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研究中的价值偏执和认识矫正

“实践崇拜”与“拯救实践”——论教育研究中的价值偏执和认识矫正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作者：吴原

摘要：在对现代教育研究“走不下去”的焦虑与指责中，教育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轻视甚至贬低，这加速了教育研究领域中“实践崇拜”现象的产生。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具体表现为盲目跟风的实践崇拜、功利实用的实践崇拜和无视实践的实践崇拜三种类型，其根源在于教育研究的价值偏执。我们必须警惕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必须对教育研究中的价值取向进行审视，并站在传统与现实的双重角度上“拯救实践”，从而还教育研究以清明的态度和真正的内涵。
关键词：教育研究；“走不下去”；“实践崇拜”；价值选择

教育研究走向实践已然成为时代的潮流，但一部分研究者在针砭时弊，批评某些学者好高骛远、脱离实践，强调教育研究需要“走下去”的同时，却造成了对“实践”的过分强调，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践行者”自居，进而颐指气使，肆意指责“理论者”的风气。对教育研究来说，理论分析不能替代实践探索，同理，对“走下去”的强调同样不能遮蔽理论上的探究。理论与实践相互依存，共赢共生，这一辩证制衡如若被以过度强调某一方重要于另一方的方式贸然打破，就会影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进而对教育研究整体的发展造成影响。教育研究者应摆正心态，在宣泄自身诉求情感的同时，以清明的态度重新审视“走下去”的前因与后果。
一、“走不下去”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崇拜”现象的出现
1．“走不下去”的共识与焦虑的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的理论化追求肇始于哲学母体的影响，经康德、赫尔巴特、罗森塔尔等人的阐释达到高峰，其核心在于以构建大而全的理论体系对教育问题进行解释，由此开创了教育理论大发展的时代。然而，自19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思辨哲学的教育研究屡受科学实证主义的冲击，其学科地位逐渐下滑，甚至一度被揶揄为“次等学科”[1]。教育研究之所以会从哲学思辨的皇冠上跌落尘埃，主要原因在于，在社会科学实证量化大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教育研究者依然执著于概念上的辨析与理论体系上的推演，致使他们多以艰深晦涩的言语表达其研究成果，以浪漫理想的方式追求其研究旨趣；纵然此间强调教育研究需要扎根实践，面对实践的呼声屡有出现，如实验教育学等学派的兴起等，但这些努力均未能使大部分研究者彻底割舍对哲学思辨的迷恋，形而上学、无涉实践的诉求仍主导着教育研究的走势；这导致教育研究既无法以完美的概念体系说服同侪以换取理论上的统一，更不能以明显的现实成效证明自身价值而收获学术界的肯认，积重难返的教育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这一指责初始时由其他领域的学术同侪或“无缘”理论研究的实践者发出，但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情感的积压，最终演变为教育研究内部的强大声音，并以一种痛心疾首，甚至在表达上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宣泄出来。教育研究者“走不下去”成为业内的共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中叶以来教育研究“走向实践”。
21世纪前后，基于对传统教育理论的批判，经由新课程改革的推动，转向实践的教育研究无可非议地成为我国教育界最为流行的学术话题与行动选择。随着一批优秀实践成果相继问世，实践取向作为正确的认识论前提与方法论假设的合理性以取得斐然现实成效的方式再次得到印证。“走下去”的教育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双重合法性的确立，一方面促进了教育研究的发展，但同时也加深了国内学者对传统教育研究“走不下去”的共识，由此更滋生出一大批以批判教育研究理论化为主要观点的著作。据相关研究者分析，由于历史、评价制度、自身观念、情结等诸多方面的原因[2]，我国教育界目前存在大量嘴上高呼要介入实践，但在具体行动上往往却走不下去的“伪实践者”。换言之，“伪实践者”的真实身份将造就他们“伪理论者”的面目，他们的研究则成为一种处于困境之中的“上不去下不来”的真空理论。教育界确有与生活实践无涉的真空理论，这是无需掩饰的事实，受此种理论影响，理论者在不介入实践的前提下以专家的姿态对一线教师指手画脚的情况确实屡见不鲜。基于此，一批忧心忡忡的论者产生对研究者“走不下去”的担忧，进而高呼进入实践，甚至不惜用极为激烈的方式埋汰专家与他们的“怨妇情结”[3]便是情理之中的事。
2．对“走不下去”的担忧无需贬低理论
在时代潮流的驱使与现实绩效的刺激下，教育研究的实践化取向日益明显。作为一种与生活探究同构的实践活动，教育研究的确不能高居于生活之上勾勒“阳春白雪”，而是要“卷起裤脚”扎根大地，以期为人的生活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空间。正因如此，教育研究在低头刨食的同时，还需要不断仰望星空，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究相结合才符合教育研究的学术传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theorie（理论）一词的原初意义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那种崇奉神明的祭祀庆祝活动。对这种神圣活动的观察，不是不介入地确证某种中立的事物状态，或者观看某种壮丽的表演或节目；更确切地说，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在场。”[4]理论在其本源上就是这样一种庄重的、神圣的生活方式，它与实践同样都是人的行动，二者之间无法截然对立，更无法互相贬低。作为学术研究的不同面向，实践与理论在探究教育的过程中分别发挥不同的功用，但它们最终都将聚合在教育活动之上，以为人的生长谋求更多的现实生活空间和思想观念创新。
然而，随着对教育研究“走不下去”这一共识认同度的提高，出现了个别学者为了避免陷入“不走下去”的研究路径而淡化，甚至排斥对教育问题进行理论辨析的现象。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教育研究的学术传统，在贸然打破研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造成了研究本身的异化。教育研究需要进入实践场域，不“走下去”的教育研究形同空想，但教育研究在介入实践的过程中必须保有一种态度上的清明，以防止研究者受到实践强大感染力的影响而陷入一种理论的无知状态，进而完全无法在“去那里”之后“回到这里”，失去品评教育实践的资质。人们之所以需要理论引领实践，并不是要去追求一种看似“豁然开朗”的顿悟，而是提供一种态度使实践活动更为切合实践自身的逻辑。人们如若因为改变现实的迫切愿望使得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失却了那种审慎、庄重的态度，代之以一种随便、草率的态度，教育研究将全然成为一种失去自觉意识的标准化活动，人们将无法实现以教育促进生活的学术旨趣。
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走不下去”的研究搅乱教育，但更需要关注仅强调“走下去”，而忽略了进行理论准备与探析的研究，尤其是要注意在这个教育研究走向实践已成为不言而喻的认识论前提和方法论预设的时代中，为了促使研究戴上“实践”的高帽而极端贬低理论的情况，来防止教育研究在“走不下去”的共识中产生“实践崇拜”现象。
二、警惕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现象
1．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具象
（1）盲目跟风的实践崇拜对大多数不明就里的研究者来说，以“实践”的方式进行教育研究并非源于研究的需要，而是出自一种学术跟风的惯性。确切地说，这种研究把直面教育实践“作为一个具有公理性质的概念，不假思索地作为自己全部思考和实践的前提”[5]，因而成为毫无自主思考意识的被“裹胁”的研究。纵然其方法、过程乃至结果都可算是“实践”的，但由于对流行实践规范的全盘接受，这种研究中的“实践”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本体地位和无所不包的创造功能，在此基础上的教育研究则成了唯一合法和唯一确定的研究模式，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就了“实践取向”的教育研究作为不容置疑的学术权威的地位，甚至发展成为学术霸权。此种教育研究不能容忍其他意见的存在，尤其不能容忍对其权威性提出质疑的意见的存在，否则会发动附庸的力量甚至采取攻击的方式来取缔这些意见，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的有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性质之争便是如此。此外，盲目跟风的实践研究虽然生产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其方法、观念乃至结论的同一性，非但没有从质的方面推进教育研究获得新的进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智识的减少。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会封闭教育实践的多种路径，更有可能消解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独立性，最终在生产出一系列拾人牙慧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造成人们对真正教育实践的遗忘。
（2）功利实用的实践崇拜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现象还突出地反映在研究态度的功利选择上。对一些研究者而言，实践取向的教育研究成为一套操作流程，即只要遵循既定的规范，掌握现成的方法，依据核定的程序，就必然能够进行“实践”的教育研究，从而得出符合“实践”需要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虽然打着“实践”的旗号，但却并没能发挥出“实践取向”所标榜的变化性和生成性，极大地弱化了教育研究的学术价值，使得教育学术研究下降为教育实际研究或者教育经验探讨。因而，对于上述以“实践”为研究目的的教育研究而言，“实践”成为了“现实”或“实际”的代名词，所以研究就成了对某些现实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即时解答，仅关注了一时的效益，而缺乏通盘的考虑和整体的打算。如某些学校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抵消了素质教育的开展，盲目进行学校布局调整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辍学率的提高以及目前一些高校基于就业需要调整专业结构，提出“职前职后零距离”的口号等现象均属此列。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因为在思考和实践教育的过程中，仅以某些暂时的需要为终极目的，着眼于一时效益的获取，忽略了教育活动中诸如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幸福生活等一系列涉及教育研究正当性的思考而导致的结果。
（3）无视实践的实践崇拜教育研究需要走向实践，从实践出发、为着实践并发展实践的教育研究相对于曾经全盘哲学化或科学化的教育研究更具生命力，也更具时代感。但当“走进实践”已然成为一种“风向标”，在此基础上教育研究的实践取向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自明的价值判断时，则必须对这种自明性加以质疑。诚如杜威所言，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生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一旦我们以某种先验的判断作为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则这种判断所具有的先验性必然会遏制教育生成更多更好的可能，这并不符合研究的学术追求，也违背了教育的基本精神，更会“使我们远离实践，而且从总体上使我们存在一种‘实践的无知’”[6]，失落了实践精神所强调的开拓创新的核心意味，把教育研究沦为打着实践旗号的标准化研究。然而，可悲的是，尽管有学者对不加辨析就“走向实践”的教育研究发出种种质疑，但这些质疑却并未能引起实践崇拜者的注意，反而淹没在一片对“实践取向”的叫好声中，致使走向实践的教育研究流于口号，成为一种虚无的符号式象征。于是人们惊奇地发现，“走向实践”的教育研究反而离实践越来越远，实践取向仅成了某种时尚的理论外衣，教育与教育者的诉求在种种尝试中未能得到满足。
2．价值偏执导致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
借助“实践”本身所包含的强大容纳力与开拓性，“走向实践”的教育研究在提升了教育研究的学术地位，强化了教育研究现实效果的同时，更有效地缓解了研究者的焦虑情绪，“多管齐下”的运用方式和“一石数鸟”的学术效应促使“实践”在“走下去”的呼声中成为教育研究的不二选择。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学术研究“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7]，自律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精神。秉持此种精神，任何研究都需要以清明的态度对主导时代潮流的文化价值观，甚至业已取得某种“自明性”的概念和命题进行刨根问底式的追问，从根源上选择自身的立场，才不至于人云亦云，迷失自我。当实践概念成为无需论证的，甚至以图腾化的面目出现的价值前提引领教育研究时，则必须对它的自明性加以质疑，这不仅是研究者所操持的学术自律精神所为，更是教育实践自身的生成性和对生活的真切关注所使然。以被神圣化、物化的实践指导教育研究，将有损于教育研究自身的品性，最终将这一旨在促进人的生长和发展的探究活动异化为减损人的生长发展可能性的活动。
其实，以实践引领教育研究的发展无可厚非，但如若研究者坐享其成，把“实践转向”仅视为“走下去”呼声中的方法运用，就会使“实践”凝聚一切本根的、源始的、自我纠偏性的力量和关系。这种力量促使教育研究中“一切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都被设想交给‘实践’来解决；一切无法奠基的东西，都可以‘实践’为根基，甚至一切目的、方向、意义，也都可以在‘实践’中被发现、确定和完善。‘实践’成了万能之筐，可以盛装一切；‘实践’成了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一切难题的命门；‘实践’也成了万能基石，可以为所有缺乏根基的东西奠定基础”[8]。事实上，此种“实践”已然被从教育之中抽离出来，成为盘桓在生活之外的一种抽象存在物，以此为基础的教育研究也就不再成为与生活一体的探究活动，而成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教育指手画脚的规范化教导。这无异于回到了极端实证取向中的标准化研究模式，不仅加剧了教育研究的价值偏执，无法实现人们采取实践取向审视教育，使教育研究成为真正关注人生的活动的初衷；更把教育研究庸俗化为追逐利益的技术活动，降低了教育研究的学术格调，最终将有损教育活动自身的发展。
“没有一种实践能独立于它的实践者对它的思考和信仰之外”[9]，没有任何实践取向能够超越教育研究本身这一实践活动而存在，当私人性的实践追求变身为能够深刻影响教育研究的武器和公理，并“劫持”教育研究时，分析研究者自身的失范行为以及在看待“实践”概念时所采用的视角、秉持的信念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如若因为重视实践而把“实践”置于教育研究之外的话，这种偏执的价值取向无异将导致教育研究彻底走上“实践崇拜”的道路，把原本复杂的教育研究变为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活动。
三、拯救教育研究中的“实践”
没有一种研究不是从自身的实践出发，也没有一种研究不是以自身的实践作为目的，虽然“实践崇拜”现象的出现对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但走向实践仍是教育生活自身的内在诉求之所在。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研究走向实践的价值前提，并以此对抗“实践崇拜”情结所带来的物役效应。换言之，在漫天的“实践转向”中，我们更需要挖掘并守护教育研究关注人生的学术传统与格调，从而使教育研究真正以“走下去”的方式关切人间、人事与人心。
1．审视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
不可否认的是，教育研究除了实践之外别无取向，但我们需要对这一取向的获取方式进行追问，才能避免不当的实践取向影响教育研究。从起点上看，教育研究并非游离于生活之外，用以指导教育活动的方法流程或理论体系，教育研究本身就是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是教育发展进步的内驱力而不是外驱力。所以，教育研究当立足于生活之中而不是生活之外推动教育，这就决定了教育研究只能以“向内用力”的方式确定自身的价值追求，而不能以既定预设的方式定位方法取向。从这一点出发，任何人为设计的“实践取向”都不能成为引领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与教育研究真正所需要的“实践取向”具有天壤之别，前者在于获取功利，后者着意生活发展。
进一步讲，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当下的教育问题，这是教育研究实践取向的外部表征，但教育问题具有连续性、情境性和变化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教育研究实践取向的内涵既包括通过研究获取现实效益，更包括在不断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为绵延不断的生活本身服务。生活中每时每刻的作为即为研究，密集不断的生活探究最终将聚合为教育活动，教育以生活探究的方式展现，生活探究中充满了教育的意味，这种双向互动的共赢关系才是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之所在。
当教育研究成为一种按照人造的规范而不是遵循实践的逻辑进行的社会活动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迎合现实的需要，却势必会遭遇生活的拒斥。教育研究如果仅在理论上说明教育的可能性，而不在实践中践行教育的可能性，此种理论也无法实现对实践的关照。实际上，“除了通过继续教育的行动本身，没有方法发现什么是‘更具有真实的教育意义’”，“教育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止境的圆形或者螺旋形的东西。教育是一种包括科学在内的活动。正是在教育过程中，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以便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又反映到教育过程中去，进一步改变教育的过程，因此又要求更多的思想、更多的科学，循环往复以致无穷”[10]。
2．尊重教育研究的学术传统
教育研究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情感、深沉的现实关切和强烈的人性诉求，这些因素形成了教育研究独特的学术传统。传统不仅仅指古代形成的经验文化，“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11]。正因如此，我们尽管在“比较正规的教育，即直接的教导或学校教育”所提倡的教育理念或采取的教学模式中可觅得教育研究的某些经典做法，但如果我们放眼“每个人从和别人共同生活中所得到的教育”[12]，就会发现，此种广阔的教育生活使教育研究彰显出一种促使教育直指生活实践的行动倾向，与规范的研究模式或无懈可击的完美理论相比，此种行动倾向因其在多变、凌乱的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智慧性、生成性更适合被称为教育研究的学术传统。教育研究的学术传统并不使教育研究寻求高贵华丽，反而使教育研究愈加显现质朴平凡，这种传统使教育研究摆脱神秘的面纱，能够以一种从容自在的态度关注草根，关注人间，真正呈现出切入生活的态势，从而保证了教育之于人生的体认与关切。从这一点出发，教育研究走向实践的行动选择就是教育研究学术传统的现实体现，是教育活动自身的基本诉求。在教育研究走向实践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尊重并继承上述传统，才能够以平实的态度看待“实践转向”所带给教育研究的变化，并以此守护真正的实践精神。
3．守护教育研究的实践精神
“唯有以本身为目的的‘实现’才能称为实践”[13]，实践以自身为目的，这与杜威所说的“教育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异曲同工。所以，教育研究之所以需要走向实践，是教育实践对脱离人的生长，阻碍人的发展现象的自发纠偏，表达出教育研究诉诸行动的学术传统。严格说来，教育研究实践转向的发生是一种具体的行动，它突出地体现在实施多年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关课程理念的研发与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现实中广大中小学教师所遭遇到的困难和所采取的极具个性化的解决方式等现象中，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正在发生着的探究活动，而不是脱离教育现场的理论指导。当然这并不是说，教育研究的实践取向不能以理论化的方式出现，研究者只能以消极等待的态度迎接教育实践自身发生变化，更不是要取消理论研究的价值，任由教育实践自由发展；而是说，实践以其开放的边界允许理论的深入，尽管理论说明的方式无法展现教育研究走向实践的原貌，更无法预计或者规定实践转向的下一步行动，但研究者仍然能够参与到这一行动中，并以构建实践的教育理论的方式更好地使教育研究成为一种伴随着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而开展的一般教育行为。换言之，只有在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共同参与下，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配合下，教育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促进人的生长发展的作用，成为一种为生活所需要的探究活动。所以，作为理论工作者，如果因提出了某种符合实践需要的理论、规划了某项成功的教学改革而沾沾自喜，认为选对了路子、跟上了时代，则仍然未能真正介入实践；作为实践工作者，如果仅盲目乐观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不假思索地进行教学改革，认为进行了探究，总结并发展了理论，则未能拥有自觉的探究意识，也无法真正认识实践。教育研究走向实践并不是提出一种理论或者进行一次改革，对我们（研究者与实践者）来说，更多的是要使以探究促进人的生长发展的行动成为常态的行为，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只有作出这种选择，研究者才不至于又一次被实践抛弃，在不自觉间成为阻碍教育变革的负面力量；而实践者也不至于又一次置身于理论之外，甚至成为理论的对抗者；教育研究由此将成为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开展的、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日常活动，从而帮助人们实现延续生活、规划美好人生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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