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月前，华中科技大学“一把手”换人，在教育界引起一番热议，原任校长李培根因年龄原因不再续任。在离别发言中，李培根直陈“遗憾”——在这个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

　　大学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讨论由来已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老话题该如何迎接新挑战？

　　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

　　大学行政化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规范完善和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

　　查阅“985工程”高校,笔者发现一个共同点，处在中国高等教育第一梯队的“985工程”高校，党政领导班子一般为13—15人，党政机构在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400—500名，其中处级干部100多名。

　　去行政化，是否就是去行政管理？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廖小平看来，任何现代社会组织都离不开行政管理，不存在去行政管理的问题。“中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不是是否该去掉的问题，而是应如何规范和完善的问题。”廖小平认为，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不规范和不完善，是大学行政化导致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由工具价值异化为一种目的价值，即为教师、学生和教学、科研服务的价值变成自为自利的价值。

　　如此看来，规范和完善的大学行政管理与大学行政化是两个问题。“大学行政化不仅不等于和无益于大学的行政管理，而且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规范完善和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廖小平认为，因此，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一般地要求去掉大学的行政管理，而是应该去掉大学行政管理的目的价值，规范和完善其工具价值。

　　去行政化，究竟去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提是厘清大学行政化的真正内涵。在不少学者看来，当前中国大学行政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学术体系的科层化和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

　　大学作为教育学术机构，本无行政级别之分，可现有的级别架构使大学在制度体制上向行政机构异化。在高校，教学科研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和条件保障体系构成了大学的基本结构体系。大学教学科研体系的本质就是其学术性，是大学结构体系的核心和中心，由于现代大学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大学的结构体系也就越来越体现出科层化的特点。

　　何为科层化？廖小平分析说，其主要特点是遵从层级、专业分工、依章行事、理性决策、权责清晰等，科层组织的最终决策权集中于权力的顶层，从而与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如果说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需要科层化管理，那大学的学术体系却是与科层化天然对立的，它内在地需要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宽松的教学科研环境。

　　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大学体系科层化的现状却是：行政管理体系的科层化明显不够规范，从而导致行政管理的效率低下；而不宜科层化的学术体系却按照科层化的要求科层化和行政化了。目前，给教学科学机构及其人员确定相应行政级别，就是大学学术体系科层化的典型表现。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学术权力“参照”行政权力来运行，使得掌握学术权力者不可避免地沾染大量行政权力的官僚习气和做派。

　　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的弊端

　　很多高校教师最怕行政楼有指示，而且毫无商量余地。

　　在高校教师看来，行政权力往往代表着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掌握科研项目、经费分配，还评判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缺少制衡，整个学校要按照行政的逻辑来运转，以至于很多人将行政化与学校各职能部门所在的行政楼画等号。

　　在中部地区一所高校的文科院系，就因行政化色彩过浓出现了很多折腾人的事情。前任院长升任校领导后仍是该院的博导、教授，参与科研教学工作。该院一名副院长因与前任院长关系甚好，顺利接班。在这样的关系和架构下，院长依托自身的行政资源以及与校领导的人脉资源，将很多学术资源抓在两个人手上，以致被人称为“学霸”。过了几年，这名院长因年龄原因不能再担任院长这一行政职务，本应退休，但他以博导身份转到该校一个与自己所在院系关系密切的研究所担任所长，导致该院一直没有院长。最近，所长的任期也即将到期，学校才敢对外选聘院长。

　　这样的尴尬并非仅仅存在于一所高校。4月16日，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章开沅“荣休”。经过三年四度请辞，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终于取下了自己头上的“资深教授”桂冠。他也由此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在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看来，章先生请辞资深教授是一件意义非凡的“自我革命”，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和恪守的学术良知，为学术头衔回归本真开了好头。

　　“荣休”之后，章先生将告别相关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章先生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让出这个头衔，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出现”。　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目前大学的体制需要改变，比如官本位”。

　　观察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很多教师希望先谋得一官半职，最起码是副处级干部，然后再谋求学术上的发展。因为体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尽的福，这导致等级观念增强，贫富差距扩大。位置高的不仅待遇高，很多资源好处都往高处汇集。而层次低一点、没有占有一定行政资源的学校，申请项目资金就非常难。

　　前几年，湖北一所学校的管理学科申请国家级奖项时，学科背景是理工科的教务处相关人士也在成果完成人之列，理由是教务部门也出力不少，听起来令人哭笑不得。有人坦言，如果不加名字这位负责人就把材料卡着不往上报，“同归于尽”还不如退而求其次，“你好我好大家好”。

　　行政化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其实已渗透到各个方面，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现象，“近亲繁殖”就是一个典型。严家宽曾是湖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2009年在任上的他推行了一项教师招聘的改革——报名者须是省外高校毕业生。在当年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让很多看到这一规定的武汉地区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很心冷。

　　规定一出，拒招本地生“一刀切”的做法引起质疑。时至今日，严家宽仍为当初的决定不后悔。“艺术有一定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域，其艺术流派、风格都不尽相同。招聘外省高校毕业的老师，就是为了融合不同的流派和风格。高校艺术教育要上质量、上台阶，就不能搞‘近亲繁殖’。”严家宽是国内著名的重彩写意山水画家，深谙艺术发展规律，此番决定可谓富有远见。

　　“此前尽管没有明确表示不招省内学生，但实际操作中已经执行了此项规定。”严家宽说，2009年为了减少“关系户”做“无用功”，直接选用了“张榜告示”这一“礼貌”做法，可见曾深受行政权力干预。

　　取消行政级别是表象，改革资源配置才是关键

　　教育资源要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转变。

　　大学去行政化已明确写入政府文件多年却迟迟不见行动。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是谁？回答这个前提性问题，即明确谁最有责任、最有能力推进和实现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

　　教育部某负责人曾表示，高校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如此看来，大学去行政化，党和政府是首要主体，大学自身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直接主体。

　　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表示，“高校去行政化”实际上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减少行政对高校办学的干预和管理，比如教育主管部门减少一些行政审批项目，让大学更有自主权；二是高校内部要减少行政权力对教学的影响，行政、后勤部门要加强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三是去除高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媒体报道较多的某某大学校长主动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甚至有校长退出校学术委员会者，以为这就是大学去行政化了。“去行政化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不是简单地‘改造’学校的行政楼，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曾吉分析说，去行政化制度设计的实质应该是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教育资源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转变。

　　综合廖小平等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去行政化主要有四条路径：一是建立以法治精神为内核的现代大学制度；二是去大学外部行政化与去大学内部行政化同步进行，去大学外部的行政化更为关键；三是取消大学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级别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前提；四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合理分野。

　　湖北大学教务处处长邵士权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去行政化的最终目的和目标是合理区分和摆正政府和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大学学术权力的关系，让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各有合理和正当归属，从而实现大学向教育学术机构的还原和回归。“‘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一久远的大学理想应该仍然是当今大学的共同理想和大学的灵魂。”邵士权分析说，要实现大学自治，其首要前提就是依法约束大学外部行政权力对大学的侵入，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确保大学的独立性，同时加强大学内部的自律。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违规招生情况被曝光后，有人主张收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认为腐败是因为高校自主权太多引起的。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人被爆招生违纪，人民大学也因此暂停自主招生1年。在相关专家看来，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自主招生，而是学校的管理体制仍然是行政主导。知名教育研究学者熊丙奇直言，该叫停的是权力干涉自主招生，暂停自主招生不如推进教育放权改革。对于自主招生出现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是放权给学校惹的祸，但其实这是放权不彻底闹出的问题——在行政放权给学校的同时，必须在大学建立新的治理机制，推进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分离，制约行政权力干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最终扩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力。

　　最近，中央部属高校的章程建设已列上日程。去年12月，东南大学等6所高校章程获得教育部核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当时表示，制定高校章程将推进依法办学，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理顺学校内外部发展机制，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在章程中，教师和学生的权力被置于学校权力前面。看似很好的章程，实际效果还需在操作过程中检验。

　　任重道远需坚守，应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取消学校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深化教育改革。

　　去行政化，在我国遭遇“两难”，即大学必须去行政化才能使大学去官僚化，回归教育学术本质，但在全社会都崇拜行政级别的社会环境里，去行政化又必然降低大学的地位，很多大学领导者和高教研究者担心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后遭遇“尴尬”和“不便”。目前，在大学的用人、职称评审、分配制度等方面，政府部门对大学的直接干预并无减轻的迹象。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也颇费周折。譬如，教育部门提出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议题，人社部门和编制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机构和编制核定吗？组织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吗？

　　廖小平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大学去行政化至少面临六大障碍，即法制障碍、权力障碍、利益障碍、体制障碍、自律障碍、文化障碍，克服了这些障碍就意味着为大学去行政化创造了相应的条件。

　　就招生来说，政府不应固守人为地划分第一批次院校、第二批次院校，应改为以考生综合评价分数划分批次，而不是以学校划分。打破一本、二本招生壁垒，可以让各高校学科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是高校更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千校一面的局面。目前政府调配高校的两大重要资源：经费、生源，都是典型的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都是行政化办学的体现。一旦放开，所有学校、学科都会坐不住，高校才有活力。

　　邵士权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但不能操之过急，须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是使高校更好地实现“学者治学、专家治教”。该校教务处正在尝试改革，向各学院下放教学学术权力，比如将考核学生课程学业成绩的权力交由老师，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自由选择考核学生的方式，学生也可以提出符合实际的考核诉求。

　　专家指出，目前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国家通盘去考虑”，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熊丙奇认为，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要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和机制，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续性，有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协调各方面利益”。同时，建立高校职员制度，“高校的行政岗位将变成职业化的岗位，不能再按照官场体系来运作，由围着领导转变成围着学生转，靠服务来支撑”。

　　在熊丙奇看来，长期以来，“去行政化”改革还是由行政主导，在政府向学校放权层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在学校内部放权层面是由学校行政部门来主导的，由他们来主导，可以做到放权吗？会向自己革命吗？所以，“去行政化”就变成口号了。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来执行。同时，厘清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修改与改革相冲突的内容。 （冯蕾 刘欢 通讯员 黄伟）

　　《中国教育报》2014年4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