必然。例如,笔者2005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发现,160多名学生多门功课不及格,面临退学。面对他们,怎么办?笔者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分别逐个找这些学生谈心,发现每个人的状态不同,学习困难的原因不同。学校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来帮助他们。结果,这些学生的学习都取得了进步,还有3人考上了硕士研究生。从这一事例出发,笔者提出了开展“个性化教育”的设想,并组织开展研究和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个性化教育。现在,个性化教育已成为该校的办学特色。其次,问题从文献中来,“文献史就是问题史”(海德格尔)。有了一定的研究指向、形成了基本问题意向以后,研究者要尽可能搜索较为完整的相关文献资料,对文献进行分类、阅读,并回答以下问题:有哪些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重点讨论了哪些核心问题?还有哪些没有研究到?这些没有研究到的,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2)从论题到问题。“问题偏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研究对象停留在论题上。论题是指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如课程体系中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设置。研究的问题则是研究者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其方式包括是什么(what),如何(how),为什么(why)等,如开设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目的、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研究不能停留在论题层面,必须找出所要解决的问题。(3)把实际问题转化为理论思维的课题。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都是具体的问题,作为学术研究者,不能仅仅就这些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还要把实际问题转化为理论思维的课题。例如,“打老婆”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将其作为研究课题,要进行转化,如转化为“家庭暴力”,就成为了学术研究的课题。一位博士生研究教代会、学术委员会,发现了大量实际问题,研究中她将其转化为“教师利益、权利表达”,就形成了理论思维的课题。这种转化要求研究者具有理论思维能力,同时,也要求研究者进行深入的探究。 4.重视验证 研究就是用资料来回答问题,“有多少资料做多少东西”,否则,是“空口说白话”,研究缺乏信度。重视事实验证,要重视收集资料,分析资料,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收集资料。收集资料是事实验证的前提。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献,包括历史、政策文本、个人资料等;二是实地调研,包括定量数据、定性数据的收集等。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要注重克服以下问题:不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资料偏虚;只重视选取自己所需要的数据,摒弃与自己假设结论相悖的事实;影响研究对象,引导其按照自己的需要提供资料;改变或编造数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设。(2)分析资料。不同研究方法分析资料的程序不同。以质的研究方法为例,其分析资料包括整理材料;阅读,做备忘录;描述,分类,阐释;再现,直观;呈现等流程。分析资料的核心是建构范畴,在建构范畴的过程中,应尽可能运用参与者的词汇或语言为范畴命名。张俊超博士在研究“大学青年教师发展现状及应对策略”时,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从访谈中选择被访谈者所说的词汇为范畴,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入剖析。例如,一位被访谈者说:“我是边缘人群,你看看,首先,我在H大学Y所,院系学科属于边缘吧;其次,在文科里我们又是上公修课的,我又是边缘吧;再次,我个人也很边缘啊,别人呢或赚钱或评职称,我对这个不感兴趣,还只是个讲师;在讲师里面,又有的有房子,有家庭,我呢,什么都没有。你说,哪里不边缘呢?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主流遗弃之外。当然是边缘人群。”[16]张俊超博士从中抓住“边缘”、“游离”两个词,作为论文的范畴之一,深刻反映了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3)得出科学的结论。结论要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长”出来。结论要与资料相一致,要有大量的资料来支撑,从而令人信服。要避免用“虚”的资料,加上看到的某个时髦说法,“贴”出一个结论。 5.研究的特质是创造 科学研究就是运用已有理论,通过收集大量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得出新的理论。研究的特质是创造,创造新知识、新理论。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丰富教育科学理论,服务教育工作实践。但我国相当多的教育研究论文缺少观点,思想贫乏,内容雷同,没有吸引力。 将创造贯穿研究的全过程。创造,首先要提出具有创造性的问题。要走在学术前沿,深入高等教育实践,抓住有影响的重大问题。院校研究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按照上述思路,选择会议主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2006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针对“为什么学校战略规划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问题,选择“战略管理”作为会议主题,倡导站在战略管理的高度,开展战略规划。学术会议产生了创造性的成果,对此后高校普遍进行的战略规划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2012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针对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这一问题,提出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进行研究,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同时,要创造性地收集和分析资料。 要善于提出新概念。理论由概念组成,概念之间不同的联系,构成不同的理论。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是学术探索的结果。提出一个重大的创新性的概念,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影响几代人。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异化”,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失范”,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等,影响十分广泛、深远。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我们要勇于和善于提出新概念。规律是简单的,现象是复杂的。我们要运用抽象思维,善于运用创新性、简洁的语言去表述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十分复杂,那么,研究仍然是停留在现象上,没有深入到规律的层面。 6.知识发展要有源流 知识发展要有源流,只有与主流知识发展相关的知识,才最有可能作出有价值的贡献。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要熟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在老一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讲”。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领域,需要从多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但每一位学者应熟悉某一个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并从某一学科视角出发,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这样才能深化对高等教育问题的认识并形成多姿多彩的研究局面。笔者出身工科,但后来系统研读社会学,指导过社会学的研究生,多年来,从社会学的视角,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高等教育问题,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高等教育研究规范化,不仅学者们要作出努力,学术共同体(学会、研究机构、刊物等)亦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学术共同体的主要责任是:广泛宣传,形成舆论,在倡导树立规范意识上下功夫;探索建立有关规范的标准和相应的制度;在研究生教学中,以严格的规范培养人才。 高等教育研究规范化,关系到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每一位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成长与发展,十分重要。我们要立足高等教育实践,抓住前沿,遵循规范,共同创造,努力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笔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先后和赵炬明、曾伟、余东升、郭卉、张俊超、雷洪德等老师进行过讨论,吸收了他们的智慧,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王洪才.高等教育学:成就、难题与展望[J].高校教育管理,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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