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学由“官本位”回归“学本位”，是中国大学迷途知返的现实要求。

    前不久，网上热传关于“某大学校长就餐特权”的公开信。这封千余字的公开信言辞犀利地提出，就餐特权是小事一桩，但校长吃饭也吃出阶级差别，反映了大学“官本位”的严重程度。这封公开信爆红网络后，再次引起了舆论对大学“官本位”的抨击。有电视媒体评论说：“公开信不仅是对某大学校长就餐特权的痛批，更像是揭开了大学的层层‘遮羞布’。如今的大学早已不是象牙塔了，官场存在的问题，大学一样也不少。很多大学的校长给人的印象不是德艺双馨的大师风范，而是一副沾染了特权习气的官僚嘴脸……”

    同样，不久前在清华大学，新一批教师续任/解聘工作完成，虽然方艳华、闫浩两位老师的授课获得许多学生的认可，但按清华“非升即走”的规定，任期内学术成果不足的方老师转岗和闫老师离开。此事引发了舆论对“大学教师是否称职，什么说了算？”的热议。笔者也曾多次就这一话题，让来自大学管理者的MPA教育管理方向的研究生班讨论“谁是大学的主人”，最为集中的回答是：管理者，因为大学师生的考核、晋升甚至去留掌握在管理者手里。尽管公开信反映的问题尚待澄清、“非升即走”的教师管理有待探讨、MPA研究生的认识有待深化、媒体评论也有些危言耸听，但这些足以敲响大学“官本位”的警钟。

    在我国，“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官本位”指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以是否为官和官职高低的衡量标准，与“官”不相干的机构与个人（比如大学与校长），则比照“官”来定位自身的价值。“官本位”起源于秦王朝，秦始皇为了削弱地方势力，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隋王朝设置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之后，“官本位”逐渐走向兴盛，直至到明王朝走向极端。可以说，“官本位”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尽管“官本位”产生并盛行于古代和近代，但其阴魂依然笼罩着现当代中国社会。2011年，人民网的调查显示，67.5%的网友表示“自古‘官本位’难消除”。2012年10月，《人民论坛》关于“中国‘官迷’有多少？国人官瘾有多大？”的相关调查显示，84.7%的网友认为中国“官本位”的程度是10级（最高级）。在“官本位”的古代中国，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也因此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社会心态。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看重他的德才而是看重他是什么官位；衡量一个单位的社会地位，不是看重它的社会贡献而是看重其官位……不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按照官位进行分配，而且对社会现象和事件的评价也是以官位为基本尺度，也就有了“官大学问大，官大品德好”的社会心态。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政府为了重视高等教育并提高大学的社会地位，赋予不同大学副部级、厅局级、副厅局级等相应的级别。不仅如此，大学内部的组织机构也都赋予或相当于一定的官位，并以官位论权力与尊卑，由此就引发了教师对官位的崇拜和追逐。

    “官本位”不仅使大学成了官场，更阻碍了大学作为学术与教育机构的改革创新。坚持“官本位”的大学官员，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权力与高高在上的官位，不愿意推进大学改革创新而动摇让自己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崇尚“官本位”的大学教师，看中的是大学以官为尊的体制，宁愿放弃自己熟悉的专业而投奔官场，导致愈演愈烈的“官学一体化”怪象；向往“官本位”的大学生，看中的是大学以官为上、唯官是从的机制，自觉研习官场习俗，唯上唯书而无心追求学问，导致学生的创新欲望低下。总而言之，“官本位”肆虐下的大学校园，官场化、功利化的氛围日益浓厚，师生的价值与尊严日益失落，不仅影响了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更为严重的是，改变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为了拯救迷失的大学，遏制“官本位”回归“学本位”，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大事。

    教育部一位副部长说过，大学“官本位”倾向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会逐步失去色彩。早在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刚到北大任校长时，就曾语重心长地对当时一门心思“读书做官”的北大学生讲，“读大学不是为了做大官，而是为了做大事”。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演说，鼓励青年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从古至今，大学不是，也不应该是“官僚养成之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说，大学教人的道理，在于彰显人人自身所具有的光明德性，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而且做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并保持不变。大学的使命正是培育自新的人，实现这一使命的途径就是坚持不解地追求真理。让大学由“官本位”回归“学本位”，是中国大学迷途知返的现实要求。

    为此，大学要明了并依据其本质属性、中国国情与时代要求，采取有力措施确立“学本位”，消除“官本位”，废除用官位来激励优秀教师的机制，终结行政权力干预甚至替代学术权力的大学制度，让行政归行政、学术归学术……对此，大学不能再抱怨社会环境而望洋兴叹甚至叶公好龙了。大学校长不妨清高一下，试着以自己的责任担当与睿智勇气抗衡一下“官本位”的固有体制。大学教授也不妨雄起一下，试着以教授的胸怀抱负与傲骨清风撞击一下“官本位”的铜墙铁壁。  

         （作者系浙江师大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报》 (2014-08-28 第7版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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