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孔子故里终于搭上国学教育的快车。

　　从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至今，近十年来，各级各类学校的国学教育呈不断发展之势，“国学热”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然而，与“国学热”相伴的，是多年来舆论褒贬不一的争论。

　　焦点集中在传统国学的现实意义和学生出路上。现代社会中，传统国学究竟还有哪些用处，大办国学是否会引发复古、保守思潮，进而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在现代学科体系已在国内全面建立以后，国学专业培养出的学生究竟能干些什么？

　　伴随争论，到目前为止，国内顶尖大学中，已有人大、武大、北大、清华等高校设立了国学院，提供本科或硕士、博士的学历教育，一些地方大学也纷纷开设国学班，进行学历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0余所高校建立国学院、国学研究院，包括以高等儒学研究院和书院等命名、以国学教育研究为主体的机构，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此间，高校国学学历教育经历了哪些变化？制约国学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国学的学科地位为何迟迟未能确立？而就业这一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指标，高校国学院学生又有怎样的表现？

　　蔓延的“国学热”

　　尽管已过多年，很多人大毕业的学生依然对2005年10月的一场开学典礼记忆犹新。

　　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国学院开学典礼暨揭牌仪式。发来贺信或题词的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部委领导、著名国学学者、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达27人（家）之多，亲自出席开学典礼的各级官员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教育部、重点高校，他们和文史哲领域赫赫有名的大师级学者任继愈、叶嘉莹等一起坐满主席台。

　　时任人大校长纪宝成将此形容为“兹事体大、盛况空前”。一名曾参与筹办国学院的人士告诉记者：“当时社会上质疑的声音太强烈，我们都感觉到他憋着一股气，一定要把国学院办出名堂。而把开学典礼的规格定那么高，就是国学院打响名声的第一炮。”

　　纪宝成的“憋气”来自于人大国学院筹办期间经受的舆论非议。当年4月，人大正式宣布将筹建国学院，立刻引来反对声。持论者提出种种观点，认为近百年来国学式微，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已难以跟上现代化步伐。中国高校迫切需要的，是完善和发展现代学科，而非重振国学。

　　纪宝成为此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阐述高校开展国学教育的重要性。这一场争论在当时引发轰动。在开学典礼上，他更是特意宣读了一封四川成都市民的来信。该市民自称只有中等文化，致信的目的是要说明：“下里巴人”也爱“阳春白雪”。

　　纪宝成就此感慨：“什么是大势所趋？什么是民心所向？只要你阅读过这些普通人所写的不普通的信，一定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

　　此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武汉大学国学院、山东大学尼山学堂等相继成立。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0余所高校建立国学院、国学研究院，还有很多以高等儒学研究院和书院等命名、以国学教育研究为主体的机构成立，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国学热”成为社会持续热议的话题，并从高校蔓延到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对很多人来说，幼童穿汉服、行拜师礼、诵读经典，已经见怪不怪。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黄朴民说：“人大国学院当时形成的舆论热潮，本身对‘国学热’就是一个推动。”

　　纪宝成同样把这近十年间的变化视为国学教育的一大突破。2013年1月11日，已经从人大校长位置卸任的纪宝成撰文《国学教育是一项有待提升的事业》，总结近年来国学教育的成绩，其中提到，“全国高校的国学教育机构纷纷建立，国学教育方兴未艾；国学教育的意义更加深入人心，各种质疑国学教育的论调日趋减少。”

　　国学的回归，和公众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追求有关。在社会转型期，这显得尤为迫切。“转型时期，社会心态与文化失范是正常的现象，在应对这种挑战方面，传统文化应该能够起到作用。人们可以借助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精神，借鉴前人的经验与教训，丰富处世智慧，让更多的人变得更为超越，更加睿智。”黄朴民说。

　　国学课该怎么上

　　尽管对国学的质疑之声渐少，但对身处其中的老师和学生们来说，国学专业的教学体制如何，该上哪些课，课该怎么上，始终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高校的国学教育体系，基本可以分为学历教育、培训班性质、实验班等几类。

　　以人大国学院为例，自2005年创办之初，就确立了六年制本硕连读的培养模式。“这主要是从便于学生从事研究考虑。”黄朴民说，“通常在本科的四年时间里，学生既要学习通识课程，又要学习专业课程，还要为找工作而奔波，其实很难对本专业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则采用“1+3+3”本硕贯通培养模式，本科阶段不分专业，本科毕业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哲学、文学、历史学三个专业中任选一个专业毕业，学校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硕士毕业时根据主修方向颁发相应的硕士学位。有的高校的国学院则属于学术研究机构，如清华和北大的国学研究院，它们只招收国学方向的博士生，不进行本科、硕士的学历教育。还有更多学校的国学班，属于单独设置的实验班，或者干脆属于成人继续教育范畴，不颁发学历。

　　对于开设学历教育的高校来说，系统的课程自然是重中之重。目前，在人大国学院和山大尼山学堂，它们的课程体系均以经典研读为中心。《论语》、《荀子》、《老子》等国学经典研读，都是学生们的上课内容。人大国学院还要求学生选修书法、背诵古诗词、吟诗作赋等。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的开课框架，主干部分基本来自《四库全书总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杜泽逊说，这是学习张之洞的思路。

　　“张之洞曾向初学者介绍一位‘良师’，那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他认为，把《四库全书总目》读一遍，就对国学的学术门径有了大概的了解。”杜泽逊说，“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四库全书总目》的框架是经、史、子、集四部，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学问的主流。”

　　尼山学堂的导读课包括四部中的顶尖典籍，为了让学生打好古典基础，还开设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课程。此外，出于让学生掌握全面情况的考虑，尼山学堂还开设了中国文学简史、中国史学简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学术源流等课程。

　　“这样的课程体系搭起来，我们认为中国古典学术的主干就有个大概模样了。”杜泽逊说。

　　在人大国学院，除了类似的课程体系外，还引入了“读书班”的概念。黄朴民说：“国学教育要与文史哲融会贯通，必须保证学生有足够的学习时间去研读经典。为此，学院鼓励教师在中西结合、古今融汇的基础上，开办经典读书班。”

　　目前，人大国学院已开设了5个读书班，涵盖史料编年考证、文字训诂等多个方面。国学院教师陈壁生2007年开办了自己的读书班，是人大国学院最早开办读书班的教师之一。他的读书班重视注疏。“注疏是经学研究的重点，没有注疏就没有经学。《论语》读书班就是以《论语》的四家注本为基础，由不同学生分别负责其中一个注本，在每次读书会上，学生对照注本逐一解读，并相互讨论。”陈壁生说。

　　在系统的课程体系以外，导师制、游学等方式也是各高校开展国学教育的主要手段。纪宝成认为，国学教育的内涵变得丰富和具体化，是近些年国学教育发展的成就之一：“各校国学院都根据自身的条件与特点，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学教学体系，积累了大量经验，包括教学体制的建立、教学方法的创新、国学课程的规划、师资队伍的组建、基本教材的建设、教学评估的推行等。”

　　“户口”的尴尬

　　尽管国学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很多高校来说，国学始终无法取得学科“户口”，是他们的一大心病。

　　目前，在绝大多数高校，学院通常是将某一级学科的一个或几个二级学科集中起来设立，一个学院里毕业的学生，最终拿到的学位基本都是一样的。比如，人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所学专业都属于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学，而新闻传播学又隶属于一级学科文学，所以尽管他们专业不同，但最终拿到的都会是文学学位。

　　不过，对人大国学院的学生来说，尽管他们在一个学院，最终拿到的学位却分为三种：文学、历史学、哲学学位。

　　这种和其他学院迥异的现象，凸显出国学目前的尴尬。尽管国学复兴已成大势，尽管高校研发的课程体系日趋丰富，但国学至今没有取得学科“户口”，在国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并没有“国学”这一学科。目前大学里的国学教育只能颁发博士学位，而本科与硕士学位只能根据学生就读期间的侧重点，分别颁发文学、历史学、哲学学位。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如果要搞清这种格局的肇始，那么人们可以追溯到百年前。五四运动以后，当时的一些国学研究机构借鉴西方学科分类体系，把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文化进行了分类，基本上分成了文、史、哲三大领域。”

　　“这其实割裂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国学。”黄朴民认为，“国学的优势是对各个学科的融汇贯通。虽然近代以来文史哲学科的分类有其意义，但任何一种学科都不能包办天下，国学教育与文、史、哲分科教育互补，在教学上打通传统文、史、哲分科的界限，是对现代教育一种很好的补充。所以人大国学院建立之初，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搞‘大国学’。”

　　“大国学”语出季羡林。季羡林认为，国学不是“汉学、儒学”等狭隘的国学，而是集全中国56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大国学”，“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这一论断被广泛认为是“国学”定义的一大突破。很多学者呼吁要把国学当成一个学科，要上“户口”，都或多或少基于此说。纪宝成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还有一门学科叫做美国学。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学科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我对这点很不理解。”

　　曾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纪宝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一度连续三年提出增设国学学科的建议。与此同时，尽管要给国学上户口的声音数次高涨，但同时期，反对的声浪并不小。反对者认为，现代的所谓国学，大致就是一个阅读经典的基本功问题，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一具体化，便落到了文、史、哲三个学科上，不是属于历史的课题，便是属于文学或哲学的课题，这等于说国学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具体化。

　　纪宝成等人的呼吁始终没有成效，与此关系甚大。一度有传言称，国学设立学科一事放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征求意见时，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评委反对。事实上，近年来，围绕该不该给国学上“户口”，正反双方爆发了一次次论战，此事至今悬而未决。

　　在多位高校国学院院长看来，这恰恰说明目前国学教育的尴尬。从大国学的角度看，国学还不是一个学科的现状，折射出的是现时代国学大师的匮乏。老一代的国学大师，无不博古通今。然而现在的高校国学院，大多只能进行某一部经典、某一专题的点式教学。某种程度上，这些课程确实没有跳出文、史、哲的分类。

　　“目前的国学教师，都是文、史、哲分科教育培养出来的，我们的知识结构和老一辈国学家王国维先生等相比还差距较远，知识构成和学术素养不免狭而不博、专而不通，尚难以很好地满足开展国学教育的特殊需要。”黄朴民说，“因此目前的国学教育不单单是培养学生，也是培养教师的问题。”

　　就业逆袭

　　尽管国学迟迟无法取得“户口”，但对接受国学学历教育的学生们来说，找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

　　2010年至2013年，人大国学院毕业硕士研究生125人，其中就业（含自主就业或创业）87人，继续深造38人。就业于党政机关12人；高校10人；其他事业单位24人；国有企业21人；三资企业4人；其他企业13人；部队1人；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和其他2人。按照北京现行就业率执行标准统计，国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为100%。

　　尤其是2013年，全国699万名高校毕业生走出大门，创历史纪录，号称“史上最难就业年”。而人大国学院的32名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再次飙红，除了8人攻读博士，其余24人均找到理想的就业岗位。媒体将其称之为“国学院学生逆袭史上最难就业年”。

　　人大国学院副院长梁敬芝认为，人大国学院的学生高考录取分数在全国名列前茅，有一部分是在中学即对国学有特殊兴趣和特长的生源。学院以培养文史哲通才为目标，实行六年本硕连读制和全程导师制，加之多数学生通过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机遇，外语运用能力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说，国学院的人才综合素质十分优质。”梁敬芝说。

　　人大国学院首批毕业生侯浩然毕业后奔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他认为，国学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在人大国学院读了四年，在德国还是很受用的”。

　　在德国，他发现自己不但不比国外的其他学生差，甚至有不少优势。比如在古汉语文献的利用上，为了能与国际接轨，国学院常年聘请一流专家给学生上课。在这样的环境下，侯浩然曾经在国学院陆续学过藏文、满文、蒙文、梵文、西夏文和回鹘文六种文字，“即便在慕尼黑大学也难得有这么便利的学习条件”。

　　黄朴民认为，除了名校因素和毕业生人数少，国学院就业取得这样的成绩，和扎实的教育质量密不可分，“我们借鉴的是古代书院式教育的经验与做法。现代化的教育方式，一大特征是批量生产，而人文科学的个性化特别突出，手工作坊式的路径，师徒相传的方式，或许仍有存在与坚持的必要”。

　　在侯浩然这一届国学院学生毕业流向就业市场之初，他们曾遭遇过“技术性尴尬”。由于没有列入国家专业名录，不少用人单位在用计算机自动检索应聘者简历时，仅能识别“中文”、“历史”、“哲学”等名称，而对“国学”专业则直接排除，这往往导致国学院毕业生与一些就业机会擦肩而过。

　　如今，新的毕业生们不用再为那些“技术性尴尬”苦恼。如今，在多个著名招聘网站的招聘职位里，高校、人文研究机构、新闻媒体，都明确将国学人才纳入招聘对象。文博管理、文案策划、编辑出版、汉学交流等工作也有部分职位招聘有国学背景的人才。

　　“国学所承载传统文化的精神会对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等有所批判。从长远来看，国学对职场文化建设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黄朴民说。

　　毕业于人大国学院的赵晗，他的品牌餐厅已经在北京开了10家店。2005年，本在历史专业读大二的赵晗考入国学院。2008年，他拿着父母给他买房的30万元开始创业。创业伊始，餐厅连续半年每月亏损达到10万元，赵晗咬牙顶住，终于迎来转机。

　　“看似国学与创业没有任何联系，其实不然。”赵晗说，“在国学院的学习，让我通晓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这些都是决定做人做事成功与否最为关键的因素。”

　　他最新的一家店开在了北京西单老佛爷商场。华灯初上，餐厅已是人头攒动，客人们不惜排队等待半个小时。赵晗衣着普通，很难让人把餐厅老板和国学院学生的身份统一在他身上。

　　“国学，就是无用之用。”赵晗说。

国学研究发展现状

　　就国内而言，早在上个世纪初期，章太炎先生就创办了“国学讲习所”，是近代国学研究机构的开端。后来出现了著名的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到1929年结束历时四年，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中央大学也有国学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科学院曾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学热兴起。各个大学相继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如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人民大学国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清华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国学室。

　　综观当前全球文化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已渐呈蓬勃复兴之势，尤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师大国学传播中心影响最大，其源也远，其积也厚。三家机构均以弘扬国学为宗旨，但又各具特色——北大国学研究院以学术研究著称，人大国学院以培养人才见长，而首师大国学传播中心则以传播和交流为重。国学传播中心，就是以推动国学的普及、研究、传播、交流为手段，以文化产业化、科研市场化为突破口，以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积极探索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除了高校国学传播机构外，以北京老百姓国学会为代表的一批民间国学传播机构也应运而生，这些国学传播机构是以普及国学知识、弘扬国学精萃、建设先进文化为主要职能的常设工作机构，旨在在社会范围内，在民间，积极传播华夏文化、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中国教育报》2014年7月3日第5版

国学学科建设系列访谈：国学院该开什么课?

www.jyb.cn　2010年05月24日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国学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刊自2009年12月相继发表“六教授访谈：‘国学是一门学科’”、“大学四校长访谈：‘该不该给国学上户口’”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回应大学四校长有关建议国学‘户口’再受关注”等文，从不同角度触及国学学

　　科建设问题，并实际形成有着逻辑连贯性的系列。本期就课程体系的编制，结合武汉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国学课程实践，请有关学者，对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再做进一步讨论。

　　南昌大学国学试验班本科阶段课程体系

　　(一)通识教育课程

　　(二)学科基础课程(必须全部修满)

　　(三)专业课程

　　哪些东西代表中国的学问

　　[新闻背景]在国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科学地编制国学院的课程体系,犹如为电脑编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南昌大学国学院于日前成立,在举行挂牌仪式的同时，还举行了“国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在论坛上，南昌大学国学院的课程方案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利用论坛午休的间隙,我们邀请了几位学者围绕这张课程表,讨论起来。

　　主持人(光明日报国学版梁枢):近几年来不少地方都开办了国学院或国学试验班。该让学生学哪些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史子集,茫茫烟海,究竟该从哪个地方下手?

　　程水金(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院长):黄侃先生说，中国的学问,就那么二十几部书。把这二十几部书烂熟于心,既是专家之学,也是通人之学。黄侃先生的话给我以很大启发。我想,国学班的课程设置,就应该是黄侃先生所说的那二十几部书,就是经部的《十三经》外加《说文》与《广韵》,史部的“前四史”,子部的《老子》、《庄子》、《荀子》,集部里面的《楚辞》、《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再加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

　　现在所谓文史哲的分科,实际上不外乎就是一个学术视角的问题。大家面对的材料与对象,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基于这种考虑,国学班的课程设置,就应该把这二十几部国学元典安排进去。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梁启超讲的是二十五种。《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六种,这是经部;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七种;子部就是《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五种;集部就是《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胡适之也有书目。都是孩子们的基本入门书目。

　　程水金:年前,我们到北京去拜访汤一介先生,汇报了南昌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的有关情况,同时也谈到,在国学班的课程设置上,打算开设一些西方元典的精读课程。汤一介先生当即肯定了我们的想法。他说,在21世纪搞国学,一定要把中西打通。

　　当然,无论是国学元典,还是西学名著,都以精读为主。可以说,我这个课程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元典精读。

　　在武汉大学工作时,就和郭齐勇老师有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现行的大学文科教育,长期以来都是“概论+通史”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直奔元典,让他们自己放出眼光,自己得出结论。我们的课程设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开办国学班之前,武汉大学还办过人文班——

　　郭齐勇:人文试验班。

　　程水金:对,人文试验班。不过,开办人文试验班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学科壁垒问题。

　　主持人:让学科交叉起来。

　　程水金:对。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发现人文试验班虽然可以体现学科融合与交叉的优势,而学生还是没有更多机会接触元典。

　　郭齐勇:人文试验班,教育部也是很支持的。但是文史哲三个系的课程成了一个拼盘。三个系的原理通论,三个系的概论课,三个系的通史课,垒在一起,学生负担很重。

　　程水金:垒在一起,仍然没有摆脱“概论+通史”的教学模式。于是在郭老师的倡导下,开办了国试验学班,使学生直奔元典,在这个基础上求通。所以,南昌大学国学院的本科阶段,先把这些元典读下来;到了研究生阶段,开设贯通性课程,就有了基础。如果一开始就是这通史那通史,一上来就是这概论那概论,雨过地皮湿,毫无教学效果。

　　国学是一种君子之学。所以,我们的课程体系也好,我们的教学改革也好,归根到底还是要提倡君子之学,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文情操,“敬德尊圣”的精神境界。

　　国学班培养孩子读经典也要适度

　　[新闻背景]围绕国学院课程体系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在众学者的多重话语中,编制课程体系的重要性不断被强调,与此同时,其复杂性与难度也逐渐呈现出来。

　　郭齐勇:南昌大学国学试验班的课程体系,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它的确是融贯性的,特别是对于印度学、西方学的一些基础都加入了,这个非常好。

　　主持人:武大是程水金兄的“娘家”(众笑),从2001年开始,他就在您的国学班里教课。他的课程方案里,有很多东西都是从武大汲取的。

　　郭齐勇:程老师的方案和我们的方案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小学的基础不能孤立地去讲,比如古代汉语语法之类的东西,它是可以通过读原著、读古文献读出来的。当然《说文》是要读的。我觉得小学和古文献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刚才说的二十几种书,没有这个基础是不行的。

　　我们还有请外国学者来讲学,特别是开设了西方文史哲通论通史课。这样就是一个新国学的架构。但是古文字、古文献这些基础的东西不能丢,学生一定要进入这个状态。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吧。过去我下乡的时候,老乡告诉我打草鞋,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众笑)

　　我们武大还比较强调两门外文。现在孩子们第一外语英语很不错了,我们设置的第二外语为日语,日语的量很大,要学好几个学期。当然我希望他们还能学德文、法文。所以武大在外语这一块,语言基础的分量要重一点。

　　程水金:以前还开过古希腊文。

　　郭齐勇:是啊。后来看到太多了,受不了。孩子们只有四年的时间,他要读古文献,古汉语对他们来说不异于一门外语。

　　主持人:本硕连读应该是六年啊。郭齐勇:我们还是分段的,还是4+2

　　程水金:这就是问题。六年制本硕连读的课程设置,在实际操作的培养方案中却分成本科与研究生两个阶段来做。我本想搞一个六年一贯的方案,但非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模块来做,还是把它分开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学分的限制。你看前面的这一部分(指着课程表通识课部分),占掉——

　　郭齐勇:占掉三分之一。程水金:我总共只有168个学分,前面这部分占了36个学分。

　　王长华(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总共168个学分在本科里也不算少。规定本科是155个学分。

　　程水金:是155个学分。这超出的13个学分,是我自己胀出来的。

　　朱万曙(安徽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这一看,长华就是教学管理的行家。

　　程水金:对,他一看就清楚。说实在话,我希望把155个学分都按我的设想安排为经史子集的元典精读课。可那不行啊!没办法,只好胀出一点。还有,经史子集、包括梵佛类、西学类的典籍我都是要一视同仁地开设的,没有什么“主干课”、“必修课”、“选修课”之类的区别,都是主要课程。但无奈的是,你必须要套进他这个课程类型的模块里面去。

　　郭齐勇:所以你没办法。

　　程水金:不过,课程类型的模块是个形式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学分的限制。按我原来的设计,梵佛类也有十部著作,包括姚卫群翻译的《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但由于学分的限制以及师资的问题,就把它砍掉了。

　　郭齐勇:我觉得程水金老师刚才讲的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还是要培养君子人格。我们在修习国学经典的过程中,不把它仅仅只是作为知识学问，还把它作为终极关怀，强调做人的根本与健全的人格。

　　对这个方案,我的具体想法是,作为四年的规划呢,国学班培养孩子,读经典也要适度。我现在发现经典课太多,孩子们拔不出来。所以后来我们的第二方案又适当换了一点,充实了一点“论”的课和“史”的课,加强一点哲学方面的训练、方法上的训练。“通论”、“通史”还是不可少。我们办了一个中西比较哲学班,一个国学试验班,还有一个哲学基地班。这些孩子们一比较起来,国学班的孩子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特别是国学经典比较扎实,但是你要他“论”起来,就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能“立论”,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哲学训练就不可少。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班,哪个班的学生“论”得比较好?

　　郭齐勇:其他两个班的好一些。主持人:为什么呢?

　　郭齐勇:训练方法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绝对排斥“通论”“通史”,“通论”“通史”有它的合理性,它归纳的条理性,短话说长这是分析,长话说短这是综合。还有他的问题意识。当然通过原典的阅读,问题意识也会很强,但是担心孩子们会沉溺在这个里面拔不出来,淤进去了。

　　另外我们读经典也要用西方的古典学的方法,除了小学基础,义理、辞章、考据三者的结合之外,还是要用一种现代方法来解读,吸取西方汉学家和今天水金先生讲的“融旧开新”,用一种新的东西来把它提升。个人认为这个方案很完备,只是提这样一个小的建议,还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慢慢的摸索吧。最近,我请于亭老师来做我们国学院的副院长,他专门抓本科,他也是在哈佛受过训练的。

　　郭齐勇:我们就请他来重新修改第三套国学试验班的本科方案,你这个东西我也拿回去做参考。

　　程水金:到时候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主持人:版权问题就免了。(众笑)

　　不能脱离元典去讲概论,那样讲概论没用

　　[新闻背景]这场访谈是在“国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会场的一角进行的。不知不觉,一个中午的时间在几位学者的话语间过去了。很快,参加下午论坛的学者们陆陆续续走进会场。看到这边谈得起劲,很多人都围拢过来。

　　王长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培养方案,应该说想得很周到、很细。但是从一个教学管理者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很满,东西很多。从操作的角度来说,要考虑实施起来有没有困难,能不能做到。比如说,小学类里面有《说文段注》,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买了一套,老实说那时候我真是看不下去,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要让学生把它作为一个必读的书来读的话,可能一个学期都不一定解决得了。

　　在西学类里面,《小逻辑》,名著。我想这是个问题:中国的哲学家,有多少人把它弄明白了?多少人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弄明白了?

　　郭齐勇:能把它读下来很难,很难。

　　王长华:刚才郭先生讲概论的东西也不能完全排除。

　　郭齐勇:不能没有。

　　程水金:我是想通过这种元典精读把概论灌到里面去讲,以这个元典作为依托,不能脱离元典去讲概论,那样讲概论没用。

　　王长华:也就是在讲元典的过程中讲概论。

　　程水金:对。不然只是读就是了,不需要老师来讲,老师讲什么呢?

　　王长华:是的,老师来讲那些东西就是累赘,起不到作用,你不一定叫概论,叫导读。

　　王长华:把小学的东西,包括语言学的东西,包括语言学史的东西,也给他贯穿进去。

　　程水金:我的考虑是,把这些经典读完了,那概论就不是问题,他自己找本书来看就够了。我的这个课程设置,前4年是打元典基础,后2年是打通。

　　朱万曙:第一,我赞成长华老师包括齐勇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方案实现起来有一定难度,可以做一些调整,开的课程稍微适当地压缩一些。这么多元典,本科四年,包括他“高中后”的思维方式,以他已有的知识平台,他能不能接受、消化,确实是个问题。

　　第二,实际上现在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就业,学非所用,是很正常的事情。从就业的角度讲,现在的国学学科,我倒是觉得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因为这些学生并没有专学中文啊,历史啊,哲学啊,他把它们融汇了。他以后的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很可能大于某个单一专业学科的适应能力。这是面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就业市场来说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的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很可能会慢慢地在本科阶段真的要走向融合了。它不融合,学生的综合能力就不强,因而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就弱,他的能力是单一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国学这个学科是有发展前景的。

　　第三,刚才郭老师讲到他们有英文还有日文,程老师你追求的是涵化中西东这样的目标,那么你的课程设置里面外文这一块能够体现得更充分一点,会更好。

　　第四,刚才郭老师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读了这么多元典,实际上是一个接受,接受了以后必须要转换啊,转换了以后他要能够表达。所以我倒有个建议,我是安徽人,我觉得可以把桐城派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至少可以作为一个选修课。所有的文体,包括应用文,它里面都有。这样可能对最后学生出炉的时候能力的提升会有好处,而这个古文辞本身也是咱们国学范围之内的内容。

　　郭齐勇:钱宾四先生是很重视《古文辞类纂》的。

　　朱万曙:有先生讲,文章在清朝,是靠桐城派给撑起来的。甚至到了曾国藩讲经世致用,他是把经济与义理、辞章、考据并列的。这对学生能力的转换,会大有好处,我就说这几点。

　　主持人:刚才你说要调整一下课程。你觉得哪些课应该调整?

　　朱万曙:我觉得在本科阶段,比如说《史通》,就可以暂时放一放,比如说《荀子》,在诸子里面,也可以暂时放一放。先讲《老子》,《庄子》,因为难度比较大,学派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主持人:谢谢各位，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