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章程制定过程中会遇到不少热点与难点问题，如学校与举办者的关系、党委和行政的关系、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以及学术组织内部的关系（学术治理结构）等等。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是大学章程起草过程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大学章程和系统哲学

　　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对内对外很多关系，也包含许多子系统，有很多利益相关者。同样，大学章程也是一个系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学章程虽然是大学的“宪法”，但同时也是“下位法”，不能违反任何“上位法”。有鉴于此，在章程制定中我们把工作重点之一放到“上位法”及其对应主体（即子系统）的关系处理上，力求妥善处理好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实现整体最优。

　　在工作中，我们选择系统哲学来指导大学章程的起草，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系统哲学认为世界是系统的，系统等于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之和，并且系统哲学还为此提出了最重要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即通过科学合理组合各子系统，产生“涌现”效应，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俗称“1+1>2”）的效果。例如金刚石、碳纳米管、石墨烯、足球烯和石墨几种物质都由碳原子组成，但由于碳原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组合结构不同，结果他们的性能截然不同（石墨烯、足球烯还是诺贝尔奖获奖项目）。这也启示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各种关系，完善治理结构，起草好大学章程。

　　系统哲学在处理各种关系时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针对“矛盾”关系，系统哲学强调把“对立”和“统一”综合起来考虑。因子系统组合可产生“涌现”价值，系统哲学特别强调多元共生，合作共赢，特别是要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以此为指导，天津大学在章程起草中把“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共同治理”作为学校治理结构的核心思路，在学校层面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四位一体、相互协调制约”的治理结构。限于篇幅关系，以下重点探讨党委和行政的关系、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

　　党委和行政的关系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政治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必须处理好党委和行政的关系，党委既要统一领导学校工作，又要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

　　处理好党委和行政的关系，必须正确把握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辩证统一关系。结合欧阳淞、李延保等人的观点，我们认为一方面必须坚持党委对学校工作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领导主要体现在把握学校发展方向的领导权，对“三重一大”问题的决策权和对重大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另一方面必须明确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它行政管理工作，党委必须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一般来说，凡涉及行政工作方面的“三重一大”问题（下同），原则上可由校长组织拟订方案或计划，交常(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再由校长办公会制定实施方案或由校长组织实施，同时接受党委的监督。总之，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其中，必须指出，校长既要参与常委会重大决策，又要行使执行权。

　　有鉴于此，《天津大学章程（草稿）》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天津大学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学校逐步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执行权”不同于“执行”，前者是一种权力，后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换句话说，常委会重在决定“做什么”，校长办公会重在决定“怎么做”。或者说，常委会主要负责“宏观决策”，校长办公会主要负责“中观决策”，而“微观决策”应由校领导个人负责。

　　另外，按照系统哲学，既要防止子系统孤立运行，又要防止合二为一。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防止党委和行政系统泾渭分明，甚至井水不犯河水，又要防止把二者混为一谈，因二者议事规则不同。如《天津大学章程（草稿）》中明确规定，常委会应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对三重一大问题进行决策；而校长办公会，应按照“集体研究、校长决定”的原则处理学校重要行政事务。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

　　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我们必须坚持教授治学，强化学术权力，防止学术问题行政化，同时我们也必须防止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两个子系统绝对孤立运行。按照系统哲学，当两个子系统孤立运行时，整个大系统就不能产生“涌现”效应，难以实现整体最优。

　　放眼世界，欧美著名大学一般校长任评议会等学术组织主席或重要成员。如耶鲁大学章程规定，教务长（校长）是所有委员会和其他有关教育政策或教员聘任晋升机构的当然委员；密歇根大学章程规定，校长永远是评议会和大学各治理团体成员。

　　在实际工作中，面对“2011计划”、“985工程”、“211工程”、学科建设等重大问题，也不能完全依赖学术或行政系统单独进行决策，需要二者相互制衡、相互合作。

　　因此，我们认为大学校长应该参加学术委员会，如果校长不参与学术委员会，而又要“校长负责”，也不符合责、权、利对等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考虑，《天津大学章程（草稿）》规定，学校坚持教授治学，尊重学术权力，倡导学术自由，不断完善学术治理结构；学术委员会委员由选举产生，委员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校长是当然委员；学术委员会人员组成原则、议事规则由常委会确定；学校在讨论决定全局性重大发展规划、教学和科研重大项目预决算、合作办学等重大问题上，必须听取学术委员会的咨询意见。

　　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高校一般设有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等组织或者机构。在多数高校中，这些组织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按照系统哲学，无法产生涌现效应，难以保障学术系统整体最优。为强化教授治学，彰显学术权力，急需完善学术治理结构，理顺各个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

　　目前，最需要纠正的是教学不属于学术范畴的流行性错误，从而为解决“重科研轻教学”这一通病奠定思想基础。我们认为，教学是学术的重要内容，教学组织或者机构也是学术组织。首先，从学术起源来看。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创办了一所学校，取名academy（学园）。其次，从美国经验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首次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如他所言：“学术不仅意味着探究知识、整合知识和应用知识，而且意味着传播知识，我们把传播知识的学术称之为教学的学术。”并由此在美国掀起一场教学学术运动。最后，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高等教育法》第42条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法明确教学属于学术事项。

　　关于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学术委员会可以作为学术事务最高治理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管方向、管原则、管标准”；学术委员会可以统领其他学术组织开展工作，也可下设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等学术组织，这些学术组织的人员组成原则、章程和议事规则由学术委员会确定，但具体工作学术委员会不应干预。这样，既可保障各学术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又可形成全校“一盘棋”的局面，从而进一步完善学术治理结构。（田达仁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

    《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