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调查以竞技运动员为主要调查对象，关注与竞技运动员息息相关的两大内容——竞技水平与退役职业转型，重点从体育职业特点和人的发展及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角度，审视了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出路，整合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可操作性建议——　　

教育促运动员竞技水平提升与职业转型

南京少儿艺术体操队队员在体校启蒙教练指导下进行训练。CFP供图

　　■李自成　　 

　　体育反映了一国的综合实力，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意义非凡。然而，当今运动场上，竞技者取得好成绩再也不像以往那样，仅靠艰辛的训练和蛮干，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训练和竞技者的科学素养。科学技术本身是运动训练及竞技发展的基础，科学素养更是运动员理解运动原理的基础与进行科学训练的保障。　　

　　由于体育竞争的残酷性，能够成为奥运冠军、体育明星的运动员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人由于各种原因只能成为金字塔的底座和基石。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训练场和赛场，错过了最佳的学习和深造机会。当前，计划经济时期运动员通过政策性安置实现再就业的做法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加上运动员自身文化水平过低，专业技能有限，因此很难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位置。　　

　　在新形势下，尤其是人才分类培养、专业学位教育大发展、后奥运竞技体育向大众体育转型期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之际，探讨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竞技运动员竞技水平及职业发展的关系恰逢其时，具有双重意义。这既可以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与运动付出的比例，避免不必要的训练伤痕，也能避免他们退役再就业时因教育的短板而导致就业难，制造退役运动员“领奖台背后的辛酸”，从而整体上实现人的发展。　　

　　本调查以竞技运动员为主要调查对象，关注与竞技运动员息息相关的两大内容——竞技水平与退役职业转型，重点从体育职业特点和人的发展及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角度，审视了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出路，整合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可操作性建议。　　

　　1 基本现状分析　　

　　竞技运动员及体育从业人员现状。截至2009年，我国体育系统从业人员近16万人，分布在竞技、管理及产业等领域。其中，运动员2万多人，教练员2万多人。这些从业者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以2006年为例，我国共派出体育团体3669次，体育团体人数达22835人，在弘扬我国体育精神及促进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每年还有大约10%的运动员退役，更有一大批没有达到一定层次而转型的运动训练者。　　

　　专业学位教育现状。在行业分化和细化需要专业型人才的今天，行业间的合作与积聚又呼唤复合型人才。正是在这个特定时期，国外发展非常成熟的专业学位教育在我国迎来了春天。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调整人才培养结构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点。2005年，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应运而生。目前，该专业学位共设有体育教学、社会体育指导、竞赛组织、体育训练等4个招生领域。截至2011年，全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已达68家，年招生数近4000人。实践证明，体育硕士培养单位已成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体育专门人才的有效渠道，对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理论研究滞后。国外在体育理论方面研究较早也较为深入，世界上第一本运动训练理论专著是德国人哈雷写的，而当时我国的现代运动训练理论还没有起步。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并开始组织运动训练活动。那时，没有系统的训练理论，只是学习苏联单个项目运动的训练方法。“大跃进”以来，实行“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三从一大”策略，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一些成果和进步，但在理论上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与局限。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3年，以中国运动训练学会组织出版的《运动训练学》一书为标志，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现代运动训练理论体系。目前，我国的体育理论研究仍然偏向于归纳型，而非理论引导型。　　

　　竞技体育机制与惯性思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体育也是如此。为了尽快赶上差距，加上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学习了苏联的举国体育制度，成立了大量基层体校和各级体工大队。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属于军队系统，带有浓厚的服从命令要求和封闭式生活痕迹。上述举措加上层层输送选拔运动员的途径，基本构成了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这在计划经济年代几乎各个领域都实行“举国体制”的背景下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显示出了显著优势。然而当前，我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体育不需再承担体育以外的使命，体育机制改革时机已经具备，但有时候有些地区还存在举国体制的惯性思维。　　

　　运动员文化水平偏低。在国外很多国家，竞技运动员或来自适龄学生，或来自社会各领域的工作者，他们参加体育赛事往往是临时性的行为，如英国足球队队长基冈“米奇老鼠”是一位歌星，丹麦门将尼里斯则是一位物理学家。在美国，没有专门的体育院校，高水平运动员广泛分布在大学里，许多奥运会选手和奖牌得主都是在校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然而，体制原因导致了我国运动员整体文化水平偏低，运动员文化水平不尽人意，社会上甚至有“我国运动员在50年代是大学生，60年代是高中生，70年代是初中生，80、90年代则成了小学生”的调侃。我国的教练也往往是体校“科班出身”，对运动员的培养无论从自身经历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都不自觉地选择重“训”轻“教”。　　

　　社会发展需求与现实矛盾。研究表明，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人均GDP3000美元时，发展竞技性体育成为必然选择，此时金牌代表着一座城市的体育水平；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需求开始显现，全民体育运动的开展必然受到重视；而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上时，体育就会成为生活质量、人格完善、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我国部分区域人均GDP迅速超过5000美元时，一些调查却发现：学校体育场地和设施虽已作好了充分准备，但体育消费品种不足，人们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竞技体育和金牌，而转向了大众体育，高层次体育专门人才难以满足广大市民对高质量健身运动和体育文化的迫切需求。目前，即便在中小学任教的体育教师、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专门人员，拥有硕士学位的比例也非常低。　　

　　竞技运动员职业发展前景不佳。首先，金牌构成结构不理想，奖牌得奖率降低。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了51枚金牌，但是在田径项目上却没有金牌入账；“三大球”项目的6支队伍仅获得1枚铜牌；在游泳、自行车等项目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在棒球、垒球、水球、手球等项目上，薄弱的群众基础让人难以看到突破的前景。51枚金牌中的39枚来自举重、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女子柔道等传统优势项目，占金牌总数的80%左右，而这些项目无一例外是中国竞技体育通过“举国体制”比较容易取得成绩的项目。在一些职业化项目上，我国仍缺乏整体竞争力。另外，从1984年以来，我国获奖数虽然逐渐增多，参赛运动员比例却从1992年至今逐渐降低（参见图1）。　　

图1 1984年以来历届奥运会获奖数与运动员比例图

　　其次，运动员来源不合理。中国选手在国际田径赛场上鲜有亮点，实际上源自训练环境和生活状态与其他国家运动员的巨大差异。中国田径运动员大多“取材”于条件艰苦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每月只有一两千元工资收入，而世界高水平田径选手可以在各类职业赛事上获得丰厚的回报，职业赛事动辄上百万美元的奖金标准，是中国田径选手在国内无法想象的。　　

　　最关键的是，竞技运动员职业发展前景不理想。体育竞争历来激烈，能够问鼎金牌的凤毛麟角。而有些运动员，即使能够问鼎金牌，也因为所问鼎的领域缺乏看点，职业选择面很窄，前景黯淡。至于那些没有摘金夺银的运动员更是不计其数，加之其文化程度偏低，封闭式的训练导致与社会脱节，职业发展问题突出。　　

　　高层次复合型体育人才教育不足。具体有以下表现：一是体育硕士学位点数偏少。目前，我国共有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点68个，这样的份额与我国的体育发展规模明显不相适应，也明显低于同期发展的艺术类硕士专业学位点数。二是体育硕士招生规模不足。2009年，全国体育硕士招生规模不足4000人，与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差距甚大（考生来源分布参见图2）。以上海市为例，自2005年设置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以来，6年来该市的培养总量不足1000人，年均150人，这样的规模明显跟不上上海市的发展速度和对高素质体育人才的需求。三是体育硕士招生领域“点上不强、面上不宽”。就体育硕士本身而言，我国目前仅设有4个领域（参见图3），分布在教学、技能和组织指导3个方面，这与体育领域数有较大差距。而相比之下，美国则有学校体育运动、社会体育指导、运动竞赛、运动组织管理、运动训练、休闲运动、体育经纪人、体育产业部门等多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对照国内外现状及国内需求，我国显然需要在体育媒体人才、体育产业人才和体育竞技人才等领域补足短板。加强并拓展竞技和产业方面的人才培养，可以很好地促进竞技水平发展及引导退役运动员就业。　　

图2 2009年全国体育硕士考生来源分布图

图3 2009年全国体育硕士报考专业分布图

　　建立面向在役、退役运动员的专项扶持基金。如构建“以教代训，以育代补”的“在役运动员教育专项扶持基金”。面对运动员成才率低的状况，面对“唯金牌论”即将过去的时代土壤，我国应积极转变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依托科学进行体育训练，面向长远培育人才。通过科学和教育提高运动员的训练成绩，摆脱以往靠苦练及高淘汰的发展模式。将运动员接受教育纳入考核标准，甚至代替原有的部分高密度训练，做到“以教代训”；建立运动员受教育专项基金，加大运动员津贴补助，并将增量部分以接受教育的形式反馈，做到“以育代补”，激励运动员接受教育。　　

　　构建“以教代赈，以育代扶”的“退役运动员帮扶教育专项基金”。部分退役运动员生计困难，表面上看是运动员的退役安置问题，实质暴露出运动员受教育程度偏低、适应社会能力不强等问题。为此，应该增强运动员的“造血”功能，例如可以借鉴“北京市退役运动员扶持专项基金”，设立全国或地方基金扶持退役运动员，为他们提供学历教育补助。建立以提供教育机会代替简单的资金资助，以育人成才代替其他扶助的“以教代赈，以育代扶”的“退役运动员帮扶教育专项基金”。　　

　　大力发展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服务体育应用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转方式、调结构”已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大力发展专业学位已成为全国共识。我国应积极利用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构筑体育人才高地。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做法：　　

　　一是增加专业学位培养单位，挖掘培养能力。构筑以体院、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体校为核心的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体系。深入挖掘特色性体校独立开展或与相关高校合作　　

　　开展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能力，提升体校文化氛围。依托公共体育教学部，拓展综合性大学培养体育硕士的能力，增强综合性大学的体育文化和活力。　　

　　二是扩大招生数量。年招生4000人的规模显然不能满足我国体育的基本需要，更难以满足发展需要。在联合体育系统向国家争取名额的同时，应积极利用招生政策，比如单列计划、单考等项目向体育行业人才培养倾斜。　　

　　三是发挥区域优势，探索体育硕士招生领域。各地应有引领全国的志气和责任，发挥区位优势。比如上海市，可探索发展休闲运动、体育媒体、体育经纪人、体育产业等有土壤和需求的领域。　　

　　四是加强体育师资人才培养。我国目前的体育师资整体职称和学历层次低（参见图4），通过应用型体育硕士的培养，可以加快对接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保证运动员的长效竞技生命力和就业竞争力。　　

图4 2010年普通高校专任体育教师职称分布图

　　加强竞技体育及职业成长的理论研究，促进观念转变。继续探索竞技体育理论，加大竞技水平影响因素研究，为竞技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理论基础，加强文化基础与竞技提高关系研究。通过理论研究、科研支撑挖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进行运动员选材学、运动训练学和竞技参赛学以及贯彻始终的竞技体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加快退役人才进入社会制约因素理论研究，为体育转型作好理论准备，为退役运动员进入社会提供强力指导和前期准备，加强文化基础与退役职业转型关系研究。　　

　　体育纳入教育，消除“体教结合”。教育分为“德智体美劳”，体育本身是教育。因此应首先消除“体教结合”的提法，因为这种提法把体育与教育隔离开来。体育专项人员进行文化教育，常规的学校教育发扬体育教育，两者逐渐融合，最后达到真正的一体化。通过体育塑造积极向上的风貌和敢于竞争的风气，改变当今高校学生的疲惫精神面貌，弘扬豪气和正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文化教育，提高运动员的文化素养。体育教育需要回归本质，绝不能扼杀正常的教育来发展体育，这是教育法所不允许的，也是运动员职业发展所不允许的。竞技体育，作为大众体育的凝缩、延伸和升华，是为了在理性的竞争中更好地实现体育的上述功能，绝不应当脱离体育的本质。　　

　　发挥区域优势，积极发展和引进体育项目。发挥区域优势，打造区域特色体育。例如，上海作为中国的排头兵、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国际化程度高，应积极利用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培育国外新的体育品种，多元化开展体育活动。通过筹备大型体育赛事，锻炼体育竞技水平，拉动体育就业。　　

　　组建区域冠军班项目。对即将退役的冠军运动员进行一段时间的学校学习，可以采取“在役学习制”，攻读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等，这段时间享受“在役”待遇，使他们在退役与就业之间有一个过渡期，学费可以由前面提到的“退役运动员教育基金”或政府与学校联合买单。招录形式采用免试，即可以组成一个班级到一个学校学习，学生也可以申请任何一个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分散在各个学校的班级里，而且最好到非体育专业学校，这样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专业选择，感受更多的文化氛围，弥补文化不足的缺陷。　　

　　探索体育市场化、俱乐部运作模式。竞技体育的商业化运作和加快运动员职业化进程，将是改变中国部分运动项目成绩欠佳、发展前景黯淡的必由之路，也是改变体育退役人员就业的良好途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要求，转变现行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方式，按照“市场为主，计划为辅”进行资源配置，通过准入规则、投资导向和税收政策等手段，鼓励和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竞技体育，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技体育发展新体制。政府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加快体制创新，探索专业运动员培养新途径。构建“体育事业发展共同体”，实现互动发展。构建“高校—体校—训练基地-企业单位”发展共同体，合作共赢。将高校的教育资源、体校的训练实践、基地的场地管理资源及社会的需求和资本资源进行融合，实现高校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塑造、体校文化素养提升、基地资源发展和企业资本增值，满足社会需求，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体育事业发展共同体”的建设以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为抓手和契机，体育硕士教育单位与体校或运动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优势互补，形成发展合作联盟。　　

　　加快体育机制改革，定位体育人才发展之路。回归体育本质，改革我国体育机制，既要摆脱举国体制以工业化生产的方式来“制造”运动员，导致其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和起码的乐趣，也要避免过度的商业化使体育沦为商业的奴隶，伤及体育的尊严和本源。改革目前实行的“少体校—专业队”的专业化人才输送体制，建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同时在依托体育职业学院运动训练的基础上，加大建立俱乐部制、高校运动队的联合培养运动训练模式，在发展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同时，始终不脱离学校教育，走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同时鼓励退役运动员退役再学习，以消化目前体制下的竞技运动员。　　

　　加强体育硕士教育职业导向，对接职（执）业资格教育。扩大竞技运动员就业领域和就业渠道，比如引导退役运动员到健康行业发展；培育体育产业，引导运动员到产业部门就业或创业；大力规范和发展体育社会指导，体育与营养指导师等。体育硕士课程设置和方向设置，可以适当考虑职业转型导向对接——大众体育师资、教练员、职业经理人、体育明星、商人等。　　

　　目前体育行业的从业资格证有教师资格证、社会体育指导员、裁判员、健美操教练、瑜伽教练、健康管理师、运动营养师及体育经纪人等执业资格考试。体育硕士作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渠道，重在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素养和行业适应能力。积极探索体育硕士研究生教育与相关行业资格考试之间的衔接或豁免制度，实现“体育训练—文化教育—职业资格证书”衔接制度。　　

　　构筑运动员文化学习网络，适应体育人员学习方式。打造网络平台——针对部分运动员经常在外流动训练的状况，建设远程网络教育平台，并制作相应课件，通过远程教学先进手段，帮助运动员保持学习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满足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要求和运动员流动特性要求。送教上门——将传统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体校，进行援教。在对运动员进行高水平教学的同时，帮助体育系统的教师提高实践能力。（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教育报》2012年7月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