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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舆情研究已由萌芽阶段进入到兴起阶段，但规范的教育舆情研究尚未形成。教育舆情研究要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等方面加以规范，规范的教育舆情研究会提升舆情效度。教育舆情的有效性来自于信息采集和舆情分析两个环节，需要专业的研究主体和研究手段，逐步形成相应的研究范式。这是教育政策决策的需要，也是教育治理过程中关注民生，体恤草根意愿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教育舆情；教育舆情研究；研究效度 一、教育舆情分析的兴起 自2003“非典”事件以来，公众舆情逐渐成为各级政策决策者重要的决策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决策过程中对公众意见的吸纳成为我国教育政策关注教育舆情的典范。教育舆情已经成为公共舆情的重要构件，并成为学者们日渐重视的研究领域。教育牵动着千家万户，教育突发事件则与教育舆情相互映衬，舆情对事件本身的放大与聚焦作用更需要深入科学的研究与理性的分析。为此，教育舆情的正确应对不但对教育政策决策具有标尺价值，对教育政策执行具有反馈价值，同样对于化解教育矛盾，疏通民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本体价值。 近几年影响较大的教育事件几乎都会引发相应的教育舆情，并将相关事件由局部问题扩展为整体问题，将私己问题演绎为公众问题，将热点问题汇集成焦点问题，其演化已形成一定模式：以网络舆情为先导，再由报刊电视的跟踪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最终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政府干预、引导和化解或者通过深入调研并上升至政策层面。从压力集团的立场看，教育舆情已经成为教育问题博弈的手段。为何借助媒体将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扩大化，成为解决教育问题的不二法门？在传统的政策反馈途径（专家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提案、信访、上访）效率低下的境遇中，教育舆情正通过网络、报刊、电视等立体化、多元化的媒体得到释放。在每一次事关教育的公众性事件背后，舆情的导向作用都在日益凸显，在网络教育舆情、报刊教育舆情和民间流转教育舆情、信访教育舆情、专家教育舆情合流而成的舆情巨浪中，如何对上述信息进行筛选、定位和分析，了解教育舆情各类表达主体的需要，并及时制定相应的疏导措施和解决方案，成为教育行政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新生之务。 2011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首次将“教育舆情分析”作为课题指南，标志着此问题已经开始为国家教育决策培育研究土壤，组建研究团队。此前几个重要事件，同样暗示着教育舆情将成为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新的生长点：一是《规划纲要》两次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仅在第一轮征求意见的一个月时间内，就收到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5337条，其中教育部门户网站收到帖子2835条，电子邮件2254封，信件248封，仅2009年1月8日和12日两天网络发帖量就达到了962条（封）；①二是袁贵仁部长履新的第一天就向全国网民征求意见，阅读后指出：“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②同样，副部长赫平表示，对网民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将逐条梳理研究。日前，教育部党组在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时指出：“制订教育政策要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和问需于民，建立畅通无阻、运转协调、规范有效的民意反映机制”③；三是近年来人们对教育事件的关注度急剧上升，大到教育公平、教师素质、学生减负、学校安全，小到44个汉字写法，“清代”政策、禁办复读班、有偿家教、京剧进课堂等；四是近几年教育舆情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热点，包括最早对舆情问题展开研究的天津社科院舆情研究所的王来华，对网络舆情展开研究的刘毅，对教育舆情进行话语分析的张力、郑金洲、李钢、徐志勇等，都已在此类研究上做了先期探索。 二、教育舆情研究的规范 教育舆情研究的生命力来源于研究规范。规范的教育舆情研究要有规范的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并要对教育舆情本身与公共舆情的同构与殊异进行探索。 一般而言，教育舆情的研究主体主要是教育政策分析人员，其来源一般有大学、独立研究机构和智库、政府机构中的研究与情报人员、压力集团和第三部门、政党政策咨询人员、教育政策自由咨询者和专业媒体从业人员，其中前两者的分析具有相对独立性，媒体从业人员则对事件反应更为灵敏。 教育舆情的研究对象是某一教育事件、政策、观点所引发的各利益主体表达出的具有价值倾向性的态度与主观意愿的总和。根据不同的角度，教育舆情可作不同的分类，有虚拟与实体、理性与非理性、随机与系统、传统与现代等几对范畴。从虚拟与实体看，民间的小道消息、流言、传言、BBS帖子及跟帖、手机短信、微博留言、无记名调查、非署名来信等具有很强的虚拟性，而实名来信、上访、专家评论、报刊（电视、广播）舆论与社论、记者观察等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同样，教育虚拟舆情的随机性、非理性成份要高些，教育实体舆情的系统性、理性成份要显性些，从传播载体上看，教育虚拟舆情的现代化手段较高，而教育实体舆情往往借助的是传统的传媒手段和传播路径。教育舆情研究对象本身又包含了三个要素—教育舆情表达主体、教育舆情表达渠道和教育舆情表现特征与规律，规范的教育舆情研究还要厘清这三个要素。 首先是要厘清教育舆情表达主体。当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社会矛盾的凸显会有一个加速期，不同阶层民众的诉求将日益多元且不断增强。但若将教育舆情表达主体狭义化为网民，甚至更狭义地理解为在网上发帖子才是舆情的表达，这极易将舆情与牢骚、抱怨和非理性划等号，这是对教育舆情表达主体的误读和曲解。“不能将网络教育舆情的表达主体（网民）与教育舆情的表达主体相混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不对称问题，网民无法‘全权’代表公民或者公众。”④美国学者柯伯斯在阐述教育政策的特殊性时认为，“大多数公民对教育系统都有一定的接触，都相信自己对教育系统有特殊的了解，对公立学校的管理有一种亲自参与的欲望。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政策领域（如国家国防机构和公共福利系统）却是很少发生的”。故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认为教育舆情的表达主体主要由家长、教师、学生、教育行政人员、教育研究人员、教育传媒人员、教育评论人员及政府的教育发言人及相关的教育从业人员构成。网民和上述各个表达主体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学理上讲，在舆情表达中所融合的利益主体越多，某一诉求渠道对不同表达主体的声音越宽容，这些舆情主体就越有代表性。据此判断，网络舆情的诉求主体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开放的表达机制和多元渠道（论坛、留言板、博客、微博、QQ群）不仅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不同的话语，而且其隐蔽性的特征也使表达主体内心的真实想法得以释放。但在中国现阶段，网民与公众之间还很难达到对称，网民意见的随机性与公众诉求之间还不可等同，找出其中的交集正是教育舆情分析的重点，也是难点。 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舆情表达主体的整体素质更高，其中不乏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教育家型的校长，研究型的教师群体与高学历的学生家长等，同时这一群体的部分成员也是教育舆情的研究主体。除此之外，在不同渠道的舆情表达机制中，教育舆情的表达主体也展现出不同的叙述框架和话语体系，而叙述框架的差异性对舆情信息收集和分析有较大的影响。在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中，教育舆情的报道基本是以考试信息、入学信息、教育政策宣传与分析为主，框架是主题式的，话语基调由于受到隐形“把关人”角色的限制，是比较平和的；而在网络等新兴的媒体中，由于缺乏明显的“监督者”，表达主体叙述的语言基调基本是批评式的，传递的信息更加分散、复杂。这些叙述框架的区别一方面说明了教育舆情表达主体组成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教育舆情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在对报刊舆情、网络舆情、利用问卷收集的公众舆情等的研究中，需要针对不同的叙述框架进行和而不同的话语分析，避免将教育舆情的表达主体一体化。 其次是要梳理教育舆情的表达渠道。教育舆情收集的目的是了解民意，按照民意表达渠道，我国的教育舆情诉求路径主要分为五大类十二种渠道。第一类，公民与政府直接沟通，包括上访、官员调研、基层对话会三个渠道；第二类是代表转达，包括人大代表提案、政协代表提案、听证会；第三类是通过媒介表达，包括传统媒体、网络论坛和微博等；第四类是经过分析的民意表达，包括民情调查、思想库调研等。第五类是通过党政机构传递，包括行政部门逐级上传、党组织舆情机制。⑤从当前教育舆情的诉求渠道上看，传统的信访、基层对话会、人大会议和各类听证会，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草根阶层所遭遇的教育问题。教育政策的执行不力，以及自下而上的诉求渠道的贫乏，导致多数公众在教育政策议题上丧失了话语权，成为教育问题上的弱势群体。在此背景下，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成为讨论教育问题、表达草根阶层教育意愿的空间，这些舆情表达渠道的门槛更低，空间更为开放且自由，较易形成群体性意见并造成实际的社会轰动。教育舆情的表达渠道与其他社会舆情无本质上区别，但由于教育问题的公共属性及传统的刻板印象，引起的互动更为频繁。教育舆情表达渠道的多元化、平民化、非结构性使得舆情的聚集程度较为松散，这种分散的特性使教育舆情表达主体容易陷入依靠突发性事件表达、短时间大量聚集并消散的境地，关于某一教育问题的广泛而持续的舆情讨论与表达较少，渠道较窄，这也是建立自下而上的教育舆情分析框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规范并扩大舆情表达主体的诉求渠道，保证舆情来源的及时、客观、有效。 再次是要圈定教育舆情的分析范围，这种分析范围一般由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两个维度决定。从空间范围上看，中国区域间教育发展差异性大，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点有共同的东西，但也存在很大的区位差异，使教育舆情分布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色。以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为例，发达地区关注的是择校问题，重点班和教师有偿家教等议题，而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公众的诉求则体现为减缓撤办村小、代课教师清退后的补偿、优秀教师流失等问题。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差异，在进行教育舆情分析时不但要有跨空间的分析，还要有区域意识，形成宏观把握、因地制宜的分析能力，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注重教育舆情分析的空间范围，就是将舆情的来源地与舆情分析、解读对应起来，建立区域性的舆情分析机制，在基本原则统一和分析技术相同的情况下，从实地出发去进行舆情的收集和分析。由于经济发展的梯度效应，我国在教育政策执行领域同样存在着参差不齐、波浪形发展的态势，沿海发达省份已解决的问题，正在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出现，而有时，某些问题又会在不同区域同时爆发，形成全国性的共性问题。这种教育舆情空间分布上的同与异使教育舆情分析者面临着二难选择，有时会造成舆情分析的迟滞效应，从而影响了教育政策决策的及时性。为此，建立不同区域的舆情分析点，不同点之间形成相应的舆情连接线，再在省域层面形成教育舆情分析面，最后形成国家的教育舆情采集体系，自下而上地获取不同区域的舆情分布，进行相应的舆情预测，形成教育政策信息来源的上行通道，辅之以网络、信访、提案、调查等多种渠道，构成网格式的教育舆情分析模式，对于正确、及时、有效地进行教育政策决策、执行与评估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从时间范围上讲，教育舆情同样具有爆发性、易逝性、积淀性、反复性和弥散性等特点。教育舆情多数情况下是由一个具体的点式问题引爆，通过网络、媒体及小道消息扩散，形成一种公众表达，这样的表达有时会呈现一边倒态势，有时会形成两军对垒格局，有时还会出现混战格局；有时意见偏激，有时温和但“暗藏杀机”；教育舆情这种类似龙卷风式的来去特点容易使尚不熟悉危机管理的教育决策者临阵乱了方寸，也容易形临时抱佛脚的思维和行为定势，忽视舆情的常态分析与管理。事实上，教育舆情爆发绝对不是没有先兆的，而教育舆情的消逝，也会以某种方式沉淀下来，如人们屡屡提及的“校舍安全问题”，事故一旦发生，全社会声讨之，而事情一过，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仍旧是我行我素，下一次事故就隐藏在这种漠视之中。当此后的事故再度引爆舆情时，所产生后果有二：一是问题越来越大，积重难返；二是人们对此漠然，教育政策的公信力逐步丧失。不仅如此，教育舆情往往具有以一带十，举一反三的能力，一件小事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舆情可能弥散成整体性教育事件，如教师有偿家教问题的讨论，会弥散成对整个教师队伍师德水平的质疑，会引发对整体教育的失望，和对政府教育治理的不满。 时效性在教育舆情研究中已经开始被重视，但时间分布问题却还未引起系统关注，教育舆情时间分布主要包括短期与长期，在一个健全的教育舆情分析体系中，短期的与长期的舆情收集都是必要的。短期的教育舆情收集主要针对突发性的教育事件，对此类事件所引起的社会争议和各类诉求，要在短时间内迅速采集，保证此类教育舆情分析的及时性。短期舆情分析的重点在于体察民意，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重构信任关系，而非模糊公众视线，引导舆论走向。“短平快”是短期教育舆情收集与分析追求的目标，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将收集到的教育舆情加以量化统计，并进行相应的内容分析，为及时的措施响应与决策提供支持。在短期的教育舆情分析中，网络、报刊舆情是收集和分析的重点，这些渠道所反映的教育舆情更加草根化，但需注意区分主流民意与网络舆论的论调。与短期的舆情收集不同，长期的舆情收集和分析较为复杂，应从舆情的不同诉求渠道入手，建立长效的舆情收集与分析预警机制。如选取有代表性的论坛、网站等，实行舆情跟踪，实现教育舆情议题的固化、信息自动收集入库等。还可以建立舆情分析专家库，形成教育舆情学术采集系统，倾听专业的意见与建议。同时，也可对传统的信访办、听证会、群众座谈会加以整合，对其中涉及教育的分类舆情信息进行甄别和收集。长期的教育舆情收集除自下而上的渠道外，还应建立自上而下的信息通报与信息公开制度，使民众知道政府正在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并通过调研、议案、信访等载体，形成相应的舆情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建立需要相应的制度供给和规约，与前面的空间分布体系一样，构成立体式的教育舆情分析系统。 规范的教育舆情研究离不开先进与规范的工具。由于教育舆情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研究范式尚未形成，故相应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框架还在探索之中，但上述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又包括舆情主体、舆情表达渠道和舆情时空分布）等问题的解决，无疑将对规范教育舆情分析框架起到前提性支持作用。同时，从提升教育舆情的效度角度也可大致地勾勒出局部的教育舆情分析框架。 三、教育舆情的效度 理解了教育舆情为了什么和是什么后，就要清楚教育舆情如何分析并保证这种分析的有效性。近十年是我国教育改革最为迅速，教育政策出台最为密集，教育问题进入丛林阶段的十年。由于教育被列为重大的民生议题，故教育舆情的爆发点日益增多，而教育舆情分析团队的缺失和分析技术、手段与方法的不熟练都导致了教育情报研究和教育政策分析的滞后，直接后果就是教育决策议程长、执行难和绩效低，尽管个中原因复杂，但从源头上看，教育舆情研究效度的缺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破解问题的逻辑起点就是教育舆情收集的有效性。如前所述，教育舆情的广泛性、地域性、时效性、反映渠道的多元性，舆情分析人员素质和技术的先进性等都有可能影响舆情收集的效度。当前对教育舆情的收集和整理往往是被动的，具体流程是“突发性教育事件—个别关注—媒体介入—公众跟进—舆情形成—专家解读—持续发酵或渐渐消亡—发酵者形成政策议题至出台临时性应急措施，消亡或积淀成潜在问题酝酿下一次爆发”，这样的教育舆情收集是亡羊补牢式的，应急性强，具有临时管制性和事后补救性特点，效果有限。被动的舆情收集无法为教育政策提供正常的信息平台，常常使教育决策部门骑虎难下。广泛、深入、系统、及时的教育舆情收集就是要建立专业化的教育舆情机构，形成长效的舆情收集机制。基于我国的国情，现实的做法是政府采用外包的方式，委托一些成熟的民间组织，建立类似于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式的教育舆情调研机构，同时依托各大学教育政策分析人员，通过教育部门户网站建立舆情采集系统等，进行点线结合的舆情收集。只有舆情收集成为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路径的一部分，教育政策的执行才能建立正确的绩效评价体系和反馈渠道，才会提高教育政策的适切性、权变性和可接受性。对教育舆情的收集而言，这些民意调查持续的时间越长，面向的社会阶层越广，渠道越宽，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就越高，也更加有效。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调查方式的多样化和成本的降低，教育舆情收集的有效性也将逐步得到提高。基于这种现实考虑，笔者建立了关于教育舆情分析的四重框架（见图1，图表略），以教育政策的起草与修订为目的，纵向程序从教育政策执行的反馈到教育舆情的收集并延伸至分析，横向范围包括了教育舆情的表达主体范围，诉求渠道范围和分析范围，效度范围，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保证教育舆情对教育政策的正面引导和反面督促效果。 破解问题的逻辑线索应是强化教育舆情分析的效度。当教育舆情分析充分条件，即采集条件具体化之后，相应的分析人员素质、分析手段和分析技术就要跟进，并且经过积累逐步形成教育舆情分析的范式。教育舆情的分析范式首先应强化教育舆情理论的建设，正如教育政策分析在公众政策分析中已经逐步超出其他政策分析一样，教育舆情分析也会随着关注度的上升而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范畴。如果说教育研究走向教育政策研究，教育政策研究走向教育政策分析，教育政策分析走向教育政策过程分析的话，那么教育政策过程分析就必须强调教育情报的价值，而这些教育情报最基础的来源恰恰是教育舆情。故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研究的草根化追根溯源会指向教育舆情分析。随着重视度的提升，教育舆情分析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也会提升，这种专业化水平包括知识的专业化、方法的专业化和评价的专业化。这样，提升教育舆情分析效度就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舆情评论，而是要运用包括信息编码、内容分析、文本计量、话语分析在内的多种分析方法，同时建立起教育舆情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式，开发相应的分析软件，建立相应的智库，累积部分教育舆情分析案例。当教育舆情分析有了相对固定的人员、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相对完善的技术手段以及个案性的成功实践，那么教育舆情分析就会逐渐成熟起来，并形成引领教育决策的勇气和能力。 按照麦克·布洛维的理论，公共社会学以公民社会的存在和成长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即在维系和发展公民社会的同时，达到对公民社会的认识。⑥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社会各界特别是草根阶层表达自身教育需求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教育舆情的研究实际上也顺应了公民社会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重视教育舆情研究，规范教育舆情分析，提高教育舆情信度与效度，使其服务于教育政策决策，最终服务于教育治理，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不但是教育研究者的吁求，也是建立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教育部.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已收到和建议5337条[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2614/200902/44097.html，2009-02-06. 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回应网民期盼，连用三个“非常”[EB/OL].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11/08/con-tent_12409544.htm，2009-11-08. ③中共教育部党组.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关于贯彻落实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76/201102/xxgk_114968.html，2011-03-01. ④⑤于家琦.论民意表达渠道的“四维”评价标准和有效性分析框架[J].理论界，2010（6）：193-194. ⑥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M].沈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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