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呼唤理想主义和求索精神——对话陈平原

　　新华网北京5月3日电（记者任沁沁）“五四”，一个时代转折的节点，一种精神力量的地标。96年间，我们一直纪念“五四”，从未停止过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探寻。

　　新华社记者日前对话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请这位倡导“人间情怀”的学者谈“五四”精神的当代启示，以及当代青年的责任。陈平原著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新华社：“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6年了，我们每年都要纪念“五四”，为什么？“五四”对今日中国有什么影响？

　　陈平原：1919年5月，运动还在进行中，北大教授及学生就在南北报刊上发表总结性文章，为“五四运动”命名，且大力表彰“五四精神”，如顾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罗家伦《“五四运动”的意义》、张东荪《“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等。第二年起，每年“五四”前后，北京学界及媒体都会组织专门的纪念文章。1939年陕甘宁边区将“五四”确定为“青年节”。新中国成立后，将纪念“五四”上升为重要的仪式。

　　我撰写《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目的是让“五四”的图景在年轻人的头脑里变得“鲜活”起来。在此书英译本序中，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认真对话的，还是“五四”。

　　虽然“五四”之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

　　新华社：中国的大学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之间，有什么关联？当今大学，应该怎样承继这一传统？

　　陈平原：几乎从一开始，北京大学师生就主动认领了这份光荣，即便是国民党当局强力压制下，也都每年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这么说，“五四”确实是北京大学的“精神烙印”。一代代北大青年学生，不管做得到做不到，都会高举“五四”的旗帜。可另一方面，这一论述略有偏颇：即便局限在5月4日走上街头抗议的3000大学生也都来自不同学校；北大学生是整个学潮的积极推动者，但不能独占这份荣耀。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能在如此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深刻影响其进程及方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如此机遇，岂是多少科研项目或诺贝尔奖得主所能比拟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北京大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超过世界上很多一流大学。”

　　我承认，目前中国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水平无法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但我反对因排名靠后而丧失自尊与自信。在我看来，大学不仅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成果及学术大师，还应该有批判精神与思想力量，能够主动介入当下中国的社会变革。

　　新华社：那一代青年引领一个民族走上现代化道路，也为民族发展提供了新的精神元素。当代青年面临的时代条件与“五四”时期有何不同？当代青年如何承继“五四”精神，超越自身的不足？

　　陈平原：学界论及“五四”运动，多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名家说起，这自然没错。可有一点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

　　毫无疑问，今天青年所面临的处境，与“五四”时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褒贬抑扬，均不能生搬硬套。还是从“五四”说起——名为学生运动，指引方向并提供思想原动力的依旧是“导师”。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一代逐渐成长，在长辈搭建的舞台上纵横驰骋，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师长一辈（无论政治、学术还是文学创作）。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不该用眼下正在学校念书或刚刚走出校门时的表现来评价一代青年的得失，借用毛泽东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第二，年长的一辈应追问自己是否为后来者搭建了更好的舞台，而不是抱怨“一代不如一代”。

　　新华社：恩格斯说，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大变革时代，社会流行价值似乎发生了一些偏差，有人认为实利战胜了理想。我们应该回归传统，还是面向未来？

　　陈平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责任与命运，有时强求不得。生活在风云突变的时代，青年因其敏感与胆略，容易脱颖而出；而太平年代的青年，一切按部就班，施展才华的时间相对推后，表演空间也明显缩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五四”时期的英雄，放在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期研究“五四”新文化，且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潮流的激荡，我对当下青年的世俗化倾向有深刻的体会。但另一方面，我对此并无苛责。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不再“仰望星空”的说法，我不太认同；以我在北大教书的经验，青年学生依旧是最具理想性的群体。

　　谈论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之所以有那么多负面印象，与传播媒介与发言姿态有很大关系。任何时代，先知先觉、精英分子、高屋建瓴、献身精神，全都只能属于少数人。我们阅读历史文献，得到的是那些有能力发出声音且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人物；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全民借助网络发声，各种“奇葩”说法层出不穷。若你以为网络上的言论便代表主流民意或中国未来，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借用鲁迅“中国的脊梁”的比喻，今日中国，依旧“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里包括无数可敬可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