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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力分析
时间:2013-06-18 08:55来源:教育学在线 作者:曾天山 滕瀚 点击:
教育学科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在顶尖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如何,这些备受学界关注。
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力分析
——以《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学术论文为例

  摘 要:教育学科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在顶尖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如何,这些备受学界关注。课题组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后刊发的教育类论文开展系统研究,从“教育学栏目”设置状况、教育类论文年度发文量和年度发文比率、参考文献引证情况、作者单位来源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力在不同时期虽有波动但总体下降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栏目”从“常设栏目”变为“偶设栏目”;二是教育类论文年发文量和年刊发比率逐年降低;三是教育类论文的参考文献多为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说明教育学学科对教育类论文的知识来源贡献不足;四是2000年后的教育类论文引证率较高,对其他学科知识生产贡献率较高;五是教育类论文作者分布中,来自非教育学专业研究机构的人员显著多于教育学研究机构人员。“教育问题受到重视而教育学者不受重视”的现象长期存在值得反思,“教育学科社会影响力大于学术影响力”的问题需要改进,教育学界不仅需要提高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度,也需要重视提高学术水平。
  关键词:教育学科;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
 
  一、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影响力维度分析
  (一)问题提出
  教育学科是我国当前学科分类中的十二大学科之一,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现在教育学科的机构、队伍、经费、项目、人才培养、成果、传播、应用等方面的繁荣发展上。教育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以自己独特的“教育”视角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以自己的姿态回应了社会科学理论中的教育理论发展以及社会现实中的教育问题。但教育学科自创立以来。学界针对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和学术地位的理论反思就从没停止过,教育学科的科学性饱受质疑,“教育学的终结”[1]和“尴尬的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尴尬”[2]的说法此起彼伏。华勒斯坦曾批评说:“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今天,即使是把教育视为一门学科的想法也会让人感到不安和难堪。教育学是一种次等学科,把其他真正的学科共冶一炉,所以在其他严谨的学术同侪眼中,根本不屑一顾。”[3]教育学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其“躁动、迷惘、困境、危机、解体、终结”之类呼声仍不断涌现。[4]教育学处在发展危机中的声音不绝于耳,教育学的发展正趋于“繁荣的低谷”和“贫乏的丰富”。[5]与此同时,相应形成了教育学人的焦虑甚至焦躁。教育学科地位的沉浮,究竟是来自于教育学界的理论自觉——一种主观的感觉,还是客观的现实——来自现实的挑战?造成教育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升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究竟是现实中的教育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无需再去进行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回应,还是教育学科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回应乏力?
为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课题组从实证角度,用学界公认的具有高度学术影响力的社科综合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作为代表,并将其中刊发的教育类学术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综合评价我国教育学科影响力。
  之所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刊物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科影响力的分析代表,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于1980年,在时间段上恰好与我国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接近一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后的教育学类学术论文,可以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后教育学学科的影响力变化情况。二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6]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国性社会科学刊物,主要发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层次高、要求严、综合性强、关注面广、影响力大。在我国当前的期刊影响因子IF(Impact factor)中,《中国社会科学》的复合影响因子为4.839,综合影响因子3.296。《中国社会科学》中刊发的论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所刊发的不同学科的论文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自学科的发展水平,以该刊所发表的教育类论文为分析对象,能够较好地反映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科学发展繁荣的贡献率,也能较好地反映教育学科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
  (二)文献统计指标的选择
  教育类学术论文是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就某一教育问题或教育现象的深入思考之后呈现出的研究成果,能够集中反映教育学科的学术水准和破解问题的能力。
教育类学术论文的年发文量、在年总量中的刊发比率的多少和引证次数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教育学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以及社会实践中教育问题的关注度。教育类论文的知识来源和写作背景有可能来自教育学科,也可能来自其他学科。理论上,教育类论文的著作者分布和参考文献的知识来源是反映教育学科学术影响力的两个敏感指标,教育类学术论文的著作者应该更多地来自专门教育研究机构和专业教育研究人员,教育学科对教育类论文的知识贡献率应该显著高于其他学科。
  为更加全面地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类论文反映教育学科的影响力,在选择文献计量中的被引量作为主要指标分析所刊发的教育类论文的影响力之外,课题组还选择了该刊的年度教育学栏目设置状况、教育学术论文年度发文量、教育类论的年发文量在年度发文总量的占有比率、教育学术会议报道和教育书评的年度刊发量,以及刊发的教育学术论文参考文献的学科来源、作者学术机构构成等方面进行教育学科学科的影响力分析。
  课题组选用了所发表教育类论文的被引量作为评价教育学科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有研究表明,不同科学门类、学科或研究领域之间,高学术影响力论文的被引量有很大差别,当统计范围在研究方向、领域、亚学科或学科间发生变化时,同一篇论文被引次数的排序也会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7],但是以论文的被引量作为论文质量和水平的测度,作为科研绩效和科研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在世界许多地方仍被广泛采用。[8]
  教育学栏目设置状况、教育学术论文年度发文量、教育学年发文量在年度发文总量的占有比率、教育学术会议报道和教育书评的年度刊发量可以较好地反映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代表的我国社会科学界对教育学科地位的态度以及对教育学科的关注程度,间接反映教育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学术影响力。而通过所刊发的教育类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学科来源可以较好地反映教育类论文中的学科背景和知识来源,特别是可以看出教育学科的内部继承性,看出教育学学科知识对教育类论文的知识贡献状况。引证次数以及引用的学科可以反映教育学术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对哪些学科产生了影响。而作者分布中的学术机构构成可以较好地反映教育类论文作者的所在机构,判断教育学科知识的直接生产者——教育学者对教育类学术论文影响力的贡献。如果教育类论文的撰写作者大多来自非教育学学科领域或非教育研究机构和师范院校,则可以推断出教育学者的影响力较低,进而判断以师范类院校和专门教育研究机构为代表的教育学科影响力较低。
  二、《中国社会科学》刊发教育类学术论文的计量分析
  在论文的引用分析和主题分析上,课题组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0进行分析。已有研究者使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创新的角度对文献的引用状况、文献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趋势进行分析。[9]社会网络分析能够用于测度子集内行动者的结构变量,也能用来研究一个群集随时间而改变的进程[10]I,基于此,本研究使用Ucinet6.0对《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类论文的参考文献学科归属、引证学科归属以及论文主题等方面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具体分析指标以节点的出度和入度分析为主,通过节点的出入度反映网络结构状况。
  (一)“教育学”栏目设置的年代变化,折射出教育学科影响力明显下降
  图1(图1略)是《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至2012年期间“教育学”栏目设置状况,由图1可以看到1985年、1987年、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2006年、2008—2012年均没有设置“教育学”栏目。在1980年至1990年的11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总目录中设置有“教育学”栏目,有4年没有设置“教育学”栏目;而在1991年至2001年期间,有10年没有设置“教育学”栏目,仅有1991年设置有“教育学”栏目;在2002年至2012的11年间,仅有2007年设置有“教育学”栏目,有10年期间没有设置“教育学”栏目。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总目中,“教育学”栏目由最初的常设栏目到现在的偶设栏目,从侧面折射出教育学学科影响力的下降。
  (二)教育论文的年发文量和年刊发比率低,表明教育学科影响力快速下降
  表1是1980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的各年发文总量、各年刊发教育论文量以及各年教育论文刊发量占年刊发论文总量的百分比。由表1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科学》所刊发的论文中,教育类论文所占比率很低,即便在1980年至1990年期间设置有“教育学”栏目,其年度刊发教育学论文率也极低,年平均刊发率不到0.0178%,1991年至2001年期间的教育学论文年度刊发率为0.0077%。2002年至2012年期间的教育学论文年度刊发率为0.0138%。在一些年度,比如1995年、1996年、1997年、1999年、2000年、2002年、2011年,教育学论文的年度刊发率为0,没有出现一篇有关教育类的论文。而在我国学科门类中,教育学作为传统学科门类之一,其理论上的年度刊发率应该高于这些数据,就《中国社会科学》中刊发的教育类学术论文占总量比率而言,教育学的学科影响力低微。采用历时段的分析,在1980年至2011年期间,也可以看到教育学的学科影响力处在下降之中,尤其在1992年至2002年期间,教育学学科影响力低微,2002年后,教育学论文刊发率有所提升,但就教育学学科影响力而言,影响仍很微小,2003年以后的“教育学”栏目设置成为偶设栏目,仅有2007年的教育类论文出现在“教育学”栏目。
  图1是《中国社会科学》各年刊发论文总量和各年刊发教育类论文量,直观地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刊发教育类论文状况,反映出教育学论文刊发比率的低下。
表1    1980年至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各年发文总量、教育学论文发文量及比率
年代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年发文总量(篇) 10l 118 103 100 94 104 121 136 90 120 132
年发教育类论文数(篇) 4 2 l 3 3 0 1 2 2 0 3
年教育类占年总量比率(%) 0.039 0.017 0.01 0.03 0.032 O 0.008 0.015 0.022 O 0.023
年代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年发文总量(篇) 133 139 133 126 120 121 128 90 101 106 109
年发教育类论文数(篇) 4 2 1 2 O 0 O 1 O 0 2
年教育类占年总量比率(%) 0.03 0.0014 0.008 0.0159 0 0 0 0.011 0 0 0.018
年代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年发文总量(篇) 104 99 108 99 107 101 95 90 92 97 118
年发教育类论文数(篇) 0 2 l 1 3 l 1 1 1 0 5
年教育类占年总量比率(%) O 0.02 0.009 0.01 0.028 0.01 0.011 O.Oll O.Oll O 0.042
 
  结合表1和图1可以看到,2000年后,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对教育现实和教育问题仍持有关注度,但这种关注不是以“教育学”学科为中心,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教育学学科对《中国社会科学》中的教育类论文贡献率较低,这在表2中有所体现。表2是2002年后教育学类论文在总目中的学科归类。在表2中,2007年的总目中设置有“教育学”栏目,该栏目中一篇教育类论文为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其余各年的教育类论文在总目中均归类为其他学科栏目,栏目归属以“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栏目为主。在2000年后的18篇教育类论文中,仅2007年归属为“教育学”栏目,其余归属“社会学”栏目8篇,“经济学”栏目4篇,“历史学”栏目3篇、“笔谈”栏目和“调研”栏目各1篇,这一方面说明了教育研究引起了其他学科专业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学”学科在教育类研究中的影响甚微。
表2    2000年后教育类论文在总目中的学科栏目归类
年代 年发教育论文篇数 总目中的学科栏目归类
2001 2 “历史学”栏目2篇
2003 2 “经济学”栏目l篇
“社会学”栏目l篇
2004 l “历史学”栏目l篇
2005 1 “经济学”栏目1篇
2006 3 “经济学”栏目l篇
“社会学”栏目2篇
2007 1 “教育学”栏目1篇
2008 l “社会学”栏目l篇
2009 1 “社会学”栏目1篇
2010 l “建刊三十周年笔谈”栏目l篇
2012 5 “经济学”栏目1篇
“社会学”栏目3篇
其他栏目(调研报告)1篇
 
  注:2000年和2011年刊发教育类论文数量均为0篇
 
  (三)教育学术会议报道、书评数量快速下降,反映了教育学科影响力的式微
  教育学科影响力的下降,也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对教育学术会议和教育类书籍的书评数量变化上。表3是《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以来,对教育学术活动和教育书评的通讯报道情况。在表3中看出,在1980年至199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刊物对教育学术会议和教育学术著作有着较高的兴趣,期间教育学术会议通讯报道3篇,转载教育学术论文1篇,刊发书评和读书札记3篇,在1980年的第4期刊发了“关于教育本质讨论的情况(学术活动报道)”。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专门组织了“教育科学的现状与发展”座谈会活动,并分别在1984年的第5期和第6期刊发了《教育科学应该有一个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召开的“教育科学的现状与发展”座谈会发言摘要》,而在1990年至200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刊发教育学术会议活动的通讯报道,仅刊发书评4篇。“图书评介”是《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仅1994年至1998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刊登图书评介181篇,占载文总篇数的29.43%。[11]这期间教育类书评数量的减少,直接说明了教育学学科影响力的下降。而进入2000年以后,有关教育学术活动通讯和教育学术书评的刊发率均为O篇,教育类书籍评介的篇目数量减少,更说明了教育学科影响力的下降。
表3  1980年至2012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书评和教育学术会议通讯数
  1980-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2年
教育学术会议通讯(篇) 3 O O
书评和读书札记(篇) 2 4 O
教育学论文转载(篇) l 0 0
 
 
  (四)参考文献来源多为其他学科,反映出教育学科对教育论文的贡献率不足
  以1990年为时间节点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类论文的参考文献,对教育类论文的知识来源和写作背景进行考察。之所以不对1990年以前的教育学术论文进行参考文献,是因为1980年至1990年期间,教育学类论文的参考文献均为O篇,这与1990年以前我国学术期刊建设有关,和这个时期的其他学术论文一样,这个时期的教育学术论文不能较好地反映学术论文的知识来源和研究背景。进入1990年后,随着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建设,对学术论文参考文献要求日趋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每篇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较好地反映了该篇学术论文的知识来源、写作背景以及本学科的学术贡献率。引证情况包括引证次数和引证论文的学科领域,引证次数能较好地反映该文的学术影响力,能间接反映该论文代表的学科的影响力;被引证论文的学科领域能较好地直接反映该论文以及所属学科影响到哪些具体的学科,推动或影响了哪些知识门类的专门性生产。
  课题组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0进行参考文献的学科归属分析。以2000年和2010年为时间输入节点,以不同学科为输出节点,进行网络分析,考察1990年至2000年、2000年至2010年的教育类论文的学科知识来源和写作背景,以此反映不同学科对教育类论文的影响程度,特别是教育学学科对教育类论文的知识贡献变化。具体分析方法,以2000年时间节点为例,在2000年以前的教育类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学科归属中,某一学科每增加参考一次,则2000年时间节点入度增加1,某个学科的出度也增加l。图2(图2略)是2000年和2010年为节点所刊发教育类论文的知识来源学科。
  分析数据均采自“中国知网”中的原始数据,采集数据的时间节点为2012年12月29日。截至2012年12月,中国知网中没有《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论文的具体引文信息,因此没有对2012年所刊发教育类论文的参考文献和引证状况进行统计。书评和读书札记的参考文献和引证次数均为O,因此,对书评和读书札记不进行参考文献和引证分析。由于1995年、1996年、1997年、2002年、1999年、2000年、2011年没有教育学论文,特别是2011年没有教育类论文,所以,参考文献和引证分析的最终时间节点选取在2010年。
由图2看出,2000年节点的边数显著多于1990年的节点边数,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类文章呈现出参考文献量的学科来源增加的趋势,能较好地显示教育类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知识来源,在教育类论文的知识来源和写作背景上,教育类论文的学科知识来源十分广泛,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教育学科本身都成为教育学科知识的重要来源。
  在图2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至2000年间刊发的教育研究类论文的主要知识来源依次为教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其中教育学学科的知识贡献度最高,其对教育论文的入度为8.0,哲学次之为6.0,而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三门学科对教育论文的总入度仅为3.0,说明1990年至2000年间的教育类论文的主要知识来源和写作背景为教育学学科和哲学学科,其他学科的知识贡献度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2000年以前的教育研究中以定性研究和思辨研究为主,社会学、经济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比重较低。
  在图2中,2010年的时间节点的边数显著多于2000年的节点边数,2010年的节点边数为8条,分别为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统计学。与1990年至2000年相比,2000年至2010年间的教育类论文的学科知识来源更加多样,教育学本体学科知识对教育类论文的知识贡献程度显著下降,在教育类论文知识来源构成中不再占有主导型地位,社会学对教育类论文的入度为77.0,接近教育学学科对教育类论文的入度85.0,经济学对2010年节点的教育类论文入度为55.0,历史学对2010年节点的教育类论文入度为46.0,管理学对交2010年节点的教育类论文入度为7.0。这一方面说明教育类论文的学科知识来源更加多样化,反映了学科的交叉、融合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学学科对本学科知识生产的贡献度降低,间接反映了教育学学科影响力的衰微。而图3(图3略)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哲学在1990年节点的入度为6.0,2000年节点入度也为6.0,说明相对哲学等其他学科对教育类论文的知识贡献程度也日趋式微,间接反映了思辨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式微,反映了教育研究从注重思辨到注重实证、从注重定性研究到注重定量研究的转化。
  总体上,采用Ucinet6.0对1990年至201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类论文的参考文献进行学科归属分析,可以看到,教育论文的主要学科知识来源中,相对于其他学科知识,教育学本体学科知识不是教育学论文的主体知识来源,说明教育学学科对本学科的知识贡献率较低,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学学科影响力较小。
  (五)教育类论文引证率高论文多来自其他学科,反映教育学科影响力较小
  引证情况包括引证次数和引证论文的学科领域,引证次数能较好地反映该文的学术影响力,能较好地间接反映该论文代表的学科的影响力,被引证论文的学科领域能较好地直接反映该论文以及所属学科影响到哪些具体的学科,推动或影响了哪些知识门类的专门性生产。
仍采用Ucinet6.0进行引证文献的网络分析。分析以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所刊发教育类论文被不同学科引证次数,以1990年、2000年、2010年和不同学科为节点,进行网络分析,具体分析方法如前,节点所代表的年代期间内,每一篇教育类论文被某一学科引用一次,则节点指向该学科的边的出度增加l。图3是《中国社会科学》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刊发的教育类论文被不同学科的引证的情况。
在图3中可以看到,1980年至1990年间刊发的教育类论文被不同学科的引用度较高,1990年至2000年间刊发的教育类论文引用度最低,而2000年至2010年间刊发的教育类论文引用度最高,反映在2010年节点的引出边数显著多于1990年节点和2000年节点,也反映出在经历1990年至2000年间的影响力低微之后,进入2000年教育类论文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教育类论文对其他学科的知识生产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特别是促进了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生产和发展。在图3中,2010年教育类论文对经济学学科的入度为57.0,对社会学学科的入度为65.0,对管理学学科的入度为38.0,对历史学学科的入度为34.0,对政治学学科的入度为13.0,说明2000年至2010年间,教育类论文对其他学科的知识贡献率较高,说明教育类学术论文的知识生产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其他学科发展具有良好的知识贡献。
  在2000年至2010年间,从《中国社会科学》刊发教育类论文的引证率来看,教育类学术论文仍具有较高的引用频次,引用频次超过40次的教育类论文有7篇,个别论文引用频次达到326次。但在高引证率的文章中,其学科归属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栏目设置中,均设置为非教育学栏目,设置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栏目中的教育类论文引证率显著较高,说明教育类论文对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各种学科均产生了学术影响,但这种学术影响力是来自其他学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而不是来自教育学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教育学学科影响力的低下。同时可以看到,引证率高的文章,例如《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等论文,都是对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教育问题进行系统理论探索、积极关注并及时回应社会现实的理论性文章。
  (六)教育类文章的“强趋势”主题,是对现实教育问题的积极主动回应
  采用对Ucinet6.0对中国社会科学所刊发的教育类论文进行网络分析,分析模式采用“双模”模式,以论文作者和论文主题构建矩阵,如某一作者论文围绕某一主题,那么矩阵赋值为1,不围绕该主题的赋值为0。在构建矩阵之前,先对《中国社会科学》1990—2010年所刊发的教育类论文进行主题聚类,主题聚类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类论文的研究重点、热点和相关研究趋势。在主题聚类过程中,采用关键词共现方法进行主题聚类,对于具有关键词的论文,仍采用作者所规定的关键词,而对于1999年以前刊发的论文缺少关键词的现象,采用专家划定的方法。
  图4(图4略)显示,1990年至201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所刊发教育类论文中的研究热点依次是农村、经济、教育发展、人力资本、义务教育、教育收益率、社会流动、教育投入、公平、制度与政策、高等教育等,其中“农村”是《中国社会科学》刊登教育类论文的研究热点,以“农村”为节点的入度为6.0,以人力资本、教育发展、经济、义务教育等为节点的入度为5.0,以教育收益率、社会流动、教育投入、公平等为节点的入度为4.0,以高等教育、制度与政策为节点的入度为3.0,总体上说明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界针对教育问题的关注集中在农村、教育发展、教育经济和财政投入、人力资源、教育的收益率和教育的分层流动、教育公平等问题,这类问题往往被称做强趋势问题,它们在未来时间段将会持续成为关注的热点。而办学模式、效率、五育等具体问题,教育哲学、文化、人本主义教育等问题研究关注度较低,这类问题往往被称做弱趋势问题。强趋势问题与我国当前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质量、公平紧密相连,是针对现实中的经济、社会需求而产生的积极回应;而弱趋势问题往往与纯粹的思辨有关,往往涉及的是教育的内部问题,比如教育内容、办学模式、教育的具体研究方法等,也再次说明教育学的学科影响力是在教育质量提高的同时,是否能回应社会热点问题,能否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教育需求。教育类论文的研究热点分析也与已有研究相一致,研究者采用citespace对《教育研究》等教育类权威刊物进行分析,得出了与本研究大体一致的结果。[12]在强趋势的研究主题论文中,往往都是以问题为中心,需要不同学科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知识,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全方位、深度、精细的回应,而这不是单一的某一学科知识所能承担的,这可能也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刊登的教育类论文多归属在非教育学栏目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教育学科影响下降的一个可能性原因。
  (七)在教育类论文作者分布中,来自非教育研究机构的人员显著多于教育研究机构,表明以教育研究机构为代表的教育学科影响力低微
  专业性的教育研究机构往往承担着教育学理论知识的产出、现实问题的回应和指导。在我国,专门性的教育研究机构包括教育主管部门直接领导的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师范院校设置的教育学院(系、所)和综合性大学所设置的教育研究机构。理论上,作为教育学知识产出的专业机构,其产出的教育类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和学科影响力应该更大,但依照图5(图5略)显示,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教育类论文的作者分布中,作者机构来源中仅有5位作者来自专业的教育研究机构,而有15位作者为非教育研究机构人员,即《中国社会科学》刊登的教育类学术论文的著作者多来自非专门性教育研究机构。图5显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教育类论文专门性教育研究机构作者机构分布的状况,图6(图6略)显示的是非专门性教育研究机构作者分布。专门性教育研究机构的单位仅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系、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以来,教育类论文产出的机构多是非教育学专业研究机构,教育类论文的产出多来自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研究所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机构,说明以专业的教育学研究机构为代表的教育学学科影响力日趋下降。
  三、反思与启示
  (一)教育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对象
  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以来刊发的教育类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在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对教育问题和教育类论文仍持有较高的关注度。教育问题指向人的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教育问题涉及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其受众面大,涉及面广,教育问题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性也更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回应,社会科学界不同的学科领域在教育问题也都以各自的学科姿态进行回应和关注,这在《中国社会科学》刊物中体现的较为明显。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尽管教育类发文量所占比率较低,但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刊发率,也体现在教育类论文刊发后较高的论文引证次数上。较高的论文引证次数说明教育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回应在社会科学界仍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作为社会问题之一的教育问题仍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教育类文章的引证文献的学科归属也说明,教育类文章对其他学科知识产出的贡献率较高。
  (二)正视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界学术影响力下降的现实
  就教育学科而言,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影响力日趋下降,不仅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把“教育学”栏目从创刊之初的常设栏目改为到现在的偶设栏目,还体现在教育类论文的参考文献来源多为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群。教育学学科自身对教育类文章的贡献率相对较小,说明教育学学科的影响力确实在日趋减弱。而就《中国社会科学》的教育类论文作者的工作机构分布来看,来自于师范院校、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高等教育研究院(所)等为代表的专门性教育研究机构较少,教育类论文作者来源多是来自于综合性大学的社会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管理系或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所,说明以专业性教育科研机构为代表的教育学学术团体的学术影响力正在下降,折射出教育学科学术影响力的衰落。究其原因,一是理论研究不受重视,“问题导向”的研究占优势,“学理导向”和“价值导向”的研究受到冷落;二是学术规范不能适应,依然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初始水平,缺乏严密严谨的学术逻辑;三是研究方法相对落后,思辨和经验研究多,定量研究不足;四是创新创建不足,“炒冷饭”现象较严重。
  (三)教育学科要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的统一
  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类论文的计量分析,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界对教育问题的持续关注情况。教育问题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一个根本问题,受到不同学科的持续关注,不同学科以不同的视角和姿态对教育发展和教育问题进行着理论探索和实践回应,从一个侧面看到教育学科在教育理论探索、教育实践回应的弱势,以及进入21世纪后学术影响力下降的事实。其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报》都设置了“教育学”专栏,《社会蓝皮书》也包含了教育内容,《哲学研究》也时常发表教育学者的论文,反映教育学科的进展和教育学人的研究成果,但“教育问题受到关注而教育学科不受重视”的状况还是明显存在的。或许是因为教育问题重要,关系亿万家庭,教育问题本身很多就是社会问题,需要跨学科协同创新,使得其他学科快速进入且影响力增强,包括国际同行的介入;或许是因为教育问题复杂,没有基于现代技术的长期规范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多年来,教育学科在教育决策和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没有教育科学,就没有科学的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强教必先强科研成为共同行动。但教育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下降的事实,凸显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理性的实践。教育学科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与学术影响力的下降形成了一种相对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起因可能还在于教育学科对现实中的教育问题的解释能力和回应能力的弱化。[13]教育学科的真正繁荣还需要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双轮驱动、良性循环。
  从规模上看,教育学是社会科学的显学,从业人员和学术期刊及发表的成果数量均居于社会科学的前列;但从质量上看又是“弱学”,对其他社会科学的贡献和影响不足,难以与经济学等强势社会科学平等对话。这种繁荣有余而发展不足的状况迫切需要广大教育学人以一种新的姿态面对现实,既要增强实践关怀,又要提升理论境界,努力成为探索教育规律、创新教育理论的“思想库”,成为提出政策建议、服务教育决策的“智囊团”,成为开发教育策略、服务教育实践的“设计师”,成为引导教育舆论、更新教育观念的“宣传队”。教育科研人员需增强教育学科的理论探索能力和实践回应能力,融入服务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融入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问题域中,全面提升教育学科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以不断扩大教育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以教育学的特有优势增进对教育事业的智力支持,增进对社会科学的知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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