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办学  培养高级领军人才

凤凰网教育：欢迎大家收看凤凰网教育频道校长访谈论栏目，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刘经南刘校长，刘校长和广大网友打声招呼吧。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好，非常感谢凤凰网友对我的关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我们应邀将聊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话题，谢谢大家。

凤凰网教育：2012年12月份的时候，筹建中的昆山杜克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正式挂牌，现在请刘校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筹建中的昆山杜克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好，谢谢。昆山杜克大学的筹建文件的批准是去年八月份，由于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特别是避开中共中央十八大的召开，所以我们在十八大以后选在了12月19号给筹建中的昆山杜克大学正式挂牌，就意味着筹建工作的全面铺开。

当然在这以前也进行了筹建工作。昆山杜克大学它的起源是2007年杜克大学通过在中国举办一些MBA这样的教育项目以后，发现了中国的教育的需求特别是高等教育需要非常旺盛，对世界一流的优质高等教育需求就更加旺盛后，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结合杜克的一个全球化的战略，他们早就考虑在中国，就像其他的大学一样，办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他们选在昆山的主要原因就是昆山靠近上海，交通非常便利，而且昆山的经济发展的很快，政府很支持办高水平大学，昆山文化底蕴也很深，我国著名的昆曲就是产生在这个地方。

凤凰网教育：对，昆曲发源地。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一个重要的发源地。昆山也出很多名人，比方说祖冲之，还有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的著名儒家--顾炎武也是昆山人，在这里著书立说，所以说昆山是个有很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因此杜克就选择在昆山来办一所像杜克的大学，把这个意图跟昆山政府一说，昆山政府非常高兴，可以说一拍即合。

从2007年就开始筹建，昆山政府经过一定的手续以后，就开始了硬件环境的建设，包括拨出近1300亩地，而且分两期，第一期240亩左右，然后还有1000余亩就作为第二期，现在我们筹建中的一期校园就是利用这240亩地来开展全面建设。然后，杜克大学通过与武汉大学的合作开始申办一所中外合作高等院校办学项目。

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中外合作办学必须由中国的一个高校作为申请方，杜克大学作为合作方，昆山就是作为地区的支持方，具体办学以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为主，昆山是作为地方政府来支持的角色参与这个活动的。

现在，昆山杜克大学实际上是一个三方的办学项目，学校目标将是建设一所规模不大的，综合性的，精英型的，国际化的高校，估计在可预见的未来，包括研究生、本科生在内最多招生也就是五千学生这样一个规模。

我们将按照培养精英型人才办学理念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多元文化修养的领军型人才。所以未来昆山杜克大学的规模不会很大，但是一定得把学生学术质量，把学生综合素质摆在第一位。

凤凰网教育：咱们学校的课程是怎么样设定，还有老师是如何选聘的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先举例来说，我被选聘，是在武汉大学推荐基础上通过杜克大学校长和学术委员会负责人等组成的委员会共同面试后，又在跟杜克校长和他们的校级领导多次交流后才正式被三方构成的理事会选聘为首届校长的。

我们的教师是全球招聘，当前是按照杜克大学教师的标准在全球进行招聘，招聘以后首先到杜克大学学习或工作一段时期，半年或一年，了解杜克大学的教学理念、教学的模式、教学的方法、课程的体系等等，然后到昆山杜克大学来开展教学。

当然也可以从中国的高等院校和其他的部门进行招聘，但是标准还是一个，就是符合杜克大学教师招聘标准，按教授的、副教授的或者助理教授的这些不同层次的标准来进行招聘相应层次的教师。

我们也不会大规模地招聘教师，而是根据在昆山杜克大学开办的学位教学项目，一个一个专业的分期分批来招。我们的教师结构会是这样的，一部分是通过全球招聘的昆山杜克大学的教师，有一部分是从杜克大学来的流动性教师，他们在昆山杜克大学完成一学期的短期教学项目后又回去，还有一些是邀请从包括武汉大学内的中国各大学的老师来昆山杜克大学工作几周或一个学期，教授一门或几门课程。当然，我们要求这些课程必须是国际水平的。所以，我们教师结构包括全球招聘的，短期来自杜克大学的和来自全国的三类教师。

我认为昆山杜克大学从充分引进杜克大学的办学理念，引进杜克大学的管理模式，引进杜克大学的课程体系和引进杜克大学的教学方法这“四个引进”开始，通过消化吸收，结合中国、亚太地区乃至国际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需求，进行再创新，目标是探索一套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并且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和做法。

我自己也认真学习了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发展纲要，在教育开放方面，这个文件就提出了要引进世界一流的高等学校来中国开展合作办学这一思想，而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国家开展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重大的举措。

昆山杜克大学的教育项目和课程首先是从硕士学位研究生开始来设计的，同时会开展一些本科学生通识和前沿交叉课程的交流学习项目。有几年经验后再开始本科生教育项目和课程设置。

凤凰网教育：这些全都是用美国杜克大学的方式在设计，那么学生来源和收费怎样？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我们肯定要与中国的本土的文化和一些比较成熟的也是先进的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方法实现有机的融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中国和未来的高等人才培养模式，来培养高层次的、领军型的国际化的人才。

招生是面向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当然，首先是国内的。一开始，将按杜克标准招些硕士研究生，发杜克学位文凭。几年实践后，也将招收以通过中国研究生考试和高考为参考条件的学生，他们可获得昆山杜克大学位文凭，符合杜克标准的，还可发杜克学位文凭。

学费原则上将按照学生享受世界一流教学资源、一流师资条件、一流生活学习环境来制定标准。但会通过多种手段以高额奖助学金回馈学生，使得学生甚至某些贫困学生也能承担得起。当然，学费是要通过地方政府批准才能执行的。

凤凰网教育：那在学校的筹建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筹建过程当然有很多困难，每走一步都有很多困难等待着我们去克服。这是一个新的事物，它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方说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沟通理解往往花很多时间；这是个三方合作，有很多需要磨合；还有对同一个事物政府的理解和我们大学的理解也不一定相同，做法也不一定一致，需要协调。

所以我觉得文化上的冲突还有学校制度体系上的引起的理念冲突，是我们经受的最多的一种难题，这个就要通过很坦诚的沟通来解决。我们现在经常开这种沟通的会议，而且通过多种方式在一起开，如通过视频和电话会议开，当面开，每一个事大家都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每形成一个共识就会前进一步。现在坦诚变成我们这三方的一个共同的热词了。如果说要选热词，我们三方2012年的热词就是“坦诚”。

 

2014年正式招生招生  规模三百人左右

凤凰网教育：2014年的时候，（昆山杜克大学）学校就要开始面向全球招生了，咱们这次招生的规模有多大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只有在正式成立昆山杜克大学、完成了法人注册手续以后，我们才能正式招生。2013年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就是2014年正式招生。

现在是已经落实两个昆山杜克大学独立的招生项目，一个是叫做管理科学硕士，一个是全球健康硕士，这两个已经成熟了，2014年就会招生，而且教师也在开始招聘，课程体系也讨论完成了。

还有一个是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合作办的，叫做医学物理硕士，被批准后，也会放在昆山杜克大学办，这个项目去年年底才开始师资和课程体系的准备，本来也可以由昆山杜克大学来做的，但杜克大学非常严谨，也非常守法，他们认为一年的准备怕不充分，所以先以合作项目的形式来作开办探索，然后到昆山杜克大学正式批建以后，再转成昆山杜克大学的项目，所以现在有三个项目，正在策划第四个项目。

正在思考策划的第四个项目，初步设想是与能源环境有关，因为这也是当前非常热门的学科项目，能源、环境问题是中国关心的，也是世界关心的问题，报考的学生应该会比较多，毕业出来也容易找到工作，进一步深造机会也多，容易做出贡献，应该会受欢迎。但这只是我和常务副校长俩人在探讨过程中的思考，成功与否还要看杜克大学相关学科的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在杜克，办学的第一决定权在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

凤凰网教育：计划招生学生大概多少人？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第一期招生估计将会有几百人。有的项目现在比较成熟，调研后认为会很受欢迎，比方说管理科学硕士，可能会多招一点，全球健康类招的可能会少一些，医学物理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不论是中国的各大医院还是国际上的各大医院，都有很大需求。学生毕业后可从事放射医疗设备和核磁共振的设备使用和维护管理，从事医学影像分析和成像研究分析等工作，等等。我想这个专业会受到学生和社会的欢迎。因此，2014年开始招生时，科学管理硕士招生会多一些，另两个或三个项目人数会少一些，加起来几百人，如果多的话，三百到四百人，少的话三百人左右。

凤凰网教育：从昆山杜克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拿到的学位证是什么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硕士项目都是杜克大学颁发的的学位证书。

凤凰网教育：如果是本科有没有这种预想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本科生拿的是昆山杜克大学的文凭，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了提升学生在全球的竞争力，我们也将积极通过与杜克大学合作办学和学分互认的模式，让学生在通过杜克大学的课程考试和学分认证后，同时可以去申请杜克大学的学位证书。

 

新大学或大学里的新专业要先从研究生办起

凤凰网教育：您曾经说过，办好本科教育是大学之本，您说打造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性的选择，为什么昆山杜克大学招生是从研究生硕士开始，而没有开始本科教育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最终是靠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时段我们认为是在大学里面的三个阶段，即本科阶段、硕士研究生阶段和博士研究生阶段，从培养德才兼备和德艺双馨的人才来说，本科是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

大学生在这个阶段通过广泛而系统的人文知识和自然知识学习以及学校社团活动和初步的参入社会活动，学会和思考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和如何做学问，逐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专业课程的学习，不仅让他们获得从事职业工作的能力，也会培养他们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他已经开始进入完全专业化培养阶段了，因为他在世界观，在做人、做事和做学问方面，都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了，所以最重要的是本科阶段。从培养出有责任精神和未来有贡献的领军人才来说，我们说办好一所大学要以本科为本，就是这个意思。本科办好了，我们研究生教育就好办了。

但是对于办一所新大学或者在一个老的大学里面办一个新专业，科学的方法我们认为不是先办本科，而是要先从研究生办起。我在当武汉大学校长的时候，也是这样执行的。对一个新专业，在办了几届硕士以后，有需求的话，再办点博士研究生教育，办的比较成熟了，形成了教材体系和师资结构了，再来办本科。为什么呢？因为精英型本科人才培养是更注重基础的、广博的教育，是通识教育，比办单一专业性研究生教育的难度高的多。因此我们昆山杜克大学（筹）选择先办硕士研究生教育。在美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年，以课程教育为主，一种是两年，还要做学位论文。因此，先办研究生教育对一所刚刚开办的新大学，比较容易一些，即容易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或者问题。本科培养周期要四年，博士是一种非常专门化的培养方式，也要三年以上，所以只有硕士项目对一所新大学来说相对容易。万事开头难，难事常从易事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先从硕士项目办起的缘故。

凤凰网教育：有没有计划在哪一年开始办本科教育？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有的。我们从2014年开始，经过三到四年左右的多个硕士教育项目循环后，到2017或2018年我们就可以考虑办本的教育了。在此之前，也会在昆山杜克大学先试办几个本科课程交流项目，比如说为愿意来交流的国内外本科生开设他们喜欢的交叉性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实用技术等方面课程。

如果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项目方面都有几轮开办的经验了，我们的师资，我们的设备，我们的校园环境都能够支撑办本科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办本科学位项目了。因为我们本科是精英型通识性的教育，这样办才是一种严谨的、谨慎的态度，是一种高起点高质量办一所新大学的模式。

凤凰网教育：关于咱们本科招生，它的招生模式是什么呢，是仿照港校的形式，还是说咱们中国大陆传统的这种报考志愿这种一步一步的走下来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于本科生招生，根据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法规，昆山杜克大学还是中国的一所大学，不过是中外合作来办学的形式，因此它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法规定本科都要接受国家统一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昆山杜克大学也不会例外。

但是我们的录取标准不会完全以高考的分数来决定，高考分只是作为一个重要参考，这个参考也可能占50%到60%的作用，另外的50%或者40%，我们要看他（她）高中阶段的各科成绩，看他（她）为社会，在其他方面所做贡献的经历，这种社会活动的经历最能体现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这是对学生综合性考评，它的过程当然应是规范的、公正的。

另外还需要面试，所以我们将会是通过学生高中成绩、高中社会活动经历、面试再加上高考分数的综合考评，来录取本科生。

凤凰网教育：也就是说不以高考成绩为唯一的标准。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我们还要有英语的标准，因为是全英文的授课，所以高考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是高考还必须参加，因为在中国这是法律规定的。

 

11年野外勘测工作36岁读研走上教育之路

凤凰网教育：很多网友对您的个人经历是比较感兴趣的，想问一下，您是从小就对天文大地测量这个专业很感兴趣？还是后来才慢慢培养起来的兴趣？当时高考的时候报的是这个专业吗？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我从小就有一个好奇的性格，小时候奶奶对着夜空教我认知牛郎织女星和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使我对天空和星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看了孙悟空大闹天空的连环图后，更对天空更产生了遐想，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开始喜欢上天文了。上初中后，五十年代中期，学了生物课后，我觉得生物的奥妙是最复杂的，挑战性最大的，像一个机器而且能够自我运转的只有生物，特别是动物，其中最奥妙的是大脑，所以我认为大脑是最具挑战的学问，想长大了要研究大脑思维的机理。60年代初，我看到DNA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双螺旋结构发现的过程富于故事性，深深启迪了我，我对生命科学更感兴趣了。

我从小有这么一个喜好，最挑战性的东西我就越来劲，就越想去解释那些奥妙，就选择了研究生命科学，研究神经科学，研究大脑这些东西。当时我也了解了研究大脑的学科基础，认为思维和传导的过程还是生物化学的反应过程。

所以，想研究神经思维过程，我对生物化学是最感兴趣的，生物化学过程，这是我的中学时代课外阅读比较多的方面，当时作为我的第一志愿。

凤凰网教育：更喜欢生物一些。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而且我把它聚焦到研究大脑思维的生化过程。

凤凰网教育：当时已经有了很具体的想法。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到现在我还认为思维与认知科学最具挑战的学科，还经常关注它的发展和研究趋势，最近我对思维过程本质是量子坍塌这一论点很感兴趣。

凤凰网教育：后来是怎么样转到这个天文大地测量专业？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我另外一个喜好就是天文，因为天文非常奥妙，我爱对着天空遐想，喜欢看一些的有关天文的科普书，中学时还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觉得天文很奥妙的，很有挑战性的，我也很喜欢。

高考时我的第二个方面志愿就报了天文测量方面，所以就录到了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但是一到了武汉测绘学院，发现天文大地测量跟我的想象还是差的很远，因为当时一开始学都是从最简单的测量学起，无非是量角度、量长度，量高度和高程的变化，都是少不了尺子。尺子我觉得是最简单的工具了，没有什么科学，也没什么技术，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挑战性，所以当时也有很重的专业情绪，不想学，甚至想退学。

因为武汉测绘学院跟武大在一起，我就跑到武大生物系去听了一些我感兴趣的生物课程。我父亲是教语文的，我对语文也是比较爱好，还去武大听一些文学评论的课程，对一些很有名的当时搞文学评论的教授，我特别崇拜。

当然，最后我的班主任老师，我的家庭都不让我退学，就继续学下去了，大概学到第二年，就觉得有些课程，比如说测量的数据处理，涉及的数学理论非常多，由于我喜欢看课外书，我知道当时那些数据处理的理论，也涉及到当代数学里面一些比较新的，比较尖端的一些领域，感觉挑战性的东西来了，就来了兴趣，想去解决这个学科里面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我就逐渐对天文大地测量感兴趣了。

凤凰网教育：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有兴趣了。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后来毕业以后分到野外的测量队，从事了11年的野外工作，但是我的梦想还是想做些研究。1979年我36岁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知道我的性趣爱好，就给我写信，让我去报考研究生，后来我就报考了，重新回到学校。

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十几年，一到学校那就看到国外科学技术这十几年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测绘完全从原来的光学机械时代进入了信息和卫星时代，这是个大的飞跃，所以就更引起了我的兴趣。

那时，由于十一年的野外工作，我有严重的肠胃毛病，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三年的硕士阶段的学习，取得比较好的成绩，还做了一些挑战性的工作，当时也算是世界上比较前沿的卫星定位理论上一个争论了十几年的难题我把它解决了，这样，从事了的大地测量和导航这样一个专业，就成为了自己的后半生职业。

凤凰网教育：您大学毕业之后先到了湖南的煤田的一个勘测队，做一种勘测工作，然后做11年之后又开始考研？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是的。

凤凰网教育：但是您考研是1979年是吧？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

凤凰网教育：1979年的时候应该是36岁，那时候都已经是将近不惑之年了，会不会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那时候我结婚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老婆开始不太理解，你要抛妻舍子，离开湖南跑到武汉去读书。但是她知道我是一个爱做学问的人，很快的转变了这个想法，支持我读研，那时最大的困难是我长期的肠胃病拖跨了我的身体。

野外工作流动辛苦，很多大学毕业的人到后来也不怎么读书做学问了，我在那个十一年，基本上没有停止过对测绘要怎么样跟上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思考，一方面关心学科进展，一方面我在单位还总爱做一些探索创造性的工作，隔两三年就会有一个有点影响的小革新，没事的时候就做高等数学习题集的题目消遣，因此专业知识和基础都没丢。

那时候的硕士生是很难考的，上百人就考取那么几个人，像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专业工作经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取了你就是优中选优才进入硕士研究生的，我考的是可以继续考读读博士的硕士，由于我身体不行，边读边养病，付出的代价比别人大一点，期间还得了严正的心肌炎，博士就没读了。

凤凰网教育：毕业后就一直在学校里面做教育工作了。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教书和做研究。

 

在武汉大学的工作  期望能在十年后显现成效

凤凰网教育：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您是任武汉大学的校长。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

凤凰网教育：在任校长期间，您认为对武大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谈不上贡献，只是一份责任和工作。我们知道一个大学之大非大楼也，而是大师也。这是梅贻琦先生讲的话，也是我当校长时的想法。当时，武汉大学的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差的，教学资源也是非常紧的，所以一方面要解决建大楼的问题，来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特别是学生居住的环境，但是我认为当时我们的财力以及估计在我任校长的几年中间不可能完全解决，只可能做一些有效的改善，所以我的定位不在这个方面。

有些人跟我说，那你要做些盖大楼这种标志性的事。但我不完全这样认为，我就跟他们说，我思考的不只是武汉大学的现在，我思考的重点是武汉大学十年以后，甚至是我卸任以后的十年的武汉大学，我现在的工作对武汉大学在我卸任后十年有没有影响，我说我把我的工作定位于为武大长远发展打一点点基础这个方面。

最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是一流人才队伍的建设，学科方向的建设和能体现在某些制度建设中的文化建设，而最后一点是我更看重的。

所以那时候在人事制度的改革方面，我们还是做的比较早的，那时候北大在做，中山大学在做，报上宣传也很多。我们也做了类似的工作，就是突破在本单位本院系晋升教职位置的传统，实行教职岗位全部公开，在全球招聘。招聘过程也不再主要是由行政说了算，而是由教授委员会先说了算。过去教师职称晋升主要是行政决策过程，没能晋升的教师就只找行政，有的甚至哭天叫地的喊冤，矛盾十分尖锐，搞的我们一些院长也很难受。现在改成让教授委员会和校外同行专家先评估认可后才进入聘任阶段，你就是院长书记，没有经过这两关也晋升不了职称。公开、公正、公平之后，老师们服气了，一流的人才也容易引进了。由于制度制定经过教师干部多次共同讨论修改，共识度较高，改革还算平稳，波澜不惊。因此也没有怎么宣传，我就说了一句笑话，叫做“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用这样一个歌词来表达这个人事制度改革的过程。

2003年开始筹备，2004年就完成了这个改革，所以2004年、2005年我们就从海内外招聘了一大批教授，校内也可以跨院系招聘，这个学院老师可以到另外一个学院去应聘，就是打乱了单纯本单位职位的晋升的旧格局，完全是岗位的聘用，我觉得这种制度改革对武大的人才队伍建设理念的进步有长远的好处。

在武大推进的第二个改革是一个财务制度的改革。学校过去财务资源的分配完全按照行政化体系的。学校把钱分到各个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再把这个钱分到各个院系，院系作为学校教学科研主体，在财务上几乎没有自主权，比方说，学院开个国际会议，院长教授都要去苦苦求国际交流部门批钱，使院长和学者们很没有尊严。我觉得这个体制不好，我做过学院里的院长，我一直认为这种三级的财务分配体制制约了院系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要改成校院（系）两级的财务分配体制，职能部门不应有这种财政资源分配权。学校直接通过两级预算把钱按学院完成各项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任务的需要分到院系，要让院系学会预算管控，你把你院系今年的收入和开销预算全部估算出来，包括教师的工资，教学项目，研究项目、社会服务、教材编写、国际会议等等，全部做个收支平衡预算上交学校，然后学校组成一个由院系领导、职能部门领导、专家参加的预算委员会，来审定这些预算。这个预算委员会有教师，有院长处长，有院系书记，当然也有以专家身份参加的校领导，但校长和学校书记不参加，预算委员会审定好以后，再报学校行政。

学校整体预算方案最后是由有学校党委常委参加的校长办公会审批，根据这个审批的方案分配校院两级经费，预算下去以后就是铁打的了，不能突破的了，做教学的事儿的钱就不能用来做科研，写教材的钱也不能挪作它用，开国际会议的钱也在预算中直接拨给院系，无须由国际交流部门审批了。

这种财务制度实际上是欧美发达国家高校管理的普遍形式。实行改革前，我们派了主管财务的副校长和财务部门领导及一些院系领导专题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著名大学的财务管理，提高了对现代大学财务管理模式的认识，随后，通过全校上上下下的多次研究讨论，形成全校多数干部教师共识后我们才下决心推进的。我觉得这个改革对武汉大学的经济状况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比方说，原来学校的学生欠费每年可达六千万，实行两级预算后，收缴学生欠费的责任落到了院系，学校学生欠费一年后就下降到几乎为零了。更重要的是院系的责权、事权、人事权与财权统一了，管理重心真正落实到了办学实体，院系的管理能力得到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不少院系经济状况大大改善。另一点也有长远意义的是对减弱职能部门的行政权力，从而推进职能部门实现从管理到为院系教学科研第一线服务的根本转变有好处。武汉大学一直到现在也还在实行这个政策，当然，也还有许多不足和新的问题需要不断去探索、优化、改进。

凤凰网教育：前几个月，武汉大学把2013年的11月29号定为120周年的校庆日，但是这种说法引起了就像刘道玉老校长，还有一些校友的质疑，他们认为2013年应该办武大的100周年校庆，而不是120周年。您认为武大是可以追溯到1913年，还是可以追溯到1893年张之洞所创办的自强学堂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首先我认为这种争议是可以理解的，本来我们就是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我认为这两种观点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依据，有一种可能是对大学传承的标准要求的严一点，有一种就是认为只要有哪几个点上的传承就可以算为继承。

我也当了五年多武汉大学校长，所以要把武大的历史搞清楚，为此我也看了很多文献。如果说武汉大学只能搞100年不能搞120周年的话，我们中国一批大学，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武汉大学以自强学堂为源头，有些什么依据呢？自强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完全按西方大学模式开展分科教育的，中国过去的学堂是讲经说法，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体系的。自强学堂最早开了四个分科，算学就是现在的数学，格致即现在的物理，商科就是现在的经济，还有一个就是方言，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办了几年以后，到1903年，由于师资经费等原因有几科办不下去了，1903年，这个年份我有点记不太准了，可查一下，改成了方言学堂，就只办外语了，因为当时人们觉得中国要像西方学习，非常需要外语人才，就改成方言学堂。

到1911年春天时清政府那时候已经不行了，革命的烽火四起，方言学堂因没有经费停了，1911年上半年停的，当时很多清政府办的学堂候都停了。然后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乱了一阵，请政府垮台了。1913年新的国民政府在原来的方言学堂这个地方恢复重建了武昌高师。武昌高师继承了原方言学堂的一些仪器设备，档案和图书资料，还有少数老师，都有史料可查，现在我们学校的档案室还有方言学堂学生的一些档案，甚至还有毕业证书还留在学校的。

所以说武昌高师继承了原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校舍，部分设备，某些档案和图书资料。可以说大家共同承认的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虽因为改朝换代停办了两年，但确实有渊源的，有许多相承点的。我认为地点的继承，校舍的继承，设备、档案和图书资料的继承，少量师资的延续，特别是分科办学的理念和方式的继承加起来就是一脉相承。

凤凰网教育：应该说今年是120周年。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再说，这个也经过了国家教育部门的权威认证。1993年由当时国家教委指定的国内著名教育专家和武大邀请的国内教育和历史学家共同组成了武大历史论证专家组，在论证结论中也一致认可这一继承关系，只是有个别著名专家在建议中提出希望进一步发掘补充史料。在这次论证基础上，当时的国家教委也正式下文批准了武大筹办100周年校庆。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学术问题，是要经过史料论证才能确认的。并不像现在网上，或者某些媒体上所说的，好像故意给自己戴个漂亮的帽子，是为了一种虚华的追求。

凤凰网教育：2008年底的时候，您卸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2008年11月卸任的。

凤凰网教育：卸任之后的主要工作和生活是什么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卸任以后又回归原来的，那就是又把全部精力投到自己感兴趣的科学研究上面去了，当然还少不了一些社会活动。

凤凰网教育：是科研工作吗？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这个时候就集中全部精力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投到科研这个方面，所以参加了国家重大专项和重点科学工程的策划和项目研发，例如北斗这个重大专项也就能花更多的精力投入进去了。

 

解决大学行政化要靠政府职能转变

凤凰网教育：您是一名功成名就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同时也担任过像武汉大学这种重点名牌大学的校长，在很多网友看来已经很完满的人生了，那您怎么又想起要筹建一个新的昆山杜克大学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把自己的心态表达出来的话，承担这个昆山杜克大学的校长，我开始是比较犹豫的，实际上我也不想去当的，但是经不住我们有一些领导和朋友的游说，就答应了。我当了几年校长，在我的思想的深处，对高校要怎么办还是有一些认识，有一些体会。

凤凰网教育：经验。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些遗憾。昆山杜克大学是一种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也是我任校长期间的一个想去探索的追求。我当时就策划过武大与一所国外知名大学合作在中国武汉办一所新型大学。深层次来说的，这次又把我心灵深处的一点理想火花挑起来了。学校领导也说了，暂时没有合适的人，只有你是最合适，思考再三，也就半推半就当了这个校长。我的性格是，虽还有些犹豫，但既然承诺了，接受了，就要负责任地做好，这是我一生追求的性格。如果搞科研是一种兴趣和爱好，那么承担这种职务，那是一种责任，责任是义不容辞的。而且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要培养出一代一代的国际性英才也是一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业，我先前也说过，凡是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就喜欢。

凤凰网教育：那您想让昆山杜克大学弥补您之前什么样的遗憾？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我认为大学是个学术共同体，要有创造和创新，思想和文化都要有多元化，重要的是教授要参与决策，甚至学生都应参与决策。当前的大学管理行政化倾向太严重了。当校长的时候，以及我在当系主任和院长的时候，就对大学里面这种行政化的趋向是有非常多的了解，甚至认为它严重制约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情节。

凤凰网教育：很多大学都存在这种现象，高校行政化。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而且很严重，这几年虽然叫的很厉害要改要改，但是实际上的现实我认为是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学主要是由政府统一管理的，而我们的政府是强势的政府，资源分配和高校管理模式决策权都在政府手上，政府管理过程主要是靠行政手段，高校的管理方式不得不和政府对接。比如说国家有个什么爱国卫生委员会或者国家有一个计划生育委员会，我们下面也要设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国家有一个什么机构，就要求你大学有一个什么机构与之对应，没有的话，政府相关部门就很不高兴，说你们大学不重视等等。中国大学里的职能可以说都是政府职能的某种延续，是政府管理的某种延续，我们大学像个社会，你说大学管理能不行政化吗？

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最大危害在于学术与权力与利益结合在一起，非改不行。去行政化大学本身也可以有所作为，例如我们武大就规定院长书记不能做院系教授委员会的主席，校长书记不能当校学术委员会主席，规定教授聘用、专业设置、学术机构设立必须先通过学术委员会或教授会通过，等等。但是，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倾向根本的改变要靠政府职能的转变，即大环境要变，政府管理大学的模式要变。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法制环境，公民社会自律的环境改善了，政府职能会社会化一些，去行政化就水到渠成了。

凤凰网教育：根源还是在于政府职能和管理大学的模式。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到此，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了，结论的意见就是，我现在到昆山杜克大学任职，我就不可能按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学校了，真正要体现教授治校的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为什么学杜克大学的管理模式？杜克大学治校的核心理念就是教授治校。

                                                         （凤凰网教育 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