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有很大的能量，充满活力，敢于进取，精力旺盛，求知欲强，想象力丰富，充满憧憬。把‘青春能量’发挥好，需要一种方向。这个方向能够帮助你们对一些重要事情作出好的判断，从而形成一种正能量。”日前，在复旦“星空讲坛”上，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为大学生作了题为“大学，给生活以力量”的报告。本报今天刊发演讲实录摘要，以飨读者。

大学，给生活以力量

 
蔡达峰

刘畅 摄影

　　“星空讲坛”有两个重要的主题：学术与人生。人生就是人的生活，是个人生命的全部表现。各位在大学里，以学业为重，就是以学业来实践自己的生活，体现生命的价值。学术与人生的关系，人生是目的，学术是内容。好的学术态度能够充实人生，好的人生观也能帮助推进学术。

　　生活态度很重要

　　生活态度比专业态度重要。要处理好三类事情：一是自己和物的关系；二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三是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关系

　　我今天讲“大学，给生活以力量”，是想请各位始终关注自己的生活。你们在学业当中遇到的困难或成功，得到的喜悦或悲伤，都是生活态度造成的，生活比专业重要得多。大学生是专门从事学习、没有职业的成年公民。没有人会认为你们还不懂事，但事实上，你们确实没有独立从事的职业。习总书记在纪念五·四座谈会上讲到了“青春能量”。青春有很大的能量，充满活力，敢于进取，没有太多顾虑。精力旺盛，求知欲强，一学就会。想象力丰富，充满憧憬，但青春也有弱点。在大学期间，你们面临着大量人生中非常重要而现实的选择。你们的痛苦，往往是因为在这些选择中，深感自己积累得不够。要谈朋友，怕把握不准；要找工作，又不知道老板会是什么样的；想创业，又缺少资金。你们没有经济积累，缺乏生活经验的积累，也未对社会做出过自己独立的或必要的贡献。所以，你们做事难免犹豫，容易遭到挫折，有时会觉得挫折很大。把“青春能量”发挥好，需要一种方向。这个方向能够帮助你们对一些重要的事情做出好的判断，从而形成一种正能量。社会对青年人应该宽谅，但青年人不要奢望得到宽谅，要从严要求自己，敢于做又善于做。无事别惹事，有事别害怕。人生其实一直需要自我把握，把握不住会很痛苦。

　　在我看来，生活态度比专业态度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专业态度就是生活态度。态度是做事情的动机，动机不一样，动力就不一样，生活态度对行为有决定性作用。生活要处理各种事情。大致来说，生活要处理三类事情。一是自己和物的关系。很少有人会拒绝财富。但如果说为了财富而活着，估计大家也不赞同。那么这个“度”到底在哪里呢？二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包括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或融洽，或敌对，这两种状态都要自己正确选择。三是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关系。有时人会自己折磨自己，既想要，又不愿意去做，这种纠结很难自拔。纠结的核心主要还是关于财富和他人。

　　生活有各种态度。生活是我们毕生学习的科目。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成熟的态度。

　　有人讲，儒家的态度是“拿得起，敢担当”。它主张担当责任，鼓励有作为。但拿得起是不容易的，一旦发生了问题，往往就可能逃跑。道家“看得开”，主张知足常乐，不用追求得太多。佛家“放得下”，它把人生看成是一个轮回，世界是无常的，所以还不如放下。人生总得要有自己的态度。依我来看，应该拿起自己的责任，看开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欲望。

　　在处理不同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往往不一样。梁漱溟《人生的三路向》中说，人生的态度，一叫“逐求”，他认为西方人对功利的认识很理性，既激发欲望，又有理性的制约。另一种叫“厌离”，它是宗教的，转过身去不求了，也无欲了，进入另一个境界。宗教人士对利益和个人欲望的态度确实特别，不能否认它有很大的力量，我们经常会烦恼的事情，在那里便不是烦恼，这是他们的境界。还有一种叫“郑重”，他认为这就是儒家的人生观，承认道德可以控制欲望。

　　大学生活很现实

　　抵挡住各种因素的干扰，经受住各种利益的诱惑和考验，保护好学生的求知欲和教师的学术和教学热情，形成一种最基本的良性机制

　　大学是教育和学术的机构，但从事教育和学术之路并不平坦。大学生活也相当现实，充满干扰。过去说大学是“象牙塔”，这是指学术、学问、知识的高深，但从事学术的人也是社会人，也在经受着各种利益的诱惑和考验，自己与自己也会过不去。对于学生来说，求学之路看上去简单，但其中遇到的干扰也会影响学业。比如，有的同学因为身体不好放弃学业，这是被迫的，可见健康比学业更重要；有些同学因行为不当，造成违纪而离开了学校，这是很被动的，可见行为比学业更重要；还有些学生因兴趣转移而离开大学，认为有比大学读书更好的出路，比尔·盖茨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主动的选择。事实上，更普遍的现象在于，人在学校，身在教室，心已飞得很远。不想读自己的专业，却不舍得离开学校，感到迷茫，这也是非常痛苦的。影响学业的事情很多，学术有时并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好不容易中举，却成了神经病，学问治不了他的病。我们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学业，这是现实的问题。

　　对于教师来说，并非因为有了学术的职位，就能有学术成就，甚至未必始终对学术有兴趣。有很多因素使得教师对学术产生歧义。李政道先生说，学术研究需要每天用十多个小时，连续坚持几十年，这是出成就的前提，但未必能得奖。我们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去应付，我们甚至还乐此不疲，本业哪能不荒芜呢？教师要负起责任，还要始终关心学生。能这样做，好老师不用评选，自身就在学生心目当中。孔子一生从事教育，艰难地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但成了圣人。因为他持续地宣传做人的道理。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提出“科学救国”，自己“毁家兴学”，把良田、土地以及现金全部捐做教育，两袖清风。他创办复旦，这么多学生从震旦转过来，就是被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他不需要招生宣传，马相伯到哪里，学生到哪里。他百年华诞的时候，中共中央给他发的贺电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国家之光”就是国家的光明，有这样的人在，国家肯定有前途。复旦大学还有很多这样的教授，比如说中文系的贾植芳教授，他说：“既然生而为人，又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一些。”他二十多年被关押或管制劳动，还能保持如此达观的生活态度，这真是人格的力量。

　　对于大学来说，保护好学生的求知欲和教师学术的热情，自然会有动力。学生好学，教师乐于研究，教学相长，这是一个学校最基本的良性机制。最怕的是，师生对教学无热情，大家完成任务各奔东西。大学如果想要师生保持学术热情，它就要有自己的态度。这个态度集中表现在它与社会的相处过程中。大学如能在困难的时候坚持住自己的价值观，那是对学生和老师最大的帮助。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是靠着教育的精神凝聚师生，师生无处不在探究，没有教室照样维持教学关系。它能感召人，是因为它坚持了大学的价值。复旦还有一位老校长李登辉，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教育家。他前往南洋募捐，感动了很多华侨，募到的资金建了江湾校舍。他有很多重要的教育思想，比如，“知识本身并非终极目的，也不是提高人的地位、激发人类物欲的手段，知识带领我们走向真理。”复旦服务、团结、牺牲的精神，复旦的校训，都是他任校长时提出的。“笃志”很重要，学生不单是来学知识的，也不是来学一技之长，还要养成持之以恒的志向。

　　大学中的老师和学生，其实都担当着社会的责任。蔡元培先生说，一个社会中的人如果都只顾自己的欲望，那就像千万脱缰的野马在狂奔，不可能有秩序。一个好的社会，需要大学中的人树立良知，培养理性，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恰当程度，并且给别人发展以机会，这样社会才会真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