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厉无畏（前左二）在中国民办教育高峰论坛主席台。陈涛 摄

    新华网武汉５月３０日电（记者方政军）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任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厉无畏２９日在２０１４中国（武汉）民办教育高峰论坛上作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应用型民办大学》演说，认为当前教育领域的重大改革之一就是要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转型，促进就业和实现包容性增长。

    昨天，武汉工商学院正式更名挂牌，厉无畏和前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明武，前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勇传，原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友凡，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仇小乐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家、高校领导出席了挂牌仪式并参加论坛，共商我国民办高校转型的发展大计。

    他说，学校更名，是学校新的发展起点，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体现了学校学科专业布局特点，有助于培育学校的品牌特色和进一步促进内涵建设，有利于为湖北省及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今天论坛的主题非常重要，教育是发展之本，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千千万万家庭的福祉。

    厉无畏在大会发言后接受了新华社和《中国教育报》记者的采访。在谈到中国民办高校转型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时，厉无畏说，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一支新生力量，民办高等教育在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达14万所，在校生人数3911万。民办教育在各级教育的在校生比例，学前教育达50%，普通小学为6%，普通初中为10%，中等职业学校为11%，普通高中为10%，高等教育已达22%。我国民办高校707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29%，在校生533万人。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高职（专科）院校的定位相对明确，而地方普通高校作为夹心层，定位常有“高不成，低不就”的困惑，其中尤以包括民办高校在内的地方本科院校为典型。从供给看，近几年来，我们每年从中高等学校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量约在1700万人左右，其中700万左右是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700万左右是高等学校毕业生，这其中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又各占一半。2014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727万人，比上年增长28万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得到素质更高、数量充足的劳动力的支持，充沛的、低成本和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最根本的支撑因素之一。从需求看，当前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十分突出。其中最突出的矛盾，从短期来看，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77.4%，比2012年低了0.7个百分点。不少已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稳定性差。有调查显示，在2011届大学毕业生中，有14%的大学毕业生处于低就业状态，并且在本地区月收入处于最低的25%。同时，许多企业又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生产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从中长期来看，就是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与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匮乏的矛盾。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因而在实质上是劳动力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尤其是一线劳动力对先进技术的适应能力日益成为产业和企业升级的人力资源瓶颈。

    厉无畏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快速转变，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规模、质量、结构等方面均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对高等教育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在新的形势下，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推动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推动民办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转型，促进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已成为当务之急。当然，从现实情况来讲，民办高校仍然处在求生存的困境当中，在求生存的同时谋求发展的机会，民办高校的转型与地方公办本科高校相比，困难更多，难度更大。这些困难既有外部制度因素，也有学校内部原因。

    他分析说，外部因素主要有：一是我国教育体系顶层设计的欠缺，主要是民办教育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视性政策还没有很好的清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平等地位还没有真正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形成。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指导服务还没有真正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贯通机制、高职与中职之间的衔接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二是现行评价机制的制约，民办高校基本都是新建本科学校，评估采用的是普通高校评估标准，与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标准区别不显著；三是现行政策制度的制约，如招生制度、教师聘任制度、专业设置制度等；四是国家各部委之间缺乏信息联动，学校缺乏清晰的市场劳动力需求信息，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办学方向。

    学校内部原因主要有：一是办学理念上，部分院校还不是在真正办学，还没有树立公益办学的思想，急功近利；二是部分院校还没有明确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才是学校出路的思想和行动；三是学科与专业设置，民办高校的学科和专业设置趋同性过高；四是学校课程体系改革力度不大，当前多数民办高校的课程设置较为陈旧，与传统的“学术型”课程体系区分度不明显，也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五是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多数学校“双师型”结构教师比例在30%以下；六是校企合作难以深入，学校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框架较多，但实质性合作不强，不少还停留在表面。

    关于落实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平等地位问题。关键是要求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教育部于2012年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教育内部正在逐步落实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同等待遇，但教育外部的法人属性、税费优惠、产权归属、教师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政策和法律障碍，导致事实上存在对民办教育的歧视现象。为此，要按照十八大精神，坚决消除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项歧视性政策，从制度上保障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平等地位。

    关于构建民办学校教师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这是核心。当前民办学校教师队伍不稳定，总体素质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水平与公办学校教师相比差距较大。所以，要逐步健全民办学校教职工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机制，使民办学校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教职工在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保障水平基本相当。

    关于加强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指导服务问题，这是保障。政府要加强民办教育规划制定、政策完善、标准执行，加强对民办教育的指导服务，加强市场活动和民办高校的监管， 引导民办学校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民办教育整体办学质量和水平。

    厉无畏强调，特别是政府要为民办学校转型创造良好的条件：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立法，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扩大招生自主权，提高民办高校的生源质量，加快“双师型”队伍建设；二是以经费保障转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该共同设立转型示范学校专项资金；三是以信息促进转型，收集社会经济发展信息，加强人才需求预测，建立就业预警机制，为高校转型提供信息；四是以评估引导转型，建立符合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特点的评估标准；五是以试点带动转型，采用阶梯式分步走的方法，探索民办高校的多种转型路径。

    他认为，学校自身也要积极响应转型发展：一是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公益办学的思想理念；二是进一步明确应用型本科定位；三是引进企业兼职教师，推动“双师型”结构队伍建设；四是优化专业和课程结构，提高专业课程设置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五是积极回应企业需求，形成校企合作的双赢局面。总的来说，民办高校的转型发展是一项长期工作，会碰到很多困难，转型发展方式不能一刀切，可以采取多种转型路径。

    厉无畏肯定了中国民办高校转型发展的实践意义。中国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实现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化。在大力倡导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高技术技能人才已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从国情看，中国高等教育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发展需求，关键是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进入到产业转型发展的进程中。面对高技术技能人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现状，高等教育必须主动调整发展格局和定位，在大力培养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的同时，大力培养和造就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努力使人才结构回归平衡状态。

    从国际经验看，青年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实体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体系相互间能否形成有力支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青年失业率仍然保持在个位数的国家，基本都是国际竞争力排名靠前、实体经济发展强劲和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的国家；青年失业率在两位数甚至20%-30%以上的国家，基本都是实体经济竞争力弱和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实体经济和职业教育体系的高度相关性，使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挑战、重塑实体经济竞争力、推进再工业化和迎接新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将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摆在关键位置。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要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既扎实打牢基础知识又及时更新知识，既刻苦钻研理论又积极掌握技能，不断提高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对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了部署，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以部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为战略切入点，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为此，要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加快人才培养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要求，加快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的高素质劳动者。

    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促进教育体制、制度、结构的深刻变革，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发挥人才红利的作用，必须着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以建立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人力资源结构为重点，建立人才成长立交桥，促进全体劳动者的终身学习，让人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承担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使命。按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原则，面向区域和行业进行转型发展，这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举措、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重要探索和建立人才成长立交桥的关键环节。所以，民办高校应当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办学模式，以全新视角看待当今的高等教育，面向实现转型发展的国家需求进行根本性变革，立足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承担社会赋予高校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任务。

    厉无畏提出中国民办高校转型发展的建议；首先要加强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制度建设。制度创新是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动力。要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就要破解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进行制度创新。一是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分类管理是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工作任务，今后要加快推进分类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差异化扶持政策体系。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法律地位。二是健全政府扶持制度。要在完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的同时，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形成政府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民办学校要摒弃家族式、家长式、经验式管理模式，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保障校长独立行使职权，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发挥督导专员的作用。落实民办学校招生、收费、课程、管理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保障民办学校依法依规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四是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健全民办教育的管理机构，重点加强民办教育的质量监控，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加强财务监管，完善民办学校财务会计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要加强对民办教育的督导，实行年检制度，推行年度报告制度，开展办学水平评估，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提高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办教育的新部署新要求，为民办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广阔空间。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度，营造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努力开创民办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其次，学校要增强改革的紧迫性和主动性。要牢牢把握建设应用技术型这一转型发展的目标，坚定不移地为区域、行业培养生产服务一线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应用技术人才和适应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新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坚定不移地承担产业先进技术转移、应用、积累和创新的历史责任，努力发挥区域和行业技术中心作用。要牢牢把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一转型发展的路径，坚定不移地打破封闭办学、自我评价的发展链式，将学校的办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环节融合于产业链、公共服务链和价值创造链。要主动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需求，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落实到学校管理、教学的各个层次、各个环节，深入到每一项制度、每一个专业、每一项课程、每一个教师，使学校成为产业的大学、城市的大学、社区的大学。要牢牢把为经济社会创造价值、为学习者创造价值这一转型发展的评价标准。

    再次，地方政府要更好地发挥支持作用。地方政府要把支持民办高校的转型发展作为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化科学进程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主动帮助学校设计转型发展路径，主动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共建共享人才、技术、文化资源，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使地方的人才、技术和社会发展需求与高校的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无缝对接，促进地方产业和高校双转，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双赢。

    第四， 行业企业能发挥好积极能动作用。行业企业是高校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评价转型成效的主体。行业要加强人才需求预测，制定人才标准，定期发布就业状况，参与课程改革，开展质量评价等方式，为转型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鼓励企业全面参与到学校治理、管理、运行全过程中，支持企业参与办学、定制专业、探索双元制培养、共同开发课程教材、交换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联合科研以及共建技术中心、培训基地和实习实训基地。我们呼吁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学生实训实习和教师实践，支持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到合作院系兼职，支持在互利基础上实行技术和知识共享。

    第五， 希望共同建立转型发展的良好环境。高校转型发展涉及面广，周期长，是一项系统工程。转型的成败，在于能否为转型提供有力的政策和制度支持。要按照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要求，扩大地方高校在招生考试、专业设置、教师聘用、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通过制度创新、资源配置、政策引导，进一步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和转型动力。要把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作为“十三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

    第六，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对“十三五”规划编制作出了部署，规划编制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十三五”规划将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求出发，以地方本科学校转型发展为突破口，系统研究提出“十三五”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目标、政策措施和重大制度安排。

    厉无畏最后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希望民办高校高高扬起立德树人、公益办学的旗帜。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中作用重大、贡献巨大，尤其处在整个民办教育体系中的上位，对民办教育改革发展举足轻重。民办高校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对基础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起到强大的导向引领作用。希望民办高校积极投身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来，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第二，希望民办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质量立校，扎扎实实推进人才培养创新。民办学校面向市场办学，质量是立校之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质量之源。提高质量是民办高校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民办高校的一项重大课题。今天，一批民办高校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特色，积累了经验，壮大了实力，是我国民办高校的排头兵、佼佼者。但还要加强现代学校制度的探索，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学校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对接社会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把学校办得更有质量、更富特色，做成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金字塔尖，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第三，希望民办高校始终坚持精诚合作的原则。今天，我们能够聚首在一起，是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追求，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理想相互携手。

    他说，今天，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大有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类型的民办高校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也是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实现这一任务，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出谋划策，贡献力量，协同创新，实现每一个青年的就业梦，实现每一个企业的人才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4中国(武汉)民办教育高峰论坛聚焦民办高校转型发展难题

图为大会会场。林典 摄

    张金隆指出，民办高校转型要实现五个转变：办学定位由偏向学术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变；培养目标由传统本科规格向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应用型本科转变；教育途径由注重“校内教育”为主向“校内教育”和“产教融合”转变；专业教师由教学型为主向“双师型”转变，教学资源由注重以“课堂＋实验室”为主向“课堂＋实验室＋实训＋实战”等综合配置转变。

    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副主任方建锋认为，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调整学科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结构势在必行。要与市场需求和就业相结合，及时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开设与行业学科相结合，补充相应的实践性能力辅修课程。

    “民办高校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领域继管理体制改革和扩招之后又一次深刻的变革，影响更为深远”，厉无畏对民办高校转型提出了三点希望：希望民办高校高扬立德树人、公益办学的旗帜；希望民办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质量立校，扎扎实实推进人才培养创新；希望民办高校始终坚持精诚合作的原则。

    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厉无畏充满信心，他表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大有可为。

    刘献君认为，尽管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在办学基础、资源、条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民办高校也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历史性负担较轻，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具有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等。他指出，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竞争，必须优化结构，重点突破，具体体现在：优化学科结构，在特色学科专业建设上有战略性突破；优化师资结构，在人才团队建设上有标志性突破；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在办学特色上有创造性突破；优化组织结构，在管理制度灵活性上有实质性突破；优化资源结构，在资源转化上有发展性突破。

图为武汉工商学院荣誉校长厉无畏题词。 林典 摄

    厉无畏指出，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任务，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类型的民办高校，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任务。“民办高校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承担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实际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使命。”他呼吁，民办高校应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办学模式，面向实现转型发展的国家需求进行根本性变革，立足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承担社会赋予高校的责任和历史任务。

    “民办高校转型需要政府、民办高校、行业企业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厉无畏呼吁，政府要从制度上保障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平等地位，并加强对民办教育的指导、服务、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这是转型的最重要的条件；民办高校自身也要积极响应，谋划发展，包括树立公益办学的思想理念，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提高专业课程设置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深入开展校企合作等；行业企业要参与到学校智力、管理、运行全过程，成为推动高校转型的重要力量。

    厉无畏认为，政府要加强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制度建设，建立分类管理制度，让非营利性的民办高校享受与公办高校同等的法律地位，健全政府扶持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落实民办学校多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健全规范管理制度，规范办学行为，提高办学水平；学校要增强改革的紧迫性和主动性，要牢牢把握建设应用技术型这一转型发展的目标，坚定不移地为企业行业培养生产服务一线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应用技术人才和适应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新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牢牢把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一转型发展的路径，将学校的办学、管理、人才培养环节融合于产业链、公共服务链和价值创造链；行业企业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学生实训实习和教师实践，支持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兼职，要加强人才需求预测，制定人才标准，定期发布就业状况，参与学校课程改革，开展质量评价等，为转型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认为，高校转型发展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结构调整，需要高度教育体制全面深刻的变革。最重要的是改变竞争规则，引导现有学校向应用技术大学方向发展。要管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高等教育发展环境，让市场需求、竞争机制在高校发展中起到决定作用。要防止追求政绩、贪多求快、做表面文章。杜绝高校急于上位、圈地挂牌的做法，营造内涵式转型发展的教育生态。

    张金隆指出，民办高校转型要实现五个转变：办学定位由偏向学术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变；培养目标由传统本科规格向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应用型本科转变；教育途径由注重“校内教育”为主向“校内教育”和“产教融合”转变；专业教师由教学型为主向“双师型”转变，教学资源由注重以“课堂＋实验室”为主向“课堂＋实验室＋实训＋实战”等综合配置转变。

    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副主任方建锋认为，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调整学科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结构势在必行。要与市场需求和就业相结合，及时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开设与行业学科相结合，补充相应的实践性能力辅修课程。

    “民办高校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领域继管理体制改革和扩招之后又一次深刻的变革，影响更为深远”，厉无畏对民办高校转型提出了三点希望：希望民办高校高扬立德树人、公益办学的旗帜；希望民办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质量立校，扎扎实实推进人才培养创新；希望民办高校始终坚持精诚合作的原则。

    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厉无畏充满信心，他表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大有可为。

    刘献君认为，尽管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在办学基础、资源、条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民办高校也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历史性负担较轻，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具有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等。他指出，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竞争，必须优化结构，重点突破，具体体现在：优化学科结构，在特色学科专业建设上有战略性突破；优化师资结构，在人才团队建设上有标志性突破；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在办学特色上有创造性突破；优化组织结构，在管理制度灵活性上有实质性突破；优化资源结构，在资源转化上有发展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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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厉无畏

厉无畏，男，汉族，1942年11月生，浙江东阳人，民革成员，1966年9月参加工作，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员。现任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1942年11月生，浙江东阳人。自1982年获经济学硕士以来，先后发表近300篇论文，主编、合作撰写《创意产业：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等20多部专著。1990年国家教委和国务学位委员会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九项学术成果获省部级成果奖。1992年受聘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多次赴美、日、法、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讲学。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经济理论权威，厉无畏长期从事产业经济、数量经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在海内外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在学术届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特别是在创意产业理论研究领域，被誉为“中国创意产业之父”。曾获“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成为理论界获此殊荣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