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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生活的贫乏以及精神产品价值的虚无是我们时代的主要标志。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以及过度的专业主义导致我们时代的大学四分五裂。由于理念的式微，信仰的破灭，在转型过程中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被利益分享的松散联合体所取代，人文主义的大学不可避免地滑向学术资本主义，昔日的象牙塔如今陷入被“收购”的险境。为避免转型时代大学转型的失控，有必要调整改革的思路，重塑大学的远景。对于大学转型而言，决定性的存在不是制度，不是建筑，不是金钱，也不是技术，而是远景。 关键词：转型时代；时代精神；大学转型 大学是时代的影子，时代精神决定大学转型。从大学的身上可以读出时代的精神状况，从时代的身上也可以看出大学危机的征兆。今天，整个世界体系正处在转型之中，时代的转型意味着大学的转型势在必行。在物理时间上，大学的存在可以超越漫长的时代，但在历史时间上，大学却永远是时代的大学。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存在脱离时代的“世外大学”。“游离时代的大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大学，同样，“丧失大学的时代”也是没有未来的时代。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直接影响大学的转型进程，大学转型的远景也会洋溢出新的时代精神。从中世纪到现在，大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相辅相成，大学的失败与时代的失落也基本吻合。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时代总会有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大学最终也总会造就不同的时代。今天我们的时代在转型，大学也在转型。大学的转型与转型的大学相互交织，转型的时代与时代的转型相互纠结。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的转型是为了转型的大学，时代的转型则造就了转型的时代。其结果，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与我们时代的大学危机相互叠加，转型时代的大学转型遂成为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 一、我们时代的精神 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的人拥有知识，也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知识的进步日新月异。当约翰·杜威写下“‘科学是对日常活动的详尽阐述’以及‘家庭、学校、商店、床头和医院提出的（科学）问题，正如实验室所提出的一样’时，他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即科学技术明显在以一种每个人都能够理解，也确实已经理解的语言在讲话”。[1]今天社会的科学化更加严重，甚至文盲也无法摆脱科学的控制，但由于教化的混乱，知识逐渐空洞化，人与知识也逐渐疏远，知识变成冷冰冰的客观存在，不再具有人的“体温”和“生活气息”。由于知识的生产脱离了个体的境遇，文本成为学术交流唯一的工具，甚至于文本之外没有真理，口语不再是人类知识的有效载体。在印刷媒介的环境下，由于口语文化的权威地位不可避免的失落，人与人心灵之间的沟通日益困难。知识的生产原本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或难题，知识原本是实现人类美好生活、达成美德的一种手段，但在今天的大学里知识本身成为一种实用的目的，学术成为了一种语言的游戏，原本作为精神产品的知识被不可逆转地物质化，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在相当广泛的人中间仍然有这样一个信念，认为有可能借助于某些‘技术装置’，某些合适的专家来正确地运用的新技术，来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这样一来，带有社会学特征和生态学特征的复杂问题往往被人们用技术的、经济的术语来描述，因而被界定为主要通过发明合适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手段来解决的技术问题。”[2]由于高深学问教育潜力的明显下降，如今透过知识人们既无法达成美德也无法实现善治，大学里的知识生产要么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要么就成为了一种微不足道的装饰。除了实用价值之外，由于知识和行动的脱节，由于理论和实践的隔离，语言不再是思维存在的工具，其本身反倒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存在。“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3]其结果，当实用价值遮蔽了价值，当人从目的变成了工具，当知识与权力结盟，并且其自身也成为一种权力时，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由于事实取代了价值，由于功用替代了理念，大学的精神世界轰然坍塌。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人理解大学，而是更少的人更少地理解大学。“高等教育的扩张生产出的远非是更科学文明的人群，它和对科学的无礼以及反科学精神的增长亦步亦趋，这种无礼和反科学的精神近似于一种非理性文化。”[4]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学在表面上很繁荣，内在精神却很贫乏，人们对于大学的认识越来越肤浅。表面上看人们对于大学的言说是自由而多样的，实质上众说纷纭的背后却难掩逻辑的牵强和理念的扭曲。表面上看今天的大学理念丰富而多彩，实质上今天的大学最缺的却正是理念，甚至于可以说今天的大学正在进入一个无理念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现代性接近尾声，后现代方兴未艾，经典的大学理念由于人们兴趣和注意力的转移而化为乌有，所谓的新大学理念也由于时代精神生活的衰落而成为泡影。 不过，吊诡的是，对于新的追逐恰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重要特征。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是现代性逻辑中最为普遍的价值选择。因此，准确地说，我们时代的大学不是没有新理念而是一种新理念不断地被另一种更新的理念所取代，大学的城头不断地变换着“大王旗”，大学没有了“家”，没有了“归宿”。我们这个时代由于信息的泛滥，很多新东西很快就过时，诸种理念、理论和哲学像Ｔ型台上的服装秀一样，各领风骚三五天。知识领域也同样如此。在消费主义潮流下，知识成为了大宗的商品或小件的工艺品。大学对于知识的生产不再是为增进知识、追求真理，知识只为消费而生产。在消费主义风潮主导下，在大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由于真理的解体，价值的解构，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什么是标新立异很难区分，对于什么是真理人们失去了探索的激情，对于知识背后可能蕴藏的美德人们也没有了想象力，学术的表达只有观点没有思想，理论的建构成为一种跟风似的时尚，随时提出又旋即被抛弃。过去一句话可以概括几个世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快餐文化和唯新主义精神使我们的时代既是意义最为丰富和多元的时代又是意义最为贫乏和无趣的时代。 其结果，今天很多大学以及大学人的表达也只不过是为了一时的轰动，没有人会把言之旦旦的宣誓、白纸黑字的宣言当真。今天旧的时代精神正在退场，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形成。在这个即将形成的新时代里，很可能会没有经典，没有权威，过去无足轻重，新的就是好的；人们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到了未来的美丽新世界上。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信息技术将统治一切，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并重塑人的思维与存在。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将要被重新讨论，理性的存在极有可能不再是大学存在的理由。 面对转型，以理性的存在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现代大学面临合法性危机。现代大学的危机不在于科研的失败和理性的式微，相反却是由于科研的太成功和把理性的手伸得太长。启蒙运动解放了人的理性，从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将理性运用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其结果，过度的理性化不可避免地使人类重蹈了前宗教时期的信仰危机。对于早期的大学而言，理智的训练与道德的养成是一体两翼，难以分割。19世纪以降，启蒙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学与自然科学结盟，并与民族国家联姻。在理性原则的主导下，大学的科学研究从纯科学走向应用科学，从学院科学走向产业科学，从基础研究走向学术资本主义。回顾历史，科学研究本是大学的衍生职能，科研是为了配合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理智训练的一种手段。但机缘巧合，大学与科研的偶然结合迅速地被制度化，科研对于现代大学立下了再造之功。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科学之改变大学，远不如大学之改变科学”[5]，今天人们发现，大学需要科学，已远甚于科学需要大学。[6]在大学与科学之间，科学无疑是胜利者，大学能够分享的只是科学胜利所带来的副产品。作为代价，大学却必须承担科学对于人类精神生活可能的“污染”。 “科学的危机不仅仅在于它能力有限，而且也表现在它关于意义的意识中。伴随着整体的毁坏，可知之物变得不可测度了，并提出了知识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认为缺乏整体世界观的知识是正确的，那么这种知识总是按照技术的可用性来评价的，于是，它就落到与任何人都无关的无底洞中去了。”[7]对于大学而言，科学的危机与科学中人的危机密不可分。科学并不会直接影响人类的精神生活，相反科学本身也属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范畴。科学的兴起与人类精神生活的衰落之间之所以发生关系离不开人的中介。正是由于科学中的人的危机才导致了科学的危机以及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究其根本在于，“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8]。在实证主义的主导下，科学逐渐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并主动选择与价值期待无涉；加之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现代大学皆倾向于亲近科学，疏远人文，大学的精神危机不可避免。作为这种危机的一种反映，金钱逐渐控制了学术，物质逐渐掩盖了精神。过去在大学里同行的承认曾是学术活动的最高奖励，今天同行的承认虽仍然存在，但已不是科学的主要奖励方式。由于科学的技术化和大科学时代的来临，巨额的科研经费和昂贵的实验设备成为维持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人类对自然的好奇和对真知的向往不再是研究的原动力，持续不断地获得富有成果的发现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今天在有计划、有组织的科研体制中，“奖金的提供，使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即使并未因科学本身而热爱科学却也能投身于为作出有意识的发现而进行的工作。由于这种金钱鼓励，科学在精神方面的自我抽空过程就以有利于群众的机器化生活的方式而继续下去”[9]。在这种时代精神的笼罩下，现代以降大学危机不断。 对于现代大学这个现代社会的人造物，危机有大危机与小危机之分。小危机多局限于大学组织内部，大危机则是系统性的社会危机。小危机也许会加速大学组织改革的步伐，大危机往往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义。一次大的危机既意味着旧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与以前的小危机相比，今天我们时代的大学所遭遇的危机则是一次真正的大危机。这种危机不只是大学自身的危机，也是社会的危机，时代的危机。与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质量危机、财政危机等小危机相比，今天的大学危机绝不是暂时现象，甚至会持续几代人的时间。今天危机中的大学正在转型，转型中的大学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下，大学的转型本身也是一个大学重新合法化的过程，此时大学面临的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多种可能。今天对于转型中的大学，没有人知道转型的终点在哪里，大学的未来不是找到的，而是走出来的。对于那种新的大学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能提前知道。如波林所言：“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见等到时代精神准备接受它时，才能降临，否则它如果在时代精神前，来得过早，就将会为人所淡忘和抛弃，一直到了文化转过来，准备给它欢迎时，它才能重现于世。”[10]大学的转型也是一样。我们时代的大学转型离不开我们时代的精神，大学的转型与时代的转型将会同步展开。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评估现代大学转型何时接近时代精神的临界点。 二、转型之中的大学 分析大学转型有两个重要的向度。强调大学内在逻辑的学者倾向于把大学自身看成一个自主、自治，甚至是自足的机构，认为大学转型主要是大学自己的事情，无关战争与革命、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经验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大的机制、机构、一所学校能够靠自身的能力对自己进行改革，有点像我们所说的用自己的刀锋来砍自己的刀柄。我认为我们大学的改革需要的首先是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共同思考，赢得一种与外界的统一联系，共同进行大学改革。吸引和召唤外部的参与是因为各个领域都是一些意义的承载者，它们都参与对大学存在的意义、内涵和学科的重新界定，都从各个不同的领域，依据各自独特的能力，对大学改革作出独特的贡献。”[11]毕竟大学总是社会中的大学，时代的大学，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作为教会的婢女还是国家的姻亲，无论是政治的同谋者、文化的传承者还是经济的赞助者，大学从来都无法单独存在。由于大学制度始终镶嵌在社会大系统之中，没有外力的介入，大学自身绝对无法单独实现自动转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学转型都既不是大学的内在逻辑的自然展开也不是完全由看不见的手在操控，每一次的大学转型和时代精神都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会塑造出不同的大学典范，反过来这些典范本身又会像时代精神一样控制着大学的转型。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将人的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大学里自然科学成为学术性学科的典范，由于对确定性的迷信，自然科学的典范已经超越宗教信仰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推论——唯一有效的知识是科学的，科学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加深了在科学（有序的／规律性的、事实的／说明的）与人文学科（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印象主义的／诗意的）之间的鸿沟，而处于中间的诸学科——社会科学——的地位则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12]其结果，曾经存在于中世纪大学里的哲学与医学、法学、神学之间的系科之争在今天的大学里正在以另一种版本上演。只不过在这场新的系科之争当中，自然科学取代了神学处在最高的等级，坚持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居中，强调意义和价值的人文学科垫底。近来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复杂性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当中文化研究的兴起，人类知识的社会科学化成为社会科学的新主张。不过，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帝国主义还是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人文学科都是受害者。无论是自然科学化还是社会科学化，人文学科都是大学知识转型的重灾区。现代以降，自然科学的异军突起以及社会科学的制度化，不可逆转地破坏了知识的整体性和人文性。由于知识的碎片化和机构的专门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就像管风琴的管子从上贯到下，每个管子之间是相互隔离的。大学也是这样，大学的结构是隔离的，体现在大学不同院系、不同学科的设置上”[13]。今天大学的转型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系科制度及不合理的学科和院系的划分。但事实上，“因为大学、系、专业协会和个体教授在维护他们研究领域的存在上有着既得利益，所以在超越所谓跨学科研究方案和‘电子大学’现象（作为网络模式是重要的）上，到目前为止仅有有限的可观察到的进展”[14]。在很多大学中，所谓的跨学科研究至今仍然只是一个礼仪性的口号，并未产生实际的效果。其结果，过度的专业主义导致了学科间的冲突，知识整体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哲学的危机，而哲学的危机又加剧了思想的危机与理念的危机。未来几十年内人们如果不能通过知识的改造，系科的重构，理念的重审，成功地应对大学的合理性危机，现代大学留给我们时代的只能是一片“废墟中的大学”。要使大学的未来能够无愧于大学过去的辉煌，转型势在必行。道理很简单，没有完整的知识就没有“完全”的大学，没有整合的学科就没有整合的大学。截至目前，人类已经取得的所有知识都具有片面性，都是某一学科的高深专门知识。应该说，当初从普遍知识到高深知识的成功转换反映了现代性对于大学的改造，今天从高深专门知识向另一种意义上的科际整合知识的转换也是现代大学转型的必然要求。未来要避免知识生产上的系科主义，大学内部必须尽快取消以学科为单位的院系划分。对于大学来讲，院系永远都应是附属而不是主要的。院系永远都应是实现大学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让院系本身成为一个小大学，大学本身则逐渐空壳化。大学理念的式微以及知识的碎片化与大学学院化与学院大学化的趋势密不可分。在大学转型的过程中，从学科性大学到跨学科大学，从系科模式向网络模式的过渡反映了大学的危机，但这种危机本身也意味着大学的机会。无论成功或是失败，大学对这种危机的应对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大学的转型。 在制度层面上，转型时代也是一个不得不发明社会制度的时代。就如中世纪人们发明了大学这种社会制度一样，今天我们也必须为现代大学创造一种新制度或发明一种新的大学制度。我们的时代在大学转型的过程中，言必称转型未必真的能够促进大学的转型。大学的转型需要我们对于大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深刻的理解。对于大学只赞扬其光荣的历史而回避曾经的失败很容易误入歧途。同样，只看到大学的种种危机而没有看到大学历史中逐渐向前演进的大势也是一种巨大的错误。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大学转型都是一种肯定性行为而不是一种否定性行为。大学转型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避免失败，而是为了能够从优秀走向卓越。当然，由于社会秩序失范和价值脱节的存在，转型过程中的大学必然会充满矛盾。由于旧的大学理念正在失效，新的理念尚未产生，旧的制度充满危机，新的制度尚未成型，转型中的大学不得不承受脱序与失范之苦。面临转型，面对转型，一方面大学为自己的过去感到光荣，另一方面大学又不免为自己的未来充满担心。历史上，大学的合法性不言自明，今天的大学却要向社会证明自己存在的使用价值。实践中政府和企业一方面对于大学勇于充当“经济炮灰”和为社会培养“经济战士”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组织对于大学又都充满了不信任。在相互制衡原则下，绩效责任与量化评估成为大学无法逃避的紧箍咒，为了适应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需求，大学的人文主义不得不让位于学术资本主义，大学的自治不得不让位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为了能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站而不得不放弃赢得社会道德领袖的权力。在我们的时代，大学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成了被一群“科学商人”控股的大公司。在大众化和普及化理念的导向下，大学教育从少数人的教育成为了多数人的教育，大学与民众的物理距离拉近了，更多的人进入了更多的大学，更多的大学也拥有了更大的规模和更多的学生。这些发展在表面上使知识走近了大众，但由于过度的专业主义，真正的知识大众化并没有出现，与此同时大学与人在精神上却逐渐地疏远了，甚至是越来越疏远。由于今天的大学早已不再奉行面向自由的教育，更多的人进入了更多的大学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人受到了更多的大学教育。事实上更多的人只是仪式性地从大学里进去又出来，以获是一个赖以谋生的文凭或证书。大学繁荣了，大学教育却衰败了。 今天在大学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对转型中的大学的不满，我们很容易将大学的历史美化，将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当作大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但事实上，黄金时代只是一种主观想象。“无论中世纪还是现代，大学都无法保持其绝对的自主性和严格条件下的自身完整性。八个世纪以来，‘大学’是我们的社会给一个补充体所起的名字。这一补充体既外向又自恋，在启蒙的同时也进行控制。”[15]与历史上的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虽然有诸多的不如意之处，但也绝非一无是处。过去的大学虽有可取之处，亦绝非完美的典型。虽然有问题，总体上大学仍然在进步。大学转型不是否定历史，更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实。今天的现实是大学得以转型的必要基础。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真实的大学就在那里，既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坏。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完全抛开大学的现实而去建构一个“空中楼阁”。如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所言：“现代大学的缺点正存在于它的优点当中。如果说以往的老学院保留了太多的过去已经死亡的东西，那么，新的大学却是太容易受当下各种大小新事物的影响。老学院尽管在质量和成就上是有限的，但却有其明确的形态和模式，而且有坚定的目的感。新的大学经常失去它的中心，变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其各部分的目标似乎总是处于重叠之中。它用过度专业化取代低度专业化，用对青年的放纵取代苛刻的纪律，用无休止的、有时甚至不加鉴别的对创新的热衷取代复古主义，用愚昧的职业教育主义取代非实用性，用嚣张的科学主义和拙劣的实证主义取代对科学的忽视，用对这个反智主义社会的恭顺逢迎取代对变革的顽固抵抗。”[16]由此可见，现代大学的优点也隐藏着致命的缺陷，今天的缺点也曾是过去的优点。面对现代大学实践中的过犹不及，我们时代的大学转型恐怕也难以一次性地拿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在矛盾中达成微妙的平衡可能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不可避免地，任何一种理念或制度都会天然地有利于一种教育而不利于另一种教育。卓越的大学要求制度、理念与个人能力的完美结合。 总之，我们这个时代，一边是歌舞升平，一边是险象环生，一边是物质的富有，一边是精神的贫乏。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承认，我们这个时代有问题，面临危机。乐观的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的时代，危机只是发展中的问题。悲观的论调则认为全世界都陷入了致命的危机之中，末世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开始讨论人类灭绝以后的地球会怎样。对于大学而言，同样如此。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大学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政治方面，我们时代的大学是民族国家的利器；在经济方面，我们时代的大学甚至富可敌国。但另一方面，我们时代的大学却丧失了人们应有的尊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关系危机，甚至是道德危机。“今天的大学是非常繁荣和富有的。大学不再远离喧嚣的人群，越来越多地被建在购物大厦中间，购物大厦也越来越多地建在大学中。它不再销售知识，它自己已经被收购了。契约已经写好并签上了名字，支票也已经签字。但契约还没有登记，支票也还没有兑现。为了纠正这种局面，废止这项交易，公正对待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可能得重新学习世界的意义，世界作为整体包括所有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意义。”[17]在表面上，今天的大学里仍然秩序井然，一片繁荣，并运转良好。但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制度的惯性和权力的强制，热闹的校园里早已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不熄的灯火和高尚的灵魂。由于缺乏忠诚、信仰和必要的共识，大学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只具有制度性的象征意义，大学的内部早已是四分五裂，学术封建主义以学科之名在现代大学里借尸还魂，并愈演愈烈。今天在一个相互区隔、互不信任的制度空间里，大学关于真善美的追求被放弃，代之以要创造经济利益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其结果，“在今天，没有任何事业、任何公职、任何职业被看作是值得信任的，除非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都揭示令人满意的信任基础。每一个不乏见闻的人都对他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欺骗、犯规、不可靠的现象司空见惯”[18]。大学曾经是社会的良心，今天也面临道德败坏和教育腐败的指控。学术界曾经是遵守游戏规则的典范，今天也是欺诈重生，背叛不断。原因就在于，今天无论大学还是社会，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被现代性制度永久性地破坏，危机是整体的也是普遍的。面对这种时代危机，大学必须作出自己的回应。我们时代的大学，必须以未来为立足点来思考转型中的现实问题，这是大学转型的历史使命所在而不是什么乌托邦。根据历史决定未来的时代已经过去，立足未来，创造现实是今天必须且必要的选择。在一个转型的时代，“真正的危机在于大学，在于学校制度，在于普遍的社会状况”[19]。大学转型所要解决的已不仅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的问题，整个社会的问题和我们时代的难题。 三、大学转型的远景 我们时代的这种精神状况是由这个时代的制度造就的。“现代化过程是复杂现象，其特征之一是持续的技术更新和制度改革。”[20]我们这个时代是制度和技术塑造了精神而不是精神在引领制度和技术。这样讲不是在为我们时代所处的困境寻找替罪羊，而是因为现代性确实是导致这种困境的根源。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制度和技术成为最大的迷思。与制度安排和技术的无限可能性相比，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可能性被现代性制度和科学技术所规训。复杂的制度安排和精巧的技术设计设定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可能空间以及人的理性运用的条件。今天我们时代的中心是制度和技术，而不是人，是金钱和物质而不是精神。在突破时代精神的迷障之前，我们只能选择某一种制度和技术而不能把制度和技术作为一种选择。现代社会中虽然也存在制度和技术市场的竞争，虽然制度和技术之间也可以相互比较和选择，但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追求的最多只能是一种最不坏而不是一种好的生活。当前的社会不再相信延迟满足，“不断地结束，不断地重新开始”[21]成为新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时代里，历史萎缩成了永恒的现在，而永恒和经典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关于美好大学的设想没有了市场，人们不再热衷于追寻大学的理想，而更看重眼前的利益。与未来的美好大学相比，人们会更喜欢那些能够立即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大学。 不过，时代精神也不是绝对的，某种绝对精神虽然可能存在但也不会是强制性的。因此，同一个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大学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国家的大学会落后于时代，有的国家的大学会超前于时代。有的大学会反映时代精神，有的大学则会无视时代精神。历史上，19世纪时德国的大学引领了时代精神，法国的大学被拿破仑全部废止，英国的大学则无视时代潮流，躲在象牙塔里作茧自缚，固步自封。不过，大学也许可以违背或无视时代精神于一时而不能于一世，最终一定要么是大学的进步淘汰了落后的时代精神，要么是时代精神的进步淘汰了落后的大学。现代社会进步主义是不可阻挡的时代精神的潮流。无论是光荣史还是失败史，今天的大学都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换言之，现代大学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绝非横空出世。大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正是我们时代的现代性精神孕育了现代大学。今天的大学以及大学中的人不是今天才存在的，而是来自于早已存在的现代教育体制。在大学转型的时代，面对“产生于德国18、19世纪洪堡（Von Hum-boldt）时代的大学机制是否还适应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发问，卡蓝默认为：“18世纪末的那些新兴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新型的精英人才，使这些精英能在不同领域承担起指导、设计、规划这样一些责任，比如文化领域、城市规划领域、水治理领域，以及其他的管理部门。今天当我们对这种产生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大学体制提问时，考察它是否成功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22]毫无疑问19世纪的德国大学模式是成功的，但是21世纪的大学转型绝不是要回到19世纪。不同的世纪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精神，大学转型不是要摆脱历史的包袱，更不是要愤怒地反抗以前时期的一切教育传统和我们时代的一切成规。大学转型是要实现新的大学远景。对于大学的历史，我们要有理解之同情，对于大学的现实，要有清醒的危机意识，对于大学转型的未来我们要有谨慎的乐观。 今天的大学不再是精神的家园而是成了科学的堡垒。大学不再通过精神产品为时代引路，而是通过科学为社会立法，为经济加油。本应是人文主义大本营的大学，反倒成了科学主义和专业主义的温床。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科学与技术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新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学以科学的名义随时准备为政府和企业以及其他有需要的社会组织服务。当然，大学不是不应研究科学，开发技术，提供专业性服务，今天离开科学大学已不能称之为大学；但科学必须有其必要的边界，服务也不能没有底线，科学主义更不能成为大学里普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精神的层面上大学永远应是人文主义的而非科学主义的。在人类社会的某些领域和方面科学完全是不合理的，人文则是普遍的，永恒的，绝对的。人类需要过一种好的生活、善的生活，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一种科学的生活和技术化的生存。启蒙运动曾经高扬理性的大旗，宣称人的理性可以对一切事物进行思考，就像莱布尼茨所说的那样，没有没有理由的事情，没有没有原因的结果。针对现代大学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德里达曾经指出：“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建立过反理性的大学。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理性一直就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以及理性与存在之间某些本质的联系。”[23]在现代性逻辑中，大学通过科研将人的理性发挥到了极致。但今天理性开始面临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人们不免要追问：理性的理性有谁能够把握？谁又能够保证科学的理性不会成为权力的伪装？今天当所谓的专家只能用科学的套话来解释自己不认识也根本不可能认识的现实时，那些原本由人类的理性原则和标准所确立的价值秩序必然岌岌可危。 另外，我们这个时代由于对于经济利益和其他外在功利目的的追逐，纯科学逐渐淡出大学，实用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学科研的不二信条。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们研究科学、学习科学的目的都不再是为了科学本身，而是为了科学背后的东西。“他们学习科学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并且获得在这件事情上的成功给他们带来的地位。研究活动只是在它有希望获得实际可用的成果时才得到促进。以往的大学里曾经充满富有活力的精神氛围，现在则已退化为单纯的学院。”[24]在这样的大学里，围绕科研目标开展的学术活动被组织化和制度化，以博士学位的获得为标志，科学研究者可以被批量地生产。这样被生产出来的科研工作者可能具有专家的技能，但却可能没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更不要说高尚的灵魂。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大学科研功能的高度制度化以及研究型大学作为现代大学黄金范式的全面确立，博士学位逐渐成为进入大学任教的必要条件，其结果，所有的大学人全部是以科研“预备役”的身份登上大学的讲台，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不可避免地流于空谈，大学这架马车头重脚轻。事实上，由于博士学位的攻读主要是一种科研训练而非教学训练，今天以博士学位获得者为主体的大学人在价值选择上倾向科研而不是教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只要研究型大学的范式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重科研轻教学就无法真正改变，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妄想。 20世纪是大学规模迅速扩张的世纪。随着数量上的急剧增加，大学也在20世纪里成为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制度。为了使大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和经济，20世纪也是一个大学改革的世纪。对于今天的大学转型，20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今天的大学转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在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25]我们时代的大学转型同样也不能脱离20世纪社会改革的大背景。在以社会改革为主导的时代背景下，整个20世纪的大学改革过程中，制度层面的外在的改革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对于大学机构内在的理念和精神的反思始终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虽然从19世纪起，以纽曼为代表，不少学者对于大学的理念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梳理，但形而上的理念终究敌不过现代性逻辑中全面制度化的潮流。今天大学的制度化以及制度化大学已经是铁的事实。毫无疑问，制度的发现是20世纪人类社会科学研究的伟大成就，对于制度变革的高度重视及制度创新的成果也的确为人类带来了福音。但对于大学转型仅仅有制度的变革绝对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大学以及大学人，思想的改造，理念的重审，价值的重构，精神的重塑，文化的重建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池田大作就认为，20世纪着重于“外在的改革”，社会变革被当作解决各种矛盾的首选。进入21世纪，首先不可避免的课题应是重新把目光转向内部，即自身的内部革命。把从“外”向“内”的意志流向改为从“内”向“外”。[26]基于此，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转型也必须改变思路，转变方向，重塑远景。虽然大学转型必然要求制度的变革，但仅有制度形式的改变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和大学的理念。任何大学制度改革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精神改革。如果没有超越性的精神，我们永远无法期待大学能够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今天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外在的制度变革，这完全是现代性逻辑的自然结果。在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内，由于新制度主义的盛行，外在的制度变革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客观的可测度性。相比之下，内在的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改造则不易观察和控制，并缺乏合法性基础，与现代性逻辑中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相矛盾。但是事实上，如果人的思想和大学的理念里仍然顽固地残存着旧的思想和意识，我们的时代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新大学。对于大学，不是制度的存在决定理念的存在，而是理念的存在决定制度的运行。不是一旦我们建起了某种新大学制度，新制度下的人们就自然有了相应的新理念，相反只有人的思想和意识发生了根本改变，形成了新的大学理念，大学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成功。 面对从“外”向“内”到由“内”向“外”的路径调整，今天大学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机构的惰性。“一个规模巨大的大学的惰性是可怕的。如果美好的过去使我们安于现状而不能对将来未雨绸缪，那么这美好的过去就必定成为危险的东西。”[2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乌云密布的年代，捷克作家恰彼克（Karel Capek）曾严厉指责当时盛行的两句话：“总会有人干”和“问题不那么简单”，这正好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的精神贫困状态。他说：“有人遇溺时，想到‘总应该有人跳进水中救他’是不够的，历史上需要的不是提议‘应该有人干’的人，而是‘自己能干点什么的人’。过去一千年间发生的有益的或重要的一切几乎都不那么简单，人类如果仅仅以‘那些可不简单’的理由，把问题定义为不可能实行，那么，这个世界上几乎就不存在所谓‘人类努力的贡献’。”[28]今天大学转型的过程中，“问题很复杂”“不是某个人能解决的”也正在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大学转型中支持转型的人很多，但真正愿意践行大学转型理念的人却少之又少。其结果，在随波逐流中物质的进步让人沉迷于消费主义的享乐中，社会精神的贫乏使大学人的忧患意识日益淡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里，人们逐渐臣服于技术的威力和制度的控制而遗忘了精神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但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技术多么发达，无论制度多么完备，最终决定大学品质和行动的仍然还是人的素质“不论是法律还是制度，都是由人来制定的。如果疏忽人格内在的历练，那么不论多么完美的制度，都不可能圆满地发挥它的机能。”[29]大学的转型不是语言层面的修辞法也不是社会科学的措辞，无论任何时候，没有崇高的人格、伟大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大学。正如威廉·詹姆斯在《斯坦福的理想命运》的演讲中所言：“一个学校的质量取决于学校里人的素质。除非你能至少引进几个真正的天才，给机构注入某种生机，否则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而一旦你有了几个天才，机构的大部分便可以不需要精神生命几乎像传染病一样会在接触之中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30]由此可见，大学从以制度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型至关重要。 除了以人为中心，从“内”向“外”的变革思路之外，我们时代的大学转型还要重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在我们时代的大学转型过程中，针对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同样发问：“不要问大学为社会做了什么，而应问社会为大学做了什么”抑或“不是大学对社会如何发挥作用，而是社会对大学如何发挥作用”。今天由于国家和企业的强势，大学逐渐陷入服务性的泥潭，大学的公共性变成了一种国家性或社会性。在社会本位和国家本位的思维框架下，大学的服务性和自利倾向不断增强，独立性和公共意识逐渐丧失。“如今的大学，犹如自私的恐龙，追名逐利；依附于现代国家，成了国家的欲望工具；蜕化为官僚机构，权力代替了学术成为机构的核心价值追求。”[31]当然，现代大学有缺点亦有优点，大学的古典时代也绝非人间天堂。今天大学转型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回到象牙塔里孤芳自赏，但大学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仍然至关重要。保持这种距离不是为了美感，而是为了大学的品质和行动的独立。为了保证转型之后大学能够成为作为大学的大学，在21世纪重新调整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必要。正如池田大作所指出的：“在思索21世纪教育之际，把‘为社会的教育体系’转换成‘为教育的社会体系’，才是当务之急。”[32]未来在大学转型的过程中，把“为社会的大学制度”转换成“为了大学的社会制度”也是当务之急。在下一个时代里，一切为了大学绝不是乌托邦，而是人类进入知识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海尔格·诺沃特尼，彼得·斯科特，迈克尔·吉本斯.反思科学：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M].冷民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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