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集体选择和个人偏好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职教政策宣传中的“民生工程”、“就业导向”、“升本目标”既未彰显职教的发展现实，也抑制了民众的政策响应。以满足发展需求升华民生工程、以职业生涯导向代替就业导向、以特色优质发展赢得职教社会地位，才能在职业教育的国家重视和老百姓的真实需要间形成良性、有效的互动。

李华 绘

　　“走进千家万户，用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踏遍千山万水，招来的学生千姿百态”。招生，一直被认为是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一件难事。为了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同发展的目标，如今，各地依然还在靠制度性的招生计划来获得生源。如何使职业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自觉选择，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必须直面的问题。

　　为什么职业教育一贯的政策推动不能有效地实现从“国家需求”到“百姓需求”的顺利转变呢？原因在于，政策宣传所赋予职业教育的种种“符号”，在办学层面虽然得到了很好落实，但在观念层面却很难得到民众响应，由此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

　　“国家需求”职教符号难获民众认同

　　符号1：民生工程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职业教育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职业教育发展。2004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推进职业教育若干工作的意见》、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2007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劳动保障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规划（2005-2010年）的通知》，就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县级职教中心建设、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建设和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作出具体规划和安排并予以实质性的财政支持。

　　这些投入使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2006年以来，财政部、教育部开始执行和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建立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制度、学费减免制度、助学贷款或延期支付学费制度。2009年秋季学期起，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享受免费教育。2012年秋季学期起，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由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扩大到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同时，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由一、二年级农村(含县镇)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步调整为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政府工作重中之重的民生问题之一，职业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2004年就达到41.8%，到2011年达到了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职业教育的政策宣传，某种意义上只关照了仅占人口一半而又特别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群体。

　　最近北京市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规定，在父母社保与职业年限达到规定的前提下，自2013年起，其随迁子女在京连续就读初中3年学习年限的，可以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自2014年起，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的，可以在北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以推进教育公平为目标的这一政策，也未能满足占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40.9%的41.9万非京户籍学生及其家长对于中高考“同城待遇”的目标诉求。

　　所以，尽管职业教育政策极大地扶持了农村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学生接受教育并赢得工作机会，但人们依然对教育实现社会流转的重要功能寄予期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依然是民众对教育的理想和期待。而“民生”只是百姓的基本生计，是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高生活水平，重点关心弱势群体，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政策举措。职业教育在这样的政策宣传中，注定不到万不得已，老百姓是不会主动选择职业教育的。政策给予的推进与政策宣传信息的不协调，对于不把孩子的读书定格在“民生”的老百姓以及向往城市生活的人来说，不但没有吸引力，反而是必须尽力“绕道而行”的。

　　符号2：就业导向

　　早在2005年10月，国务院在《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就提出：“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就业导向”作为指引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政策规定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以就业为导向”政策表明了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就业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要务，要千方百计解决职业教育的就业问题；第二，职业学校要寻找各行各业需要的就业岗位；第三，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要紧紧围绕职业素养，包含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行为、职业作风和职业意识等方面进行。

　　“就业导向”是“民生工程”的主要实现方式，为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是职业教育最常宣称的目的。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在实践层面，职业教育开展了面向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职业学校从专业建设入手，通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改革，力求实现“产销”对接；通过“订单式”培养推进毕业设计、岗位训练和就业安置的结合；打通产学合作的途径，培养双证人才，搭建企业需求人才的桥梁。开展技能竞赛、实习实训等活动拓宽渠道，扩大毕业生就业的领域。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的校企合作、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技能比赛等一系列改革，使职业教育从外延到内涵得到良好发展。麦可思公司调查数据显示，2011届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与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基本接近。2011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与本科最高的专业一样，同为92.5%；最低的专业83.2%，略低于本科最低的专业86.8%的就业率。

　　即便如此，“就业导向”在招生时并没有真正地吸引学生和家长。因为一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中都缺少关于“职业”的内容，父母对独生子女的要求只是“读好书”。我们在大学里司空见惯的是：到了大四，学生才有就业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时，研究显示，个人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相关联，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工资会提高10%左右。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薪资水平普遍不敌本科毕业生，加之公务员、垄断行业的入职门槛都要求至少本科生，把社会大众整体的职业期待作了不切实际的拉升。高达60%以上的2011届毕业生认为“目前工作不符合职业期待”（其中本科生56%，高职高专63%）。中国人向往成为“白领”，“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被视为一种目标追求。

　　符号3：升学之途

　　在学校层面，不少中职学校在招生广告中，都把历年来学校“升本”以及通过“对口单招”升入高等院校的人数作为学校办学的一种成效和荣耀。笔者所在高校招收有中职教育硕士班，在笔者承担的案例分析课上，一名学生举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例子：其所在学校的一位女生，带着自己的妹妹一起上职校，在农忙季节以非常高效的市场化运行方式把自己家里承包的土地收割、播种，让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放心……。案例讨论的期待是那位女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自主创业成功。可是，这名曾经的职业学校教师却以自豪的口吻这样总结：“虽然这位女生很辛苦，但并没影响她升本成功！”由此可见职业学校教师对职业教育自信的缺乏。

　　目前，在职教升学制度设计上，有着多种模式。中高职衔接基本打通了中职毕业生继续接受高一层次职业教育的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中职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但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通道却尚未打通，如何或是否需要打通，涉及到各级各类教育的再定位和制度设计。各职业学校都高度重视“升本”工作，配备最强师资，进行应试教育。“升本率”成为职业学校招生宣传中的一个招牌。

　　在政策宣传中，职业教育被赋予的以上种种符号，对于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符号互动论认为，事物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不在于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世俗化的内容与功用，而在于事物本身相对于个体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事物的象征意义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这种互动包括言语、文化、制度等。在

　　个体应对所遇到的事物时，总是会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事物对于自己所具有的意义。这段解释可以归纳为三方面内容：一是人们根据事物对于自己所具有的意义而对这些事物采取行动，二是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三是事物的意义是通过个体的释义过程而被把握和修正的。这种对事物意义的认知，既是一种心理过程，包括知觉、认知、抑制、感情转移和联想，也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

　　以符号互动论来分析职业教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人们在免费、就业、升学等方面从职教政策落实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益处，但“民生工程”、“就业导向”的政策宣传，以及职教招生中“升本目标”的学业期待，固化了职业教育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使得职业教育成为了一个符号，让接受“职业教育”与“工薪阶层”相等同，由此出现了集体决策不断推动，而个体决策力求避免的矛盾。

　　从不久前北京市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这种矛盾。方案中把中高职作为一个妥协的筹码，把教育权利的获得按照户籍、按照父母身份，而不是按照学生的品行、智力状况、学习成绩进行政策配置。这一方案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在教育决策者心目中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也加深了社会上对“谁来读职业教育”的认识偏差。

　　如何从弱势的困境中成功突围

　　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职业教育的飞速发展事实上实现了更好工作的目标，但是要满足“美好生活的向往”，政策宣传必须作出相应改变，制度设计也要有效支撑政策宣传。

　　以满足发展需求来升华民生工程

　　学界通常把“民生工程”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通过社会救济，提供义务教育、基础性公共卫生和基础性住房等保障措施，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像人那样有尊严地生存下去”，这属于维持基本生计状态的底线层面；第二个层面，通过职业培训，促进充分就业，提供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保护劳动权、财产权、社会事务参与权等基本权益，让社会成员有能力和机会在社会上生活，这属于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层面；第三个层面，生活质量得以全面提升的福利层面。

　　黄炎培先生早就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这几个目标要逐步递进、实现共振。

　　《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指出：“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有效衔接。”这一阐述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是整体社会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低）层次的教育，满足了职教“归属”整个教育体系的需要，满足了职教从生存性需要到发展性需要的转变。

　　麦可思公司调查报告表明，目前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毕业生，无论是就业率还是薪资水平都相差无几，可为什么职业院校还是难获青睐？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越是稀缺的物品越是受到追捧,大众的心理焦虑来自于资源稀缺。江苏高职“注册入学”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注册入学”在去掉入学的考分门槛之后，反而受到更多的警惕和藐视。

　　高考是中小学教育的必然延伸，如果教育政策秉承人人平等的原则，坚持公共性、全民性、民主性的价值追求，给予学生相对自由的选择机会，满足百姓求学获得发展的需要，则可有效缓解大众心理上的焦虑。

　　同时，要通过制度设计，形成职业教育和地方高校学分互认等机制，让高职院校扮演类似美国社区学院的角色，提供四年制大学前两年的课程和职业培训课程。学生毕业后如果想继续深造进修，可转学分进入四年制大学继续后两年的大学课程。这可以为每一个渴求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相对自由的流动机会，也为普通高等教育“去魅”，借此让高等教育回归大众，甚至允许平庸。

　　以职业生涯导向代替就业导向

　　职业生涯导向指的是，为每一名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职业性向测试，发展多元智力，选择合适的专业，确定发展的目标，通过素质教育，为其终身发展打好基础。

　　以职业生涯导向代替就业导向，需要职业教育工作者付出更多的热情，唤起这些被传统考试制度边缘化的学生们的发展潜力，让他们“跳一跳、够得着”，并且发挥他们心灵手巧的优势，使职业学校成为他们真正的人生规划的摇篮。

　　职业生涯导向的教育不但要“使木匠成为木匠”，而且还要学习和掌握各种木头质地的基本知识、不同产品的潜在美学价值，使其在从事木工这一活动中有着不可言传的快乐和满足。这对于目前各级各类教育来说，都还是一个奢侈的理念。

　　对比德国的职业教育理念，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就业导向。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接受职业教育并不是只为了找一份工作，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职业，一个终身的职业，一个他们热爱的职业。而在我国，60%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的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低就业群体”大量存在，这一现实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警惕和对教育的反思。既要防止“教育过度”，也要避免“教育不足”。无论是基于实践本位，还是基于能力本位，抑或是基于工作过程本位，在强调岗位操作能力、职业综合能力、职业发展能力、职业创新能力的同时，都需要“全人教育”的理想和实践。这就是以学生的职业生涯为导向的教育。

　　以特色发展赢得职教地位

　　国际著名职业教育家、德国不莱梅大学技术与教育研究所创始人劳耐尔强调：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参与设计工作和技术能力。但我们的职业学校在引进“设计导向”、“工作过程导向”等教学模式时，却很难看到从学习者出发的教学模式设计。这些年，职业教育在实现专业和产业、企业对接，课程和职业标准对接，学习过程和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对接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和实践探索，但是，总体说来有一个缺憾，那就是对“学生”——“人”的重视不够。

　　正如社会筛选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教育被作为一种筛选装置，可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的职业岗位上。由于获得较高教育文凭便可获得较理想的职业岗位和优厚待遇，因而大大刺激了人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欲望，这导致了许多国家出现文凭膨胀问题。而社会化理论则强调，工作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工人自身的非认知个性特征，而不取决于他们的认知水平，教育恰恰是培养这些个性特征的重要手段。

　　对于我们的职业学校来说，这两种理论同样值得关注。一方面，我国的文凭热逐步回归理性，另一方面，就业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对教育质量和教育的适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学位的提升，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其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程度主要依赖于教育质量，需要苦练内功才能应对自如。目前，职业学校暑期忙招生、寒假忙比赛，在此之余，主要的工作应是内涵质量的提升、特色的打造。如此，职业教育才能形成真正的自信。

　　目前，职业教育的个人偏好和集体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职教政策只有尊重个人偏好，才能提高社会决策效率和增进社会福利水平。职教政策的宣传要根据互动理论，赋予其贴近百姓需求的符号，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实现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身份认同，并通过政策宣传让公众了解、认同、信任职业教育，从而配合职教政策的执行。（陈秋苹 赵晓兰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中国教育报》2013年2月2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