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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被逼走“捷径”，校园潜规则盛行—— 职称争夺战里没有赢家 本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郭哲 孙珮云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8月19日03版）一年前在某中部省份讲学时目睹的一个场景，定格成了高教研究学者周光礼教授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图画。 这是一所省属重点学校的校级职称评审，评委们要离校集中封闭评审，学校找了一辆车送，待评的人不约而同到校门口列队欢送，等评委上车时，一拥而上，给这些本是一个校园里的同事一一递上自己的名片，“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随后，周光礼教授了解到，在该校，每年一次的职称评审，这样的“欢送仪式”已经俨然成为学校的一道景观。 这背后，青年教师职称评选的重重压力之下，一些学校的校园生态随之发生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顾不上好好授课、顾不上培养学生、顾不上潜心学术，为人师者终日围绕职称指挥棒转，“职称争夺战里，没有赢家”。 逼出来的“捷径” 东北地区一所高校管理学院的赵楠教授在学校工作了近40年，他常结合自身经历，为年轻教师“授业解惑”。 近几年，他发现一个现象，年轻讲师问的最多的问题不再是学术上遇到的瓶颈，而是如何才能最快评上副教授？ 赵楠说，前些年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最近几年，这个冠以“最快”字眼的问题却被问得更加频繁。 刚开始，赵楠总是劝诫年轻人“慢慢来”。谈得多了，赵楠有了新的发现。 在那些能够快速评上副教授的人身上，赵楠总结出一条规律，在职称评审的准备阶段，他们普遍“胆子很大”。 一个必经的环节是申报科研项目开展研究，再通过论文发表完成项目结项。 赵楠发现，在申报课题时，足够“胆大”的老师会将一份申报材料投向不同等级的项目，增加中标的几率。一旦申报上国家级课题，再将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去申报省级以及更低级别的项目，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拥有国家级、省级不同课题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要做的就是将项目书换个写法”。 在发表论文结项时，也存在“一文多结”，即通过一篇论文，挂上数个项目“阶段性成果”的名号，快速完成几个项目的结题。 赵楠说：“本是保证科研连续性的措施，现在越来越多异化为谋利的手段和学术不端行为，也耗尽了青年教师的心力。” 此前媒体一篇《论文基金标注莫玩一石三鸟》的文章可以佐证这一现象。 该文披露某论文发表时竟然标注了10个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震行业科研专项基金、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子课题等都尽在其列。 科研项目、高水平论文、专利、获奖，这些晋级路上的敲门砖本该由讲师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但压力之下，“各种捷径随之产生”。 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的刘飞老师介绍，在自己的学校职称评审时，SCI论文作者和通信作者（文章的联系人）均可认同为第一作者计分，因此催生了不少“同事间的友谊”，“互挂通信作者，这样一篇论文成就了两个人”。 而他的大学室友任教的一所二本学校里，还有着这样的怪事——同一个课题，不断变更负责人，前面的人评上职称后让给后面的人。 “今天的评价标准太急功近利，违反了人才自身的发展规律。”赵楠认为，评价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指挥棒以数量论英雄，短期时间里，论文要几篇、项目金额要超过多少钱……青年教师就去向一个不断标准化、量化的指标靠拢，“顾不上好好授课、顾不上培养学生、顾不上潜心学术，为人师者终日围绕职称转，丢掉了对学术的尊重”。 在他看来，教师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积累的阶段，先厚积，才能薄发。然而现实的考量把十年磨一剑的人都毁了，十年磨一重剑，不如一年磨几把小刀，“按现在的标准，出不了陈景润”。 寻租空间巨大 “请准备3万到4万元，于今晚到新天宾馆2408房间找刘一兵教授，晚了就送不进去了。”2012年5月，一位新浪微博网友在其微博上贴出的一张手机短信截屏图，迅速引爆湖南部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潜规则”——参审老师给评委送红包早已是惯例。 事实上，在职称评审涉及的所有环节，一条灰色利益链均隐现其间。 一位教授对于论文的产业化痛心疾首，“你去查一查，网上有多少卖论文的网站，国家级、省部级、核心、权威都明码标价”。 这位教授的朋友为了评职称，在一个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光版面费就花去了两万元，“这还是认识里头的人，不然还不给发”。 武汉大学原教师沈阳的团队进行了3年多专题研究后披露的一组数据让人震惊，评职称催生论文买卖市场火爆，“中国买卖论文已形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10亿元”。 “攒书”也是一种形式。只要凑足3到5万元就可以出一本书，这就是著作，但这个著作实际的学术含金量没人关注，甚至大量充斥着文化垃圾。 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引人深思，一名编辑听培训课，某老编辑讲了编辑界内部的一个笑谈：“我是编辑我可耻，我给国家浪费纸。” 这位教授说，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只要同事不去举报，面对众多的申请者，学校也很难查出来，“没人管你论文是怎么发的，关键是发了没有，最终大家只‘笑贫’！” 申请课题也得“有关系”。 以国内某项评审为例，按程序，评审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门将材料寄给评议者，“这其实相当于知道评议者是谁了，有的老师就会比较积极地私下去活动”。 除了完成论文、课题、项目“硬指标”外，评职称还要找评委，因为评委有着绝对的权力，“你虽然合格，但评委可以认为你条件不够硬”。 东北一所重点高校的学工处长曹老师家的故事颇有戏剧性，一年前“少根弦”的经历让他后悔至今。 去年年中，同校教学岗位的爱人评副教授，认为她条件足够，曹老师就没有找评委，结果不仅没评上，还被几个熟悉的评委批评，“当领导瞧不起人，招呼都不打，还以为你们家不在乎呢！” 赵楠介绍，评选副教授一般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组成评审组。经过院内答辩后，在学校层面进行再次评审，部属高校评审权已经下放，省属高校最后还需报送省级教育部门。为了保证公平，评委名单在评审前一天下午才会公布。 “评审前，他们就在猜测谁可能是评委。”赵楠表示，由此迅速展开的“活动对象”包括：学院领导，在院里有权威的教授，甚至涉及可能退休但还有影响力的教授，“因为他的学生可能是评委”。 赵楠教授透露，怎样感谢因人、因经济能力而异，“副教授评选花3到5万元是普遍的行情”。 他同时表示，送钱的风险太大，近几年这样的现象听说的少了，现在大家更看重平时的关系和日后的表现，是长期的利益捆绑，“比如逢年过节要表示一下，平时有项目都要想着人家，如果以后人家评院长需要选票时你要冲在前面拉票”。 武汉一所高校30岁的讲师刘强说，面对生活压力和学术道德的双重拷问，周围很多同事充满了纠结，“试想一下，如果周围的人都通过花钱找关系，只有你拒绝，自恃清高，只会受人鄙夷是你自己傻”。 他也理解一些人的选择，“从投资学的角度考虑，投入一年就回来了，还终身受益，这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刘强坦承自己此前一直坚信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但也听说过无数最终“悔恨”失败的案例。 一年后，刘强也有资格评副教授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多久，“国家的未来靠我们，我们的未来靠谁呢？”
（应受访者要求，赵楠、刘强为化名） 职称指标数字化背后是高校的“学术GDP”追逐，偏离的指挥棒亟待矫正——让青年讲师不再做科研“匠人”
本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郭哲 孙珮云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8月19日03版）
听到湖南教授做职称评委开房收钱消息的那一刻，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教育学院的宋涛教授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几年前，他就听一位在外地高校任教的评委朋友抱怨，每年临评前，家里来客总是络绎不绝，都是全省托各种关系找上门来的，每次都是在家接待到凌晨三四点，严重影响了家人休息。 “存在即合理”，在宋涛教授看来，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边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评委缺乏监督，“如果不把偏离的评价指挥棒拨回来，丑闻的发生难以禁绝”。 学术GDP凸显行政化之弊 参与过多次评委工作之后，宋涛教授越来越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宋涛感觉，评审看似都由专家来完成，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按照行政化规则进行。 比如申报者发表了几篇文章，是否符合条件，打分的等级都由行政人员做好，最后发给评委的就是一张满是数目的纸，比如说一位作者发了4篇文章，出了一本书，拿了一个课题，“评委们看到的都是数据”。 打分的标准是由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决定的，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专家评审时却难以发掘，“有的地方在评审职称时，甚至只要求提供论文封面和目录的复印件”。 拿到数据之后，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评议，再根据打分定出基本排名，最后考察面试时再平衡一下。 在宋涛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很滑稽的角色，“第一是数数，第二也变成行政人员的一部分，因为平衡本身就是政治学的概念”。 宋涛认为，签字的都是学者，行政人员没有在任何一个环节签字，但这一切无法遮蔽行政化主导的“指挥棒”，简单化、指标化对待教育，而专业的学术评价则被淡化，“行政权力干扰了学术权力”。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在他看来，职称指标的数字化背后就是高校追求“学术GDP”，使“教师”变成给科研打工的“匠人”，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质，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 胥青山教授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大学目前还是在由行政部门来管。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政绩需要靠数据支撑。显而易见，申请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是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标准。而教书育人是软指标，短期内难见政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论文买卖成为一个内部公开的产业，评审拉关系、走后门，让学界人心涣散，学术道德日渐腐败。 “不是没有发现问题，是谁也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这位学者认为，学校一级的改革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面临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一方面又涉及学校的经费，改一下，不用别的，等大学排行榜一出来就坐不住了，“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站出来，不能让改革总成为下一届的任务”。 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周光礼教授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年轻老师喜欢到偏远省份高校任教，刚评上教授副教授又想方设法调走。 原来，在一些博士博士后相对稀缺的地方，可以单独给评审指标，相当于有了职称直通车，于是，很多“机灵”的人专门喜欢到这种高校工作，利用很短时间就能评上副教授、教授，再往东部和沿海地方调。 在他看来，这种荒谬的“曲线救国”背后，凸显的恰恰是当下职称评审之弊，“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指标有定数，标准却相对灵活，国内高校在职称评审的操作过程中，潜规则由此盛行，备受诟病。 有专家指出，国外经验值得借鉴。以美国为例，职称评审的标准是确定的，指标却相对灵活，由各单位根据需要来确定标准和指标，一般不受名额限制，“谁达到标准谁上，达不到标准谁也别想通过潜规则上”。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邓志祥认为，对高校教师而言不公平的一点是，教师的水平水涨船高，一般都远远高于要求，但由于指标不够，不能享受相应的声誉或待遇。 他就此开出药方，建议高校对教师采取“评聘分离制度”。 邓志祥介绍，当前高校对教师采取的都是评聘结合的制度，即学校的教师评上了副教授，学校就会以副教授的职称来聘任他；评不上副教授，就依然是以讲师的身份聘任。 在他看来，中小学已经推行的“评聘分离制度”值得借鉴，当一个教师达到副教授的资格时，就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来评选，给予他相应的评审资格，让他享受副教授的名望、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学校聘不聘任他由学校自己决定，“这样，在副教授的评选上，就减少了人为的障碍。也可以大大促进高校教师的流动”。 邓志祥同时呼吁，打破职称的终身制，让职称“能下能上”，从根源上消除职称买卖的市场需求，使学术评价回归良性生态。 邓志祥说，在现有的评价机制下，如果一个教师评上副教授，岗位、职称就不可能往下降了。这也造成了很多单位一个怪现状，讲师拼命干活儿，一旦评上副教授之后什么都不做了，照样可以在副教授这个岗位上待一辈子，一劳永逸，“严重制约了学术资源利用和青年人才的发展”。 几年前的一则消息依旧存在于青年讲师张智杰的记忆深处。 2010年7月，杭州师范大学出台“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宣告“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时任校长叶高翔说：“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张智杰期待，什么时候自己的学校也能做出改变，“毕竟评职称不应成为每天做梦都会想的事情”。 （应受访者要求，宋涛、张智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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