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关键词的批判、民主等概念，其内涵的厘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批判教育研究的原旨。当前批判教育研究的新动向和热点问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发展瓶颈，揭示了批判理论勃勃的生命力所在，为研究者深入思考教育与社会权力架构的关系，提供了可资照鉴的镜子。 关键词：批判教育研究；民主；实践；权力 一、批判教育研究的原旨 问：你的研究在中国常被称为“批判教育研究”或“批判教育学”。请你描述一下何谓“批判”？它是一种立场、一种方法或者其它？ 阿普尔：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是美国批判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有些人把我视为美国的保罗·弗莱雷。对我来说，这很有趣。因为我不知道何谓批判教育学，虽然我知道它原先的意思是什么。教学和教育学是有明显区别的。教学主要是关于方法。而教育学主要是关于实践、理论以及一系列的行动。通过批判性的反思，课程论、教学法能够跟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建立一定的关系。批判教育学现在已经名不副实了（exorbitant）。它已经失去了批判性原来的意义，它可以是关于9年级学生的任何东西，它可以是部分批判的，可以是非常激进的，但大部分已经变得非常随意，所有的事情都能往里扔。当弗莱雷首先提出这个词的时候，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个词我们可以了解社会成层的路径。但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口号而已，我们都忘却了它的历史。所以我选择使用“批判教育研究”这个词，因为它涉及更广泛的领域，一般来说我不再使用“批判教育学”。 所谓的批判，首先它是指我所说的“关系分析”（think relationally）。[1]也就是说教育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同对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理解相关，以及与对这些关系的抗争联系起来。所以，批判性研究要求你能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教育进行分析，分析它们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它要求你看世界的时候，不仅仅自上往下，而且要从下面看。这就要求你观察到谁是社会中的被压迫者。传统上讲，批判性的工作是关于阶级的。虽然美国不怎么讨论阶级问题，但不幸的是，美国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按照马克思的传统，大部分的争论都是因阶级而起，我认为这是关键的，但又是不充分的。我认为，至少有三种机能——阶级、性别和种族，影响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当你从阶级的角度考虑的时候，你应该考虑到性别；在你从性别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到种族。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必须把这三方面都放在一起，从文化与统治的角度进行考虑，考虑他们之间的交集与冲突，而不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批判是一种方法，一种立场。批判就是一副眼镜，你带着这幅眼镜去看世界。一旦你从这副眼镜观看世界，我们就会不得不的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能为这个世界改变些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考虑制定哪些政策进行改变：什么样的课程是我们所应该采用的？什么样的教学是我们所应该实践的？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问：在你的写作中，批判是与民主紧密相连的，例如你那本书《民主学校》（DemocraticSchools）。你是如何看待民主的？民主的社会是怎样的？它与学校的互动关系如何？ 阿普尔：正如你所知道的，在我的那本《民主学校》中，我努力要做到将学校课程、教学置于社会不同权力关系的批判性观点下。这本书已经发行了50万册，是我最受欢迎的书。这本书更多地谈论到了实践的问题。我一直同印度的一个邦保持联系。在那里，有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左派比较强势，他们想用我《民主学校》作为模型，在他们那里的中学进行推广。所以我不仅仅满足于学术上的批判，或者政策上的批判工作。我想用它来改变学校研究，表达不能言说的东西。在美国和中国的大学当中，那些不能言说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做一个批判性的学者，做一个真实学校里面的秘书（secretary）来解决问题，从事更加批判性的课程论、教育学的工作，更加批判性地建立社会和学校之间的联系。因此，这本书的写作就是揭示我们能在学校中做些什么，怎样才能让学校担负更多社会责任，变得更为批判、民主。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扩展民主的概念。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把民主称作“滑动的记号”（slipping code），它并没有一个核心的意思，人们从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它。正如维特根斯坦说，不要追问它什么意思，关键是看人们如何使用的，使用就是意义。民主学校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意义，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它的意义。在美国，人们把民主叫做自由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人们有权利去开一辆车，他们有权利去买房子，他们也有权利说话。有些权利是正当的，但有些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环境，比如说有人会去买一辆悍马，或者SUV，而且在上路前并不愿意交税。这种民主是完全的个人主义，没有一点的集体主义责任感，这并不是我所认为理想的民主。这是我所称为的“市场民主”，就像是一个超级市场，只要你有权利去选择，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你的学校，选择你的丈夫，选择所有的事情。但我更喜欢的是健康的民主（fit democracy）。健康民主是这么讲的：首要的是，任何政策、任何机构，都应该致力于缩小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差距。这是根据约翰·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来的。在学校里，让我们假设，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比如开设一些新的课程，富裕者的孩子提高了10%，贫穷者的孩子也提高了10%，但差距并没缩小。我的立场是民主应该是在公平正义原则下进行的，减少好与坏的差距。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想让富裕者的孩子变得更好，我只是想让两者的差距更小而已。因此，我这个版本的民主是要为那些弱势群体来呐喊，帮助弱势群体比强势群体发出的声音更多一点。这意味着任何受到政策影响的人都有权利在政策制定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既是自下而上的民主，也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在民主学校中，比如说，我们深深扎根于贫困社区的学校中，然后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课程设置，然后如何走进学校，帮助老师，然后如何在政策当中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并不像是投票选举，尽管我相信投票，这是全员参加的民主（full-participate democracy）。我对此提出的模型是，来自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在那里人们采取参与式预算，即使是地方性的预算，所有人也要来参加，决定钱如何花。这就是我对强民主和弱民主作区分。在强民主下，人们能够完全参与，得到相应的社会责任并且拥有与其相应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在市场中进行选择。 问：你说过《民主学校》是你最受欢迎的一本书，在很多国家中，它都被当做是一本运动书籍。那么，你所描述民主的学校是怎样的？ 阿普尔：民主学校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看起来已经非常明显了。在我的《民主学校》那本书中，作为这项实践的秘书，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同社区进行协调讨论来决定课程如何设置，而这一切都是在国家、州、地方的政策指导下完成的。我认为拥有一个标准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同时也应该让教师也得到了机会，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让当地群众也有发声的权利。对于学生也是如此，你不能仅仅告诉那些想要民主的学生什么是民主，然后就把这些学生就当做塑料材料一样，放到机器上进行加工。[2] 坦诚地说，当然也有一些针对我的负面回应。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威胁，一旦你为民主学校打开了大门，或者人们一旦品尝到民主的滋味，他们可能会在民主中会要求更多的东西，比如说经济宏观政策、妇女的待遇问题。在美国的很多州中，男性在社会和教育系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农村中的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女性。当女性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他们就会反问为什么女性的待遇如此之低。这就说明了民主学校不仅为民主教育打开了一扇门，它也为教师提供了辩驳的空间，通过建立一种课程，能够担负社会责任。当本地的社区和本地的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对环境政策拥有了发出声音的权利，如食物分配政策、土地所有权政策。这样学校就成为了民主的载体，人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变得更加民主。因此给人们发声的机会是一个冒险的事情，有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具有威胁性的。人们会意识到，当你改变了学校，你需要改变所有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问：毫无疑问，你将自己定位于左派立场。那么你是如何区分左派和右派的？如何在自由主义的背景下观察它们？ 阿普尔：在西方，我的关系分析，或者强民主的观点，被称为做左派。我明白在中国或其他国家这种分类有点复杂。在有些国家，“左”和“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在西方，“左”是代表民主的意思，他们拥有较长的民主运动历史、女性解放历史和种族解放历史。从这个社会上，获益不多的人群都会以此为保护伞，他们都被称为左派。这种左和右的区分，取决于我们在讨论什么。在西方经济中，左派跟工人、贫困者和工会走得更近些，能为消费者发出更强的声音。但这不像无秩序的市场，仅仅是市场进行自由选择，不仅仅是消费者的选择，他们希望消费者明白，如果他们把所有东西都买下了，就会把环境给摧毁了。美国左派的历史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历史，有些人称它为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共产主义并不是很强，除了在少数黑人群体中。因为，共产党是美国唯一一个认真看待种族压迫的政党，它为那些人提供了一些平台。正如你所知，我来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背景浓烈的家庭。最左派的观点始终最强烈的伴随着我。左派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力量，它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左派推行的另一件事就是提供非常大的一把伞（large umbrella），在它之下是关于工会、工人、失业者的权利，是反对同性恋恐惧和种族主义者，是女权主义、环境主义。 而右派总是亲近资本主义者，他们总是从上而下地进行课程设置，他们往往不能意识到美国存在多种文化，他们往往希望右派统治的知识占统治地位。我并不是一味反对国家课程的设置，我想说的是民主解放的存在，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改变课程设置。美国正在尝试做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做过的东西。美国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之上的，每年都有来自印度、中国、巴基斯坦、非洲、欧洲的移民，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也不同。所以困难就是我们是否能建立这么一所学校来融合这些不同背景的群体，我们能否建立一种文化来尊重这种差异。现在左派的观点能更迎合这种立场。左派希望学校里面更加多元，希望课程的设置能够使人们和政府之间形成一致，达成协商。它反对全国性的考试，希望地方和老师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力。而右派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推崇“共同文化”。[3]他们希望学校资本化，把学校变成公司制，按公司制来运行。亲资本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受到批评，我一生都在和这种观点作斗争。世界上没有证据说明，通过市场能够提高教育质量。 我支持左派观点，这导致一些问题。因为在我早期的工作中，我在《意识形态与课程》这本书中批判了自由民主。我把自由民主批判为太过于激进，以至于认为他们无法改变大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的关系。现在我改变了我的主意。因为当美国极端保守派掌权时，他们就想毁掉自由权利。所以现在很多政策对女性有利，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很多国家关于特殊教育方面的政策花费了很多钱。右派这时候就会站出来，说这些政策太贵了，想把它取消掉。右派想停止很多自由的权利，这提醒了我人们所为之奋斗的自由权利，比如说女性投票权、签订合约的权力、组成工会的权力，这权利都统统称为自由权利或人权。我觉得这还不够。当极右势力进入时，剥夺自由的权力，我开始意识到我应该支持一些自由的权利和传统，这可以使我们走得更远。当右派说国家是不好的，他们是想让市场左右一切，然后国家关于教育、福利甚至在冬天不关闭暖气这样的小事，都不是国家说的算，而是公司说的算。我们当然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不愿为右派的做法买单，这些可能会改变我一些观点。所以我愿意一定程度支持自由主义，以避免右派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我要接受部分的自由主义观点。 问：你如何看待批判教育研究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联？ 阿普尔：我明白自由主义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长的传统，有一部分传统我是喜欢的，而另一部分我不太喜欢。我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我自己观点的。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因为它是进步主义教育的发源地，那是杜威的大本营，是康茨（Counts）的大本营。年轻时，我去过夜校，毕业后非常穷困。我的梦想是去哥伦比亚，但我仍然不理解当时为什么会被录取。在我服兵役之后我成绩非常好，但服兵役之前我挂掉了两门，这是我为什么离开大学的原因。因为我阅读广泛，但并不是老师让我读那些东西我才读的，那时学校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进步主义教育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不认为他们已经做得非常足够了。进步教育并没有对经济学有一个很好的理解，也没有对阶级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它的理论解释性比较弱。进步主义假设教育可以改变学校、改变社会，但没有说要改变他们自己。他们认为只要关注方法就足够了，认为只要关注教学方法就足够了。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如果说你关注了教学方法的话，你就不会和保守派偏离得太远。所以说所有人都想变成儿童中心主义。但是当你开始讨论这是谁的理论，开始要讨论这是谁的知识，进步主义教育就分裂了。这就把整个运动分成两派，一个阵营是内容派，一个阵营是过程派。而我的任务是把这两派重新整合为一。我需要更加批判性的内容和更加批判的方法。所以在《意识形态与课程》这本书中，我对进步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我在一定程度承认进步教育存在一定的批判因素。我认为我继承了进步教育的传统，我的工作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长期批判性传统的基础之上。最重要的人是康茨。他写了一本小书《学校敢于建立社会新秩序吗》（Dare the SchoolBuild a New Social Order？）。而我的新书名字就是《教育能否改变社会？》，我要回答的就是康茨的问题。虽然已过了80年，康茨的这本书仍然很出名，我希望我的书能达到他的境界，能继承他的传统。我确实认为即使在进步教育薄弱的地方，我的批判教育研究仍是批判性的。从理论上讲，进步性教育并不是很强大的，他们所做的研究是好的，但并不足够好。从历史上讲，他们所作的研究主要是叙事性的，他们更感兴趣做生活史、传记研究。这是很重要的研究，但他们放弃了统计研究，这让我很担忧。这些东西，如果用在批判研究上，技术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从事批判研究的人不懂得统计技术，这是灾难性的。所以说，我很喜欢进步教育中的很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很多东西放在今天，就偏弱了，并不是十分的精细。 二、批判教育研究的演展 问：批判教育学的出现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它最新的发展和关注点在哪里？ 阿普尔：随着西方身份政治的发展，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理论、环境政治学，都纳入左派这把大伞之下。他们同时也在探索着，批判性的含义是什么。比如说，通过保罗·弗莱雷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批判教育学都倾向于把政治经济学当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思学派则有他们自己的传统和指导理论。女权主义者根据女性的生活体验，认为结构主义并不是很有力。他们转向并投入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怀抱。我喜欢它们之中的一些，但我认为当中的一部分并不具有一定的结构性。我认为身份问题是重要的，但是结构主义已经包含了身份问题，我认为其中的一些危机正在被解决。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政治理论的争论，我力图解决是要把这两种传统凝合在一起。在把这两种传统凝合在一起的时，会碰撞出火花。把两种传统放在一起听起来确实有点奇怪，但它确实是发展的新方向。所以在《教育的正确之路》、《官方知识》、《国家、政治知识》这些书中，我都一直在努力着把这两种传统融合到一起。因此，虽然有危机，但是我认为我们离解决这个问题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分散的同时保持聚焦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批判教育研究具有很多焦点。我们现在使用的名词是交叉点，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很多问题的交叉，比如性别关系、阶级关系、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在同时进行的，我们要做的是聚焦在一点之上，比如说阶级或者说性别，但是我们还要时时记得，还有其他关系的存在，其他关系可以影响我们所研究问题的形成。 问：批判教育学当前是否遭遇了发展的瓶颈与危机？ 阿普尔：有时候我想把批判教育学看做一条河。我和其他一些人想保持这条河的持续流动性，并且是朝某一特定的方向前进。批判教育学的两个关键词，批判和教育学。教育学意味着在实践上、理论上要睿智，要理解不同的权力关系，同时要和生活保持联系。批判性的部分也很重要。现在一个危机是，如何变得具有批判性。 我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我长期以来和大家背道而驰，并试图尝试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提到过批判教育学遇到的一些问题是自上而下的，就像你站在阳台上，然后自上而下地告诉别人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批判教育学中的人，包括一些很有名的人，都把这定义为一种学术上的追求，他们似乎忘记了房屋是如何从地基打起建成的。但是保罗·弗莱雷更关注实践，更关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我批判的那些人只注重于理论，我理解精致理论的重要性，但理论可以有很多的意义，它可以同社会运动相结合，也可以和某些具体方面相结合，比如说跟学校、课程相结合。某些人大谈学校、课程、教学、教师教育、教师评价，我的反应是：这是真的吗？他们的做法是污染性的，他们的手是脏的，他们试图把理论从现实中脱离出去。现实是残酷的，现实让他们的理论变得很肮脏。我试图做相反的事情。关于这一方面，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论述，它告诉我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站在阳台上往下看，高高在上，脱离了生活。这些站在阳台上的人，总是高高在上，总是试图分析下面发生的事情，但从来不参与其中。我有一个哲学传统，我是一个批判的唯物主义者，我在批判实践性上曾深受杜威等人影响。所以说重要的是实践，是把理论和反思与学校实践结合起来，因此民主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对我来说很重要。批判性教育必须回归教育生活。不然的话，理论就变成阳台上的生活。我对一个专家学者所应该做的事情，有一个清晰地自我认识，那就是当一个秘书。因此在我的新书中，《全球危机和教育》，我一一分析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很快要解决阳台问题了。我认为这个问题解决的原因是很多人开始注重实践，并开始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尽管这些人有着不同的背景，但他们都试图把理论和特定的实践相结合。正如你所知的，我深受意大利伟大的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影响，葛兰西在文化政治学上表现得非常聪明，在解决霸权危机和霸权的性质方面表现得非常聪明。我的主要工作是揭露统治阶层在教育和社会中是如何创造“常识”（common sense）的，葛兰西在这里派上用场的原因在于他启发了我，常识是同后结构主义思想以及和身份形成、政治欲望、政治享乐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瓶颈和危机，是因为它们能结束不同传统之间的冲突。之前人们假定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后结构主义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从马克思主义获得的灵感和从后结构主义获得的灵感是完全不同的。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从话语权的关键属性以及从身份政治中得到的灵感，和从其他传统中得到的灵感是相同的。那么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批判性研究中，利用多重传统来解决危机。这些东西把我带入另一些研究当中去，我把它称为保守主义现代化（conservative modernization）。[4] 三、批判教育研究与社会权力架构 问：你的很多书在韩国曾经被军政府列入禁书之列。这些书似乎经常伴随着民主化进程而出现。你如何看待你这些书的命运？ 阿普尔：不论我的喜好如何，我的很多书都变成了运动书籍。有些书写得恰逢其时，所以我很幸运。我的第一本书是《意识形态与课程》，被认为是20世纪教育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但是，如果这本书早五年或晚五年出现的话，都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在韩国，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军政府的压迫和强制，使得这些书是被官方打入了禁书的名册。有趣的是，我常常开玩笑，如果你想让人们去读一本批判的书籍，最好是让军政府把它给禁掉。当时在韩国和巴西谈论一些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事，而我的这些书说了一些他们不能言说的东西，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的口舌。对我来说，宣讲这些内容并不危险。但是在韩国，人们被间谍关注着。但是我是根据美国的公正正义在说这些事情。然后韩国人再转述我的话，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安全一些。我很高兴成为人们的代言人。有时候这些书确实为民主化运动开创了一些空间，比如在韩国的独立教师联盟，就用它来对抗军政府。在80年代，因为军政府依然执政，这本书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依然被禁。不仅仅这本书的命运如此，我的命运也一样。我曾接受邀请，到韩国做一场批判教育研究的学术演讲，结果我被抓了，我的同事也被抓了。刚开始，韩国政府同意了我的演讲内容，但这个演讲太火爆了，教室外面站了好几百人不能进去。这成为韩国人批判性地思考教育的起点。政府很不开心。我做完演讲之后，政府就把我逮捕了，推翻了以前他们所承诺过的东西。我不想让它变得像一个浪漫故事，但人们却希望我扮演这个角色。我并不喜欢被抓，这并不十分有趣。但是作为一个激进主义者，一个反种族主义者，我曾经为非洲裔儿童奋斗过，我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羞赧之人，由于一些反种族的工作，我也曾被美国政府抓过。 所以说我有时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有时也是一个学者，我要把二者合二为一。这体现出了学术工作的重要性。要做非常认真的学术批判性工作，这种工作能够为其他学术工作提供空间，然后联系之后的民主化进程，让它变得更加强有力。 我在中国结识很多好朋友，他们会告诉我的文章在哪里是合适的，哪里是不合适的。我从中学会了很多东西，这不是靠我自己单个人能完成的任务。关键是你需要很仔细听取别人对你的批评，虽然我从不对这些批评做出任何回应。即使在中国，有很多人写文章批评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这些观点，他们可能完全误读了我的书。但我绝不会对此做任何回应。他们有权利对我的文字进行推敲，这些事情告诉我我的思想在中国接受情况是如何。这意味着我的下一本书会更加清晰，尽管人们仍然会误读我。其他国家的民主应该是哪种类型的轮不到我来说三道四。我不会拿着我的书，说应该按我的想法去做云云。我对中国人民的奋斗表示尊敬。 问：在你看来，从事批判教育研究需要哪些社会文化条件？ 阿普尔：首先，我必须坦诚，从事批判教育研究是危险的。当我提到批判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会用到关系分析。人们必须用一个合适的分析来解释谁赢谁输，这种理论必须同社会公平理论相联系，也就是说任何社会必须给弱势群体以最大的关照。在存在极大不公平的社会中，你必须说实话，但说实话是危险的。比如说这需要自由言论的权利，但是自由言论必须是在具有社会责任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美国是一个具有长久种族历史的国家，如果当初没有奴隶的话，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当一个人反过来指着一个人骂他是“黑鬼”这个极其恶劣的词时，这就对自由言论提出了挑战。我希望人们都是正直的，这意味着学术工作必须说实话，说真话。联系到中国时，我相信你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所在。城乡差距是如此令人惊诧的，农村薄弱的建设，建筑工人往往工资得不到发放，常年累月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你们知道这些，也试图改变一些东西。但我依然认为人们有权利来谈论这些东西、说实话，从事城市收入分配这方面的研究，去讨论非法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去讨论穷人孩子不能进入合法学校时他们的艰辛和苦难。我不能说我对这些洞若烛火，但是在任何国家，我们都必须说真话。 对此，总会有一些社会和文化上的先决条件，我明白这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时，必须具有技巧性。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一个批判教育家都被解雇的话，对这个世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这意味着学术性的大学有时也需要足智多谋。在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谚语，在你说话之前必须先看风是往哪边吹的。所以在你说话之前你必须先看看你的观众是谁，是谁在听。我不想把这个当做不说话的理由，但在你说话之前必须谨慎小心。所以说，如果所有的批评家都缄默不言，对谁都没有好处。这就是个矛盾。我说过批评家必须说实话，他们不能沉默不语，但是如果大家说实话，都被学校开除了，大学里没有这种人了，那么学校这个空间里就会充斥着骗子，不说真话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当你做学术研究时，如何说真话。在真实的生活中，当风把火往你这边吹时，说真话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做这件事情是会产生一些后果的。因此，在我看来，要进行自由言论有一些东西是很关键的。他们必须是在具备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自由的获得是要有技巧性的。葛兰西以极其聪明的方法谈论这个事情。他谈到了两个词“运动战”和“阵地战”。运动战中包含正面攻击，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壕战，战斗中的一方向另一方发起冲锋，然后大部分人被杀了。然后就是阵地战，阵地战是一种具有策略性的战术，你首先占有特定的区域，然后你把区域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会开创一些批判性的期刊，就等于你占领了一块阵地，然后你又创立了一些批判性的报纸，然后你又占领了网络，然后你占领了很多地方，然后你慢慢地挑战统治者，这是我喜欢的策略。所以阵地战是一种更有策略性的战术。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条件。大学必须对此保持开放，即使是当政者说，大学并不是自由地做任何事情、发表自由言论。如果说大学不能接受批判性研究的话，你就不会有自由言论的权利。所以说，在很多情况下，这取决于大学允许人们在研究中说更多的东西，在研究中接受更多的批评，听取更多的声音，不然这有点像写科幻小说。所以说，在你赢得对限制你言论自由的统治阶级的这场战争中，需要很多的其他条件。而大学如何保持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 [2]Michael.W.Apple and James A.Beane（2007）.DemocraticSchools：Lessons in Powerful Education（2nd）. NH：Heinemann.9. [3][美]迈克尔·W·阿普尔.文化政治与教育[M].阎光才，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34-39. [4]Michael W.Apple（2006）.Educating the”right”way：markets， standards， God，and inequality（2nd）. New York：Routledge.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