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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论结合”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事物已经过去了的发展过程、当前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事实的总和的全面研究，全面把握事物的历史发展实际，并进一步发现相关事物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性，提出更加科学的理论及指导事物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科学观点。教育研究中实行“史论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它能够极大地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从而有助于教育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教育研究者要很好地在教育研究中实行“史论结合”，除了要具备“史论结合”的意识外，还需要达到多方面的要求和具备多方面的素养。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研究；教育史研究；史论关系；史论结合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史”与“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古今中外有不少思想家或学者比较重视从历史中去发现有关社会发展的道理或理论。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比较重视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国外有一些学者对理论在历史研究中包括教育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历史对于理论发展的意义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研究。但是，国外全面论述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史论关系特别是“史论结合”的专门文献尚未发现。我国学术界比较重视史论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已经将处理好史论关系特别是“史论结合”作为评价学术研究和指导教学工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或原则，对于史论关系包括“史论结合”的相关问题也有所研究。学术界关于史论关系特别是“史论结合”的论述，对人们了解和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对于“史”、“论”的内涵、史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史论结合”的内涵、“史论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贯彻“史论结合”的要求等问题还需要再认识或需要进行新的更为全面辩证的诠释。教育研究中史论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使得教育科学难以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要克服这一问题需要重视处理好史与论的关系，特别是需要重视“史论结合”。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教育学术界就有学者提出教育史研究与教育理论的关系问题，强调教育研究中的继承性，近年也有个别学者批评了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历史缺失现象。但是，还没有发现教育学术界全面论述教育研究中的史论关系的专门文献。因此，本文重点从“史论结合”的角度论述教育研究中的史论关系，同时兼论“史论结合”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史”、“论”与“史论结合”新解 正确处理教育研究中史论关系的最高原则或基本思想，可以用“史论结合”来概括。但是，要全面认识史论关系，要正确贯彻“史论结合”的原则，首先需要真正明了什么是“史”、“论”和“史论结合”。学术界在这方面虽然有所论述，但相互之间有一定分歧，其全面性、精准性、辩证性有待商榷。 （一）学术界的相关界定 史论关系问题提出较早，但就现在所能查到的文献来看，我国较早的专论史论关系特别是“史论结合”的文献见于上世纪60年代。林甘泉在1962年提出：“史与论的关系，如果从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也可以说是材料和观点的关系。……目前史学界所谓的史论关系问题，其实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对待史料的问题。”认为“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表述史与论的关系。”[1]也就是说，当时对史与论就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理解：一是材料与观点；二是历史材料与马克思主义观点。 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在讨论史论关系特别是“史论结合”时，对“史”有历史实际、历史事实、史料、历史研究或历史科学等不尽相同的理解，对“论”有理论、理论原则、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研究等不尽相同的理解。如吕绍纲认为：“‘史论结合’说得具体些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实际，是历史实际。搞历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指导，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2]文思启认为：“史论结合是指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相结合。”“史论结合，是说在叙述时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做到有史有论，理论和史料相统一。”[3]毛永政认为：“这里讨论的‘史’、‘论’关系是指历史科学与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关系。”[4]徐刚、白建民认为：“史论结合的‘史’，是指历史事实，具有具体性和过程性；‘论’是指理论原则、经验总结及其实际运用，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5]王培基认为：“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就是将史料研究和对史料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的方法。”[6] 可以说，对于“史”与“论”不尽相同的界定及由此而来的对“史论结合”不尽相同的诠释，对于人们全面理解和正确贯彻“史论结合”原则都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价值。但是，还有必要对“史”与“论”和“史论结合”做更精确的诠释。 （二）“史”、“论”与“史论结合”的基本含义 史论关系或“史论结合”中的“史”的主要含义是指历史或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史料不等于历史，它只是记载历史的材料。虽然比较全面的史料可以反映历史发展实际，但史料并不是历史发展实际，局部的或零星的不典型的史料更不能够全面反映历史实际，因此，不能将“史论结合”中的“史”当作史料来理解。要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把握历史发展实际，需要历史研究。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包括“史论结合”中的“史”可以界定为历史发展实际及探寻历史发展实际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重在讲研究历史这种认识活动，而历史科学是指一门学科而非指研究行为，故二者虽然有直接的联系，但不能等同或互换。 要真正全面把握历史发展实际，需要对于“历史”这一范畴，给予客观的、全面的、发展变化的理解。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认为历史就是久远以前的事实，因而往往将历史与现实绝对地割裂开来，这不利于全面把握历史发展实际。“历史”的主要含义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或个人的经历。”[7]其中，狭义的历史是指已经过去了的事实或事物的已经过去了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将其称之为“过去的历史”。而对于事物当前正在发生的、即将要发生的发展进程，恩格斯将其称之为“活生生的时事”。[8]而旧译本将“活生生的时事”直译为“当前活的历史”，将“时事”直译为“当前历史”。[9][10]也就是说，当前正在发展变化的现实在恩格斯那里，实际上也是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客观地说，历史是不断地向前发展变化的过程，它并没有一个戛然而止的终点。现实与历史之间也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鸿沟，刚成为现实时，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历史。理解史论关系特别是“史论结合”中的“史”，必须重视这一事实。因此，广义的历史或全面意义的历史，就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或某种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或不断地向后延伸的过去了的发展过程、当前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事实的总和。 “史论结合”中的“论”的主要含义是“理论”，而“理论”主要是指“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客观事物科学知识的系统的结论”，同时也是指“辩论是非；争论；评理”等认识活动。[12]也就是说，史论关系或“史论结合”中的“论”或“理论”的本义是指关于客观事物的系统的知识或结论及分析评判等认识活动，特别是相关的理论研究活动。理论原则、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研究等虽然与这里所讲的“论”或“理论”密切相关，但都不是其全部，或者说不是同一关系。因此，应当从“论”或“理论”的本义来理解史论关系。 作为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或结论的“理论”，也应当以发展变化的观点去理解。一方面，人类在数千年的认识活动中，已经有丰富的理论积淀。在每一个时代，都在某些方面有相对成型甚至是比较成熟或比较科学的理论，如我们现在所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但是，并不是说一种理论一经形成就完全完美无缺而不再需要发展，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都需要不断地加以充实、完善和创新，使之更加能够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实际，从而对人们推进事物的进一步发展能够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人类还需要不断地探寻未知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理论。因此，“史论结合”的“论”，既包括人类已经取得的比较科学的理论认识成果，也包括需要未来去发现或充实、创新的理论认识成果及相关观点，同时也包括相关的理论研究。 对于史论二者的关系，过去有“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论带史”、“以史促论”、“以论促史”、“以论导史”、“史论统一”等多种提法，我认为以“史论结合”来概括史论关系更为恰当或更为全面。“以论带史”的提法，容易发生以观念去规范历史，或空发议论而任意裁割、曲解历史的流弊，故以不提为宜。“论从史出”主要是说理论或结论必须从比较全面的历史资料中得出。应该说，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如果说要用这一提法来全面、准确地概括史论关系，就感到或有缺憾，因为历史虽然是理论的源泉，但如果没有哲学思辨等纯理性的认识活动及实践验证等实证活动的参与，理论是难以获得发展的。同时这一提法也忽视了理论对于研究活动的指导作用。“以史促论”、“以论促史”、“以论导史”都很有道理，但只突出了史论关系中的某一方面，难以全面概括史论关系。“史论统一”本身是处理史论关系的一般原则，但更突出二者的一致性，而未凸显各自的独特作用。而“史论结合”既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同时也强调了史与论各自的独特作用。因此，本人赞成以“史论结合”来概括学术研究中的史论关系，但是，必须根据前面对“史”与“论”所做的新的诠释来重新诠释“史论结合”。 综上，所谓“史论结合”，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事物已经过去了的发展过程、当前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事实的总和的全面研究，以全面把握事物的历史发展实际，并进一步发现相关事物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性，提出更加科学的理论及指导事物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科学观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准确认识事物发展的历史实际，理论和相关的思想观点才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获得发展，才能真正达到历史的现实过程与逻辑方式的一致，才能真正发挥理论对于人们推进事物健康发展的指导作用。 （三）教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的含义 从教育研究的角度来说，“史论结合”中的“史”是指教育史。狭义的教育史是指教育这一事物已经过去了的发展过程或过去了的事实，即过去的教育历史。而其广义，就是我曾经提出的包括教育的过去、现在和不久的将来的“大教育史”。[12]“大教育史”中的教育也是广义的，泛指人们从出生到老死的整个人生中被动和主动接受的来自家庭、社会、学校等方面的，其目的在于引起人们身心发展变化的影响。由于“大教育史”包括了狭义的教育史，故本文所讲的“教育史”，主要是“大教育史”。但是，“大教育史”的主体或其基础是过去的教育史。此外，从地域上看，这里所说的教育史不仅包括中国教育史，也包括外国教育史。从形态来看，教育史主要是指教育实践发展的历史，但也包括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教育史的本义是指古今中外的教育发展过程及人类关于教育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事实。同样，关于教育史的认识的获得，需要相关的认识活动或研究活动，故本文所说的教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中的“史”也包括教育史研究。而教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之“论”，主要是指与教育有关的理论及对教育的相关认识活动特别是教育理论研究。 教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的基本含义就是教育历史发展实际与理论及相关的研究活动相结合。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大教育史或教育这一事物已经过去了的发展过程、当前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事实的总和的全面研究，在正确、全面地把握教育历史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教育历史资源来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总结出关于教育的科学理论及相关的科学观点，进而促进教育科学、教育实践更加科学、健康地发展。 具体地说，教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的要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论导研 就是各种教育研究，无论是一般的教育理论研究，还是教育实践研究、教育历史研究都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科学的理论是人们思维和行动的指南。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人们在发现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确方向、清晰思路，从而减少失误。到现在，人们在经历数千年的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科学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教育学、现代心理学及其它相关学科都有许多值得现代教育研究借鉴甚至遵循的理论，这是指导我们开展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工具。我们需要全面掌握这些理论基础，并灵活地应用这些理论工具来开展教育历史研究、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研究。 2.以史促论 就是要通过深化教育历史研究，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历史发展实际来促进教育理论的发展。教育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但与理论发展的空间相比、与教育实际或实践对于理论的需要相比，教育理论还需要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发展教育理论不仅是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等纯教育理论分支学科的任务，也是包括教育史学科在内的各个教育分支学科的共同任务。发展教育理论的途径是多样的，如理论思辨、实践验证等，但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加强教育历史研究来促进教育理论的创新或深化。一方面，教育理论研究要有教育历史意识，要以教育史作为创新教育理论的重要源泉。也就是说，要把古今中外已经积累起来的教育思想资源、丰富的教育历史事实包括实践经验等作为研究或创新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要从丰富的教育历史资源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发现教育的规律等，从而更有效地实现教育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在研究某一教育理论问题及相关的实际问题时，需要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历史。另一方面，教育历史研究要以发展教育理论为己任。也就是说，教育历史研究者不仅要全面地发掘教育史实、比较客观地再现教育历史发展实际，而且要注意通过全面的分析来发现教育历史中所蕴涵的教育理论资源，并尽可能利用这些资源来充实甚至创新教育理论。此外，教育实践研究者也应当通过对相关的教育实践问题的过去历史与现实状况的全面考察，来探析实践问题背后的理论问题。 3.结合促改 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教育实践能够向着更加合规律性、合科学性的方向进行改革与发展，从而提高教育的育人水平。因此，贯彻“史论结合”的教育史研究、教育理论研究乃至各方面的教育实践研究，除了要利用一切历史的与理论的资源来提高教育历史研究与教育理论研究及其它相关研究的水平而外，都要以有效地推进当前和未来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最终目的或归宿。大教育史或完全的教育史本身包括了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现实与即将来临的将来的教育，故教育历史研究除了要深入、全面、准确地把握过去的教育历史实际而外，还需要有现实意识甚至未来意识，需要加强对教育历史的分析与评论，需要加强对教育现实的了解与洞察，以发现和阐明教育历史的内在联系或蕴含在教育历史中的教育规律，发现和阐明教育历史中可资现在或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借鉴的那些东西，从而使教育史研究更好地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教育本身是实践的，教育理论只有能够有效地解释教育实践，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健康发展才能算是有价值的理论。因此，研究教育理论不应该脱离教育实践，特别是不应该脱离教育现实、不能不思考教育的未来。而教育改革并非盲目地推翻现存教育的一切而随意地另行一套，而是需要对现行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评判或理性的分析，从而发现现存教育在哪些方面是合理的？它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过去历史与当前历史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在过去历史上的发展演变如何？要解决相关的教育改革问题，有哪些历史经验值得借鉴？有哪些历史教训需要避免？教育发展包括教育的某些方面的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等等。从理论上将这些教育问题认识得比较清楚，才有可能真正认识教育的现状，制定出比较合理的教育改革方案，从而使教育改革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通过加强教育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来提高教育实践研究的水平，从而促进教育改革更加科学地进行。 上述关于“史论结合”的三个方面的具体含义是密不可分的，三者的统一，才是教育研究中史论关系或“史论结合”内涵的全部。如果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都不能处理好史论关系或不是真正的“史论结合”。 二、教育研究实行“史论结合”的可能性 在教育研究中实行“史论结合”是完全可能的。史论结合的核心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充分发现和充分利用教育历史资源来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际的发展。因此，“史论结合”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历史中有无资源可用。对于此，答案是肯定的。 （一）社会意识具有继承性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或相关的思想观点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它必然具有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社会意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历史继承性。一方面，任何时代的人都是在接受历史上形成的现成的思想意识而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另一方面，新的一代人的思想意识要获得新的发展，总是要以前人提出的问题和提供的思想资料作为基本的前提和根据。之所以如此，是人类社会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人类社会永恒地去进行思考或探究。在前人长久的探究中，肯定会发现很多值得探究的问题，会发现很多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性的东西，会获得一些合规律性的思想认识成果。这些东西，是后代人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宝贵财富。就教育来说，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究竟何在？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应当用哪些东西去培养人？应当用什么方法去培养人等等问题，都是一些永恒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仅现代和未来的教育者需要去探究，过去的教育者也在探究它们。在过去数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教育者或思想者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必然会发现和提出一些值得现在和未来的教育者加以重视的问题，也必然会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所有这些，既是新的一代教育者或教育思想者形成自己教育思想的基础，也是其思想创新的基础。因此，教育思想与理论的发展或相关研究，不能割断基本的历史联系，而应当继承人类在历史上积累的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只有这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将当前的教育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得更清楚、看得更长远，自己新形成的教育思想或相关观点才会更加符合教育发展的实际。 （二）历史上的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就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的重要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也就是说，理论和关于实践的其它认识都来源于实践。这种实践，既包括认识者个人的实践，也包括人类群体的实践，既包括当下的实践，也包括已经过去了的实践。甚至可以说，已经过去的实践是实践的主体。因为从整体来看，数千年来直到现在刚刚过去的实践比当下刚刚开始的实践要丰富得多，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刚刚开始的实践和不久的将来要开展的实践都很快地会变成为过去的实践。而过去的实践，是历史的主体。那么从理论源于实践这个一般的客观真理来说，过去历史上的实践是理论等认识的重要来源之一。据此，可以说教育历史是教育理论等教育认识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严格地说，教育的主要规律及其它关于教育的认识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对教育过去的历史和现实实践的综合研究中得出来的。也就是说，狭义的教育历史虽然不是教育认识的唯一来源，但是其重要来源之一，而包括教育的过去、现在和即将到来的将来的广义教育史或“大教育史”，可以说是教育理论及相关认识的唯一来源。因此，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都不能脱离教育发展的历史实际，为此需要进行必要的教育历史研究。 （三）教育历史确有丰富的可资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借鉴的资源 有文字记载的教育历史，已经经历了数千年，而它还将永不停息地或无限地向后延伸。在每个时代的过去和当前，都有着越来越丰富的教育理论等教育思想遗产、教育经验等教育实践遗产。甚至可以说，即使是每一个新的时代的最新的、最时髦的教育理论或教育思潮，最新的、最有效的教育实践，都会很快地成为历史的东西。如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我们都会承认每个时代的教育实践及人们关于教育的认识都有符合客观实际或客观真理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承认在长期的教育历史中积累起来的教育思想遗产与实践遗产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如在我国，远到孔子关于教育价值的认识、对所培养的人才的基本要求、对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的认识，都有一些真理性的成分，近到当前我国老中青几代教育研究者对各种教育理论问题与教育实践问题的探讨，教育实际工作者丰富的教育实践，都有许多值得后人继承的东西。正是由于教育历史中存在丰富的有助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发展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遗产，从而使“史论结合”具有可能性。 三、教育研究实行“史论结合”的重要意义 无论是教育历史研究，还是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实践研究甚至教育实践的发展，如果能够贯彻“史论结合”的原则，就有可能使其达到其有可能达到的高度。具体地说，“史论结合”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能够将教育史研究提高到较高的水平 在教育历史研究中有一种取向，认为只要忠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就算完成了历史研究的任务。应该说这是教育历史研究的基础性的工作，但仅仅到此为止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蕴含在这些历史事实当中的影响教育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或各种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对于当前和未来教育发展的启示等等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把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理论分析或理论研究的工作。列宁评价马克思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时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认为马克思“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等等。认为马克思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13]列宁还说，“《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14]也就是说，全面考察历史事件中的一切矛盾的总和，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各种历史现象或矛盾间的联系，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才是历史研究应该达到的境界。因此，教育历史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收集素材，记载现象或事实的层次，只能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全面分析各种历史事实，探索出隐藏在这些事实或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充分地发挥教育历史研究的最大作用，才能使教育历史研究达到更高的水平。 （二）能够极大地提高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现实研究的水平 教育理论研究如果不利用教育历史资源，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现实或实践研究如果不把握教育历史资源与教育理论资源，就会目光短浅、迷失方向。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之所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关键在于马克思特别重视对于“过去的历史”和“活生生的时事”或“当前的活的历史”的全面研究。他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5]列宁也说：“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6]也就是说，全面把握相关问题的历史及其内在联系，是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的重要基础，故“史论结合”是使理论研究与现实或实践研究更加切合实际的先决条件。对于此，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实践研究概莫能外。 （三）能够极大地提高教育实践的水平 教育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和历史经验的借鉴，而“史论结合”能够提高教育历史研究、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研究的水平，这就能够充分发挥教育研究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借鉴和指导作用。也就是说，这样的教育研究能够帮助教育改革者或教育组织者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和理论的高度去认识相关的教育现实问题，能够清楚每一个教育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了解历史上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明了相关教育问题的各种影响因素，明了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明了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或可能性，能够科学地把握相关教育问题的各个方面，能够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佳方案，从而能够引导教育实际或实践更加健康顺利地发展。由此说明，“史论结合”能够有效地提高教育实践发展的水平。 四、教育研究实行“史论结合”的基本要求 可以说，在教育研究中要很好地实现“史论结合”，除了要具备“史论结合”的意识，重视并完全贯彻实行“史论结合”的基本精神而外，还需要达到以下要求： （一）熟悉和灵活运用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论 恩格斯说：“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17]同样，熟知过去历史上所形成的科学理论对于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也是必要的，这能够为重新建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教育科学理论提供一个准则。 教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的一个重要要求是要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各类教育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全面熟悉、掌握和灵活运用与教育研究密切相关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科学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吸收借鉴当时人类关于自然与社会和人自身的一切有价值的认识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人类思维规律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一种认识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关于本质与现象、原因和结果、认识和实践等基本范畴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等方面的思想观点，反映了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科学研究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人类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已经取得的相对成熟的科学理论，既是指导未来教育研究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也是教育科学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而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及以往的历史密切相关，故教育研究也需要借鉴这些相关领域的相关理论。此外，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复杂系统理论或复杂科学理论等科学理论对教育研究也有借鉴价值。当然，所有的这些理论都只能是指导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可以完全照搬的僵化的教条，教育研究者既要熟悉这些理论、关注相关理论的发展变化情况，遵循这些理论所揭示的一些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性的原理，同时也要把握好这些理论的适用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理论有所创新。 （二）确立科学的教育研究价值取向观 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而社会各个人、各社会阶层、各种利益集团乃至各个阶级对教育具有许多共同的需要，也有很多不同的需要。因此，各方面的势力在教育价值取向上既有相同或相通的一面，又有很多不同或矛盾。这就要求教育研究者在评判历史、现实乃至相关理论时，必须处理好价值取向或价值判断问题。总体来说，涉及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比较好处理，但也有如何全面认识和如何实现这些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而在相互矛盾的教育价值取向方面，有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和或兼容，但有些是无法调和的。对于哪些是可以调和的矛盾，哪些是无法调和而只能选择某种教育价值取向的时候，又如何清晰地认识和合理地处理这些问题，是教育研究者需要重视的问题。可以说，教育价值取向观是评判一切教育问题的基本尺度，教育研究者只有确立起科学的教育价值取向观，才能正确认识和合理地处理各种教育历史问题、教育现实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才能尽可能做到历史、现实、理论与价值的统一。因此，教育研究者要很好地实行“史论结合”，必须全面认识并确立起科学的教育价值取向观，而在实践中则需要合理而又灵活地处理好各种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我对于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观点在我的《论我国教育改革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一文中有论述，这里不再论说。[18] （三）把握教育事实的总和及其内在联系 教育研究要实现“史论结合”，必须全面把握过去的历史事实和当前的历史事实，同时需要探寻这些事实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9]列宁也说：“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20]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这些论述说明，研究任何事物，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臆想出发，必须把握全部的事实或事实的总和而不是随意地利用片段的事实，必须把握事实的联系而不能只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僵死的事实的堆积。这里所说的事实既包括已经过去的事实，也包括当前正在发生的事实。而探寻事实内在的联系就是要找到各种看似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事实之间本身存在的内在联系，或事实发展的内在规律。鉴于此，教育理论研究者要探寻教育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必须熟悉广义的教育历史，甚至对教育历史要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于教育历史研究者来说，既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把握过去的历史，也要研究当前的活的历史，还要注意研究和把握教育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规律性。对于教育现实或教育实践研究者来说，不仅要深入研究教育现实，也要熟悉过去的教育历史，要把握过去和现在的教育历史及其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很好地完成各自的研究任务。 （四）密切关注教育实践及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教育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因而教育事实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教育研究者要把握教育事实的总和，就不能不密切关注教育的发展变化。教育不是脱离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孤立地发展的，而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真正准确地把握教育事实的总和，探寻其内在的联系或规律，就不能不关注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如世界未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如何？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道路？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中国面临哪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为适应中国未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或建设的需要，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当具备哪些素质？又应当如何去培养人们的这些素质？等等。对于这些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教育研究者都应当给予全面的关注和思考。只有对这些问题了解得比较全面、思考得比较清楚，在认识各种教育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理论问题时，才能方向明确，所提出的观点才有可能比较正确。 （五）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 教育研究要全面贯彻“史论结合”的原则，必须重视理论思维、努力提高理论思维的水平。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1]认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22]根据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教育研究者要使自己的研究达到较高水平，必须特别重视理论思维，因为只有理论思维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教育现象中把握各种教育现象的内在联系、发现教育发展的规律、准确地掌握教育发展的趋势或方向，从而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对于教育理论思维，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固然十分重要，进行教育历史研究或其它教育分支学科的研究也很重要，因为发展教育科学包括推进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不仅仅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事，也是所有教育分支学科的共同任务。特别是“史论结合”本身要求将教育历史研究、现实研究与理论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特别需要重视理论思维。 教育研究者要提高教育理论思维水平，需要养成勤于理论思维的习惯。因为只有勤于理论思维，才能够使理论思维得到有效的锻炼，才能逐步提高教育研究者的理论思维水平。对于教育史学科来说，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因为很多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同志认为教育史研究只是客观地发现和呈现历史事实就行了，至于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发现教育历史发展的趋势或规律等，并不是教育史研究的任务。因此，有的教育史书往往重视事实的罗列，而不重视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分析。这样的研究，达不到“史论结合”的境界，使教育史研究达不到较高的水平。而要提高教育史研究的水平，充分发挥教育史学科对于促进教育科学发展的任务，教育史研究者也需要重视或加强教育理论思维。同样，其它教育分支学科要进一步提高其研究水平，相关的研究者也需要进一步重视教育理论思维。 要很好地进行教育理论思维，需要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揭示的一些唯物辩证的思维分析方法，形式逻辑中所揭示的各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等等，都应当全面把握并灵活地加以应用。还有人认为：“通过问题系统的有效构建以及问题系统的有效解决，能开发学生元认知，训练思维，提升认知水平”。[23]同理，在教育研究中，积极地发现问题，认真地、尽可能有效地去解决问题，也是训练理论思维、提升认知水平、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重要途径或方法。此外，要贯彻“史论结合”，还必须掌握教育研究的各种方法如资料的收集、辨析、使用等等。 总之，在教育研究中，必须处理好史论关系，以实现“史论结合”，从而有效地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要实现“史论结合”，需要教育研究者具备比较全面的素养。 参考文献： [1]林甘泉.关于史论结合问题[N].人民日报，1962-06-14（5）. [2]吕绍纲.漫评史论结合[J].晋阳学刊，1983（6）. [3]文思启.史论结合新议[J].思想战线，1987（1）. [4]毛永政.史论“结合点”之断想[J].开放时代，1987（11）. [5]徐刚，白建民.史论结合在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中的应用[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6]王培基.史论结合治学法——论治学方法之二[J].汉字文化，2012（3）. [7][11]杨合鸣，主编.现代汉语词典[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1042，68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3-5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1-60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90-291. [12]廖其发.论21世纪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方向与任务[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1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5. [1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0.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8. [1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 [17][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3，384. [18]廖其发.论我国教育改革和研究的价值取向[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 [20]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64.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83. [23]朱德全，刘静.基于问题解决学习的元认知开发实验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