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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世纪60年代，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教育扶贫的功能。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本文总结了近年来扶贫理论的发展和教育扶贫的模式，并对目前教育扶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期为新时期的教育扶贫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教育扶贫；理论；模式；述评 教育扶贫，是指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外关于扶贫开发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贫困文化理论”[1]、“资源要素理论”[2]、“人力素质贫困理论”[3]到“系统贫困理论”[4]的发展，从经济、文化、人力资本、社会政策系统的角度分析了贫困的成因，并从经济、文化、教育、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扶贫方式。而对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是在扶贫开发理论假设下，从教育的扶贫功能[5]这一角度去阐述。 一、教育扶贫的理论渊源 1．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论是由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提出的。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并且内化为一种习惯和传统文化，它的特点是对自然的屈从感、听天由命、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6]也就是说，贫困地区人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内化成群体的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经济均衡，并在贫困地区一直延续。 2．资源要素理论 国外学界资源要素论的主要代表有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土地报酬递减理论、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莱本斯坦（H.Leibo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7]。他们主张增加贫困地区的资本投入力度，使其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强调资本的积累和形成，以期推动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国学者姜德华最早对我国贫困地区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自然生态恶性循环的过程。他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或是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恶化从而造成深度贫困。资源要素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贫困是对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不能进行有效地合理配置的结果[8]。 3．人力素质贫困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舒尔茨（T. W. Schultz）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他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9]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王小强、白南风通过“进取心量表”测量人的素质，量表包括改变取向、新经验、公共事务参与、效率感、见识、创业冲动、风险承受、计划性等8个指标。他们将贫困地区人口的特征描述为：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不愿冒险；生产与生活中的独立性、主动性较差，有较重的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较差，安于现状；等等。他们总结出“人口素质差”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本质原因[3]。 4．系统贫困理论 系统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由诸多综合因素系统运行的结果，贫困的根源是由“陷阱—隔离—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低效率、无序的、稳定型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这个体系规定着贫困延续的轨迹”。[4]在这个贫困区域系统中，社会的能力机制、资源基础与求变能力之间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过程。在发展的内部关系上，三者之间需要构成一定的相互适应关系。[10]可以说，系统贫困理论已经脱离出对于贫困的平面的、静态的描述，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贫困。 综上所述，对扶贫理论的研究首先从贫困的定义和分类开始，但对贫困的定义有不同的角度，暂时学界还未能将其统一；有关贫困的绝对和相对的生存状态已得到大家的共识，只是量化的标准不一样；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衍生出相关的理论，即由单一的贫困文化发展到系统观理论，并且由分化走向了共融。可以说，扶贫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不同学科和不同部门协同研究和管理的问题。这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扶贫机制，这是扶贫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二、教育扶贫模式研究 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我国学者林乘东于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他同时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具备四个条件：1.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2.建立相对公平的经济分配制度；3.优化贫困人口配置，提高贫困人口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结合度和效率；4.增加资本积累和投入，为反贫困提供经济基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5]集美大学的严万跃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11]教育扶贫的功能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但是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和现象的实证研究模式才刚刚开始。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厦门大学的杨能良认为，教育扶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加强对教育的政府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能受到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同时，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12]在他看来，教育扶贫是一种最有效、最持久的扶贫方式。兰州大学博士生张宏从经济学角度对甘肃省麻安村的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进行了研究。他通过深度调研，了解了不同类型农民特殊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限制因素，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扶贫开发模式中的一些规律，从而认为参与式扶贫开发是一种最优的模式。[13]四川大学的龚晓宽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14]。周丽莎根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实现社会机会的自由”这一理论，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她指出，实行集中办学、民汉合校和“双语”教育的扶贫模式能让少数民族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实现了“实质自由”，缓解了能力贫困。教育扶贫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扶贫方式[15]。学者们大多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等方面去阐述教育扶贫模式。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对教育扶贫模式的社会学视角更多倾向于对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衰退背后的传统人文因素进行研究。[16]此类研究认为，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改变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是改变贫困地区的关键。西南大学的欧文福专门从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角度探讨了西南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综合了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方法，揭示了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规律[17]，为教育扶贫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沈红对宁夏、甘肃两省区的扶贫调查分析对不同地区扶贫的方式、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描述，并比较了各自的利弊，从而为“八五”期间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数据参考[18]。 3．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 针对不同地区教育扶贫方式、过程、结果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总结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和特性问题，如针对农村长期贫困现状与教育改革的研究[19]、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对策研究[20]等。随着教育扶贫力度的加大，有些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还出现了生态移民和教育移民。以此为背景的研究包括甘肃四个干旱贫困县的教育移民调查研究[21]、海南省“教育移民”情况的调查研究[22]、宁夏吊庄开发性移民[23]以及三峡库区教育移民[24]的个案实证研究等。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还包括：针对教育扶贫体系中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25]；不同地区的教育扶贫个案研究，如浙江省永嘉县的教育扶贫研究[26]、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凉山教育扶贫战略研究[27]等；针对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新方式的研究，如对河南远程教育扶贫网的思考[28]等。可以说，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硕果颇丰。 三、教育扶贫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研究的不足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能否处理好贫困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直以来，对教育扶贫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贫困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对策研究。从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贫困问题都显得有些片面，因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教育扶贫也只是扶贫开发体系中的一种方式。如何界定教育扶贫的功能，怎样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其效果，如何处理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问题，都还需要不断地探索。我国对教育扶贫研究的经济学解释认为，资本和权力在反贫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29]；增加基础教育的投入，势必会带动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但是，城乡教育的差距，在导致贫困地区的教育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教育致贫[30]的现象。对于如何平衡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还缺乏量化的标准。教育扶贫的社会学角度研究针对不同地区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期通过改变当地人口的综合素质，从救济式的扶贫转变成自发性的扶贫，但是也忽视了经济投入和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的系统观研究侧重于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教育扶贫的功能应该如何去协调和整合资源配置。然而，怎样设定一个有效的区域评价体系去评价教育扶贫的效果，有没有一个确实可行的实证研究能证明教育扶贫的系统整合能起到反贫困的作用，目前还未得见。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它受地区自然条件、历史起点、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对于哪种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学界关于贫困的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就是这一矛盾的现实反映。不可否认，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方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贫困总是以一定的规模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结构解释必然会包含着文化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同时文化取向的贫困文化解释又或多或少带有制度的约束因素。[31]可以说，教育扶贫的提出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使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适应，如何处理教育扶贫与教育致贫的现实矛盾，教育的扶贫功能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上述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显不足，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讨。 2．研究过于宏观，缺乏对扶贫客体的微观关照 我国目前的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从扶贫主体的角度来探讨。按扶贫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教育扶贫作以下分类：1.政府主导型教育扶贫。例如，我国自1995年开始在贫困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工程，希望通过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来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关的研究较为注重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投入的经济效益等方面。[32][33]2.基金主导型社会资金扶贫。比较典型的是“希望工程”。可以说，“希望工程”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教育扶贫的过程中，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享受到教育。但是，如何达到扶贫的真正效果，在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3.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教育扶贫。2001年10月30日，中国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国际扶贫会议在北京发表了《中国NGO反贫困北京宣言》，政府、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到扶贫过程中来。相关研究如陈美招等对国际NGO教育扶贫行为的分析。[34]也有研究者从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把扶贫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救济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直接向扶贫客体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粮食、衣物等物资或现金，以帮助贫困人口，也称“输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通过投入一定的扶贫要素（资源）扶持贫困地区和农户生产自救，逐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扶贫行为方式，也称“造血式”扶贫。[35]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扶贫主体或是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政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扶贫效果等方面；而很少从贫困人口自身的角度去探讨，如贫困人口的生存技能需要、生存环境、人文关怀和向上流动的渠道等方面，研究上缺乏微观层面的深度关照。 3．注重宏观政策研究，缺乏微观实证研究 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制度不健全、资源匮乏、科学技术落后，以及人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等，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去思考；但是贫困地区之间也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以共性涵盖个性的研究也有失偏颇。目前，从教育扶贫的宏观研究到教育扶贫的方式和方法比较，再到教育扶贫区域的问题和现象研究，试图从小的社会环境中去探索教育扶贫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用实证的微观视角去探索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最佳模式，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如金俊峰对云南山区“开发式”扶贫模式的研究[7]等。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太少，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值得借鉴的、评价效果良好的教育扶贫模式。 4．缺乏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的综合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对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还是在国外扶贫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开展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力资本等多元角度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我国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和效益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从学术界和整个系统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学科衔接不紧、研究不全面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很多研究者局限于特定的学科视角，遵循该学科的方法和调查方式，忽视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大多数贫困者的深度观察，不能全景式地反映其贫困的过程，显得研究结果生硬而表面化。我们要做好教育扶贫研究，必须要理清地区贫困的内在根源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探究教育扶贫的形式、特点，还要做好充分的实证研究，从多学科、多角度去比较不同形式的教育扶贫模式，总结出具有共性的规律，把教育扶贫理论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以切实保障大多数贫困者的利益。 四、教育扶贫研究的反思与建议 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状态，已经不再单纯是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的问题。由贫困所派生出的新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目前学界对教育的扶贫功能已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对如何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怎样将之转变成实践中的公共政策还有待深入的探讨。贫困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社会现象，各个地区的贫困问题又各有差异，“一刀切”的扶贫模式难免会顾此失彼。笔者认为，教育扶贫研究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延伸。 1．将贫困发生机制纳入教育扶贫体系进行研究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经济制度、地区文口素质、地域自然条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贫困的结果；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一个社会的空间场域中达到一种静态平衡，使得贫困的恶性循环在贫困地区延续。正如康晓光所说：贫困的根源是由复合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过程。各种因素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其中存在众多的反馈回路。区域性贫困陷阱就是各反馈回路相互耦合形成的网络系统，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使贫困成为区域的持久状态。[36]笔者认为要达到扶贫的效果，就需要打破这种静态的平衡，把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贫困地区真正致贫的原因是什么，并以此作为扶贫政策的出发点，构建系统的教育扶贫模式。如图1所示（图略），教育扶贫体系的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扶贫机构。它们在外部政策的环境下，分别作用于处于贫困环境中的扶贫对象，通过外部因素影响其内部自身的变化，并达到教育扶贫的目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研究还存在脱节的现象：一是对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二是针对教育扶贫体系的构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三是现有理论基本都强调了政府在教育扶贫中的主体地位，而对于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扶贫机构在扶贫体系中的职能如何进行分配，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2．教育扶贫政策应注重教育结构的改革，使其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 教育扶贫作为一项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行为，有必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探讨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林乘东曾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都存在贫困现象。贫困问题要在一定政策条件的配合下才有可能缓解，但不能杜绝。他提出：1．要改变目前的教育体制结构，加大职业教育的投资比重，凸显职业教育的地位；2．把教育投资并入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3．采取一种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入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人口倾斜。[5]其重点是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来实现教育的扶贫功能。但在微观的实践层面上，各个贫困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撑。笔者认为，在贫困地区还要考虑两个条件：1.教育扶贫政策是否契合贫困地区的文化环境和实际需求。目前，很多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把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整体搬迁到县城集中上学，通过加大教育的投入使贫困人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同时也使得很多贫困家庭因为上学路途过远和教育成本的增加，辍学率反而有抬头趋势。这不仅伤害了贫困地区人口参与教育的热情，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使得教育扶贫适得其反。2.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是否适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教育扶贫不仅要把教育投入纳入到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中，还要考虑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适应关系。教育要契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地区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保证受教育人才的充分就业，这样才能发挥教育的社会效益，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虽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贫困现象难以杜绝，但如能在一个小的社区、村庄的实证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也能为教育扶贫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3．教育扶贫政策应着眼于扶贫客体的真正需求 贫困地区最大的教育矛盾在于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成本和教育机会满足不了贫困地区人口对教育的需求。要想改变教育扶贫的现状，就得围绕贫困人口真正的需求去制定政策。其一，加大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的家庭负担，建立多渠道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增加政府投入比例，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增加贫困人口的教育补助，让贫困人口不再由于高昂的教育成本而选择辍学。其二，建立国家农村教育扶贫专项资金，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农村教育扶贫经费的来源。目前，一些地区采取了教育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但是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应急性和局限性。应该建立一种长效的扶贫助学资金来保障贫困学生求学。其三，在加大教育基础投入的同时，注重教育扶贫的效率。一般而言，农村义务教育能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启蒙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能对教育扶贫效率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既能促使贫困人口向上层流动，又能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增强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因此，要发展多层次的教育，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其四，深化教育扶贫模式的研究，以教育扶贫为主，多种扶贫方式并举。目前，针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还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可供参考。教育的扶贫功能可能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但是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不同扶贫方式的互补。建议把输血式扶贫、移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纳入教育扶贫模式进行系统研究。 4．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要转变观念 自我国实施教育扶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往的教育扶贫观念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转变。其一，从最初的道义上的扶贫转变成制度性扶贫。以往的教育扶贫只是一种提倡，倡导人们帮助贫困地区人口改变教育状况，捐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的教育扶贫已经成为各个地区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和硬性规定。其二，从以往的救济式扶贫转变成造血式扶贫。救济式扶贫造成了一些贫困地区人口依赖救济的思维惰性，思想上不愿争取、安于现状，等待救济成了一种生活上的依赖；现在的教育扶贫注重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鼓励贫困地区人口参与到摆脱贫困的项目中去，让其学习知识和技能，自食其力。其三，扶贫重点从贫困地区转向贫困人口。以往的做法主要是将扶贫资金拨给贫困地区政府，让政府去开展扶贫项目。但是，由于管理监督机制的缺乏，出现了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现象。现在的做法是，对教育扶贫资金进行分类：项目资金发放到政府，并建立专项资金账号；个人资金以实名发放到个人户头。这样就保障了教育扶贫资金的有效使用。其四，由区域性教育扶贫转变为阶层扶贫。以往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地理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在城镇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贫困人口，如市场竞争中淘汰的无业人员、身陷残疾而无法务工的人员、没有收入来源而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员等。其五，从单一扶贫向综合扶贫转变。贫困问题已不再单单是经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需要从不同的侧面去思考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37]教育扶贫观念的转变是顺应贫困发生的新变化，也是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的应然之举。 总之，教育扶贫研究还在实践中不断前行。本文只当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以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理论和模式。 参考文献： [1]Oscar 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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