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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华中地区一所重点高校教师张放的生活有些不一样。 没有像往年一样备课做教案，实验室的工作也开始收尾交接，32岁的张放需要打点行装，告别妻子和两岁的小孩，前往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 5年前张放在这所985高校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发了6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参与过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和973计划项目——初评时，学院一位老院士对此项目赞不绝口。 本以为今年的职称评审十拿九稳。让人意外的是，张放最终倒在了学校人事处的终评环节——学校评副教授的标准又变了，“今年起，没有出国经历一票否决”。 张放的遭遇不是个案。 “青椒”，是网络上对88万(教育部(微博)截至2011年底的统计)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超过60%的庞大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读20余载终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全国多所大学采访发现，随着近年来高校大扩招，加快引进年轻师资，在严控职称比例的背景下，副教授职称是僧多粥少，讲师晋升成为了校园里一场“惨烈”的争夺战。 不断长高的“职称墙”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周光礼教授的调研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的外国语学院，大约有讲师100多人，每年获得学校副教授的指标始终保持在两三个，院长无奈戏谑，要把现有老师副高职称解决，“看来只有评到本世纪中叶了。” 2012年底《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授予工作的通知》显示，依然适用1986年3月出台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博士毕业两年，就有资格评副教授。但这样的规则在高校已经不断升级，“现在能进大学的基本门槛就是博士，指标有限，评审自然‘水涨船高’”。 周光礼教授介绍，目前，国内多数高校的教师岗位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科研岗位教师、专任教学岗位教师和专任科研岗位教师。但在教师聘任上，每类岗位的考核标准并无明显差异。 而科学研究在高校也越来越受重视，发表高水平论文、出版专著、国家级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奖励等等都是其主要考核指标。 评审中不断上演的升级版则让人眼花缭乱。 以论文发表为例，从最早的要求有两篇以上论文发表就行，到论文等级不断提高，要求必须是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的论文，数量要求也在不断攀升。 张放的博士班同学在另一所高校任教，学校规定要有出国经历，考虑家里经济条件，这位同学自费10多万元去了台湾，没想到刚刚结束访问学者返校，就得到新消息：规则改成新疆等边远地区支教半年以上就行。 论文的标准也常变动。有时规定年限，今年的算，去年年底的就不算；有时变标准，今年这个期刊上发的论文属于核心，明年评委换了，又不是了。 梳理多年来副教授评定条件的变化，周光礼教授对现在的讲师们深表同情，“基本来说，如今，985学校最终通过评审的副教授，其难度已经大过了评教授。” 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2009年，张智杰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正式踏入大学讲师行列。 从农村到一线城市，从学生到大学教师，刚入职那会儿，张智杰觉得自己的人生“十分圆满”，她要做的，就是将自己近10年大学生涯学到的东西，好好“倒出来”教给自己的学生。 为此，她四处听课、向老教师求教，专门买了相关书籍为教学技能充电。 做课件，讲课，评课，布置作业，课堂测试，期末考评……张智杰将自己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教学中。 在第一学年学生测评老师的打分中，张智杰以平均92分的成绩排在院里所有青年教师的前列，“很累但觉得十分幸福”。 然而，“幸福的日子”却在一次无意看到评选副教授、教授的考评实施办法后，戛然而止。 张智杰清楚地记得，15页的考评材料里关于阐述教学成果考核部分的笔墨不到两页，剩下满眼都是“论文、项目和著作如何分级别加分”的详细阐述。 教学成果考核写在文件细则的最前面，但加分项包括：获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教材奖、教学竞赛奖、精品课程奖、优秀名师称号等。 “一个刚工作的讲师，怎么可能开设出国家精品课程或者获得名师称号？”张智杰瞬间明白，经常找她代课的同事的时间去哪儿了。 在一次与已经担任博导的师兄通电话时，对方直接“剧透”：只要不出教学事故，不被一票否决，课好课坏影响不大。 刚成为大学教师那会儿，张智杰觉得肩上担负着光荣与使命，“一面挑着学生明天，一面担着祖国未来”。 这种光荣甚至影响到了张智杰老家的村民——每当村里有人办喜宴，张家人往往都会被安排在上座。 可如今，“理想还是败给了现实”。 而今，张智杰逢人都这样告诫：“教学是良心活，但更重要的是科研。”她的主要精力也已经从教学转移到了写论文、四处求人发论文。 几年前，云南大学一位副教授坦然承认：大学教师如果想顺着“金字塔”发展，做好教学是基础，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激烈的竞争下，高校的讲师们还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学上？ 近日广受关注的清华大学(微博)女讲师方艳华转岗事件中，世界各地毕业生发来50多封共计4万余字的请愿书，有学生在一篇日志中感慨：“清华学术大牛越来越多，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却感觉是越来越少。很多老师忙发论文，忙拉课题，忙培养研究生，真正能在培养本科生上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又如此优秀的老师，很少很少了。” “墙里墙外大不同” 32岁的黄建林是中部某著名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回想一年前的参评经历，她至今觉得紧张复杂程度“堪比电视里的谍战剧”。 从一个职称到另一个职称，黄建林总感觉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私下里，黄建林把它描述为一堵墙，“墙和城不一样。围城是有人想进来，有人想出去。而翻过了这面墙，安全着陆，就没人再想翻出去”。 墙内的风景美不胜收。 首先是名，“评上副高，才能被称为专家，进入高级知识分子系列，可以在全国流动，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和社会名誉。” 更直观的体现在于利。 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工资条上的差别：做讲师时，黄建林的年薪接近8万元；在升为副教授后，年薪超过10万。 更丰富的内涵则是，有资格带一帮研究生干活，这都是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独立申报课题项目，可以成为评审专家…… 周光礼教授将之总结为“马太效应”。 一个典型的细节是，一些学术期刊编辑看文章时，要看是不是副高以上的。同样一篇论文，如果署名只是一个讲师，编辑可能看都不看就丢到垃圾筐里。 现实中，大学青年教师形容“三座大山”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教学、科研、房子，这背后，如影随形的就是职称。 周光礼教授介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从博士毕业刚入职到爬到教授职称，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加拿大，最大就是中国。 在中国，本来老师的工资就比较低，副教授是个门槛，评不上就关系到教师的生存，“不仅养家糊口不行，还会教职不保。” 两年前，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廉思老师领衔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为此写下注脚。该调查覆盖了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供职于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 该调查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青年教师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调查称，多数高校青年教师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由于生活压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方式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说起几年前学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一个故事，华北地区一位教授唏嘘不已。 一位年轻的讲师掰起手指算账，扣公积金、扣税、扣房租，一个月拿到手的钱不到3000元，所谓的年终奖要靠天收，为了养家糊口，只有没日没夜的在实验室里干活。
这位时年35岁的老师担心哪天猝死在实验室，每个月专门花600多元买了一份保险留给女儿，“说着说着，他已经潸然泪下。”（应受访者要求，张放、张智杰、黄建林为化名。）（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郭哲 孙珮云） 近5成高校教师年薪不足10万 青年教师多成月光族 来源：人民网 2014-07-10
原标题：近5成高校教师年薪不足10万 青年教师多成月光族 这份调查涉及全国84所高校教师，超过13万个样本。课题组指出，相对于这样一个知识密集型和人力资本高投入型群体，高校教师现有收入非常缺乏竞争力。 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领衔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也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青年教师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该调查显示，多数高校青年教师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由于生活压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方式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与国际同行相比，我国高校教师待遇总体偏低，学校运行经费中用于人力开支的比例偏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指出。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2009年到201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员经费占其运行总经费的61.7%，斯坦福大学为60.7%，密歇根大学为66.5%，其他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人员经费大致也占运行总经费的三分之二。而我国北大、清华、复旦、南京大学(招生办)、浙江大学5所大学的平均人员经费仅占运行总经费的36%。中国一流大学运行成本本身就低于美国研究型大学，人员经费的实际差距就更大。 一封由南京某高校青年教师写给大学校长的辞职信在网上流传甚广。信中说：“学校周围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八九千元了，远在江宁的房价也到了四五千元；菜场的肉价已到了十几元每斤。可我的工资是区区2500块大洋！” “我首先要养活自己，要奉养父母。校长先生，您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在这苦忍着，遇到一起抱怨不断，但没有人听见。”这位教师写道。 这封信引起了广泛共鸣。有网友表示，现在大学青年教师面临着“三座大山”，让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三座大山是，教学、科研、房子。 一名高校教师讲述，年轻教师收入都不高，所有款项加在一起不过五六千元，这些钱买房子有相当的难度。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办法在校外挣钱，或者是办班，或者是讲课。年轻教师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学术生命就基本上终止了。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指出，高校教师是知识型工作者，他们追求的不是高收入，而是教书育人的兴趣、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保障性的收入比例太低，会导致教师不安心本职工作，有后顾之忧。 目前，我国普通高校达2450所，专任教师队伍150多万人。据了解，有近70%大学教师的年龄在40岁以下。青年教师的收入偏低，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投入、创新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北京社会发展报告》显示，在“科技人员收入和积极性调查”一项中，高校教师的工作投入比处于第一位的医生低大约10个百分点。 李立国认为，薪酬制度其实是一种社会评价和激励机制。对于优秀教师，必须给予高薪。 一所大学的好坏、成败，最关键的是师资力量。以收入分配的杠杆提振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在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实践。 2012年，复旦为青年教师提高了岗位津贴。在这一轮津贴发放过程中，收入最低的青年教职员工，收入增加了106%。而且，越是年轻、收入低的教师，岗位津贴的提高幅度越大。 但要在整体上改变青年教师收入偏低的现状，最关键的，还是要尽快推进高等学校收入分配改革。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微博)曾于2000年下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给予高校四个方面自主权，激励高校积极探索适合本单位特点的多种分配形式和办法。 “不言而喻，我们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也不适合高等学校的基本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微博)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直言，高等学校内部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一个突出表现是高等学校的收入分配机制没有实现内外平衡，即一套绝大多数教职员工认同的内部分配制度，和与国内和国际人才市场收入机制相衔接的外部分配制度。 李实建议，为实现高等院校内部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学校需要建立薪酬委员会和薪酬协商机制。薪酬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每一个教学科研岗位确定与市场兼容的薪酬水平，对每一个教师的薪酬水平加以评估。在此基础上，引入多方参与薪酬协商机制来协调和平衡教师之间的薪酬差距。“还要建立吸引高端人才的奖励制度，如高端科技人才奖励项目等，以完善现行的薪酬制度。”(记者 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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