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为改革而生的理想主义者永远不老 “啊？你说什么？声音请稍微再大一点！”面容清癯的刘道玉侧着头，用右手附着右耳大声说道。 4月22日，由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研讨会为期一天，年近八旬的刘道玉在会场认认真真地端坐了一天。无人知道，右耳已失聪多年的他究竟听清楚了多少发言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只要在瞬间凝望一下这位紧锁眉头、面部神情严峻而忧郁的老人，一种尊敬、感动与痛惜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便油然而生。 再有几个月，刘道玉将正式进入他生命的第八十个年轮。他的学生和朋友早早开始串联，想筹办一个别具一格的祝寿活动向这位“永远的校长”表示敬意。但刘道玉婉言谢绝了。盘旋在他脑海里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在80岁之际再动笔写一本题为《理想大学》的新书，“作为这一生的收官之作”。 从1977年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与向邓小平建言“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开始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刘道玉命运坎坷，起起伏伏，但没有人能否认，他是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话题。 教育改革的“出头鸟” 刘道玉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是改革开放给他带来的幸运。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新华社一条带有黑色电头的消息：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试行厂长责任制，经济特区在沿海地区创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出台，胡耀邦总书记“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名言响彻神州大地。 被冠以全国最年轻校长之名的刘道玉没有辜负这改革的时代。他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以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为改革动力，在教学领域积极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第一个在全国推出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制和贷学金制等，使武汉大学一时间成为积聚青年才俊的高地、“教育改革的深圳”。当年许多的改革创新之举已成为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基本制度。 不仅仅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刘道玉还给武大和高校带来一种全新的校园风气和文化氛围。著名教授易中天谈到他那个时期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感受：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由此可以理解刘道玉为什么被武大学生称为“永远的校长”。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 历史总是经常会表现出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1988年春节前夕，年仅54岁的刘道玉突然被宣布因年龄原因免去武汉大学校长的职务。本想大干一场的改革者一时失去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其痛楚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刘道玉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教育改革的追求。 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立志进行教育改革的刘道玉，已看明白了体制内的公办学校没有独立自主的办学权，不可能出现理想的试验田，因而谢绝了去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任职的机会，一方面开始腾出精力来撰写他计划已久的“创造教育三部曲”，一方面把目光投向民办教育。 1994年，刚刚写完自述——《生命六十始》不久的刘道玉，怀着一种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喜悦之情，出任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长。 有人奇怪，一个堂堂的大学校长为什么要转过身来做小学校长。大学是出科学家的，中小学是出教育家的。苏联一个流行说法曾深深地影响了刘道玉。出于对教育家的崇拜，对改革事业的向往，他在《办学情怀》中抒怀：从教育英数十年，双鬓斑白不甘闲。借得改革春风雨，躬耕一方“试验田”。教育改革，成了刘道玉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 为了倍加呵护这块试验田，刘道玉将自己从社会中募得的15万元交给学校，还赠送了800本个人藏书和收集的20多本各国精美的画册给校图书室。这期间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最大收获就是“创造教育三部曲”的出版。《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概论——谈知识、智力、创造力》和《创业与人生设计》，是他在武汉大学10年教育改革的理论总结，同时他还把创造课直接开进了中学生的课堂。 摔倒了，爬起来还要往前走 2001年夏季的一天，在好心学生的暗中帮助下，刘道玉夫妇从武大校园悄悄搬进了华中科技大学紫菘公寓一套尚未装修的毛坯房。夫妻俩与世隔绝，终日只能相对而坐，境况极为凄凉。 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来避难的。2000年底的一天，由于投资人私自携款潜逃，办学近6年、已具相当规模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被迫关门了。接着，数十名学生家长到学校要求退还学费，时常还有上门讨债的汽车直接就停在他们的家门口。 刘道玉上当受骗了！在学校最后一次教师和干部会议上，心情沉重的他当着大家的面失声痛哭，他为之奋斗了5年的一套办学理念和改革举措，不得不随着“试验田”的辍耕而停止，他所承担的创造教育实验研究课题，也不得不半途而废。而他的身体，也因为两次住院、两次开刀变得每况愈下。有人评论说，刘道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在年近古稀之时遭到暴风雨般重创的刘道玉还能何为？ 虽九死而不悔的刘道玉没有倒下。2005年秋天，在位于北京长安街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携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刘道玉，受到了武汉大学在京学生最热烈、最热情、最隆重的欢迎。 这本自传的写作，大体上用了一年的时间。此时的刘道玉由于疾病的困扰，不仅写作进度缓慢，而且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脑梗塞的后遗症，使得他右手写字颤抖，必须着力方可使字形可辨。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以积极的进取心学会了使用电脑。他不仅用心为自己写传，还用心给他的学生写传，题为《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实践与理念》一书在国内外出版。 由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转为批评者 公办教育体制不愿再碰，民办教育改革实验夭折，过了人生七十这道坎后，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事业似乎已暗淡渺茫，历史注定不会给他机会了。 热爱教育、钟情教育的刘道玉不因年龄而止步，他很快实现了新的转型，由当年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转变成为教育改革的评论者和批评者，开始用思想和声音来影响中国的教育改革。 他密切关注着中国教育的风雨变幻。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问题、关于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问题、关于怎样根治大学学术腐败的问题、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等众多重大问题，刘道玉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教育家的专业眼光做出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经《南方周末》发表后，上百家网站转载，网友评论5000多条。媒体的调查问卷表明，90%的人支持意见书，这广泛唤起了人们的教育改革意识。 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刘道玉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提出有必要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对学校办学的得失、大学精神进行“严肃的反思”。此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刘道玉再一次以教育改革家的形象赢得社会的尊重。 勾画心中的《理想大学》 大学是为理想而生存的。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致与会者的邀请信中，刘道玉这样表明心迹：余年近八旬，且右耳失聪，右手已不能书写，基本上是一个残疾的老年人。但我不甘寂寞，心中教育改革的炽热之焰未灭，追求理想大学的情结仍没有消失。于是，准备积个人30多年的经验、教训、学习心得和未来大学教育的期盼，着手撰写《理想大学》一书。 在研讨会开始之前两天，刘道玉关于《理想大学》的写作提纲已经修改了第三稿，雏形已见。这份写作提纲，让人们看到一个至死不渝的教育改革者的最高理想。 任何一所理想大学都是个性化的。刘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学的基石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和创造不止。 马云在谈创业时的一句话很适合解释刘道玉在武大的经历：“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刘道玉就是在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重重地跌倒了。 他的一些学生说，看到刘道玉，让人想起夸父、愚公。愚公命好一点，感动了两个神仙帮他把大山搬走；而夸父则牺牲在追逐太阳的路上。 有人说，刘道玉是个悲剧性人物，钟情改革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人说，刘道玉是过时的人物，不甘寂寞不过是为了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而对于年事已高、几乎丧失听力的刘道玉来说，闲言碎语已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眼前即将动笔的凝结自己教育改革教训与心得的《理想大学》！刘道玉心里很清楚，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在有生之年很难看到，所以，他想到写出自己和身边教育资深人士的理想大学。正如司马迁形容《史记》，可藏诸名山五百年，等待后人的发现。《理想大学》是他给自己暮年生活的一份礼物，是留给当代人的遥远曙光，更是留给未来，曾经的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不屈追寻的历史背影。 钱理群： 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易中天：给大学教授划底线是建理想大学的第一步  本报讯（记者谢湘）近日，在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发起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论会”上，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对自己的老校长兼伯乐刘道玉建言：要追求理想的大学，首先要给大学教授建立底线，进而影响社会并给社会一个底线。 因为“当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你跟那放三聚氰胺、苏丹红的，做毒大米的，能谈什么理想？什么信仰？” 在他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教授聘任，一是职称晋升。 理想大学的教授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在易中天看来，应该从人品、学问和身体三个方面去考察。 身体是最次要的条件，体检就可以了，只要没有传染病，哪怕是霍金也没有问题。 人品问题，不能像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样搞量化打分。易中天认为，教授必须要有底线，讲职业道德。 他解释：“公德不能不管，私德可以不问，但是要有底线：你一个教授和学生争女朋友，不可以吧？你在课堂上骂学生王八蛋，不可以吧？这就是底线。” 而职业道德问题可以通过学术方式来解决。底线就是不剽窃、不抄袭。他形象地批判了量化考核下的大学教师是怎样丧失学术底线的。“现在的大学就是养鸡场，天天数你生了几个蛋，没完没了让你填表，然后问你为什么没生一个创新型的蛋。这怎么生得出？” 易中天回忆，他刚进武汉大学时，胡国瑞先生、吴林伯先生、刘禹昌先生和他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不准写论文”。在社科领域刚入门的人没有资格写论文，“你才读了几本书，那些线装书你读完了吗？会读了吗？” 所以学问方面的考察，易中天主张一本书主义。 易中天看重制度建设，他认为筛选人才、晋升职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今后的大学校长中能出蔡元培，或者所有校长都有像刘道玉一样的眼光和水平。 理想的大学申报职称或申请职位，只需要一件代表作，而且不准说我有著作等身。“又不是卖大白菜的，讲什么堆头啊！只用一篇代表作，最多三件”。 第二，不论是评职称还是晋升，代表作要说明它在学术上有什么意义及贡献和创新，而且还要按照谁自述谁举证的原则提供相关证据。 第三，评议。易中天认为匿名投票意味着不负责任，他很赞同郑也夫先生设计的糊名制。实名，但是不宣布，把名字糊起来，给一个解密期，所有的评委评审人、投票人都必须签名。而申请人要作一次全系师生可以自由参加的学术演讲，进行校园网络直播。演讲完有互动环节。评委、学生都可以提问。答辩要组织一个答辩委员会，全系全体正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还要邀请外校同行和本校的非同行参加组成评审委员会。 学者感言： 朱永新：对刘校长崇敬景仰已久，一个年近80岁的人，依然能像年轻人一样，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改革的冲动，充满着壮志未已的情怀，这使我想起了精卫填海的故事，自己永不停步勉力而行地去创造，的确是有些悲壮而美丽。尽管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但总有一些人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比如像刘道玉校长、朱清时校长，一些在一线工作的中小学老师，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 易中天：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杨东平：今天听刘校长讲理想大学，激动人、感染人。在历经磨难之后，刘校长对中国教育的未来还依然充满这样高昂的理想，还身体力行地去宣传、去改变，这在我们的社会是一种难得的稀缺资源。刘校长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要写一个高等教育改革的规划纲要，面面俱到，怎么考评录用、怎么教学科研、师资管理等等，甚至这样做可能会丧失他这本书的精神价值。他还是作为一种价值和精神的重建，拨乱反正，返璞归真，正本清源，来重申一些大学之道，将这个概念再一次加以放大，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