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校方称协议是宿舍文明约定，起到“温馨提示”的作用。（9月16日《南方日报》）

　　假如明明不是自己的责任，却无缘无故被人赖上，不仅相当冤枉，还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既然如此，与其让自己面临被赖账的风险，倒不如把“丑话说前头”来得干净利落。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与学生签订《自律协议书》，并约定“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既然责权关系厘清在先，一旦出了事儿，则可以按约定办事，自然有望免去不必要的麻烦与纠缠。

　　应该承认，学生自杀这事儿，的确很大程度上与个体的情感以及性格因素有关。更何况，对于大学生而言，毕竟已经是成年人，当然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出了事把责任全部推给学校。如此看来，学生自杀，自伤，假如明明是个人行为导致的后果，却都得由学校来处理后事，学校甚至还要因此遭遇各种指责和非议，校方还真是蒙冤受屈了。如今有了一纸免责协议，学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自付其责，学校当然不必再去背这个黑锅。

　　但是，面对大学生的自伤、自杀行为，学校是否能就此将其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又是否有权要求学生签订这样一款“免责协议”，显然还需商榷。事实上，校方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对于学生的安全显然应当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到“自杀”现象，看似学生的个人行为，也的确更多有着学生的主观责任，但学校是不是就一点责任没有？学生“自杀”、“自伤”行为究竟有无学校管理不善的外部因素？对大学生自杀自伤情况如此担惊受怕，不仅完全束手无策，甚至还要签免责协议，是不是更多暴露出校园管理的无序，以及对学生心理排解与情绪疏导上的无所作为？恐怕更需追问。

　　事实上，正如同为交通事故，责任却并不总是一致。具体到大学生的自杀、自伤行为，究竟是否该学生负全责，又是否与校方全无关系，恐怕同样需要具体事例具体分析，在此之前得出的任何结论显然都是仓促而不负责任的。作为一直教育自己的学生要“注重事实，追求真理”的大学，恐怕不宜做出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表率吧。

　　更何况，学生本是大学服务的对象，对于正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大学生，大学本该给予负责任的关照才是，即便是学生自杀、自伤确实缘于自身的身心因素，大学恐怕也并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对于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与无所作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生群体身心问题的恶化。面对大学生自杀、自伤的悲剧，大学本该显示出应有的同情和关注，并从自身角度深刻反思，寻求改善才是，那种急于和自杀学生撇清关系的做法，即便单纯从契约的角度看并无不妥，但作为“母校”，面对投入怀中的“学子”，却表现得如此绝情，也免去“责任”的同时，恐怕也抹杀磨灭了“母性”。（武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