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校方负责人表示，协议的意义类似“温馨提示”，是对学生的文明约定，目的是告知新生在宿舍需要注意的事项，从而实现要求自律的目的。（9月16日《南方日报》）

　　又见“自杀免责书”，这早已不是什么创举了，早在2010年，山东建筑大学就被爆类似的“协议书”，其中约定学生出现自杀、自伤等情况时，“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法律责任”。

　　无论是“安全教育”的回复，还是“温馨提示”的阐释，当其被诠释为“自杀免责书”，都可以看到这背后学校的卸责意识。毕竟，一个学生在学校自杀了或出了什么意外，一切以法律为评判标准即可，该谁承担的责任，谁也无法逃避，即便是签了这所谓的“自杀免责书”也不可能例外。

　　每年开学季，总有不少高校为了吸引或欢迎新生到来，会使出浑身解数，如对自身教育资源的吹捧、对就业率多高的宣传、对美女多多的侧面敲打，等等。这些宣传，这些招生广告，归根结底，就是想在学子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形象。遗憾的是，高校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宣传却忽略实质上的做法，一纸“自杀免责书”，足以让这所学校名誉扫地，此时，纵然再做一千次招生广告，也无法消弭这个协议书带来的负面作用，因为一所学校好不好，不是看它宣传了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

　　必须发问的是，在这样的一种教育环境下，孩子们如何健康成长呢？大学生、高中生是情绪比较敏感的时期，更需要无微不至的心理辅导、安全教育，此时，学校的相关教育模式理应“迎难而上”，而不是“知难而退”。（杨燕明）

　　据媒体报道，近日广东某高校在大一新生入学时，要求其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其中竟包括“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等条款。

　　面对如此“创意”，记者不禁想要追问，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学校的责任究竟在哪里？为师者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大一新生入学时大多刚刚成年甚至尚未成年，社会阅历的缺乏显而易见。面对大学与中学截然不同的教学组织、生活管理方式，势必需要“磨合期”；面对校门外面纷繁复杂的社会，同样需要“见习期”。因此对学校、老师而言，除了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外，教会他们如何立身处世，指引他们如何规划人生，才应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失去“育人”的导向，无异于舍本逐末。

　　然而，在如今日益功利化的社会环境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祖训，早已被不少教育工作者抛在脑后。在某些高校管理者眼里，建高楼、争项目、要课题才是“王道”，至于学生的成长、成材，等有了闲工夫再说吧。

　　据媒体报道，目前在大学生群体中，心理问题呈高发趋势，已成为威胁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重要隐患。记者以为，高校与其拿“自杀免责”的条款自欺欺人，不如稍稍关注一下学生的心理健康，并对潜在的心理问题及时疏导。让大学生在走出校门时，除了拥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更拥有一颗乐观坚强的心。

　　最后，记者忍不住提醒那些“自杀免责”等条款的制定者，关爱学生的身心健康是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回避责任，暴露的是师德的缺失，损害的将可能是整个教育界的声誉。 （新华网西宁９月１９日电 记者庞书纬）

　　日前，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9月16日《南方日报》)。

　　开学第一天，学子们带着家长殷切的希望开开心心迈入大学的校门，迎接他们的却是这样一张冰冷的协议书，说什么“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按照校方相关负责人解释，协议是“温馨提示”。这实在滑稽可笑。“温馨”在哪里?难道是用“后果自担”来警示学生不要自杀、自伤?这里没有“温馨”，只有“冷漠”。学校为了推卸将来可能发生的责任，真是用心良苦。

　　那么，假如将来真的被这张“乌鸦嘴”似的协议书说中，有孩子自杀、自伤了，学校难道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协议书归根到底还是要听法律的。我国现行民法确定民事侵权行为人身伤害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三种: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具体到学校管理活动中，要看学校是否履行了国家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如果因过错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致发生学生伤害事故乃至自杀的，学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2条第4款规定，对于学生自杀、自伤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学校“行为并无不当”。对此，律师解读说，如果学生是成年人，又是因为学校管理原因而自杀的，学校要负责任;如果学生是因为个人原因自杀，而学校只是因为没有发现，那么学校只负轻微责任;如果学生是因为个人原因自杀，学校已经发现但并未采取必要措施而造成学生死亡的，学校要负责任。广州市中级法院研究院主任邬耀广指出，“学生自杀学校无责”的观点不全面，容易误导群众。他指出，处理学生伤害案件，法院一般适用过错原则来处理，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来进行判决，而不是一概认定学校没有任何责任。

　　那么，假如法律认定学校有责任，学校能否拿协议书来为自己免责?这是不可能的。法律效力当然高于协议书。而且，从一般意义上说，这种协议书几乎没有效力。因为它是学校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逼迫学生签订的，学生签字不是自己真实意志的反映，其内容又是体现校方意志、为校方卸责的“格式条款”，相当于经济合同中的“霸王合同”。对于这种“霸王条款”，或者宣布无效，或者按照合同法第41条，可以作出对弱势一方有利的解释。事实上，如果学校认为这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协议书，那么，协议书的内容应该是双方充分协商的，而学生也完全可以拒签任何协议书。

　　学校是教育、保护学生的地方。学校教育管理学生，应该按照学校的纪律，对学生们的情绪波动或心理问题，需要正面引导。来点《倡议书》倒是可以的，协议书将来就不要签了;已经签了的，可以丢到垃圾箱去了。（殷国安）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协议书：“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每一个刚入大学的新生，一定是抱着无限的憧憬走进大学校园的，结果开学第一天，便要变得无限沉重。情何以堪？

　　从协议书本身来看，显露不出一所高校应有的担当。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一些学生存在性格上的缺陷，在自我情绪管理上也有着严重问题，确实会发生自残甚至自杀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往往防不胜防。但是作为一所以教书育人为宗旨的高校，在管理责任上，便应该包括对学生人生安全的管理责任。很多高校每年把“以人为本”的管理口号喊得震天响，却在责任担当上选择了简单粗暴。这样的责任逃避，显然是与口号相距甚远，是没有担当的表现。

　　再者，从校方的做法来看，所谓协议书不过是校方单方面的行为，“炮制出”所谓协议书，而权利主体的另一方——新生，只需要签字认可。这样权利不对等的协议书，从法律关系上来说，也是不存在的。

　　当然说，也不能把所有学生自杀、自伤行为的责任都推给学校。发生这样的一些悲剧，肯定也是有学生自身的责任，学校要承担什么责任，也还是可以从各种情形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为了防范承担过大的风险，相关法律条文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教育部发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其中的第四条便是“学生自杀、自伤”。既然有法律方面的支撑，学校方面面对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有法律工具支撑的，实在没有必要拿出如此冷冰冰的东西迎接新生。

　　总而言之，作为一所有人性、有温度的高校，是不应该把“自杀免责”写进新生入学的第一课的。（高亚洲）

　　金秋九月，是梦想开始的季节，大学新生怀着对象牙塔的浪漫想象，壮志满怀地踏入大学校园。然而，在东莞理工学院，等待他们是一纸冷冰冰的《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声称“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尽管从法律的角度看，多数大学生都是年满18岁的成年人，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但是新生甫一入学就签署“自杀免责书”，难免让学生和家长感觉到，学校对学生的安全撒手不管，对学生的生死置之不顾。

　　学校迫不及待地与新生约法三章，也是事出有因。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媒体广泛关注、社会影响巨大，学校往往首当其冲。而大学生自杀率近年来也有日益攀高之势，仅以上海而言，一份调查显示2009年自杀等非正常死亡占上海高校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80%，于此就可窥一斑。可见，一纸免责书，其实折射出学校对大学生自杀问题的焦虑万状；而“霸王条款”本身，则可能是学校煞费苦心打造的挡箭牌，以备不时之需。

　　平心而论，大学生自杀的原因多种多样，失恋想不开、考试有担忧、就业压力大，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些学校承担全部责任，有些部分责任，有些或许真的没有责任，这都需要法律的认定和裁决。但是即便如此，学校也不能表现出“与己无关”的消极姿态，而应该以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温暖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的人生，这才是大学精神的题中之义。

　　比如说，大学老师能否更多关心学生的心灵健康，在恋爱、考试、就业等方面给予学生更多关爱？大学能否开设生命教育的课程，在学生的教育中填补死亡教育这个空白？其实，学校应该努力的，不是绞尽脑汁想着如何逃避责任，而是想方设法追求更好的大学教育，让学生健康成长、和谐发展。

　　诚如该校一名负责人所言，“学校要负起的责任，也不会因为这份协议书随意地推卸”，既然责任心从未睡去，那就应该真正负起责任，不要幻想一纸免责书就能逃之夭夭、高枕无忧。（李德林）

　　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9月16日《南方日报》)

　　自杀是一个沉重的公共卫生话题。一条活生生的生命突然间离去，定然让人无比哀痛。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屡见报端，有研究资料表明，在高校自杀率统计中，大学生高于一般青年，重点大学高于一般大学。本应是社会上最有希望、最积极向上的一股力量，却潜伏着放弃生命的危险，销蚀着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实在让人为之惋惜。

　　从这个角度看，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针对学生的自杀行为，提前打一打“预防针”，这种未雨绸缪的理念，出发点或许没错。不过，以简单粗暴的签订“自杀免责书”的方式，提前撇清责任，则值得商榷。

　　事实上，保护好生命是教育的第一责任，教育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教育。大学生自杀，不管是出于私人的感情问题、家庭问题、人际问题，还是出于学校的教育与教学问题，大学都有义务尽力避免。比如，大学生因男女恋情、家庭变故、人际交往障碍而出现心理问题，大学应予以充分关注，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与教育。哪怕学生失恋，也应教会学生自我调整、自我拯救，积极转移失恋痛苦，避免走入轻生的极端，而不是无视这一切。

　　说穿了，以签订一纸冰冷的“自杀免责书”，来提前撇清责任的大学，不是一所具有人文关怀的大学，而是一所只重视“大学之用”、忽略“大学之道”的大学。大学一副自我保护心态，拿学生的生命当儿戏，完全违背了《礼记》中“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的古训，是一所失责失德的“跛足”大学，这会让怀着美好憧憬的大一新生感到寒心。此事传将开去，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影响自己的声誉和招生。

　　单纯就“自杀免责书”而言，也成不了大学的“免责金牌”。出了自杀事故，校方也难辞其咎。一方面，生命权、健康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为避免生命权、健康权被随意剥脱，在法律上，原则上不允许创设以生命健康权受损为标的的协议。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所质疑的:“关乎生命的事情，怎么能拿来协议?”另一方面，尚未履行相应职责，就以签订“自杀免责书”作为入学前提条件，罔顾学生及家长意愿，便是一种霸王条款，不具法律效力。

　　故笔者要忠告有关大学:若真正关心学生健康，真想避免自杀事故，首要考虑的不应是万一出现伤害事故怎样免责，而应该反求诸己，考虑怎样完善学校管理，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同时，要加强对学生的生命教育，使之认识到自杀的危害性和生命的可贵，尽可能杜绝学生自杀行为的发生。须知:忽略“人”的教育，就等于抽离了教育的根本。（何勇海）

　　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9月16日《南方日报》）

　　没有一位怀揣良心的教育者，愿意放任学生自杀。毕竟，共聚一个校园，是一种缘分。每位老师都希望平安、开心进来学校的学生，能同样健康、快乐地离开校园。但成长毕竟是个复杂的过程，谁都无法保证，每位学生能守住自己的心理防线，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学会用坚强回应挑战。正如硬币有两面，校园里的学生，也总存在心理脆弱者。

　　这样说，决不是危言耸听。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的人数也接近200万，自杀已经成为青壮年人群的第一大死因。而单以大学校园而论，自杀率虽然不高，但其绝对值的增长速度，亦令人惊讶。2002年是27起，19人死亡；2004年为68起，48人死亡；2005年，媒体报道内地大学生自杀事件达到116起……

　　以此而论，东莞该校在入学第一课，便与学生签订“自杀免责书”，从侧面印证了该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不自信。乃至于该校需要依靠这种极端方式的免责书，来预防学生自杀所带来的冲击。但从现实来说，高校学生尽管已经成年，学校对他们的人身安全，仍负有道义和法理上的双重责任。在过往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当中，学生家长一方无不牢牢把握道德的制高点，迫使校方陷入左右为难困境。

　　尽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对于学生自杀、自伤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校炮制着这张自杀免责书的目的，仍属力避在学生自杀、自伤等问题上校方应负的责任。这样的努力虽让人同情，但终究既违背了法理，也不符合教育精神。眼下，学生才入学，校方就匆忙签订所谓的“自杀免责书”，从程序上来看，怎能说“履行了相应职责”？更何况，师者，本该以教人育人为宗旨，引导并熏陶青少年学生的言行。似这般把自杀问题丢给一张协议，校方的行为无疑是过于急功近利。

　　有专家曾言，“防止自杀最好的办法不是注意自杀本身，而是应当更广泛地注意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自杀的发生。”所以，校方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不可能发挥免责作用的协议书上，不如安下心来，找找预防学生自杀的办法。因为唯有建立在尊重生命上的教育，才会换来学生与家长的支持和理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东莞该校的这张“自杀免责书”，击中的是校园心理安全教育的软肋，它从反面警醒高校重视师生心理危机干预，筑牢校园安全的心理防线。（杨兴东）

　　昨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9月16日《南方日报》）

　　一个月前，来自潮州的李军收到录取通知书，发现一同寄来的还有《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第三章第二十七条共列举了5种由学生承担责任的情况，其中第5项协议规定，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家长还没把孩子交给学校，学生还未正式踏入校园，就得先明白一点，在“我”的地盘里发生的自我杀伤事件，“我”一概不负责。

　　好一个霸王条款，好一个“自杀免责”。寒窗苦读十余载，憧憬中的大学梦却以此种残忍方式拉开序幕，还没来得及畅游大学校园，还没来得及与同学海阔天空，就必须先明白，你的生死与我无关。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应该感谢学校，进大学的第一课就是如此现实的一课。都说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都说社会的人很现实，看，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的确，近年来学生在学校里的自杀、自伤事件并不鲜见，感情问题、家庭问题、交际问题等等都是深刻原因，不能全赖在学校身上，但学校有义务及时疏通排解学生心理问题，学校老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有必要了解并帮助学生异常动态。可是，学校却选择了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签订协议了事，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据说这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很多学校都推行，而且实施了很多年。真是现实得赤裸裸。姑且不论此番免责能否真的免得了责，但就这个行为这个动机，笔者想说的是，如此现实的学校又指望能教出什么样的人？

　　学校是育人成材的地方，学校传授的不止是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还有价值体系的形成，学生终究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家庭是一方面，学校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可是，看看这些大学，放在第一位的不是如何培养学生，而是如何免去自己的责任；让学生印象深刻的不是我应该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而是我千万可别做什么，因为我的生命我做主怪不得他人。

　　难怪张磊们会向国外大学捐款近千万美元，不怪人家“不爱国”，怪只怪我们自己学校把我们培养成了“自私冷漠”的人。国外学校在学生毕业后还会寄来校友卡和校友刊物，我们学校在还未入校就先告知我们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国外学校会随时提供帮助会邀请父母参加聚会，我们学校想的是你好好地来好好地走顺便帮学校提高点就业率。感情是双向的，学校对学生都没有感情，学生又何以谈感情回报？

　　富士康11连跳后要求员工签订“自杀免责书”，学校在发生事件后也要求学生签订“自杀免责书”，学校和企业何异？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那学校追求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不纠正核心理念，不转变待人方式，“自杀免责”，学校即使真能免责，但最终免去的又何止是责？（倓书姳 ）

　　9月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规定：“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南方日报》9月16日）

　　新生报到，本该感受到学校和学长的温暖，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免责协议。在开学报到的两天里，5000多名新生必须把这份由学生与家长签订好的协议书交给校方。其实，学校对学生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并不必然承担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生自杀、自伤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

　　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学生自杀、自伤事故对于高校民事责任认定而言，要看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在极端情形下，如果校方或员工直接逼迫学生自杀，自然要承担全部责任，甚至还有刑责；如果校方存在较大过错，如教师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导致自残事故，校方将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校方存在一定过错，如学生在校受到其他侵害后，比如被强奸，校方没有做好积极引导工作并引发事故，则要承担次要责任；如果学校和有关教育人员工作无不当，则并无责任。此外，如果大学生为未成年人，校方还须承担更大的管理责任、注意义务。

　　那么“自杀免责书”有效吗？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言“关乎生命的事情，怎么能拿来协议？”除了人身保险合同之类的特殊法律关系，法律在原则上不允许设定以生命健康权受损害为标的的契约。《合同法》第53条更是规定：合同中关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

　　可见，该校想通过强迫学生签订保证书来免责可谓打错了算盘，这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自欺欺人之举。不得不说，学校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违法、失德第一课。这是校方打着伪法律旗号来糟蹋法律、高举假契约精神来践踏权利。

　　大量事实表明，不抓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学校，最容易出现学生自杀、自伤事件。如果校方真的不想承担责任，则更应该从完善学校的管理、为学生创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着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无事故则无责任。（舒锐）

　　9月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9月16日 南方日报）

　　新生报到，本应该感受到学校和学长的温暖，迎接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免责协议。在开学报到的两天里，5000多名新生必须把这份由学生与家长签订好的协议书交给校方。其实，学校对学生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并不必然承担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生自杀、自伤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

　　根据民事法律，学生自杀、自伤事故对于高校民事责任认定而言，要看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在极端情形下，如果校方或员工直接逼迫学生自杀，自然要承担全部责任，甚至还有刑责；如果校方存在较大过错，如教师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导致自残事故，校方将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校方存在一定过错，如学生在校受到其他侵害后，比如被强奸，校方没有做好积极引导工作引发事故，则要承担次要责任；如果学校和有关教育人员工作无不当，则并无责任。此外，如果大学生为未成年人，校方还须承担更大的管理责任、注意义务。

　　那么“自杀免责书”有效吗？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言“关乎生命的事情，怎么能拿来协议？”除了人身保险合同之类的特殊法律关系，法律在原则上不允许设定以生命健康权受损害为标的的契约。《合同法》第53条更是规定：合同中关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

　　可见，该校想通过强迫学生签订保证书来免责可谓打错了算盘，这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掩耳盗铃之举。不得不说，学校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违法、失德第一课。这是打着伪法律旗号来糟蹋法律，高举假契约精神来践踏权利。

　　一个自杀发生率高的大学不是一所成功的大学，大量事实表明，不抓学生心理健康的学校和学院，最容易出现学生自杀、自伤事件。如果校方真的不想承担责任，则更应该从完善学校的管理、为学生创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着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无事故则无责任。（舒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