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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教育学科研究处于不断的跨越发展之中。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不断分化、细化，教育学科越来越成为高校的重要专业课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重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显学、国际学术交往中的重要平台，同时，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社会实践。但教育学科的学科特性还比较模糊，研究方法仍然单一，发展相对滞后。进一步创新教育学科体系，需要在独特的问题研究中丰富教育学科的科学内涵，在拓展全局性研究中发挥教育学科的影响力，在加强国际性研究中增强中国教育学科的竞争力，在加强前瞻性研究中增大教育学科的贡献度，在加强实证性研究中增强教育学科的实效性。 关键词：中国；教育学科；教育学科研究 教育科学是认识教育活动本质和规律的重要工具，是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保证。教育学科作为教育研究的结晶，是教育科学的学科化体系，是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教育学科古老而又年轻，在改革开放后走出了一条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的自主发展道路，发现、思考和解答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业化人才，总结、传播了中国的教育经验，积极探索教育教学规律，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了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教育学科处于跨越发展之中 学科本身具有二重含义：一是指知识体系或学术分类；二是指为培养人才而设立的教学科目。本文所指的学科概念既具有第一重含义中的特征，又包含第二重意义，特别指高校或研究部门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设立的教学科目。 教育学科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因为早在2000多年前,由于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已开始对教育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作出一定的总结和概括，这集中反映在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言论和著作中，《学记》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专著。说其年轻，是指教育学开始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时间并不长：1650年，培根在《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中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教育学；1632年，夸美纽斯撰写了近代最早一本教育学著作《大教学论》；1776年，康德在格尼斯堡大学开始讲授教育学；1806年，赫尔巴特出版《普通教育学》。教育学逐步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研究对象方面，教育问题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概念和范畴方面，教育学形成了专门的教育概念与话语体系；在研究方法方面，教育学有了科学适用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结果方面，教育学有了一些专门的系统的教育学著作；在组织机构方面，教育学出现了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在研究人才方面，教育学研究涌现出一批代表性人物；在培养后人方面，教育学拥有了在高校开设专门学科的地位。 我国在引进学习西方教育学中确立了中国教育学的学术地位。20世纪初，以日本为中介，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学术界，由王国维翻译的日本学者立华跣三郎的《教育学》作为传入我国的第一部教育学著作，曾连载于《教育世界》第9、10、11期，对我国近现代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开端。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学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研究领域和适宜的研究方法，逐步从“自在”走向“自为”，学科化水平不断提高。 （一）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不断分化、细化 与很多学科不同，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中心的教育学科在理论上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包括理念探索理论、社会行动筹划理论以及技术开发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在“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条目中，列举了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中外教育史（两门）、比较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学、学校卫生学、教育工艺学、教育未来学、分科教学法等14门学科[1]。瞿葆奎主编的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中，包含了教育社会学、教育测量学、教育卫生学、教育评价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生态学、教育行政学、教育统计学等教育科学分支学科。在唐莹、瞿葆奎提出的教育科学分类体系中，涉及到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2]，认为教育哲学、教育逻辑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美学等分支学科是把被运用的学科作为理论分析的框架，教育史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教育评价学等学科是直接采用被运用学科的方法来分析教育问题，教育卫生学、教育技术学、课程论、教学论等分支学科则是综合运用多种学科门类来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这些学科群的出现，足以说明教育学科已能主动结合其他学科，不断扩大问题领域，研究日益专业化，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二）教育学科越来越成为高校的重要专业课程 在大学开设教育类专业课程并培养高层次教育人才是教育学科建设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教育学科的发祥地，以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馆开设教育学课程为肇端，教育学科逐渐进入高校课程，成为师范生的公共必修课和教育专业学生的基础课。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教育系科，学习前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编写出几套供师范院校使用的教育学教材。改革开放以后，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陆续设立教育学（系、院、部），开设教育学课程，出现了数百种教育学教材。迄今为止，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各自形成了教育学教材体系。其中，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合编的《教育学基础》已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自2002年出版到201年，已印刷29次共79.5万册，成为国内印数最多的教育学教材。此外，研究生教育学教材、专科教育学教材、教师和校长教育学培训教材也陆续出现。 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是教育学科在国内外学术地位的重要反映，也代表了国内教育学科发展的最高水平。原国家教委于 1986年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开展了首次重点学科评选，当时确定教育学原理（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厦门大学）、教育技术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学科为重点学科。 （三）教育学科越来越成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重镇 1978年,国家恢复高校招生，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始招收教育学本科专业学生。2011年5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明确教育学科门类分为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教育信息技术（可授教育学、理学、工学学位）、艺术教育（可授教育学、艺术学学位）、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华文教育、高等教育管理（部分）。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以后，教育学科作为10大科学门类之一列入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该目录将授予学位的学科划分为12个门类88个一级学科381种二级学科。据此，教育学下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可授教育学、理学学位）、心理学（可授教育学、理学学位）、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和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可授教育学、理学、医学学位)、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学科。截至2006年，全国设立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9个，分别设立在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大学。1985年底，中国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建立，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设立教育学等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率先招收教育学博士后。 专业学位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是教育学学科建设中人才培养模式的有益创新。1996年开始，国家实行教育专业学位制度，在招生、培养到学位授予等方面逐渐完善。教育硕士学位的院校数量由最初的16所院校扩展为73所，招生人数从1997年的191人，现已发展到年招生数万人以上，远远超过同期学科研究生的增长速度。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设教育博士学位，2011年开设教育博士学位专业计划的试点院校数共计15所。这不仅有效提升了在职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与能力，而且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培养出了相当一批应用型高级人才。 目前，国家已经建立起包含专科、本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四个层次、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两种学位制度并存的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教育应用与研究型人才。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学门类的专业点数为2800个，专业种数达46个，与1999年相比（859个专业点数，19个专业种数）获得成倍增长。 学科点的扩充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人才培养的工作。据统计，仅2000年至2009年，高校教育院系和科研机构共培养出200余万名教育专业人才，其中专科、本科层次的人才达到约207万名，研究生层次人才约6万名。2000年以来，各高校持续扩招教育学相关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2009年招收的研究生总数是2000年的4倍，在校生人数比为6.4：1，毕业人数比达到10:1，从2000年的1221人增长到2009年的13406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增长5倍，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增长近12倍。他们正在成为教育科研的生力军，优化了队伍结构，发挥了骨干作用。 （四）教育学科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显学 目前，教育学科专业人员达5万多人，约占高校社会科学人员的1/8；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单列学科，每年设立的课题数（含心理学）在总项目中约占1/15；教育学科（包括心理学）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的立项率约占 1/10左右，教育类刊物数排第三位（630种），仅次于政治学（730种）、经济学（700种），占人文社科期刊总数的12.7%，其中学术期刊340多种，约占人文社科24个学科2700多种学术期刊总数的12.55%，仅次于经济学（450种，占16.7%），排第二位。在CSSCI来源期刊中，教育学科37种，排名在经济学（72种）、政治学（39种）之后。著作数（教育学最高学术水平的本科及研究生教材）、成果数（SSCI、SCI、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获奖数（全国高校科技奖、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学术论坛（国际会议）、社会影响（长江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国务院特殊津贴），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共同成为热门社会科学。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重点师范大学均把教育学科建设作为发展重点，力图建成国内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国际上具有互动和对话实力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研究重镇、人才培养高地、决策咨询中心、资源技术信息库和学术交流平台。 （五）教育学科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社会实践 教育学科承担着社会责任，通过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影响等途径，积极回应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行动策略和人才支撑，对教育改革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引领、支撑和指导作用。 近年来，教育学科积极发挥应用性强的作用，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基层学校，主动介入教育思想观念变革（如素质教育）、教育规划研制（如国家和地方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五年发展规划）、教育制度建设（如现代学校制度）、课程教材改革（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实验、教育信息化建设、学校特色发展、教师专业培训、学生健康成长、教育质量评价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中，更加广泛、深入、持续地影响着教育实践的走向。 （六）教育学科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交往中的重要平台 教育是人类共同的事业。目前，教育学已成为国际间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推动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互动融合发展。在我国教育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引入、效仿、借鉴国外教育学说、实践方法与技术一直是我国教育研究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成为各个教育学分支学科在建立初期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百年来，中外教育学科交流持续发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也没有停止过对国外教育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当时教育理论贫乏和我国当时教育实践凸显的问题，国外教育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相关专业期刊也开始创办，比较教育学科受到一定重视，关注国外教育动态，出版和发表了一批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外国教育论著，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教育丛书》达35本，开阔了多年被禁锢的教育研究思路，为当时重大教育问题的理论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教育发展进入改革阶段, 中国教育也出现了许多迫切需要改革的重大问题，对国际教育的研究从情况介绍转向结合义务教育、农村教育、高等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或是对发达国家教育实践和经验的国别研究，以期借鉴国际在应对同类重大教育问题和教育发展时的有效经验。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教育进入深化改革阶段，迫切需要在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借鉴国际教育经验来加快我国的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更加注重与世界各国教育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人才培养及课题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派遣专业人员进行国际考察与交流，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在海外学习。 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教育学目前已经成为拥有了近100门二级、三级分支学科的学科群，勾画出了比较清晰的理论框架体系，在学术自觉中不断进行着学科体系的建构，从每年都有增加的教育科研项目资金支持、大量研究论文、报告来看，教育学科有创新、有发展、有自我的追求，正处于学科建设的繁荣期。教育学拥有了专门的概念体系与范畴，教育学科体系逐渐确立。随着教育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及教育实践的繁荣发展，各类教育学分支学科在教育学母体学科的孕育下逐渐独立、成熟，比较教育学、教育技术学、高等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等学科纷纷出现，教育学分支学科框架逐渐形成。相应分支学科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其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与体系也逐渐完善。这些学科培养的专业人才不仅更加聚焦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而且在更广泛的学科体系汲取营养，能够整合更多其他学科的视角、理论、方法与技术，全面而深刻地审视教育实践，发现和研究教育问题，探寻教育规律，辅助教育决策，管理教育变革，开展教育创新。这些分支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培养模式的完善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健全与发展，更好地满足了教育发展与改革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 二、教育学科的科学化水平亟待提高 我国教育改革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重大转变，对教育学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期望。但教育学科建设还不能够完全适应新形势与新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在体系建设、学科范式、队伍建设、国际化合作交流、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定位等方面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我国教育学是在不断接受外来教育学冲击波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舶来品”的痕迹浓重，学科体系建设缺乏明确定位，出现了做法窄化、发展局限和部分学科体系发展滞后等情况。如过于关注学位点和重点学科建设，而忽略了对学科发展愿景的共识和阶段发展目标的设定以及学科发展目标的探索；更多地关注学科概念、边界和学科逻辑发展脉络，关注学科体系建设的严谨特征，热衷自我圈地运动，把体系完善当作学科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忽视了学科实质的内容，忽略了学科体系之外的世界，阻碍了教育学科的不断拓展和深入。 （一）学科特性比较模糊 1.学科独立性之争 学科独立性之争主要涉及有无独立的学科术语、独特的学术规范，包括方法、主题等争论。当前，教育学科存在不同的关注重点：一是以教育学家和教育家的活动、观点为核心的教育学论述。通常所谓的教育学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以这种方式来组织的。二是以教育理论基础为内容主题的教育学论述。主要以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作为理解和分析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三是以教育学体系化为努力方向的教育学论述。这种教育学常常也表现为一个专门的教学内容门类。四是以教育问题为关注点的教育学论述。如教育目的问题、师生关系问题、校本课程设计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构成这种教育学论述。根据这种定位，但凡对这些问题领域有所贡献的研究，都可以称之为教育学研究，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作出贡献的研究者，都可以称之为教育学研究者。在这种定位下，所谓的教育学标准将不是单数概念，而是复数概念。教育学研究所遵循的标准将类同于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门类的研究标准，教育学科不再设有专业“守门人”的角色。另外，一些学者也将教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这种定位，教育学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规范，包括方法、主题等。教育学者一方面要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学科传统、学科标准，另一方面也要承担专业“守门人”的角色。 作为问题领域的教育学，将接受并且欢迎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对教育问题给予关注。这种开放的研究，允许新的研究发现、新的研究方法乃至新的研究主题、新的研究范式。作为学科门类的教育学，也将接受来自不同学科的教育研究，其实是来自不同学科的教育同业者，多样性是其最大的特点。 2.学科归属之争 学科归属之争牵扯到教育学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之争。如果认为教育学是人文学科，则注重个性，重视个体研究，偏重内省思辩研究方法；如果认为教育学归属社会科学，则强调共性，强调类研究，注重实证定量研究方法。 （二）研究方法仍然单一 我国教育学科研究范式还不成熟，具有一定的窄化和狭隘性，理性研究偏多，实证研究尚未得到广泛应用，跨学科研究少，国际合作研究缺乏。 同时，我国教育学科研究重学科中心研究范式、轻问题中心研究范式，在研究话语体系上呈现出了一种比较艰涩的痕迹明显的翻译语言特征，大量引进国外的教育理论和移植国外的教育问题，对我国自身的特殊教育问题关注不够，多为跟随、模仿、验证等重复劳动，在研究成果上鲜有原创性的发现和理论。 （三）发展相对滞后 1.落后于教育实践 教育学科缺少基础性、前瞻性、全局性、国际化的研究，对教育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缺乏深入细致持久的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信不过、靠不住、用不上，难以提供可信可行的政策建议。 2.落后于国内先进学科 当代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相对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持续繁荣，缺少的是根植于本土的中国教育学派，最突出的三大问题是学派阵营尚未成形、领军人物后继乏人、梯队发展仍需努力。 3.落后于国际先进同行 中国教育学的源头来自国外。“五四运动”以前，京师大学堂就设立有译书局，出版了《垤氏实践教育学》、《独逸教授法》等教育学术译作[3]。可以说，我国教育学自产生之初就是一个舶来品。此后，教育学在中国的不同发展时期，或多或少都受到国外教育理论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蔡元培等人很明显受到德国教育思想的重要影响。随着杜威、孟禄等人的访华以及一批外国教育专著和教科书在中国的流传，美国人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日益增大。1949年以后，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实践，赞科夫、巴班斯基的教育研究，都先后成为影响当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教育学术界开始重新关注美国等国的教育研究，如布鲁纳、布鲁姆、加德纳等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趋势未见明显消退，英文教育文献作品及其使用的术语成为中国教育学者的重要表达方式，中国教育学过往的发展历程主要还是“进口教育学”占据了主流。 在SSCI来源期刊当中，“教育及教育研究”的来源期刊达108种（2006年数据）。期刊数量在学科排名上，“教育及教育研究”名列前茅。但是，从期刊的来源国家来看，主要是美国、英国、荷兰等国，中国尚没有自己的SSCI期刊。从收录论文数量来看，2001- 2011年，中国在教育学各主题领域中的SSCI论文份额及排名都还较低。可以说，仅从SSCI的期刊来源及收录论文数量来看，中国教育学科的学术输出还处在起步阶段。由于语言障碍、学术规范障碍、学术标准障碍等，目前，在SSCI论文当中，中国教育学者的贡献率还比较低。因此，教育学的问题是中国的，而理论、方法却依赖国外。 三、着力创新教育学科体系 当今，当我们开始重视中国教育学建设、加强对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反思之时，中国教育学发展如何本土化、科学化就成为应当反思的重要问题。 结合教育学科发展的趋势，我国教育学研究应进一步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立足本土教育实践，凝练学科研究方向，聚焦素质教育战略主题、教育公平基本政策、教育质量核心任务，以创新理论和方法为重点创新学科体系，创建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教育学科。学术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强化学术意识、确立问题意识、健全学术规范、开展学术对话以及增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学术建设的灵魂是学术意识。强化学术意识是近年来许多教育学者的共同心声。“教育学不等于教育观念”，“教育学不等于对领导人教育理论的诠释”，“教育学不等于对教育经典的注疏”，应当把“教育学的研究”与“教育（问题）评论”区别开来。 （一）在独特的问题研究中丰富教育学科的科学内涵 教育学科能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取决于其科学的内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上，教育学研究者应当将教育学科理解为独特的问题领域。不是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是教育学问题，也不是所有的教育现象都是教育学应该和能够关注的。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教育学中国化、教育科学化、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是 20 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面临并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的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直接涉及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这种独特的追求就是所谓的教育学“学科化”。 在教育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科学研究的本质特点基本相同，只是不同领域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实际上，在英文文献中，很难看到有关教育学是不是一门学科的讨论，可以看到许多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更少有所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有时可以找到的只是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二）在拓展全局性研究中发挥教育学科的影响力 教育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口紧密相关。经济、社会的发展制约着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也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教育学科不能满足于就教育论教育，要深入研究各行业、各领域对教育的未来需求，增强教育学科为现代化建设全局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为统筹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提供科学的依据，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为服务现代化建设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三）在加强国际性研究中增强中国教育学科的竞争力 当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浪潮，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出改革举措，主要取向是提升教育质量、保持教育领先地位、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着手教育改革，主要取向是解决教育公平和提升学生素质问题。中国应该吸收和借鉴这些经验和做法，以服务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显示，改革开放是教育学科跨越发展的根本经验，中国教育学者应始终保持开放的国际视野，在教育开放中提高教育学科的国际化水平：立足国情而不自我封闭，开放包容而不盲目崇拜；改变对外交往的师生关系为平等关系；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而非少数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精华和办学经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着重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培养自己的教育家；提高“请进来”的水平，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以人才培养为突破口，推出高素质优秀人才，解决瓶颈问题，以文化传承为主线，推出优秀成果，解决话语体系问题，以平台为抓手，提高国际合作水平，解决渠道问题，深化改革，整合优质资源，解决机制问题。 （四）在加强前瞻性研究中增大教育学科的贡献度 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事前预测、超前谋划。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度、敏感度、期望值空前提高，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现，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新老问题交织，各种矛盾纠结。教育学科应立足当前，牢牢把握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而不是以本本为中心，直面现实问题而不能回避矛盾，为教育改革发展把脉确诊，选好突破口，抓住关键环节，集中破解教育难题，为教育改革攻坚克难服务。教育学科更重要的任务是着眼国家长远发展，担当社会责任，在研究中超前部署预测性研究，围绕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教育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关注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为国家教育决策发挥参谋智囊作用。当今世界，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信息化、国际化、终身化已经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教育学研究者要加强研究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教育和学习的特征，研究人人学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要加强国际化人才素质研究，加强对国际教育质量标准和专业互认的研究，及时追踪和分析世界教育的动态和趋势，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要加强与终身教育理念相适应的新观念、新思想、新模式研究，为实现人的终身发展开辟道路。 （五）在加强实证性研究中增强教育学科的实效性 理论创新包括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其中学科体系创新是关键，学术观点创新是核心，科研方法创新是保证。教育学科要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新特征，全面了解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准确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以研究回答重大问题为逻辑创新教育学科体系，以敏锐的洞察、深刻的思想和可行的建议创新学术观点，以把握证据和依靠数据为取向创新科研方法。研究方法应该取决于研究问题。要鼓励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以方法创新推进理论创新；实证证据是对研究结果的不同解释，是进行正确排除的基础，也是得出合理推论从而积累新知识的基础。 教育学科建设应担当起三大任务，一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提供坚定的学理支撑，去除教育发展中的泡沫现象，发掘与认识其中的规律性的内容，进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感召力、吸引力与说服力；二是要实现学理支撑的目标，就需要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对创造中国教育成就的发展道路做出深刻阐述，对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教育经验做出科学概括；三是努力形成与中国教育与发展实践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术话语体系，争创世界一流学科。 学科体系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程，需要外部支持，更需要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学科体系建设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大的精力和投入重点建设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的、探索客观规律和理论发展的基础学科，注重建设与学科发展趋势相适应、具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新兴、交叉学科，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团队的扶持，造就一批学养深厚、熟悉政策、了解实践的一流教育学者，逐步建立起有时代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教育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1]王坤庆.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3. [2]唐莹，瞿葆奎.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2）. [3]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