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办学治校能力”。最近，几位新任校长就职时公开承诺，确保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引发了大家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热议。

　　从8月20日到10月8日，中国教育报在每周一的《高教周刊》聚焦大学校长职业化这一话题，期间开设“大学校长职业化大家谈”栏目。围绕这一话题，13位高校校长和5位专家发表真知灼见。通过讨论，对校长职业化问题深化了认识，增进了共识。

　　议题源起：

　　校长应全身心投入管理

　　担任校长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新带研究生，湖南大学新任掌门人赵跃宇去年年底凭借“两不”宣言迅速走红，成为焦点人物。不亲自带学生，是为了带好全校所有的学生；不做课题，是为了全校的老师能够做好课题。这句话，曾让赵跃宇广受赞誉。在他看来，校长的使命应该是以管理为主，确定学校整体发展战略，并为之克服困难、努力推进。

　　今年年初，48岁的陈吉宁就任清华大学新校长，在社会上激起波澜：清华新掌门，既不是中科院院士，也不是工程院院士。名校校长必须是院士？虽无这样的明文规定，但人们的脑海里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名牌大学的校长，好像只有院士才能胜任。一场关于大学校长行政身份和学术身份的讨论悄然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热议。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今年7月9日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发言中承诺，在任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招新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申报院士。“四不”承诺受到了广大师生、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董奇表示，高校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高校办学规模显著扩大，内部结构日趋复杂，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校的要求越来越多元。中国高校的管理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这必然要求高校管理者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投入管理。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因为提出“三不”备受关注。韩震校长针对“三不”承诺做了更为深入的阐释，重点阐述了“三不”基础之上的“三要”。不研究自己原来比较狭窄的纯粹专业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不研究问题，而是要研究更为广泛的、与社会发展趋势和高等教育规律紧密相关的问题；不申请原来自己研究领域的课题，并不是不申请任何课题，而是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有关教育发展和教育管理、有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课题；不再上专业课，并不是一点课不上，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基点上通过各种形式的讲座强化育人的作用。

　　讨论焦点：

　　如何处理置身管理与参与学术的关系

　　在很多发达国家，校长由选聘委员会负责遴选，选出之后对学校“董事会”或者“理事会”负责，在校长任期内他更接近于“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选择成为校长，就意味着必须对学术生涯有所牺牲。

　　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莱温教授，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长达12年的校长生涯里，莱温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也没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版了一本题为《大学工作》的专著。

　　许多人认为，大学校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一个弊端。在讨论中，一部分观点认为，大学校长最好不要脱离学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大学校长，是高等教育管理这一学术性职业的高管。中国的大学校长，的确行政事务繁多，尤其是层层的会议，无数的检查，迎来送往。作为行政的第一把手，事必躬亲。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与其放弃教学、科研，疏离学术工作与学术群体，不如带头改变行政作风，在简政放权上下功夫。当然，许多行政事务是上面压下来的，无可摆脱，那就得“学会弹钢琴”。“学会弹钢琴”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潘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希望更多的大学领导者在忙碌的运筹中，能抽出时间、精力不断地‘沉思’”。

　　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认为，无论是教授、院士、科学家，既然当了校长，就应把主要精力转向学校管理工作上，他们不再是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而是管理队伍中的一员，应安心于管理工作。我们赞扬“四不”承诺，并非要求所有高校如法炮制，要因校而异、因人而异，不宜照搬照抄。“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能一概而论。现实中，也有不少大学校长，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把学校管理得很出色，但又抓紧利用业余时间搞科研，培养研究生，取得丰硕成果，做到工作、业务双丰收。

　　共同期待：

　　建立校长遴选和评价制度

　　中国社会如想走出一条健康的大学校长职业化道路、培养出一批教育家校长，必须建立大学校长岗位职责制度、校长遴选制度、发展制度和激励机制，以及合理的大学校长评价制度。

　　去年12月份，教育部启动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试点工作。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校长、西南财经大学校长以及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东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6所直属高校总会计师试点，备受社会关注。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可以以更宽的视野，在更大的范围发现优秀人才、选择优秀人才，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好中选优”。

　　担任重庆大学副校长多年的张宗益参加了这一试点，今年4月17日，他被教育部任命为西南财经大学校长。从参加校长公开选拔的切身感受出发，张宗益认为，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是对直属高校干部任用制度的一种新的方式的成功尝试，是一项重要的制度性改革，对推进直属高校事业科学发展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要胜任大学校长的岗位，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熟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有广阔的视野。

　　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遴选制度至关重要，评价制度也不可小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表示，评价一个公司办得好坏，看公司的业绩和盈利就可以。评价一所大学，没有这么简单。回顾中外国家对一个好校长的评价，都会涉及关键时刻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形成学校良好的传统和校园文化、真正增强一个学校的核心竞争力等方面，而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时一地的量化可以评价。真正的评价，往往先来自于这个学校的师生、校友再推而广之到教育界和整个社会。

　　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讨论，本刊暂且划一个句号。但在许多校长和专家看来，他们意犹未尽。其实，这场讨论，我们并不期待有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而是希望理清问题，深化认识，增进共识，促进政策制度的研究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