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毛坦厂中学读书的这一年，孩子太累了！高考一回来，孩子一句话都没说，瘫在沙发上，像是大病了一场，晚饭都没怎么吃，就回房睡觉了……”在电话的另一头，陈俊母亲的语气中流露出几分无奈与担忧。

　　像陈俊这样的状态，每年高考后都不乏其人。但这似乎并不影响老百姓对于毛坦厂中学“高考神话”的迷信——每年高考成绩放榜后的整个暑假，这所位于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的农村高中，几乎每天都会有家长领着孩子前来抢着报名。因为，在当地老百姓眼里，毛坦厂中学虽然生源不好，但高考本科升学率却高达70%。

　　“当时，把孩子从合肥送到毛坦厂中学，就是看中这里升学率高。”陈俊的母亲说：“去年，我儿子高考失利。后来，听说毛坦厂中学管得很严，于是我们就把孩子送到这里。”

　　在毛坦厂中学，像陈俊母亲这样的家长，是绝对的多数派。毛坦厂中学到底靠什么创造一个个“高考神话”，能让十里八乡的老百姓趋之若鹜？

　　感受到巨大压力的，不只是学生

　　【“学校的升学率在逐年上升，学生越来越多，教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社会、老百姓都无法接受我们某一年高考升学率突然下滑的现实。”】

　　对于“高考战绩”，毛坦厂中学从不讳言。在百度百科上，毛坦厂中学有一段这样的自我介绍：

　　2008年，本科上线4500人以上，其中131人达600分以上，3人进入全省前100名。

　　2009年，本科上线人数5150人。

　　2010年，本科上线人数6039人，其中一本1809人。

　　2011年，本科上线人数共6900人，其中一本2100人，600分以上103人。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老师和学生们的艰辛付出。入校的时候，我们的生源大多是被好学校招完后剩下的二三流学生，学校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些二三流的学生送进大学。这些基础相对较差的孩子，只要多吃些苦，好好读书，管理好，就有希望考上大学，走出山沟。”在毛坦厂中学采访时，该校一位负责人说，“这些年，学校的升学率在逐年上升，学生越来越多，教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社会、老百姓都无法接受我们某一年高考升学率突然下滑的现实。”

　　记者去毛坦厂中学采访当天，学校大门正上方悬挂着一袭红色条幅，上面写着：“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这里的老师虽然没有合肥的老师学历高，但老师们对付考试很有一套，他们主要是抓基础、拼时间，课外大量做题，所以同学们都感觉很苦很累。班上尖子生很少，同学们之间的成绩差距不大。”该校高二学生张昕说，“在校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是早上5点多起床，晚上11点后才睡觉，平时基本没时间搞体育运动，每天有10多个小时坐着。说到累的时候，同学们喜欢说自己‘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迟’。”

　　实际上，在毛坦厂中学一年高过一年的升学率背后，感受到巨大压力的，不只是学生。在毛坦厂中学，对教师的管理实行的是双向选择和末位淘汰制。每年，学校首先选聘班主任。班主任确定下来后，教师实行双向选择：班主任选择科任教师，教师选择班级，最后由教务处统一协调。对于落聘的教师，学校则安排其担任非高考科目，或者安排从事非教学工作，并且跟班听课，下一学年根据情况，再参与竞聘。

　　“我们现在心里很矛盾，既怕学校高考升学率越来越高，名声越来越大，又怕哪一年突然升学率剧减。”一位高三班主任老师直言不讳地说，“班级人数现在都很多，平时科任老师改作业都来不及，即便没课，也要加班到很晚。而我们当班主任的，就更辛苦了。每天，得比学生早到教室，晚上学生睡了，我们才能睡，几乎所有的自习课，我们都得守在教室里。这样的工作量，一般的女教师根本就撑不住。所以，在我们学校，班主任大多数是男老师。”

　　每个人的压力都是空前的。据毛坦厂中学有关负责人介绍，以113的教师比计算，现在，包括私立的“金安中学”在内，全校目前有480名教师，其中，有编制的毛坦厂中学教师280人，没编制的有200人，还缺一大半的教师。“目前，学校一个教师干两个人的活儿。比如，一个语文教师除了要担任3个班的课程教学，还要兼任班主任的工作。”

　　在该校采访时，记者在一间教师办公室看到，一摞摞作业本、练习册堆满了老师的办公桌，甚至办公桌边的地上也堆着学生的作业册。若以一个老师担任3个班的语文课、每班学生90人、每周布置两次作业测算，这位老师每周要批改的作业本、练习册就有540本。而据学生透露，在高中，每门功课几乎每天都会布置作业。

　　让不少教师感到压力的，还有日常的教学效果评估。由于学校实行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自愿组合的管理模式，班主任选择教师组成一个班级的教师团队。如果一个班连续两次月考成绩下滑，班主任就有可能“炒”掉任课老师。

　　其实，面对毛坦厂中学创造的“神话”，毛坦厂镇附近县市的一些校长虽然并不认可，但他们也表示出现实环境下的一种无奈。距毛坦厂中学只有30多公里的霍山县某中学校长说：“现在，无论教育内部，还是教育外部，对于高中教育教学的评价，比过去更片面了。现在，大家只关心一所高中每年考上名校多少学生，即便哪一年全校只考上一个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考上其他类型高校的人很少，大家没人骂学校。反之，学校年年挨骂。这就一方面导致全国的高中办学目标都奔名校而去，另一方面逼着学校只关注尖子生，把最优质的资源集中在尖子生身上。如果一所几千人的高中，只是为了每年培养几个名校大学生，我不知道这样的高中教育是否背离了办学的宗旨？” 

　　【以追求升学率为直接目标的“超级中学”，正呈现出扎堆的趋势。它们将学校进一步引向应试教育的同时，也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造成教育不公。】

　　“像毛坦厂中学这种因高考而生的超大规模学校，不只是一个特例。实际上，这是当前许多地方中学教育的一个缩影。”霍山县某中学一位老校长说，“尤其是最近10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边是农村学校越来越小，一边是中心县市的中学越办越大，班额也越来越大。”

　　早在2002年6月，教育部就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的班额数：小学为40至45人，中学(含初中和高中)为45至50人。在进行全国调查时，教育部曾将班额的大小划分为6个等级：25人及以下为小班额，26至35人为偏小班额，36至45人为正常班额，46至55人为偏大班额，56至65人为大班额，66人以上为超大班额。

　　但是，实际上，随着农村人口流动以及教育布局调整，许多地区出现了巨型学校和巨型班级。2011年年初，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我国中小学超大班额现象的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有些县城中小学大班额现象明显，从小学到高中，大班额逐步增多，其中河南驻马店一中学平均每班120人，最大班额高达160人。

　　河南省新乡市卫辉一中是河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之一。近日，记者在该校采访时发现，该校现有学生5000余人，全校50多个班，每班少则五六十人，多达七八十人。“人数多了，老师们都感到不堪重负。”该校一位教师透露说，“我所教的班级有70余人，需要老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感情。上学期评教，一个学生评我酒后上课，我最终的排名很靠后。可是，领导和同事都知道我这个人是滴酒不沾的。我不知道学生为何要这样做？后来，我找班委谈话，最后才知道是因为批评学生的原因。记得有一个学生连续两次违纪，我批评了她。后来，这孩子请了几次假，我都没有批准。班里学生多，平时只能关注思想问题和学习问题多的学生，很难照顾到所有孩子……”

　　这位老师说，他一周有12节课。班主任基本是早上6点20分到校，晚上10点才能回家。现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还要充当宿管员，晚上得查寝。“我每天的时间都被上课和学生管理等各种杂事塞得满满的，压力很大，甚至有时觉得很对不住孩子们，所以，与学生谈心主要是在课外活动或自习课时间。”

　　在卫辉一中的校园网上，有一条题为《王在广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信息。信息上这样写着：2012年3月9日凌晨，王在广老师食道癌晚期，逝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仅45岁。王在广老师长年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经常超负荷工作，尤其是2002至2003学年，曾担任4个班级的外语教学工作，一周工作量高达30多课时……

　　超大规模的“超级中学”所带来的大班额问题，除了给老师增加工作强度、管理难度之外，也对所在地的教育生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大多数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屡遭非议的“超级中学”——以省级、市级示范学校为名，在全省、全市范围内层层选拔优质生源，使学校规模越来越大。

　　创建于2001年、总投资3亿元的北大附中河南分校，是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现有中学、小学两个校区，在校生8300余人。据该校教师介绍，该校被誉为河南的“北大清华梦工厂”，2004至2010年，共有129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其中7人分别是河南省、郑州市高考状元。学校生源来自全省各地，去年的学费是每学年2.9万元，今年起涨到每学年3.1万元。而且几乎每年暑假，该校都会组织全省尖子生考试，三四千人参加，最后只收五六十人，并取名“宏志班”。

　　“我们本地很多好生源都被这些学校挖走了，留给县城中学的好生源寥寥无几。”河南偃师市教育局有关责任人透露，“每年，仅我们市，就有几百名尖子生参加这种考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愈演愈烈的“超级中学”现象，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反面教材，引起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有代表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垄断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省最优秀的师资和学生、以追求升学率为直接目标、隐藏着巨大利益垄断的“超级中学”，正呈现出扎堆的趋势。它们的出现，将学校进一步引向应试教育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造成教育不公，使一大批过去办学质量比较好的县中、乡镇中学丧失竞争优势，并助长了社会的“名校情结”。

　　连日来，本报记者兵分三路在甘肃、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调查时发现，近年来，“超级中学”现象在这些地区日益突出，其主要特征是，在校师生人数逐年增多，有的规模以万计，甚至赶超了不少大学，而且这些“超级中学”还吸纳了当地和周边地区一流的师生资源，瓜分各高校自主招生名额，每年高考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占据本地区的“大头”。

　　位于郑州市的河南省实验中学，是该省首批省级示范中学，本校区和分校区师生人数目前已接近1万人。不仅如此，在河南的一些县市，也出现了“超级中学”。比如，河南省夏邑县高级中学师生人数超过1万人，河南省淮阳中学分校师生人数已超过2万人。

　　与城区学校规模急剧膨胀截然相反的是，一些农村和城镇郊区学校生源不断萎缩。记者在甘肃某县了解到，该县近20所乡村学校中，最大的班级只有20名学生，最少的只有2人。而据兰州市教育局200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兰州市农村小学班额平均为23.21人。

　　【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巨型学校与“超级中学”的存在，实际上是政绩观与利益链共同驱动的结果。】

　　“每年，我们很多尖子生被华师一附中和武汉外国语学校等省示范学校挖走了。有的学校春节一过，就在我们这些县市办起培训班，搜罗尖子生。对此，很多县市意见非常大。现在，像我们这些县市中学，每年考几个清华北大是很不容易的。”湖北省宜昌市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学校长说，今年，湖北省推出了一个“飞翔计划”，所有省级示范高中要拿出50个招生名额到农村初中招收农村户口并在农村读满3年的学生。目前，这些省示范中学在宜昌市下属的枝江市、夷陵区每个县区招25人，按中考成绩由前往后挑选。“这个计划本来是基于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低而把优质资源向农村倾斜的一种办法，但实际上给省示范中学增加了一个明目张胆地在全省范围内挖尖子生的由头了。”这位校长说。

　　采访中，甘肃省酒泉中学校长邓新源说：“像我们这些长期工作在教育一线的人，都知道巨型规模的学校不好管理，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学生成长规律，但是，在目前尖子生成为扬名工具的社会现实里，许多不符合规律的事情偏偏就能有市场，偏偏就能大行其道！”

　　明知“超级中学”有违教育规律，但为何“超级中学”越来越多呢？

　　“超级中学”问题的根子不在学校，而在政府。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有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给中学校长下达升学率指标，完不成指标者在年终考核时一票否决。

　　记者在实地调查时，对比这些“超级中学”，发现它们有着相似的特征——高考升学率尤其是名校升学率较高。据有关方面已公开的统计资料显示，以陕西省2009至2010年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人数为例，陕西省西北工业大学附中占全省的比例分别为39.6%和36.1%；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分别为22.5%和26.1%。2010年这两所“超级中学”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整个陕西省的62.2%。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省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位于西安的5所“超级中学”包揽。

　　迟福林说，“超级中学”实际上正在逐步变身为“超级企业”，不断在城市建分校、建连锁学校，成立国际部，扩大招生规模，目的就是为了“圈钱”，收取高额的择校费。很多“超级中学”一年的择校费早已超过大学四年的学费。

　　“巨型学校与‘超级中学’的存在，实际上是政绩观与利益链共同驱动的结果。”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研究者万明钢、白亮认为，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状况等因素限制下，为了加快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我国农村学校的布局基本上是采取依人口的分布状况建校、设点的办法。随着学龄人口高峰消退，过去那种学校布局分散的弊端日益显现。同时，“以县为主”体制的确立，使中西部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县长期存在的财力薄弱的问题更加突出。为解决财力不足以及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对办学效益的追求就成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初始动力。在部分教育资源浪费与整体教育财政困难矛盾并存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扩大学校规模来降低生均成本，从而提高教育效益。这些巨型学校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叠加投入，因此人为拉大了城乡教育的差距，同时使得许多巨型学校在效益与公平之间的博弈中，出现了有规模但并不经济的现象。

　　在升学竞争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转向当前“千军万马挤名校”的背景下，教育治理如何使“虚火中烧”的“超级中学”退烧？学校教育如何兼顾效益与公平？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史贻云认为，国家应该建立科学的分配机制，有效保障落后地区中学教育经费。从师生比、在校生人数、占地规模等多个方面对“超级中学”加以约束。同时，严厉禁止利用行政手段以任何名义和借口推进中小学兼并重组，禁止“超级中学”以建立分校、连锁学校、挂名学校等手段扩大招生，变相敛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记者 柯进 纪秀君 高毅哲)

中小学规模多大最合适

　　甘肃省敦煌中学校长曹新：

　　从教育教学管理的角度来说，一所高中学校30个教学班、2000人的规模最合适。因为，这样规模的学校，绝大多数学生在校长、老师们的视线之内，校长基本能分辨出进出学校的学生是否是本校的。如果超过3000人的规模，不谈教育教学管理，仅校园安全一项，学校就根本没办法预防，甚至全校性的学生活动都难以开展。

　　甘肃省敦煌三中校长郑宝生：

　　从教育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一所学校在校生1800人至2000人是比较合适的。规模太大了，教师队伍达到几百人，校长一个月恐怕都难得进一次课堂，与老师谈一次话。教育教学管理的有效性将会大打折扣。再比如，学生做实验，如果一个班超过50名学生，一个实验室容不下，两个实验室又坐不满，还要占用两名老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国家政策早已明确提出，教育资源要“合理规划和调整”，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只算“片面经济账”和注重“片面政绩观”，影响了政策的效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农村开始出现“窗口学校”。一些地方在公路边和容易看到的地方把学校建得很好，而在偏僻的地区较少投入，这导致了乡村学校越办越差，逐渐成为撤并的对象。而且许多地方把义务教育学校从高到低“分级而治”，同时，唯分数论的评价体系也使生源较差、录取分数较低的乡村学校更处于劣势。

　　针对我国乡村教育的现实条件，学校并非规模越大越好，反而是适度规模比较好。具体来说，每个年级，小学不应超过5个班，中学不应超过8个班。超过规模校长管不了教师，教师没办法关注学生，教育质量就难以得到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研究所杨海燕博士：

　　任何一级教育的扩张必然波及两端，引发两端教育的规模扩张。在我国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后，高中教育规模扩张已成必然。规模太大和太小都不利于学生发展。根据我国人口波动趋势，如果以中职普高升学比为5∶5、2010年我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数2049.1万人测算，校均规模应为1273人。显然，目前3000至5000人的超大规模学校与之相比，差距较大。当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应及时调整高中阶段教育结构，适当限制普通高中的入学率；各级政府要加强普通高中教育经费的合理分配，对于资金来自政府的超大规模学校，政府应加强均衡配置，对于资金来自银行的，政府应加强贷款审批和管理。（本报记者 柯进 纪秀君 高毅哲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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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日本的中小学规模

　　事实上，围绕学校最佳规模，国内外一直有争议。美国学者奥斯本在密苏里州调查发现，拥有500名学生的学校生均成本比只有200名学生的学校低12.74美元，比有1000名学生的学校低16.74美元，比有1500名学生的学校低11.14美元，比有2000名学生的学校低5.53美元，比有2244名学生的学校低0.66美元。该研究表明，只有规模适中，学校的经济效益才是最高的。因此，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应设计能充分利用资源的适度的学校规模。

　　在美国，关于中小学规模的研究表明，“小的就是好的”理论已成主流。目前，关于中等学校适度规模的研究仍在继续，主要结论是学校规模应保持在300至900人之间。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力求消除规模过大学校。日本的学校班级定员一般在40至45人之间，班级数不超过30个，因此日本的中小学规模控制在1200至1400人左右。

　　《中国教育报》2012年6月2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