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召开

2014年06月25日　作者：曹继军 颜维琦　　来源：光明日报

“大学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召开

　　本报上海6月24日电（记者曹继军、颜维琦）由光明日报社、上海市教卫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海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的“大学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24日在上海理工大学举行。与会者认为，校训根植于传统文化，是大学精神的凝练表达，应充分发挥校训在文化传承、人格塑造和价值引领方面的作用，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载体。

　　继举办“家风家教大家谈”征文和研讨活动之后，今年4月，《光明日报》开辟《校训的故事》专栏，寻访一批知名大学和部分历史悠久的中小学“校训”背后的故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展示校训的文化传统和正能量，引起热烈反响。

　　研讨会上，来自10所大学的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就挖掘和践行校训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进一步讨论。与会者指出，校训是一所大学的办学格言，对大学校训的透彻研究，意味着对大学精神的深入解读，能够更好地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校训中传递的价值信念，包含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自觉要求，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都能形成内在的契合和效果的共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传播和坚守校训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校训是大学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寥寥数语，指引立身治世；口口相传，道出学问之道和为人之道。与会者认为，以校训作为切入点，对大学精神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是大学软实力建设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探讨大学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探讨大学和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大学校训注入了活力，大学校训则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财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的直观体现。

　　会议同时指出，当前一些校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语言风格没有个性、内容雷同；知晓度偏低，缺乏鲜活有效的传播方式；可操作性不够，失之宽泛。如何更好地发挥校训的价值引领作用，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讨。对高校而言，要在传承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校训的文化内涵，用鲜明的时代特色赋予它长久的生命力，让校训为人所感知、感悟。这就需要更多人推崇、推广好校训，创新传播方式，更多地用好故事来传播，用艺术作品等新鲜饱满的样式来传播。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认为，校训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在新形势下研讨校训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校训的背后是信仰，包括做人的信仰、国家的信仰、民族的信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追求在高校的反映。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陈克宏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在高校众多的育人元素中，校训具有独特而有效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和载体，使校训对师生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价值引领作用，值得认真探索实践。

　　中宣部宣教局副局长常戍，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高德毅等在会上发言。参加研讨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肖贵清，复旦大学教授高国希，南京大学教授杨德才，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任友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建军，南开大学教授武东生，上海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沈炜，中山大学教授钟明华，复旦大学教授王立诚，东南大学副校长林萍华，上海理工大学教授陈大文。

　　青年钢琴家、上海理工大学音乐系主任陈洁，复旦大学研究生申宸、同济大学研究生严俊作为师生代表，分别讲述了自己和校训的故事。

　　新华网上海７月２４日电（吴振东、许澜博）对于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子们来说，对大学的认识或许是从校训开始的。校训，凝聚着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育人纲，寥寥数字，意蕴深远。

 

　　在上海理工大学校园，铭刻着“信义勤爱”四个大字的校训石，静默而立。１９０６年，学校的前身沪江大学在此创办，８年后，沪江大学将“信义勤爱”正式立为校训，其后历经学校更名、院系改革等大事件，校训始终未变，一直到２００６年百年校庆，校方才在原来的四字之后加上“思学志远”，对“为学”提出更高要求。

　　“‘信’‘义’‘勤’‘爱’几个字简简单单，却是先贤推崇的基本为人准则，在其指引下，‘信崇真理、义重仁厚、勤学实干、爱国敬业’的沪江精神传承至今。”上海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沈炜介绍说，如今的八字校训中，“思”与“学”体现了学校对教育本质的回归，“志”和“远”则意在立志、崇远，重在培育青年人的学识抱负。

　　“为人”与“为学”，百年间，上理师生其实已找到了二者的最佳结合点。１９１７年，沪江大学创办国内首个社会学实验基地——“沪东公社”，将人才训练与社会服务相融通，开创我国大学服务社会之先河。２００２年，上理成立创行团队，持续开展农业保险推广、秸秆能源推广应用、农社对接等５０余个社会公益项目，而在各个公益服务领域，更不乏上理青年志愿者的足迹。

　　去年本科毕业后，蒋维和同伴们收拾行装，奔赴２０００公里外的贵州山区开始一年支教生活。他说，要教会孩子们更多知识，帮助他们走出大山，认识世界。“在贵州的一年，是我离上理最远的３６５天，但也是我离上理最近的３６５天，这就是校训教会我的道理，要有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蒋维说。

　　同上海理工大学一样，由黄炎培先生于１９１８年在沪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同样历史厚重。创办之初，黄炎培便亲自立下“敬业乐群”的校训，如今这四个字依旧闪耀在学校的各个角落。

　　黄炎培曾这样解释“敬业乐群”：“敬业”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在之事具责任心；“乐群”是指具有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在其职教理念指导下，中华职校桃李芬芳，从这里先后走出了邹韬奋、张闻天、顾准、徐伯昕、江竹筠、秦怡等杰出才俊。

　　“‘敬业乐群’是黄老先生职业理念的精髓，也是当前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更是对全社会职业人的要求。”中华职校现任校长唐威表示。

　　“‘敬业乐群’简单明了地教会学生怎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８５岁老校友范洪涛对记者说，看到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自己感到很欣慰。“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国家的两个轮子，不能偏废。当前国家急需高素质、复合型技术精英，职业学校更要勇担使命。”

　　据悉，上海近年采取推进职教课程体系建设及双师型教师培养、举办职业技能大赛、推动中高职贯通等途径，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批新老职教品牌取得了育人的累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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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2014年07月24日　作者：靳晓燕 祁雪晶　　来源：光明日报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背后的故事

　　北京师范大学版的“毕业前二十件事”之一是在校训碑前拍照。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这广为熟知的校训，由国学大师启功于1997年挥笔写就。

　　校训简约义达。赵仁珪教授至今仍记得：起初，学校曾邀请校内很多专家学者共提方案，启功自己也拟出不同训词，但最后敲定“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八字，显得平易通畅且深刻含蕴。它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和做老师等之间的辩证关系。

　　此训一出，全校师生莫不首肯心应，并敦请启功赐墨勒碑。启功欣然奉命，指出“校训之撰，当属学校。校训碑正面右首当署‘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落款则书‘启功敬书’。”这一个“敬”字足以说明，在校训面前，他只把自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之后学校有关部门又多次请他阐释所题校训的意义，启功每次都以“学习校训，理解如此”的口吻来写，从不把校训当成自己的创造而专有。

　　这正是北师大人文精神的显现：崇德笃行，敦尚气节，首在担当。

　　1902年，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重开，管学大臣张百熙强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又于1908年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理念下，他们承载着振兴教育、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1915年，学校提出“诚实、勇敢、勤勉、亲爱”的校训，要求学生勤奋攻读，品行端正，为人表率。此后，学校校训几经改动，有“以身作则”“成德达材，建国基石”等，但以爱国、勤奋、为人师表为内核的办学精神始终如一。

　　国运衰微的年代，师范教育首重培养国民精神，是国民教育的基础。身为“教育本源”的北京师范大学，强调“治学修身、兼济天下”，从这里走出的国之栋梁，道德与学问并重，理想与实践统一，堪为如晦时代文化知识的传薪播火者。京师大学堂师范科第二届毕业生符定一，辛亥革命后回湘弘文励教，办校兴学，成为毛泽东的导师；国语运动先驱黎锦熙，普及白话，注音汉字，推动民众文化扫盲；教育系毕业生张岱年，立足中哲，融会东西，践行文化综合创新……他们矗立起启民救国的典范，影响了社会进步的方向，为民族精神的绵延发展注入了人文光芒。

　　站在校训碑前，学子就会想起启功著名的《上课须知》：

　　一、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二、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三、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和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四、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又怎样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样下场？你还年轻但站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五、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六、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七、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记下以备比较。八、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九、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哈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的多么用力也是白费。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的板书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地方，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

　　短短的九条，却可以作为千百万教师操守之根本。

　　校训碑前的留念，成为学子们最深的记忆：从这里起航，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将担负起育人兴邦的神圣使命，在广阔天地中传递梦想，播撒希望。（记者 靳晓燕 通讯员 祁雪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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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人民大学的精神特质

2014年07月21日　作者：李玉兰　　来源：光明日报

　　暑假来临，5645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子怀揣理想与信心，踏上了深入基层开展社会调研、社会服务与社会考察的征程。

　　665支团队将在全国29个省份的162个自然行政村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及“千人百村”社会调研活动。农村教育、能源消费、养老、土地权益、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民主……均是他们关注的对象。这一活动是人民大学坚持多年的一个传统。

　　此前不久，该校10位博士生组成的调研团队赴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沿着人民大学的足迹，探索母校的历史，并对当地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作进行实地调研。30年前，有过一次同样的“寻根之旅”，10位人大学子组成调研团队赴正定县实地调研，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县招待所看望了正在进行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基层工作的深刻意义和如何做好基层工作的心得体会。

　　社会调研仿佛是人民大学学子的一个生活方式，每年有超过5000名学生赴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或许这就是该校“实事求是”精神特质在学习生活中的具体展现。

　　人民大学1937年诞生于抗日烽火中，前身为陕北公学，几经辗转，历经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1949年底迁往北京，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

　　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曾说：“陕北公学的教学工作有三条原则：一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二是教学内容少而精，三是教与学一致。”

　　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曾提出，北方大学的办学宗旨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校风即为“实事求是”。

　　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曾提出华北大学的校训为“忠诚、团结、朴实、虚心”。“朴实”即“不虚伪、不轻浮、不好高骛远、不粗枝大叶，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态度”。

　　1992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庆55周年前夕，“实事求是”被正式确定为校训，同时，镌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汉白玉巨石，也被矗立在了学校东门内。

　　“实事求是”一词出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文中说刘德“修古好学，实事求是”。后来唐代学者颜师古将“实事求是”一词解释为“务得事务，每求真是也”，把它引申为一种务实求真的学风。

　　“实事求是”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厚重的人文积淀中提炼出来的精神品质，不仅是对过往光荣历史的高度概括，也是中国人民大学走向未来的精神指南。它为人大人指明了读书、治学、做人的途径，这条路径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求得“是”，即追求真理。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再到现今的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始终是学校不变的精神特质。70多年来，“实事求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大人。拉开真理标准大讨论序幕的那篇著名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作者胡福明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

　　当一份份调研报告交至案头，同学们的成长如树的年轮般清晰可见。“人民大学要培养的是厚重之人。为此，慎重制定了人才培养体系改革路线图，提出课堂内教育和课堂外教育两手都要硬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在谈到“千人百村”活动的意义时曾说，“通过开展这个活动，同学们在理论联系实际当中得到锻炼，教师在‘接地气’的过程中进一步密切和同学、和社会的联系，使人大‘实事求是’的精神传统深入师生灵魂深处。”（记者 李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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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校训：“崇尚真知 追求卓越”

www.jyb.cn　2014年07月14日　作者：高平 肖平　　来源：光明日报

“崇尚真知 追求卓越”

——内蒙古大学“求真务实”的精神凝结

　　内蒙古大学校训“求真务实”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蒙古族院士、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提出并坚持的。他说，每一所大学的诞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精神寄托，是教风、学风、校风的集中体现，更是一所大学成长经历的精神凝结。

　　“求真务实”是知与行哲学理念的通俗表达，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追求真理、贵在实践的高度概括。内蒙古大学“求真务实”校训的明确提出，最初是在1993年。时任校长旭日干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为行事准则，并经常以此激励广大师生。内蒙古大学于2001年底在全校广泛开展征集校训、校歌的文化建设活动。在征集到的意见中，“真”与“实”两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文化建设工作组的专家学者建议按照收集到的意见将“求真务实”凝练为校训，在党政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内蒙古大学校训正式以文字形式明确确定。

　　内蒙古大学创建于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布局中具有特殊作用和重要的区域定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亲任首任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生物系主任、耶鲁大学生态学博士李继侗来校执教并任学术副校长。以北京大学为主，一批批高水平师资从全国各地支援内蒙古大学，保证了学校办学的高水准和大学精神的无变异基因植入。

　　李博，用双脚丈量内蒙古土地的中科院院士。1956年，内蒙古筹建第一批国营牧场，李博随李继侗第一次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李博感叹道：“这是一片处女地，一片天然杰作！”1959年，李博怀着对草原的热爱，放弃了北京大学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同妻子蒋佩华一同支边，来到内蒙古大学生物系任教。为此内蒙古大学的生态学研究成为我国干旱和荒漠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学科引擎。

　　2013年12月27日，内蒙古大学送走了90岁高龄的世界蒙古语言学一代宗师清格尔泰。清格尔泰教授是著名的教育家，是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他把大量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工作之中。在清格尔泰之前，中国蒙古语言研究处在语文学阶段，通过清格尔泰教授的研究，中国蒙古语言文字研究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阶段。

　　内蒙古大学虽然建校时间不长，但建校伊始，就注重良好学风的建设与培养。首任校长乌兰夫在建校典礼上曾强调：讲课应“讲深、讲透、讲足分量，不能偷工减料”。1959年4月29日，时任校党委书记郭以青以“诤言”的笔名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教不严，师之惰》，告诫广大教师热情教学，严格要求，勉励学生要追求真理。

　　50年积淀，内大逐步形成“立足边疆、面向全国、育人为本、特色强校”的办学理念，在包容、开放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特有的“崇尚真知、追求卓越”的内大精神。从校园走出的9万余名学子遍布自治区和祖国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彰显着内大的贡献力和影响力。（记者 高平 通讯员 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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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校训：祈通中西 力求精进

2014年07月10日　作者：郑晋鸣 顾璟　　来源：光明日报

祈通中西 力求精进——南通大学校训背后的传承与创新

　　7月的南通大学，首夏清和，芳草未歇。

　　校门的厚壁上，镌刻着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亲笔题写的校训：祈通中西、力求精进。遒劲大气的八个大字，浓缩了百年通大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渊源，也见证着代代通大人的励精图治和执着奉献。

　　1912年，在以教育为先、科技为重的南通，张謇创办了南通大学的前身——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并题写训词“祈通中西，以宏慈善”。学校的创办，实践了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思想理念，成为我国民办高等医学教育本土化的发端。

　　同年4月，张謇创办“南通纺织染传习所”，后改称“南通纺织学校”，次年定名为“南通私立纺织专门学校”，并题写训词“忠实不欺，力求精进”。作为中国最早独立设置的纺织专科院校，学校倡导“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和“以实践为主要”的教育理念，激励学子理论联系实际。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张謇开洋为中用、教育国际化风气之先，积极聘请国内外名师，参照国外相关专业课程设置，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并组织学生到国外留学。在人才培养上，张謇提出“道德优美，学术纯粹”的八字要求。100多年来，这些教育思想和理念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2004年，南通医学院、南通工学院、南通师范学院三校合并组建南通大学，继承了张謇的办学理念，确立“祈通中西，力求精进”为校训。“祈通中西”就是要求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阔眼界，善于学习、吸收和运用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力求精进”就是要求时刻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做到与时俱进，追求卓越，勇攀高峰。

　　“这八字校训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升华，凝结为学校发展的精神之魂。”南通大学校长程纯说。

　　走过百年的南通大学，以师德为根脉，塑风范于本真。

　　1994年，从事预防医学教育的夏元贞教授立下遗嘱：“将遗体献给学校，制成骨骼标本，让大学生摸着我的骨架，走进神圣的医学殿堂。”如今，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在夏元贞教授精神的感召下，刻苦钻研，恪守医德，立志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1995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典型莫文隋在这里孕育诞生。如今，在校生中已有27000余名“莫文隋志愿者”积极投身各类志愿服务工作。

　　享誉全国的通医优秀知识分子群体在这里成长。国家首届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顾晓松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几十年如一日，在组织工程化神经研究领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国际前沿。2013年，研究成果“修复周围神经缺损的新技术及其应用”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同年5月，学校临床医学学科进入全球临床医学学科排名前1%。

　　国家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周建忠教授的楚辞研究在这里结出硕果。他主持的“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课题被立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是楚辞研究工作取得战略性进展的重大标志。

　　“时代楷模”徐克成教授从这里走出。他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海内外无数患者的敬仰与信赖。

　　老树春深更著花，百年大学新征程。2013年，南通大学被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信息与通信工程、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三个学科被批准成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南通大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在100多年的薪火传承中，“祈通中西、力求精进”的精神已融入每个通大人的血液之中，内化为“崇真尚美、通精极致”的通大人特质，成为学校事业不断发展的恒久动力。

　　“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地方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大学担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大学要以奉献求地位，以发展求未来。”南通大学党委书记成长春说。

　　泮水紫芹香可揽，倚看待佩乐菁莪。在办好人民满意大学的实践与探索中，百年校训“祈通中西，力求精进”将更显青春活力，更具独特风采！（记者 郑晋鸣 通讯员 顾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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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校训：尽精微 致广大

2014年07月08日　作者：张玉梅　　来源：光明日报

尽精微 致广大——中央美术学院既古老又年轻的校训

　　这是一条古老而年轻的校训。“尽精微，致广大”出自《中庸》第二十七章《修身》。她古老，在中国人的思想长河里漫游两千多年；她年轻，2013年中央美术学院95周年校庆时才安家落户，正式成为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校训。

　　校训的选择称得上是实至名归。校庆期间，校园网征集名师画语录，近60%的师生选择了徐悲鸿当年在美院教学时倡导的理念：“尽精微，致广大”。现任院长潘公凯说，这六个字体现着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始终坚守的“修身、治学、研创、报国”的原则和情怀，体现着中央美术学院始终坚持的“注重使命、崇尚学术、尊重人才、兼容并蓄”的传统与精神。

　　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美术教育学府，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端。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国立美术学院，毛泽东主席题写院名。1950年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当年春暖花开之季，在北京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校址举行了成立典礼。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徐悲鸿担负着探寻新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方向的重任。他在充分认识中西造型艺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肯定西方艺术探索与认识自然规律的科学经验，倡导东方美学思想与审美品格的“尽精微，致广大”“宁方毋圆、宁拙毋巧”“提炼取舍”等一系列教学主张；他以素描为基础，创造了解剖学、透视学与“默写”结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确立了“穷造化之奇，探人生之究竟”等教学原则。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戴泽回忆说，徐悲鸿最喜欢给学生们的题词便是这六个字，“尽精微，致广大”。而这条教学理念何以对美院师生产生如此重大与深远的影响？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回忆在美院时的学习生活，他说，素描训练，留给学习者除造型的技能外，更深刻的部分似乎是教师的品格、对学术和事业的态度与方法，通过每一笔的处理，通过交换感受的点滴小事，使学习者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

　　近百年的历史，美院培养人才的谱系中，大家辈出，星光闪耀。他们回味在美院的学习生活，无不觉得受到这个教学理念的滋养与磨炼。油画家刘小东说，当年毕业时朱乃正先生写给他的赠言也是“尽精微，致广大”，这种师承关系，这种口耳相授，正是一个学院学术的坚实来源。

　　几代美院人实践，逐渐凝聚形成中央美术学院的精神品质，成为美院人认可的核心理念。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说，这一校训的内涵历久弥新，美院人在自己的专业中永无止境地追求精益求精，在自己的人生中永无止境地追求更高的境界、更宽的视野、更大的胸怀。

　　校训的确立，明晰了教与学的精与微，格与局的广与大。它缩短了名师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变换的场景，永恒的思想。

　　素描就是素描，校训就是校训，它就这么简单，所以它这么重要。（记者 张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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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校训：“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2014年06月27日　作者：毕玉才 杨明　　来源：光明日报

“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在“救国”“强国”中一路走来的东北大学

　　我国是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但第一产钢大国在世界钢铁行业腰杆一直不硬，原因就是“三高两低”：耗能高、污染高、对外依存度高，集中度低、附加值低。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不断冲击世界轧制技术高峰，用一项项自主创新成果，让“钢铁大国”一步步地向“钢铁强国”逼近。2013年，由王国栋教授领衔的“现代轧制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创新平台”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王国栋及其带领的团队向“钢铁强国”冲击的历程，正是东北大学多年来秉承的“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精神的缩影。

　　百年前的白山黑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采纳了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和教育厅厅长谢荫昌“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的意见，于1923年组建了以御侮兴邦为办学初衷的东北大学，在白山黑水之间撑起一面兴学育人、文化救国的大旗。

　　第一任校长王永江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时，题写了“知行合一”四字校训。“知行合一”语出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所谓“知行合一”，不只是讲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与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本着这种实践的、辩证的“知”“行”统一的办学思想，东北大学在建校初期就力戒纸上谈兵，开始创办东北大学工厂，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巩固所学。从现在的视角看，东北大学特色鲜明的产学研结合的办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自强不息”，出自《易经》中乾卦的象传，其词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928年，身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成为东北大学第三任校长，他在对学生讲话时说：“我很希望诸君，要坚定了志向，各用自己之所学，全国学者都能如此，则中国自强矣。”对于东北大学这个东北地区的文化旗帜和精神堡垒来说，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来训导学生，不仅能够激励学生勤奋读书，力求上进，更能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自此，“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便成为东大师生薪尽火传的信念与理想。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学被迫踏上了长达18年的流亡之路。老东大人形容东北大学是“一列永不停息的文化列车”，它载着东大师生一路且行且停，北平、开封、西安、三台，均留下了东大师生一路抗争、求学的身影。1935年，东大学子手挽手、肩并肩，走在了“一二·九”运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亲历此次运动的东大教师阎述诗被学生们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所感染，他将著名诗人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谱上激昂悠远的旋律。这首最早在东北大学师生中唱响的歌，很快流传到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救亡歌曲。

　　1950年，几经更名和调整的东北大学（时名东北工学院，1993年复名为东北大学）在沈阳南湖艰难起步。东大师生在这片“风自吹襟，人争掩鼻，汩汩沟流半粪污”的荒野上，建楼开路，植树辟荒，白手起家，重建校园。伴随着冶金学馆、建筑学馆、机电学馆、采矿学馆以及信息学馆等一批标志性建筑的相继落成并投入使用，获得新生的东北大学也将办学思想从办学救国转化为办学强国。

　　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不断汲取时代进步的养料，并被赋予更加深刻的内涵。现在看来，“自强不息”，就是要继承并发扬东北大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努力走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前列，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成为一流高等学府；“知行合一”，则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知与行统一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学风、文风，接受、传播科技与人文社科的新知识，既用高科技武装头脑与技能，又以新的人文文化涵化精神与心性，做到既能言又能行，言行一致。“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东大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永恒精神信仰！（记者 毕玉才 通讯员 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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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训看中国大学的价值追求——关于“211工程”高校校训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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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校训：历久弥新川大魂

2014年06月25日　作者：危兆盖 李晓东 曹薇　　来源：光明日报

历久弥新川大魂——四川大学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又是一年毕业季。即将奔赴祖国各地的四川大学学子在告别母校前，总要完成一项“传统项目”——往来于学校的三大校区之间，在众多“川大地标”前留下美好的青春记忆：望江校区中西合璧，梁思成风格的明德楼气势恢宏，群荷竞绽的双荷池风情旖旎，百年校庆修葺的钟亭质朴肃静……华西校区古意盎然，沧桑历尽的古建筑群风貌不减当年，万德堂幽静雅致、月荷池青翠环簇、钟楼下双桥烟雨……而人声最鼎沸处，莫过于那别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长廊，它依傍近千米长的景观水道，以70多座气势恢宏的台历型石雕，图文并茂地展示川大100多年间的风雨历程与辉煌成就。长廊尽头，矗立着仿照昔日国立四川大学时期修建的东大门，门后波光潋滟，迎面而来的第一组石雕镌刻着川大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格外引人注目。

　　流连于校训前的，不仅仅是即将毕业的学子。两个多月后，2014级的每一位新生，都将修习入校后的第一门课——游览历史文化长廊，在画卷般展开的川大历史前，体悟深厚底蕴、感念先贤志士、吟诵百年弦歌。日后，他们将根据专业分散到各学院学习、生活，虽然三大校区风情迥异、文理工医各有千秋，他们却会彼此相融、互不隔绝，这样“融容”的气质，正是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完美体现。

　　历久弥新川大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句，出自民族英雄林则徐题于书室的一副自勉联，而追忆川大历史，也同样是纳百川之流、容中西学识的过程。两百多年前，作为川大发端之一的锦江书院有一名联，曰“稽古在平生，可信锦囊无俗物；论文或不愧，试看江水有源头”。若论起源头，严格意义上的川大其实以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鹿传霖创办于1896年的四川中西学堂为肇始，旨在传授“西文西艺”。1902年，四川中西学堂与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尊经书院、号召“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的锦江书院合并，堂院同归，组成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实现了川大历史上第一次三强合并，一举成为当时蜀地新式学堂的范例和川内最高学府。此后，历经十数次整合重组，十数次改弦易张，校训也随之不断变化。直到成都科技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的先后并入，实现了三强合并，文理工医相互填补、共同促进，此时的川大才明确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校训。不仅因为此八字恰嵌合“川大”二字，更因其正是对川大历史、文化传统、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的绝佳诠释。

　　如今的川大，仍以大水之势不断推陈出新。校长谢和平院士曾以“三种境界”解读川大精神：“兴来逸气如涛涌，千里长江归海时”，以和谐包容的心态汇聚各长；“八月长江万里晴，千帆一道带风轻”，以继承发展的精神兴盛川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以创新创造的意识再造辉煌。（记者 危兆盖 李晓东 通讯员 曹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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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训背后的故事：“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2014年06月20日　作者：胡显章　　来源：光明日报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清华大学校训背后的故事

　　2010年5月，时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对来自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陈力俊说：“大学有三宝：校训、校友和校园。两岸清华的校训相同，海外校友会是一家。”“两岸还没统一，但海峡两岸清华校友会早就统一了。”顾秉林的风趣讲话得到了陈力俊的认同，海峡两岸的清华同根同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被传为佳话。

　　两岸清华同样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缘起于梁启超先生在清华的一次演讲。梁启超对清华情有独钟，将孩子梁思成、梁思永送到清华学校念书，二人都成为享誉世界的名家。同时，梁启超本人十分关注清华的办学和学子的成长。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留美学子的文化植根，曾说过：“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他欣赏清华学堂章程所述的“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1914年11月他到清华演讲，以《周易》的两个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激励学子，指出：君子自励犹如天体之运行刚健不息，不得一曝十寒，不应见利而进，知难而退，而应重自胜摈私欲尚果毅，不屈不挠，见义勇为，不避艰险，自强不息；同时，君子应如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容载万物，责己严，责人轻，以博大之襟怀，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以宽厚的道德，担负起历史重任。梁启超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激励了清华学子，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成为清华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是清华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清华精神文化的支柱与灵魂。清华老学长钱耕森教授解读清华校训时提到，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清华校训是世界所有大学最好的校训，而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则认为，清华校训的内涵高度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曾指出：“厚德载物是一种宽容的思想，对不同意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对思想、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自强不息是对生命的体会，人的生命就是努力前进、奋发向上。”“我认为这两种思想：坚强的意志、宽容的态度在中国文化里面起了主导作用，是一种健康的正确的思想。在历史上，当中华民族受到外来侵略时，一定是反抗而绝不是屈服，它有一种坚定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中国文化的又一特点是比较宽容、博大，像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都被中国文化所接纳。”张岱年自身便是践行这一精神的典范。他以“直道而行”的理念追求真理，刚正不阿，同时，继承与发扬了清华国学院“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和“兼和”哲学观——“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这里“兼和”“日新”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张岱年的哲学观影响了清华文科恢复发展理念“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形成。

　　清华学堂是一所美国为了“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周诒春校长指出：“清华之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当奋发有为，力戒虚骄自大、贪安好逸；当群策群力，同声同气，以拯救国家。”在他主持下，清华开启了办独立大学之路。1925年清华成立了大学部和国学院，1928年按照“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在罗家伦校长主持下完成了改为大学的任务。在此进程中，清华人一方面为教育独立、学术独立而奋斗不息，另一方面，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襟怀，广纳一切文化之精华，使“会通”成为一些学者所称的“清华学派”的特色，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时代发展，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不断升华着精神境界，演进着雪耻图强的爱国奉献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求真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会通精神和人文日新的追求卓越精神，为国家为人类文明创造着骄人业绩。截至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从这里走出了465位院士、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臣中的14位。由国际著名专家对清华部分学科的评估得出结论：清华本科生培养质量与世界顶尖大学相比毫不逊色；清华是国家向创新型转型的重要基地，主持建成了世界最先进的固有安全性核供热堆，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获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世界大学领先奖”，人脸识别获得国际最佳成就奖，脑机接口系统全球领先，国际空中机器人大赛夺冠，新一代互联网技术获“全球IPV6先锋”奖走到美国前面，生物生命学科两次获得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科技进展，集成了多学科成果的集装箱检测系统，超过发达国家并占领世界主要市场份额；由薛其坤院士领衔，清华、中科院物理所联合攻关，从实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杨振宁称赞其是诺贝尔奖级的成绩，它的成功与中国的科研体制和人文精神传统密切相关。他们自己认为是拼命精神的胜利，是团队协作精神的胜利……（胡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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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校训故事：规格严格 功夫到家

2014年06月20日　作者：孙明泉 朱伟华 张士英　　来源：光明日报

规格严格 功夫到家——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故事

　　在熙熙攘攘的哈尔滨市中心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建筑群静静地矗立着。与南方的大学相比，哈工大少了几分灵动与秀气，多了几分朴实和厚重。在外校人眼中，哈工大是内敛的，那些已走出哈工大的学子们，亦如母校的建筑群和执教者一样，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却散发着一种令人热血沸腾的执着。

　　“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入校可见的校训石上，简单朴实的几个大字，承载着学校近百年的历史，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哈工大人。

　　与校训相关联的，是“铁将军”和“四大名捕”的故事，至今仍在校园流传着。

　　20世纪50年代，俞大光教授因严格要求而闻名全校。学生们偷偷地叫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老师为“铁将军”。他任教的“电工基础”课被学生称为“老虎课”，有时全班竟没有一个人得“优秀”，因为他要求学生不仅会做题，而且还要能讲出道理来。“哈工大要求严格，淘汰率高。我入学时考进了200多人，毕业时只剩下40多人，不及格的自动退学或降级。这种严格要求，增强了我的适应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1954届毕业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教授回忆。

　　而作为“四大名捕”的“首捕”，王勇教授第一节课便给学生们立下军令状：“你们不许迟到，我也不许迟到。如果我迟到一秒钟，你们就可以把我赶出去！”律己方能律人，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学生怕之、服之、敬之。1965届毕业生、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说：“最感谢母校给我们打下了牢固基础，让我们能扎扎实实搞学问，认认真真搞研究。母校的教育就是那句实实在在的话：‘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那时的哈工大，有一支最为人赞颂的队伍——“八百壮士”，是他们奠定了哈工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优良传统。20世纪50年代，800多名青年教师从祖国各地齐聚到哈工大，他们铭记国家重托，肩负艰巨使命，扎根东北，拼搏奉献。涌现出了诸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光远、黄文虎、王仲奇等一大批专家，他们被老校长李昌称为“八百壮士”。

　　如今，“八百壮士”们已渐近耄耋之年，但是他们的精神、信念和传统，正由一代代哈工大弟子传承着。

　　在祖国建设最困难的时候，第一代“八百壮士”挺起了精神的脊梁，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第二代、第三代“八百壮士”扛起了科教兴国的重任。而伴随着几代“八百壮士”一起诞生的是中国第一台结构式模拟计算机、中国第一台会说话会下棋的计算机、中国第一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体制雷达、中国第一块具有自主版权的IC卡芯片、中国第一个巨型计算机实时三维图像生成系统、第一台华宇弧焊机器人和点焊机器人、中国第一个会踢足球的双足机器人、世界首创城市原生污水热能采集技术、第一颗由高校自主研制的试验卫星……

　　刚刚履新的校长周玉深情地说：“国家和哈工大把我从一名农村民办教师培养成专家、教授、院士、副校长，今天走上校长岗位，这一切都是哈工大的教师辛苦培育和汗水浇灌的结晶。今后，我将继续发扬哈工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优良传统，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国家、为哈工大作贡献，别无他求。”

　　哈工大校园里，古树不多，但都苍劲向上。哈工大人身上的精气神不仅镌刻在校训石上，而且也深深地印刻在每一堂激扬澎湃的课堂上，印刻在每一个夜色斑驳的背影中，印刻在每一次实验的失败与尝试中，印刻在每一份辛勤工作之后成功的喜悦中……（记者 孙明泉 朱伟华  特约记者 张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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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百年校训：“信义勤爱 思学志远”

2014年06月17日　作者：曹继军 颜维琦 周列 董真　　来源：光明日报

“信义勤爱 思学志远”——上海理工大学的百年沪江精神

　　清晨的一缕阳光透过浓密的香樟树叶，洒落在清水红砖的哥特式建筑群上，这是上海理工大学最平凡的一瞬光景，也是黄浦江边这所百年老校散发出的永恒荣光。

　　“浦江之滨花木扶疏，红楼三五矗立其间，沪江大学在焉。”1906年，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沪江大学在这里创办。实行男女同校，确立“更为中国化”的办学主张，最早开展社会工作，创办社会学系，诸多领域开一时风气之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办学传统。百年薪火相传，凝练的“信义勤爱”四字校训更滋养着校园的每个角落、每个人。

　　“盖闻古之学子，必有所得训于其师焉……诸同学能以是四言铭诸座右，何患不成伟人，为沪江光哉？”1919年，求学沪江、浸润校训精神的朱博泉为此四字感慨，在沪江大学学术刊物《天籁报》上撰文以评。此后，他成了“大宅门里出来的银行家”，和无数沪江校友一样，终其一生躬行实践之。

　　以不世出的才情、对生活的热诚，以及创作的勤奋熔铸成优美诗文的徐志摩，也曾徜徉在这片美丽的校园。沪江融贯中西的气质、开阔的视野，构成了这位新文学著名诗人思想和诗艺追求的底色。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李公朴，民国法学家吴经熊，“医德风范终身奖”获得者邓家栋，被称为“打开中国文化与世界一扇窗”的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冯亦代，我国“加权残值法计算力学”创立人、固体力学家徐次达……一串串名字从这里闪耀，一种精神在这里传承。

　　“信义勤爱”——四个字简简单单，道出的是立身治事最朴素的道理。如今，在上海理工大学的校园，校训石静默而立，凝望着每一位从它身边走过的学子。上海理工大学承续了沪江校园之形，也绵延着百年沪江精神。

　　所谓信者，言信行果、取信于人；所谓义者，含仁怀义、乐善好义；所谓勤者，勤学好问、业精于勤；所谓爱者，仁民爱物、爱国一家。“信义勤爱”四字，汲取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社会伦理道德的精华，说的是如何“为人”。百年校庆之际，学校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思学志远”，对“为学”提出要求。

　　“爱人者，人恒爱之。”单是一个“爱”字，公私兼尽，便须毕生体悟践行。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抗战时期被推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为抗日救亡大业献出了生命。81年后，著名文艺理论家、沪江校友徐中玉在《我的沪江岁月》中回忆道：“刘湛恩抗日救国的斗争精神特强，他的牺牲是沪江的不幸，也是沪江的光荣。”刘湛恩曾说，“沪江是个大家庭”，确如其愿，一代代学子在这大家庭中缅怀先贤，勤求智识，献身社会。

　　在新生入学第一课上，曾就读沪江大学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戴立信，和同学们分享：“信义勤爱”的“信”字，在当今社会对于各行各业都很重要。曾任驻美大使的李道豫重返母校，寄望校友：“要加强实干教育，年轻人，眼光要远一点。”

　　1917年由沪江大学创办的沪东公社是中国第一个大学所办社会学实验基地，开启了中国社会学专业教育的优良传统，即以大学为依托，把人才训练和社会服务结合起来。2002年创立的上理创行团队，开展了农业保险推广、女囚再就业、秸秆能源推广应用、农社对接等50余个社会公益项目，提供种植培育技术、新媒体营销培训等专业化服务，继续诠释着“爱”的教育。

　　如今，这所以工学为主，理、管、经、文等多学科交融发展的上海市属重点大学，紧密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上海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形成了卓越工程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和国际化教育的鲜明特色。

　　“每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都必须在这座大学的视线内经过。在这样一个校园里，任何一个有思想的学生，都不得不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大的世界里。”校史馆里，沪江大学第一任化学系主任梅佩礼先生的这句话，至今依然承载着上理人的梦在黄浦江畔奋勇前行。（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 通讯员 周列 董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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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训：“务求实学，存是去非”

2014年06月12日　作者：石琳 单泠 严红枫　　来源：光明日报

“务求实学，存是去非”——浙江大学校训凝练的大学精神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一段流传了70余载的旋律，记录着一代代浙大学子“求是创新”的精神风貌。近日，在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微言教育”发起的“校歌我点赞”活动中，浙江大学的文言校歌高居最受网友欢迎的高校校歌榜首。

　　如果说，校歌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与文化，那么校训则以言简意赅的形式凝练了这所大学的精神。从求是书院到国立浙江大学，从1952年院系调整到1998年同根同源的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浙大在百年的风霜洗礼中缓缓走来。求是，这两个在所有浙大人心中铭记的大字，就是百年沧桑沉淀的浙大精神。

　　1937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浙大毅然作出了举校内迁、流亡办学的决定。校长竺可桢率领全校师生，先后经过四次大的搬迁，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在遵义等地坚持办学，直至1946年9月返回杭州。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被彭真称为“文军长征”。

　　立“求是”为校训，是浙大西迁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竺可桢留给浙大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浙大师生到达宜山不久就遭受了疟疾的威胁。好不容易等到冬季，疟疾得到了控制，却不想日军的炮火悄然逼近。

　　在疾病与战火带来的双重阴霾下，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提议，经浙大校务会议讨论，正式确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并请国学大师马一浮撰写校歌，阐述校训精义。

　　竺可桢阐述“求是”精神核心：不只是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而是涉及理想、责任、立身处世的要义，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竺可桢的讲演《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中有这么一段话：“所谓无心同异，惟求其是，是阳明的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最好的注释，也是我们治学做人最好的指示。”作为科学家，竺可桢一生倡导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诞生于西迁途中的“求是”校训，简单质朴却内涵丰厚，是浙大不断发展的根基与灵魂。从求是园中走出去的学子，每每谈起浙大，总会忆及母校校训的影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曾亲身经历过浙大西迁，在建校100周年之际，他曾有过一番深情表达：“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校训确立70多年来，一代代浙大人不断丰富了求是精神的内涵。为国捐躯的民主教授费巩，学生运动领袖于子三烈士，“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王淦昌、赵九章等杰出的科学家们身上体现了“公忠坚毅，树我邦国”的奉献精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谷超豪、程开甲、叶笃正以及一大批为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身上，体现了“兼容并包，无吝于宗”的合作精神。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求是精神的内在价值体系。

　　1988年，著名流体传动与控制专家路甬祥担任浙大校长。他进一步强调“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

　　1998年，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新的浙江大学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求是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2010年6月26日，温家宝来到浙江大学图书馆，面对师生对浙大校训进行诠释：“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他勉励同学们要大胆求知，务求实学，不骛虚声，不求虚名，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做踏实的工作，做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

　　如今，每位初次走进浙大的学子，都会在紫金港校区门口的石碑上看见当年竺校长著名的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求学时光里，浙大学子常常会用这两个问题来审视自我，而对求是精神的理解或许也就藏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之中。（通讯员 石琳 单泠 记者 严红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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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训看中国大学的价值追求——关于“211工程”高校校训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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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校训背后的故事：至诚至坚 博学笃行

2014年05月23日　作者：李陈续　　来源：光明日报

　　“至诚、至坚、博学、笃行”。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安徽大学绿草茵茵的磬苑广场，南北两侧的校训卧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远处的地标建筑——文典阁图书馆，由低到高构成一幅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生动画卷。

　　安徽大学校训，是经过60多年文化积淀而于1996年底确定的，由著名宗教界人士、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题写。“至诚、至坚、博学、笃行”八字中，有六字出自《礼记·中庸》，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至诚”是传统儒家的最高道德境界，“至坚”提炼自学校乃至时代对人的品格要求。“至诚至坚”是指以诚实、诚信和坚毅、坚定为目标的人生修养过程，是对“德”的要求；“博学笃行”是指以渊博、深厚和笃实、诚笃为指标的学行态度，是对“才”的要求。“诚”“坚”“博”“笃”四个字，强调了学习的目的和学习的方法，浓缩了安徽大学人才培养的不懈追求。

　　从1928年走来的安徽大学，既以校训固化了传统的办学精神，也一直以校训鼓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1932年，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程演生要求学生：“一要有刚毅坚韧的志气，二要有诚笃淳朴的行为，三要有精密公正的思虑。”希望安徽大学培养的学生能够“负起复兴中国的责任”。

　　“读书是愈读愈穷的，要从读书来发财，那便是背道而驰。”1946年，国立安徽大学首任校长陶因在开学典礼上如是说。“卓然不为流俗所移”，陶因的这句肺腑之言正是教导学生要“至诚、至坚”，塑造诚实和坚贞的人格，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安大人坚定前行。

　　196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安徽大学视察工作。在离开合肥前为学校题词：“极深研几，学以致用，力争上游，手与脑共，攻破尖端，科学是重。”“学以致用”“手与脑共”又何尝不是对“博学、笃行”更深的诠释。

　　岁月的沉淀，让校训内化成共同的信念、不断前行的动力。安徽大学“三基并重，全面发展”的培养模式创新，让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获得社会广泛好评；人文社科领域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汉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国内一流水平，应用社科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思想库作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面向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走产学研用结合之路，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在世界三大洲建有3个孔子学院、5个语言中心，留学生规模逐步扩大，国际化程度逐步增强。

　　安徽大学校训得“潜岳苍苍”“江淮汤汤”——苍劲而优美的自然之气，承“夏商肇启”“管仲蒙庄”——丰厚而深邃的文化之风，弘“文化丕成，民族是昌”——大学之使命，融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于一体的办学理念和育人境界而成。八字校训展现的是安徽大学人激流勇进的精神风貌和一个个平凡却感人至深的故事。

　　李世雄教授以“至诚”的精神始终奋战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40年来，只有半边肺、半个胃的他以顽强毅力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勤勤恳恳，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成就的科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做学问不要计较一时的利益，贵在坚持，不怕慢，只怕站。只要方向对，总会有成绩。”李世雄常这样说。

　　何琳仪教授以学报国，所著《战国文字通论》是第一部战国古文字通论性著作，已成为海内外古文字学者案头必备工具书之一。64岁仍坚持抱病讲课的他倒在了自己钟情一生的讲台上，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用生命诠释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真正含义。

　　何家庆教授徒步闯荡大别山、皖南山区和大西南深山老林，历时305天，跨越8省区，行程31600公里，为108个县的芋农讲授魔芋栽培技术，经历九死一生而不悔：“我是人民教师，当为人民服务。”他用知识的杠杆撬开贫困山区致富的大门，用步履丈量出“至坚”的深度。

　　旭日东升，朝霞满天。阳光洒在校训卧石上，也洒在匆匆走过的莘莘学子身上。“至诚、至坚、博学、笃行”，安徽大学人在校训精神指引下，励志践行。（记者 李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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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训看中国大学的价值追求——关于“211工程”高校校训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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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校训："南方之强"，为国家"放一异彩"

2014年05月15日　作者：马跃华 李静　　来源：光明日报

“南方之强”，为国家“放一异彩”——厦门大学校训的传承故事

　　4月6日，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迎来了93岁的生日。校庆大会上，校长朱崇实说：“在93年的岁月中，厦门大学始终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一代代厦大人始终牢记陈嘉庚先生的办学嘱托，秉承‘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厦大校训，是厦大人90多年来的精神指针和行为准则。陈嘉庚当年创校时提出了“自强不息、教育救国”的理念。厦大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将校训定为“止于至善”。后来，厦大人将二者合在一起，定为校训“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921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了厦门大学，期待这所学校成为“南方之强”，为国家“放一异彩”。当年4月6日，厦大举行开校式，演讲台中间悬挂的正是陈嘉庚指定的四个大字——“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林文庆取“止于至善”的校训，意在表明厦门大学应该始终如一、永无止息地追求最高理想，在启智与道德上达到完美至善的境界。

　　90多年来，这八个大字始终铭刻在一代代厦大人的内心深处，并用自己的实践对它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在战火的逼迫下，刚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仅一天的萨本栋，果断将厦大完整地迁往山城龙岩长汀。当时长汀的条件很差，没有电灯，一到晚上，正常的教学、学习、生活都难以进行。萨本栋便把配备给他的小车拆了，将汽车的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让长汀亮起了电灯。

　　就这样，在战争威胁与山城困苦的双重艰难中，萨本栋带领全体厦大师生，坚守住中国东南半壁的学业江山，也让“南方之强”的声誉传遍海内外。

　　菲律宾华侨实业家、教育家邵建寅71年前就读于长汀时期的厦大电机工程系。战火岁月中的厦大时光，在其心中“投”入了一笔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88岁的邵建寅常说：“萨本栋校长的其言其行及学校员工在长汀时期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我后来做人做事的不竭动力。”

　　邵建寅只是厦门大学众多校友中的一名。建校迄今，该校共培养了20多万名学生，这些厦大校友用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将“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校训深深镌刻在民族复兴的史册上。他们当中，有在结构化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校友卢嘉锡；有为中国固体物理理论研究以及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毕生心血的校友谢希德；有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皇冠上明珠的校友陈景润……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厦大人也在不断丰富着“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精神内涵。从2013年起，厦大开始在每年的校庆大会上颁发“嘉庚奖章”，这是目前为止该校为学生设立的最高奖。迄今，奖章已经颁给了3名学生：在《科学》发表论文的研究生李阳、捐了两份造血干细胞的瘦弱女孩刘倩、科研成果入选“中国高校科技十大进展”的博士生朱从青。

　　有人说，从这几名获奖学生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所大学的价值风向标——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一大批有理想、敢担当、有能力、肯实干的栋梁之材。（记者 马跃华 通讯员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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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校训背后：内化于心的“止于至善”

2014年05月12日　作者：郑晋鸣 南琼　　来源：光明日报

内化于心的“止于至善”——东南大学校训背后的执着与追求

　　
5月，东南大学校园僻静的西北角，六朝松历经千年风霜，却仍苍翠遒劲。

　　古松一圈圈的年轮，见证了两江师范学堂的兴衰，也见证了东南大学人百余年来践行“止于至善”校训精神，为发展科学、振兴中华而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身影。

　　两江师范学堂是东南大学的前身。20世纪初，时任学堂监督李瑞清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勉励学生做顶天立地之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校长江谦立“诚”为校训，躬身示范，师生相行相效，学校“诚实、俭朴、勤学、勤劳”之风渐形。

　　1921年，南高师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郭秉文将校训确定为“止于至善”，取自《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而后，东南大学几经更名，校训也几经更迭，但“止于至善”的底蕴却薪火相传。2002年，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学校复用由郭秉文校长提出的“止于至善”作为校训。

　　何谓“止于至善”？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如是说：“至善，是‘最好’的境界，不是满足于较好、更好，而是努力达到最好。做学生，要力争成为最好的学生；做老师，要成为最好的老师；做管理，要达到最佳的管理；办大学，要办成一流的大学。”

　　一个个催人向上的故事，正是承载了这样一种对至高境界的追求。

　　20世纪20年代，受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教授的竺可桢，创设地学系，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开创我国气象事业之先河。

　　20世纪30年代，首任工科主任茅以升，面对“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断言，春秋四载终于建成钱塘江大桥，这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

　　2012年，校友王澍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建筑师。

　　在东南大学校长易红看来，“止于至善”，既是对如何做学术的要求，更是对如何做人的训诫。他说，要达到最高的境界，不是好高骛远，而是要求每个人从自我做起，培养良好的科学精神、技术理性、道德情操。

　　而在东南大学，亦不缺乏这样一批大真、大爱、大诚、大智的东南大学人。

　　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热衷搞“大屋顶”。素有“南杨北梁”美誉的杨廷宝教授认为，大屋顶太浪费钱了，于是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赢得国内外建筑界的好评。

　　郝英立，东南大学教授、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原副院长。5年前，面对要在一年内研制出“南极冰穹A科考支撑平台”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郝英立没有丝毫退缩。为使实验结果更精确，郝英立整整一年吃住在青藏高原。极端恶劣的气候，无时无刻不在摧残着他，终于有一天，他撑不住了，倒在了青藏高原，年仅47岁。半年后，他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南极冰穹A科考支撑平台”终于成功使用，中国人坐在南京遥控南极科考之梦终成现实。

　　这就是东南大学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内化于心的“止于至善”。（记者 郑晋鸣 通讯员 南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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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公能校训”的“济世情怀”

2014年05月10日　作者：陈建强　　来源：光明日报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在我眼里这是全国高校最好的校训之一。”2011年初，甫任南开大学校长的龚克在该校举办的“国策论坛”上这样说。这句话如果从一位“老南开”口中说出来，难免有“敝帚自珍”之嫌。但对于在清华大学工作多年，又曾做过天津大学“掌门人”的他来说，对南开校训如此评价，应是出自对“公能校训”深刻内涵的体认与服膺。

　　1934年，当张伯苓先生在南开学校创办3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宣布将“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作为南开校训的时候，心中一定有着无尽的感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完全靠自筹款项建立起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寄托着创办者多么炽热的“济世情怀”。

　　身高1.83米的张伯苓，外表更像一介武夫。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从北洋水师兵舰上走下来的伟大教育家。1889年，“以身许国”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时，压根儿没想到一场甲午海战竟让声名赫赫的北洋海军损失殆尽。在其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张伯苓又目睹了威海卫“一日三易帜”的丧权辱国之场面，锥心于国之不昌，乃决意创办新教育。

　　南开初创，被张伯苓称作“校父”的严修即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后来张伯苓化《诗经·鲁颂》中“允文允武”为“允公允能”，自《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提炼出“日新月异”，组合而成南开校训。为士林景仰的张伯苓并非鸿学大儒，翻检《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会发现，所辑篇什多为不同场合的讲演词，而每次演讲都不脱“公能”二义。他大概不会想到，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天津话所阐述的办学理念，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南开大学近百年的发展路途，烛照着一代又一代南开人的成长。

　　时至今日，见证了南开大学跋涉途中每一个脚印的申泮文院士，虽已年近百岁，仍随时随地向学生讲解“公能校训”的要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他亲手制作的校史幻灯片，他开设的教育博客，已成为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在他的讲述中，每一位南开新生都能领悟到：一部南开校史，就是一部优秀知识分子赤诚报国、拼搏奋斗的历史。

　　南开大学创立后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设立了文、理、商三科。彼时，南开大学付给教授的薪酬，比起国立高校要寒碜许多。然而“教育救国”旗帜初张，仅数年时间，南开园内即群贤毕至、冠盖云集。全校教师中80%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其中获硕士、博士学位的就有28人。凌冰、梅光迪、司徒如坤、姜立夫、余文灿、邱宗岳、饶毓泰、钟心暄、薛桂伦、司徒月兰、徐谟、李济、竺可桢……这些青年学者，雄姿英发，挥斥方遒，学术思想活跃，使南开的学术水平直接与国际接轨。柳无忌先生1932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撰文道出来南开执教的心情：“抵沪上父母亲家中时，南开的聘书已在等待着。那里已有好几位得到耶鲁博士学位的教授，如与我同时毕业的杨石先与张纯明，较前的还有何廉与方显庭。我参加他们的阵营，作为一支生力军，试为南开开拓一座新的园地。”

　　“公能校训”作为一种办学理念，既是对于教育本质的探幽发微，也是对教育方法的领悟与把握。南开办新教育，学洋但不崇洋。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目标的“土货化”办学方针。他说：“吾人所谓‘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自创办之日起，即致力于分析探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该所编制的“南开指数”享誉海内外；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搜集日本侵略中国之铁证”，撰写调查报告和专著，唤起国民和海外有识之士对东北问题的关注，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术团体；化学研究所与范旭东、侯德榜的永利制碱厂合作，“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开“校企合作”之先河……回顾校史，可以说，正是“土货化”改革，才使南开大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成为与国立北大、清华并称的高等学府。

　　经过岁月的浸润与磨砺，“公能校训”已成为南开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正如喻传鉴先生所言：“‘公能’二字为全校精神之所寄：先生之所施教，本此二字；学生之所努力，也本此二字。”于是，有了邱宗岳教授“一堂课换来一座楼”的传奇，有了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有了陈省身“我最美好的年华在南开度过”的感慨，有了老舍和曹禺“知中国者必知南开”的那份骄傲……

　　也正是“公能校训”赋予南开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才有了南开园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后，那句铿锵有力的名句：“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才有了南开与北大、清华辗转南迁，共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英才辈出，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赢得了“学府北辰”的无上荣光。

　　南开是求实的，也是常新的。南开大学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开始教育教学改革，以“人所少有，我所专长；人尚未及，我能先登”的胆识与魄力，率先创立了社会急需的金融、旅游等新兴人文社会学科和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通过设立创新科研基金和实行“弹性学制”来鼓励学生参与科技创新。

　　南开人是沉静的，也是进取的。张伟平因在阿蒂亚—辛格指标理论方面的成就，被国际数学界誉为“该领域的领袖”；龙以明在哈密顿系统领域的研究成果被誉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工作”；陈瑞阳历经25年攻关，编写出世界上第一部植物基因组染色体图谱，被誉为“传世巨著”。

　　2011年底南开大学出台的《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被师生简称为“公能教育纲要”。它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入手，把“公”和“能”细化为对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形成一个全面、稳定的评价体系。“南开绝不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也是南开校训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给我们的启示。”龚克如是说。（记者 陈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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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的校训故事：“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

2014年05月05日　作者：唐湘岳 戚家坦　　来源：光明日报

“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湖南大学的校训故事

　　今年4月9日，春花烂漫。胡锦涛同志访问湖南大学，并参观了湖南大学的前身、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据当天全程陪同胡锦涛同志并负责讲解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介绍，在岳麓书院讲堂，锦涛同志对“实事求是”的匾额很感兴趣。

　　阳光穿过樟树和银杏，一束束投在赫曦台上，庭院深深。走进这所创办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讲堂前“实事求是”的匾额总会吸引大家的目光。这里的“实事求是”是1917年书院改制时期，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提出的“校训”，原文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1916年至1919年，毛泽东曾寓居于岳麓书院的半步斋，在这里每日面对“实事求是”匾额，对这个古老命题有所思考。“实事求是”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曾仿岳麓书院，书“实事求是”作为抗大校训。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穿过“实事求是”匾额，在书院讲堂两壁嵌有“忠孝廉节 整齐严肃”八个石刻大字。这是由三任湖南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胡庶华先生在1932年11月提出，也是继“实事求是”之后湖南大学的校训。在1933年5月18日校务会上，胡庶华先生如是说：

　　“余承乏本校之始，即与同人谋所以发扬民族固有之精神者，爰于一一七次校务会议议决，以宋朱晦庵先生所书‘忠孝廉节’、清欧阳尧章先生所书‘整齐严肃’为校训。实为本校历史之瑰宝。”

　　朱晦庵即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先生。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修整岳麓书院，亲订学规，并讲学其中，所书“忠孝廉节”明代曾嵌于尊经阁。现存石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年），山长欧阳厚均刊立。在古代没有校训一说，但以碑刻的形式公之于讲堂，并镶嵌于壁以为长久，足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校训”。据此，在“实事求是”校训之前，湖南大学的校训便为“忠孝廉节”。

　　千余年来，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十余次办学体制改革，历经沧桑，宠辱不惊。湖南大学校训也经历了一个从“忠孝廉节”—“实事求是”—“忠孝廉节、整齐严肃”—“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的发展演变过程。湖南大学现在的校训“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则是湖南大学师生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得以确定的。

　　2001年，湖南大学在全校深入开展了校风校训和湖大精神大讨论。师生们普遍认为，“实事求是”是对岳麓书院“通经致用”“爱国务实”“重践履、务实学、通时务”精神的发展，而“敢为人先”则是对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及湖湘文化精髓“敢为天下先”精神的传承。2001年12月，湖南大学新时期的校训“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在湖南大学五届一次教职工暨十一届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最终高票获得通过。

　　千年弦歌，学脉绵延。湖南大学现任校长赵跃宇，被称为“中国职业校长第一人”。在其2011年上任之际率先提出“两不承诺”：担任校长期间不新带研究生，不申报新课题。不亲自带学生，是为了带好全校所有的学生；不做课题，是为了全校的老师能够做好课题。

　　正在忙于制定大学章程的赵跃宇说，湖南大学而今的校训看似简简单单、明白如话，浸淫的却是千余年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其背后的故事实难言尽，倘若能够领略一二，便可受益终生！（记者 唐湘岳 通讯员 戚家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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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训看中国大学的价值追求——关于“211工程”高校校训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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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校训承载的“武大精神”：敢为天下先

2014年05月03日　作者：夏静 杨欣欣　　来源：光明日报

敢为天下先——武汉大学校训承载的“武大精神”

　　珞珈山麓，东湖之畔。中西合璧，古朴典雅。历经沧桑，流风甚美。

　　百余年的风雨历程，铸就了武大“敢为天下先”的独创精神。

　　武汉大学，历经3个不同时期形成了有代表性的校训。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朴诚勇”、国立武汉大学的“明诚弘毅”，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其底蕴一脉相承，而又闪烁着时代光辉。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自强学堂。他认为，“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便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诞生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匡时济世、奋斗不止的“自强”精神，成为武大精神的不竭源泉。

　　五四运动前夕，国立武昌高师校长张渲制定并亲笔题写“朴诚勇”校训，激励师生无伪、无妄、无畏，具有“质朴无华”的美德、诚信实干的品格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1928年，李四光先生骑着毛驴，与林学家叶雅各一起，为国立武汉大学勘定了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新校址。校长王世杰带领师生开展建校运动，“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胡适语），建造美轮美奂的早期建筑，种植荫庇后世的玉树琼林。在武大校园里，树木树人，薪火相传，诠释了“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抗战期间武大西迁四川乐山，一身学问的历史系主任吴其昌，身患重病仍坚持上课。他说，“战士当死于沙场，教授当死于讲堂！”终至病倒讲台，英年早逝。

　　在乐山，校长王星拱广揽英才，学校大师云集，在艰难困厄中谱写了热血救国、学术报国的辉煌篇章，武大跻身“战时四大名校”。当时在校的师生中，后来有12人成为院士。那段峥嵘岁月，浸透了一种永远感召武大人的精神力量。

　　武汉大学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是关于学者的“传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盛极一时，外文系的袁昌英、中文系的苏雪林和凌叔华三位女作家，被称为“珞珈三女杰”，享誉文坛。

　　20世纪40年代，同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韩德培、吴于廑和张培刚被称为“哈佛三剑客”。他们是法学、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大师。

　　文学院先后聚集了一批现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杨树达、黄侃、郁达夫、沈雁冰、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周建人、刘异、谭介甫、朱东润、游国恩、苏雪林、高亨、冯沅君、朱光潜、沈从文等，声震四方；20世纪50年代，中文系学术鼎盛，教师队伍阵容强大，刘永济、刘赜、徐天闵、陈登恪、席鲁思、黄焯、程千帆、沈祖棻等“五老八中”，闻名遐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武大学者即在《自然》《科学》上发表了8篇文章；如今，谭崇台、刘纲纪、冯天瑜、胡德坤、舒红兵、周叶中等知名学者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院士方阵”120余人挑起教学科研大梁。

　　校训精神孕育了尊重学者、崇尚学术的传统。

　　最近，博士生陆庆全破解了西药合成金属残留这一世界性难题。研究成果在国际顶级化学期刊发表后，不仅引得德国院士撰文点评，而且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无金属催化”的研究热潮。

　　武汉大学被誉为“创新人才的摇篮”。改革开放之初，武大走在时代大潮的最前沿，老校长刘道玉率先推行学分制等一系列改革。2004年，武大首创以“质量”和“创新”为中心的研究生质量教育培养模式。今日武大注重对学生进行创造、创新、创业的“三创”教育，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校训既展示了学校的文化底蕴和精神风貌，又陶冶了一代代武大人的理想情操和价值追求。现行校训延续传统又与时俱进，1993年，时任校长的著名哲学家陶德麟发动师生讨论，凝炼出八字校训后，镶于学校正门壁墙，成为师生座右铭；2013年镌刻于新建校门广场的校训石上。有声有形的武大校训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校友欧阳予以学报国，“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干！”他研制出我国第一座军用核反应堆，完成了第一个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

　　桂希恩教授以行立德，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疫区调查，拉响了艾滋病在中国大地蔓延的警报。“一个教授的5年，将惠及整个民族500年！”

　　武大先后有100余人次参加了我国全部30次南极科考，鄂栋臣教授等数签“生死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多个中国和世界第一。

　　30年接力科考谱写“传奇”，他们勇敢挑战人类极限，这些感人的故事，正是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所承载的武大精神的生动体现。

　　太多的名字值得铭记，太多的故事需要传承。现在校长李晓红对校训这样解读：办顶天立地之大学，育顶天立地之人才；树创新、创造、创业之精神。（记者 夏静 通讯员 杨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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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校训背后的信仰与坚守：大哉一诚天下动

2014年04月30日　作者：郑晋鸣　　来源：光明日报

大哉一诚天下动——南京大学校训背后的信仰与坚守

　　4月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梧桐苍郁，秀美古朴。

　　走近老图书馆，“二源壁”沧桑依旧。壁两面镌刻着两块学堂碑石，一块是用魏碑体书写的“两江师范学堂”，厚重而雄浑；另一块则是以柳体书写的“金陵大学堂”，遒劲而大气。这是南京大学的两个源头，痕迹斑驳的碑石尽显古朴、沧桑之感，这岁月的痕迹，无声地诉说着绵延不绝的校训精神。

　　谈起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南京大学原校长蒋树声教授有些激动，“独立思想和传统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对南京大学而言，‘诚’就是她的灵魂。所谓‘大哉一诚天下动’，就是说一个‘诚’字，能感动天下。”蒋树声的话掷地有声。

　　两江师范学堂时期，时任学堂监督的李瑞清提出“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八字成为南京大学校训的渊源，与“俭朴、勤奋、诚笃”的校风一起，奠定了南京大学的精神根基。

　　而后，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校长提出“诚、朴、雄、伟”的四字校训。从事校史研究28年的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王运来教授对此进行了这样的解读：“‘诚’就是指要诚笃、诚朴、诚信；‘朴’旨在朴实无华，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雄’是指大雄无畏，指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不应有病态；‘伟’则是说要一鸣惊人，做出里程碑意义的事。”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师生始终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到抗日救亡和民主救国之中，当炮火来袭时，师生躲在防空洞内上课、做研究、出成果，防空洞成了通向科学的最前沿，中央大学也在轰炸声中一天天壮大起来。”王运来娓娓道来。

　　到了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并在1952年与金陵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南京大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合并后的南京大学一直没有确立自己的校训。于是，在南京大学筹备百年校庆的过程中，蒋树声集全校师生的智慧，确定了“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八字校训。他告诉记者，前四个字沿袭中央大学时期的校训，后四个字取自古代的前贤名句，“敦行”见于《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加上“励学敦行”四个字，是想劝勉师生勤奋学习，在实践中展现自己的品格与抱负。

　　百年来，尽管校名几经变更，校址也再三搬迁，然而‘诚朴’这个最本色的精神在历史延绵中已经融入南大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认识与改造这个世界的鲜明旗帜。

　　老校长匡亚明生前曾这样解释“诚朴”精神，“为人要诚心正意，为学要实事求是。”他是这么理解的，也是这么做的。1993年，88岁的匡亚明胃被切掉了四分之三，体重减了30多斤，奇迹般地战胜死亡后，他又一次扎进丛书的编撰中。眼睛看不清了，他就让夫人逐字逐句念给他听，一篇稿审完，常常已是深夜。2006年，在继任者的坚守下，这个总计200部，涉及270余位著名思想家人物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终于“竣工”。

　　同样，在南大历史上，有一位青年教师因为对科学对真理的“诚”而彪炳史册。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作者胡福明已是白发苍苍，他拄着一根三爪拐杖，走路和说话都颤巍巍的，但思路却依旧清晰、敏锐。谈及当年批‘两个凡是’所冒的风险，老人字句铿锵：“我知道很危险，但不批不行啊，‘两个凡是’提出后，拨乱反正寸步难行，我必须诚实地把问题揭露出来。”

　　“正是因为有了诚朴这一血脉和基因，一代代南大人人格独立，求真求善，爱国兴邦。”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说。“如果说‘诚朴雄伟’体现的是办学理念与目标，那么‘励学敦行’强调的是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手段。”南京大学现任校长陈骏则这样解读：“长期以来，南大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它所拥有的，是人和，也是一股专注的劲儿。”

　　2006年2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走在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队伍最前列的，是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闵乃本和他的团队成员。凭借研究成果《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闵乃本与他的团队荣获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连续两年空缺。而光环的背后，是闵乃本及其团队近20年的艰苦探索。

　　“甘坐冷板凳”的学术追求在南京大学不是个例。

　　国学大师程千帆教授及弟子，走遍大江南北搜集资料，经两代人努力，穷30年之功，终于完成了大型文化项目《全清词》的36卷编校工作。

　　历史系教授茅家琦，选择住在简陋的旧房子中。在社会上流行导师大模大样做“老板”的时代，退休后的茅老却不要助手不要秘书，年过八旬还独立研究、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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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260多位南京大学校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99年荣获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中，有6位是南京大学校友；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有5位是南京大学校友。

　　俯下身子，“嚼得菜根”；抬起头来，“做得大事”。正是这精神的力量让百年南大在岁月的蔓延中，愈发动人，星光灿烂。（记者 郑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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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训看中国大学的价值追求——关于“211工程”高校校训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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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校训是如何滋养复旦与复旦人的

2014年04月25日　作者：曹继军 颜维琦　　来源：光明日报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复旦大学校训是如何滋养复旦与复旦人的

　　复旦大学校园，梧桐树环拱的光华大道，笔直幽深。镌刻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墙，静立在这条路的尽头。

　　4月23日下午两点，在离光华大道不远的文科图书馆，一场以“阅读，点亮梦想”为主题的讲座正在进行。屋外，春日的暖阳映衬着蓝蓝的天；屋内，复旦的情怀激荡在拳拳的心。校长、教授、学生，身份不一的复旦人聚在一起，解读着自己心目中的“博学、笃志、切问、近思”……

　　当年的复旦学子、如今的复旦校长杨玉良将这样的心得与学生分享：读书要细，需进行文本之精读，此为切问；知识分子应当心有隐忧，对问题要有独立的思考，即是近思；在人心灵成长的不同阶段，要读不同的原典，这就是博学；要为心灵和精神而阅读、在阅读中生活，也正是笃志的意思了。

　　时光回溯到1913年，复旦大学迎来了李登辉（1872-1947）校长。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教育家，在任23年，是迄今任期最长的复旦校长。当年，他仿照世界名校惯例，为复旦定下了校训。李校长将遴选校训的目标锁定在中华传统文化这片沃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先由国文部的教师从《论语·子夏》中选出，随后，古汉语造诣颇深的复旦创校校长马相伯帮助遴选，在1915年复旦大学建校10周年时正式成为复旦校训。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则从复旦校训中抽出了“学”和“志”两个字与复旦学生分享体会：要学怎么样去问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要对“志”作深刻的考虑。志是什么？心之所向在哪儿？这些问题都是年轻人必须考虑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晓明在校训中，看到了可由过去泛入今日的精神：求知识，求学问;注重学问的精神性品格;有社会关怀和天下关怀。

　　109个冬去春来，代代复旦人对校训的实践，远比字面的解读要丰富得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复旦人更是果敢而扎实地走出了人才培养的创新之路。

　　2005年复旦大学启动的通识教育，十分引人注目。在杨玉良的心中，通识教育是大学应对时代和社会变迁之举，着力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全球视野的社会栋梁之材。“书院”是复旦实施通识教育的重要载体，目前，学校设有5个各有特色的书院，所有本科生全部入住书院。复旦的书院兼具国外大学住宿学院的框架与中国古代书院的特质，是居所，更是教育场所，是学生们体悟“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精神宿地。

　　这八个字是学人最基本的常识。常识最重要，重复千万遍也不嫌多。坚守着这个常识，复旦与复旦人诠释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价值——

　　2000年，冯艾报名参加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复旦大学支教团，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教书。这位先后3次中断学业到贫困地区支教的复旦学子，是复旦志愿服务的一个缩影，在精神与物质的选择中，复旦学子总是不难找到答案。

　　在上海张江药谷，王海波的故事是一个传奇，创办9年就在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的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公司也是传奇。“名称里有复旦二字的公司，骨子里都蕴涵着复旦文化的特质——扎实、谨慎、不事张扬，但追求卓越。”王海波感叹：“离开学校这么多年了，越来越感到校训教给我最宝贵的是治学的态度和做人的准则。”

　　不知是哪位复旦学子留下的感言：之于这所学校，我们只是沧海一粟，而它的烙印，却长相陪伴我们，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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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校训：求实创新 励志图强

2014年07月26日　作者：曾毅 任爽 于珊珊　　来源：光明日报

　又是一年毕业季。用照片记录下青涩而火热的青春吧，那将是无法割舍的回忆。除了那一张张含着泪水的笑脸，那一个个熟悉的学习、锻炼、休闲的场景，还有哪里能证明学子们的青春呢？

　　从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北门进入学校，一眼就能望见花团锦簇着的校训石，上面镌刻着笔力遒劲的八个大字——求实创新 励志图强。

　　这块不规则的石碑是毕业生们合影留念的必选，因为它不仅能见证学子们在这里成长，还将见证他们从这里出发。

　　在吉大人心中，“求实创新，励志图强”这八个字，看似朴实无华，读来简约明了，却以奇妙的光辉照拂着吉大的青年学子、教职员工和历届校友。

　　1946年，为迎接东北解放，东北行政学院在哈尔滨成立，吉林大学的前身由此诞生。1948年，东北行政学院与公立哈尔滨大学合并为东北科学院，后迁址沈阳，复名为东北行政学院。两年后，学院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在朝鲜战争的枪炮声中迁至长春。

　　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的浪潮中，东北人民大学被确立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央高教部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院校的部分教师以及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的数理两系部分学生调整到此。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已逐渐成为文理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正式更名为吉林大学，郭沫若题写了校名。

　　1978年，吉林大学被重新确定为教育部直属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唐敖庆被任命为校长。这位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为吉林大学的改革发展、化学学科的建设和课堂教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吉林大学是有自己独特品格的，‘求实’是吉大师生最重要、最鲜明的特点——基础扎实、工作务实、为人朴实、作风踏实；‘创新’对于发展和壮大中的吉林大学来说弥足珍贵，不可或缺；‘励志’，是代代吉大人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根本动力；‘图强’，就是要自信、自强、自立，为实现吉林大学奋斗目标而不断奋进、攀登，甚至腾飞！”在学校50周年校庆典礼上，时任吉林大学校长刘中树与吉大人一同见证了“求实创新，励志图强”这一校训的诞生。

　　回顾那段时光，许多共同奋斗过的吉大人，还能记得刘中树的眼神中闪烁着的光芒，他口中的这八个字，沉淀着吉大点滴成长的岁月痕迹。“如果说，北京大学等百余年名校博深若贤者，那么吉林大学则激越如侠士，独立塞北，俨然一位孤傲的学术剑客。”“求实创新，励志图强”正是这位侠士不畏艰险，仗剑而行，勇攀高峰的精神。

　　如今，校训，作为一种精神、一种品格、一种气节，已在一代代吉大人的骨骼中铭刻了深深的烙印，在学校一次次的改革发展中弥散出沁人的芬芳。听，吉林大学的校歌唱起，“求实创新，励志图强”，分外振奋人心，悠远铿锵……（本报记者 曾毅 本报特约记者 任爽 本报通讯员 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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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二字校训的百年传承：“知”与“行”

2014年07月26日　作者：李玉兰 袁芳　　来源：光明日报

“知”与“行”——北京交通大学二字校训的百年传承

　　北京交通大学思源楼的北面，枝繁叶茂的百年国槐荫蔽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知行”二字，为北交大的校训。这大概是全国高校中最简洁的一则校训了，一目了然，意味深长。

　　石碑厚重、槐花芬芳，每一天，无数师生经过“知行”碑，在这里留下了青春最美丽的回忆。他们在这里成长，从这里出发，走向祖国建设的舞台，将“知行”二字的内涵深刻地书写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知行”校训最早见于1923年北交大毕业生的纪念册。当时学校的校徽、校旗上均有“知行”二字。只是“知行”二字出自何人之手、什么时间书写等，尚无实证。

　　有学者研究提出，北交大“知行”校训的产生，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知行观有必然联系。孙中山的知行观，深刻影响了当时担任交通部总长并身为交通大学校长的叶恭绰。叶恭绰尊崇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的实业救国思想，而且身体力行，曾先后到欧美多国考察铁路建设经营，对中国铁路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本国铁路管理人才的培养作出重大贡献。1921年9月10日，他在交通大学京校开学典礼上讲话，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并对交大师生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学术独立，不受外力支配；二是学以致用，贵在贡献；三是学术愈精，应用愈广。他在讲话中抨击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使读书成为谋取功名的阶梯，主张新型大学要将利禄与学术分开。他认为“方今科学昌明，无处不有学问，小如砌墙运铁，大如行车造路，莫不含有至理，蓄有精义”，故主张研求学术既要有独立境界，又贵在致用，要为人类谋幸福。

　　叶恭绰的讲话，是对交大“知行”校训要义的解释。这短短两个字的校训，传承近百年，交大也始终坚持“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知行统一，以知促行”“学理、应用并行注重”的办学理念。

　　“知”与“行”的思考与探索，伴随着北京交通大学的成长和发展。经过数代交大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北京交通大学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交通行业、首都区域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为服务国家交通、物流、信息、新能源等行业以及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一次毕业典礼致辞中，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这样勉励毕业生们：你们要力求在“知”的方面有所突破，在“行”的领域有所创新。在现实生活中，勇敢地面对各种复杂局面，不断学习、努力奋进；不失激情、乐观向上、脚踏实地。要时刻提醒自己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怨天尤人，要不断地磨炼和修炼自己，有一种执着和耐性，要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知行统一”的境界。（记者 李玉兰 通讯员 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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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理工人的科技报国之志：德以明理 学以精工

2014年07月27日　作者：李玉兰　　来源：光明日报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所题北京理工大学校训。（本报记者 李玉兰 摄）

　　北京理工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曾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许多个“第一”，第一台电视发射接收装置、第一枚二级固体高空探测火箭、第一辆轻型坦克……　

　　然而，直到2010年建校70周年的时候，北京理工大学的校训才确定为“德以明理 学以精工”八个字。那么，此前的70年，北理工就没有校训么？当然不是。　

　　1939年，党中央决定建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成立。它是解放区进行自然科学教学的最高学府，又是进行自然科学学术活动的中心。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自然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先河，走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兴办高等科学技术教育与研究的道路，从而在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第一任院长是李富春，第二任院长是徐特立。　

　　1942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自然科学院题写了校名。1949年，学校迁入北京。1952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同年，该校的航空系被抽调参与组建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冶金系被抽调参与组建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采矿系及专修科被抽调参与组建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1988年，学校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徐特立一直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他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形成了北理工最初的精神品格。他倡导“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学风，强调教育要“以群众为本位”和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　

　　20世纪60年代，在北理工中门主干道的固定式标语壁上，写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制定的校风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校都用过的“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八个字也一度成为北理工的校训。　

　　2010年，北京理工大学在广泛征求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的意见基础上，确定了“德以明理 学以精工”作为校训。　

　　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中说：“夫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以“德”为首，既符合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立德树人”的基本目标，也是徐特立教育思想的主线和灵魂。“学以精工”指在学问、技术或业务上的追求要精益求精，这是北理工人多年的坚持和追求。（本报记者 李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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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事大学校训：学汇百川 德济四海

2014年07月28日　作者：吴琳 杨莉　　来源：光明日报

学汇百川 德济四海——大连海事大学校训所蕴含的气质精神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大连海事大学东、西山校区间的林荫大道时，静立在这条路旁的心海湖畔，镌刻着“学汇百川，德济四海”的校训卧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009年6月，在大连海事大学建校百年之际，学校重新凝练校训。“学汇百川”出自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意为海大人具有大海般的胸襟，虚怀若谷，汲取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德济四海”系化用《周易·系辞上》，意指海大人以德为本，德才兼备，具有服务社会、经邦济世、造福人类的志向、责任和能力。

　　在大连海事大学党委书记郑少南看来，“学汇百川，德济四海”，既是对如何做学问的要求，更是对如何做人的训诫。经过岁月的浸润与磨砺，八字校训已成为海大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

　　1804年，美国人富尔顿建成“克勒蒙”号轮船，并于1807年8月在哈德逊河试航成功，于是，以蒸汽为动力的新式航运工具——轮船，开始登上航运舞台。1873年，中国创办轮船招商局，但是，遍览茫茫神州，竟无本国培养之航海人才。无奈之下只得“借才异域”，雇佣大批外人操驾船舶。

　　1903年，张謇参加日本国际博览会期间，详细考察了日本的航海及渔业情况后认为：“一国的渔业和航政范围到哪里，就是国家的航海主权在哪里，”而“维护领海主权，要先造就航政人才，大则可以建设海军，小则可以驾驶商船”。基于这一思想，1905年，张謇筹集部分经费，并在上海吴淞炮台湾购置地皮，着手筹建商船学校。1909年，晚清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公学）船政科设立，学堂监督由唐文治兼任，同年夏，学校首次招生。

　　至此，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高等航海学府正式诞生！

　　百年弦歌，学脉绵延。目前，大连海事大学作为交通运输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院校，其交通和航运学科始终保持国内领先水平，在51个专业中有36个专业与交通运输相关，其中16个专业为航运相关专业，学校服务交通的科研项目比例始终保持在70%以上，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均集中在交通主干学科领域。船舶导航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被授予“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海湾生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合作基地。2012年，学校汇聚行业内外优势资源，组建了“海洋运输绿色与安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学校还积极配合交通运输部开展国际公约研究，五年来，承担国际公约研究项目21项。

　　“大连海事大学作为航运及相关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主要基地、交通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重要基地、国际海事法律法规与政策工作基地，有责任担负起维护祖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为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真正‘学汇百川，德济四海’！”校长孙玉清如是说。（记者 吴琳 通讯员 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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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训看中国大学的价值追求——关于“211工程”高校校训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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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承洙泗遗韵 沐千年儒风

2014年08月05日　作者：赵秋丽 周振兴 王海红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