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建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在中国建立。从那时起至今一百年里，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哲学学科的发展也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这个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曲折也与此密不可分。怎样看待百年哲学的演变？怎样看待中国哲学的发展？日前，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

　　记者：从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至今，北京大学哲学系走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历程。现在的年轻学生可能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了，您能否帮我们进行一下梳理回顾？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百年历史的缩影。这一百年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12年—1952年、1952年—1978年、1978年至今。

　　1912年至1952年是哲学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哲学学科从草创到快速发展的时期。1912年哲学门成立，1914年开始招生，1919年改称哲学系，此后经过西南联大阶段（1938年—1945年），一直到1952年北京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在这一时期，哲学系从最初的只有中国哲学门到中国、西洋、印度三门略备，从一般性地介绍西方哲学到具体而深入的问题研究，从几个国学老夫子到中西兼通的留学生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学术研究稳步推进，新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孕育。构成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展主线的是中西观念和哲学的融通。1917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北大，开设西洋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课程，对哲学系老师和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中西兼通的知识背景、历史和哲学的观念、怀疑及实证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哲学系的学术风格。

　　从1952年到1978年的第二个阶段，是哲学系调整和新的意识形态确立的时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大学制度全面向苏联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时间大师云集，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冯友兰，燕京大学的洪谦，南京大学的宗白华、张颐等，都汇集到北大。哲学系开始实行教研室制度，1952年起，陆续成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美学、伦理学等教研室，学术研究深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学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如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名为《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时期，哲学史资料的整理有了新的进展。无论是中国哲学史，还是西方哲学史的资料，都得到了系统的清理。“文革”期间，哲学系教育中断，学术工作停滞。

　　从1978年至今的第三个阶段，是哲学学科恢复和再发展时期。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学教育重新走上正轨，哲学系也迎来了又一次快速发展的机会。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学术研究到思想创造，近30年的发展有目共睹，体现了中国大学教育的进步和成绩。大批优秀人才来到哲学系给教师队伍带来了结构上的重要变化，并促进了国际化的发展。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学术规范重振，学术的专业化程度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一时期，老一辈的学者重新焕发活力，新一代学者迅速成长。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汤一介、楼宇烈等的中国哲学研究，黄楠森、施德福、赵光武、赵家祥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洪谦、熊伟、张世英、王太庆、朱德生、陈启伟、赵敦华等的西方哲学研究，宗白华、叶朗等的美学研究等，都在各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博：百年来的哲学，就如同百年的中国，始终是在古今中西之间纠结。这种纠结集中体现在我们以何种姿态去面对西方的思想和价值，中国传统的思想在当代世界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中西思想如何融合会通。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在中西印比较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地位和价值的梁漱溟，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熊十力，以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汤用彤等。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哲学界，金岳霖和冯友兰融会中西的哲学创造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和思想发展的主线索，也是中国哲学研究和创造的最大背景。

　　张岱年曾经评价说，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三家学说都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三者中西的比重是不同的，熊十力是中九西一，金岳霖是西九中一，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则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此三家中西结合的比例和效果如何，学者自然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中西融合的趋势是任何的哲学思考和创造都无法回避的。

　　上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西之外，马克思主义成为哲学和一般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冯定先生有一体两翼的比喻，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西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中西是两翼。

　　百年哲学演变的历史，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想谈两点。一是学术中的独立思考精神。学术的终极目的是追求真理，哲学也不例外。无论是历史文献的研究，还是哲学思想的创造，学者都应该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如何理解哲学，它的定义、范围和界限是什么。作为产生在欧洲的学科，哲学在西方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诸多形态的变化。我们不能够把对某一哲学形态的理解看作是哲学本身，应从对哲学的狭隘理解中摆脱出来，把它看作是以思辨的方式对宇宙人生进行的一般思考。

　　王博：当前，我国哲学研究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研究，二是哲学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就第一方面而言，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当然离不开百年的传统。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过去的一百年中，逐渐形成了历史文献、理论分析和人文关怀三者并重的学术风格。这些学术风格是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应该继承和发扬。在此基础之上，国际化和创造性应该是哲学研究要强化的方向。众所周知，从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哲学就面临着一个和中国固有学术及思想对接的问题。这个对接的过程既是重新描述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过程，又是来自西方的哲学被中国文化不断理解和接纳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学术研究注定是国际化的，中国的哲学研究可以在国际化中提升自己、走向世界。创造性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它包含着学术的创新和思想的创造。学术的创新立足于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积累、严格的专业训练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当代中国需要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哲学家。

　　就第二方面来说，伴随着当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建设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哲学可以发挥自己理性和思辨的力量，在价值和秩序的领域，在更广泛的文化建设中承担责任。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道出了哲学家的使命。哲学家关心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普遍问题，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工作不仅是历史的或者文献的，还是当代的和与生命相关的。学术与思想的结合，方能真正体现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记者　何民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