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
2010年7月30日，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消息传来，人们不禁慨叹。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已经悉数与我们别离。虽然“三钱”巨星陨落，但其一生追求知识、不懈进取、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精神之光永存，足为后世景仰，并召唤后生追随。谨让我们在向钱伟长先生最后道别前，追忆其生命往事，探询他98年的心路历程，珍惜他给我们留下来的精神瑰宝，并祈愿这位可敬的老人在另一个世界不再操劳，真正享受安宁。
1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人生的大幕，由选择开启。
让不少当代青年困惑的是，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不知自己该学什么专业，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学。19岁的钱伟长对此却格外笃定。他那一腔青春热血，被1931年“9·18”事变中日本侵略军攻击沈阳的炮火点燃。中学时代，他原本是一位典型的“偏科生”，以中文和历史两个科目分别100分的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受叔父钱穆（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影响颇深的他，本该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分钟450字，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但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钱伟长毅然决然地执意要改学物理专业，目的只有一个——振兴中国的国防军事工业，从而增强中国军队的战力。
“我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这个戏剧性的对于所学专业的激情选择，当然很难被冷静的清华物理系的系主任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所接受。而不接受的理由很简单却很确凿：钱伟长大学考试物理试卷上的得分是可怜巴巴的5分，数学、化学两科成绩加起来也不过20分，而英文则是0分。面对这样一份高考成绩单，别说吴有训教授，就是任何一位大学老师都会相信，钱伟长不是一块儿学理科的料。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课堂基本上是用英语讲授，这就使钱伟长这位英语“文盲”学生面临更艰巨的挑战。但报国心切的钱伟长渴望迎接一切挑战，不惧马革裹尸，何愁几门功课？为了说服吴有训教授收他为弟子，他听从了一位同窗的劝告，针对吴教授心软的特点，每天对吴教授软磨硬泡。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没有人能对这样的选择无动于衷，更何况有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吴教授给了他一个短暂的“试用期”，要求他在1年内将考试成绩提升至基准线以上才得“留用”。
常人实在难以想象从考试成绩5分起步学物理，从0分起步听英语课程，并在清华这样一所尽是严师高徒的高等学府里读书，会是怎样一种尴尬、窘迫与煎熬。若不是心里常念——一个四万万人口的民族面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恐怕没有哪一个稚嫩的书生能够承受此种艰辛。为国家与民族生存而战所激发的生命活力，使在入学时仅有1.49米身高的、孱弱的钱伟长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我怕学不好，学不好就不行了。那就拼命，拼命学。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先到背完了。我在物理系呆了4年，我物理学得很好，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1935年，钱伟长不仅成为物理系研究生，还获得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教授做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并从导师开门办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中获益。吴教授鼓励学生提高自学能力，为拓宽知识面，鼓励他们心“有”旁骛，适当选修其它外系课程，也提倡教师在不同学校流动兼课，还邀请英国、丹麦等国家的物理学家来清华讲课。这为钱伟长日后提出中国高等教育要打通“四堵墙”的理论做了铺垫。
国难当头之日，男儿发奋之时。
回首100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有多少中华好男儿以报效国家为使命——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文学）救国，而钱伟长弃文从理也为的是（科学）救国，还有军事救国的实践者、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抗日持久战理论的蒋百里、教育救国的力行者陶行知、工业救国的实业家范旭东、农业救国的先驱者费达生、体育救国的倡导者张伯苓、美术救国的艺术家徐悲鸿、音乐救国的作曲家聂耳和冼星海……所有这些有志青年一生事业的选择，都是遵从一个神圣的目标——祖国的需要。
一九三五年清华大学毕业照
2 亲爱的祖国，我怎么能对你说“不”
当时，要为国家“学造飞机大炮”，出国留学是必须的。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钱伟长等22名“中英庚款会”公费留英学生所乘客轮在香港被征用为战争物资，他的留学生涯就应该从1939年算起。之后，这些深感国难深重的留学生，又拒绝登上计划在日本国土停靠的留学客轮，将护照抛进黄浦江而使留洋再次搁浅。直到1940年8月，钱伟长等才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抵达加拿大。9月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迎来了自1827年建校以来的首批中国研究生。
在多伦多大学深造期间，钱伟长在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的同时，其学术成果也为他赢得世界声誉。他的导师是原籍爱尔兰的辛吉教授。辛吉教授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躲避德军空袭而在此任教，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系内教授因费尔得，则是爱因斯坦的大弟子，专著有《物理学的演化》等。钱伟长在与导师辛吉第一次面谈时就碰出火花，双方惊喜地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即弹性力学基本理论具体应用到板壳结构中的一种工程简化理论。辛吉教授认为，他本人的研究所得——“宏观方程组”，与钱伟长的发现——“微观方程组”，两种理论的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但其实质等同。于是，钱伟长融合两种理论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秉理论》，并被收入冯·卡门教授文集。
钱伟长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受到世界力学界、数学界和爱因斯坦的关注，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而且影响深远。1982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会执行主席盖拉格教授向与会者介绍钱伟长时，依然不忘其历史功绩：“钱教授有关板壳统一内秉理论的论文，曾是美国四十至五十年代应用力学研究生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影响巨大。”
1942年，钱伟长由加拿大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郭永怀一起，在有“世界导弹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1946年，他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关于在美国的这段经历，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一个创意曾得到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的赞赏。当伦敦遭受德军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而冯·卡门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受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在此投入火箭和导弹设计试制工作的钱伟长，通过仔细研究德军导弹的射程与攻击目标后，发现其火箭大多由欧洲西海岸发射，而落点在英国伦敦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只在这个有限的距离之间。因此，他提出，在伦敦市中心地区布置多次被导弹击中的假象，诱使德军相信不用调整导弹发射地点也能击中目标，从而使伦敦的要害部位得以保全。英国接受此建议，并有效实施，德军始终被蒙在鼓里。战后，当爱好写作的丘吉尔撰写回忆录时，用感激的口吻说：“美国青年真厉害！”——应该是中国青年真厉害。
钱伟长在课堂上。资料图片
1946年，钱伟长从洛杉矶起程，回到了他立志科学救国的母校——清华园。他要向那些曾经和他一样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们传授知识，培养比自己更好的学生，更希望继续搞科学研究。教授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学术研究富有魅力。一般教授一个星期上6堂课，他却讲17堂课，且没有一点儿怨言。
两年过后，“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困难。于是我到美国大使馆注册，办签证。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签证官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能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钱伟长说：“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我们相信，一个不忠于他自己祖国的人，是不会忠于任何人的，当然也不会忠于理想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钱伟长义无返顾地在美国签证上写下的一个“NO”，仿佛在告诉我们他的心志，也是做人的准则：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面对自己的祖国，一个人是永远不能说“不”的。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1912年。这是钱伟长（右）和钱学森（左）在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闭幕式上（1987年4月8日摄）。 新华社发
3 一己的遭遇，无撼对国家的忠诚
科学界“三钱”中，只有钱伟长一人被打成右派。
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力学教授的钱伟长因言获罪。年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文章，而《光明日报》则刊登其与他人合作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稿，两篇文字皆成把柄，为文之人却有口难辩。
前一篇文章，是他对苏联教育模式和办学方法以及理工合校的观点提出异议，并因此而受到政治批判；后一篇言论，则是他作为民盟一员与同仁一道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心里话，却变成了反党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也就属证据确凿。45岁，正是一个生命日当正午的盛年，却被剥夺了讲课和从事科学研究以及发表文章的权利。就连他已经排好版的专著《应用数学》也被封杀，甚至还要作者交付排版费。好在他的另一本书《弹性力学》赶在“反右”的前一年——1956年出版。
数年间，这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教育家只能与扫帚、墩布以及抹布为伍，整日与灰尘和油渍搏斗，凭毛泽东一句话“钱伟长是好老师”而保留教授头衔，并免于发配。但妻子被隔离的同时，儿子考上大学竟然也“不予录取”。
和许多受到冲击与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钱伟长来说，1966年开始的“文革”噩梦要比“反右”来得更加恐怖。
1968年，他头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强迫到首都钢铁厂劳动改造。56岁的科学家变身为一位炉前工。他在事后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分明是拿好马当驴使。”也凭周恩来总理的一张条子，他从1970年开始负责接待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宾，由此家庭的居住条件得到相应改善，日常生活起居也相对不再寒酸、局促。这显然是周总理为了保护国宝级人物而做的巧妙安排。之后不久，他被列入出访欧美国家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对钱伟长的了解，缘于1956年国家科学规划会议上的争吵。当时，钱伟长着眼于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提出5项国家科学优先发展重点：一是原子弹，二是导弹，三是航天，四是自动化，五是计算机。没想到，与会的学界元老们有400人不同意。1比400，钱伟长很孤立。只有两个人支持他，一个是钱三强，另一个是钱学森，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最后，周总理拍板：“‘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三钱”的特有称谓，就是这么来的。
在十年“文革”动荡的日子里，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处在一种近乎隔绝的状态，而封闭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小道传闻与消息漫天飞。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可是一则大新闻，尤其是屡遭政治迫害、常年被压制在底层、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的大科学家钱伟长在其中，就更加使国内外的舆论哗然。一些人猜测：“钱伟长有移居国外的打算。”而钱伟长本人在接受记者询问时却从容淡定：
“我只是出去，但不会走的。”
他像是在回首往昔，又像是在瞩目明天：
“当我是壮年之时，我舍弃了美国的优越物质生活而回到祖国，为的是要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生我育我的祖国母亲，奉献给我的亿万同胞。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他还请记者代为传递一个信息：“转告关心我的读者们，我的岗位就在这里，就在我可爱的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1912年。这是钱伟长（中，当时为清华大学教授）和教员们一起进行科学实验（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4 以国家为重，对莘莘学子的叮咛
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修时，钱伟长与钱学森、郭永怀等同窗相聚一起，就常常畅谈国事、憧憬未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回去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而钱伟长作为教育家，亲手办大学的机遇，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供的。至此，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国家领导人都对他表示过特殊关照。
1983年，已届71岁高龄的钱老，由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人才的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指派，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细心的邓小平还在指令上说明，担任大学校长不限其年龄。由此，钱伟长成为中国历史上上任时年龄最高、卸任时年龄同样最高的一位大学校长。好像要以此来弥补他被边缘化、被强横无理地打入冷宫所荒废的时光，也好像是在对他说“对不起”。
晨光熹微，校园里的一位老者已经像久经沙场的将军一样，开始巡视他的“营帐”，检阅他的“士兵”。每一位闻鸡起舞的“将士”都曾从他慈祥、睿智的目光中，得到一块无形的奖章。夜幕降临，晚自习教室、实验室里，也常见老人的身影。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回忆：“当老人步履蹒跚坐上轮椅，他依然保持着‘爱串门’的习惯，到资料室看看，到办公室转转，到学生宿舍聊聊。”只要见到这位蔼然长者，师生们的内心就蓄满能量。
“教书育人”的重心在后面“育人”两字。钱伟长在学校研究生复试时的提问，从来不问科学知识，只问人生方向。他特别看重学生的国家意识：“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前不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而“学分制”早在1993年，就由钱伟长率先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式实行。这使因材施教有了抓手，优秀学生提前毕业成为可能，“让你学”变成了“我要学”，同时还节省了教育资源，尤其重要的是，此举对整个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具有垂范作用，且意义深远。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仅1983年至1994年这10多年间，原来的上海工大已经建立起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他在行政管理之余，还亲自主持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名博士生，数十个博士生已经毕业。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钱伟长的功绩非校园所能局限。他所提出的“拆除四堵墙”的高等教育理论，应该算是国家级的教育“科研”成果。
他的“拆除四堵墙”之说，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堵墙；拆除各学院与各科系、各专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一堵墙。
应该说，钱伟长是带着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深忧虑而离去的。
他最担心的两点是：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
师资的资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学生的素质。他主张：“教授应该讲基础课。讲课与科研两不误才是好老师。坏老师把教材越编越厚，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说到人才，钱伟长强调：“要培养全面的人，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更注重培养对国家与民族有担当的人：“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不以国家为重的人，是没有分量的人。”
结束语
19岁的青年，为了爱国而选择改学专业；
36岁的中年，为了爱国而选择放弃移民；
60岁的老年，为了爱国而选择留守家园……
我们相信，如果有100次选择，他也会选择爱国。
钱伟长逝世前曾说：
“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他98岁的壮丽人生，是一首感人的祖国赞美诗，以科学为依据，以教育为内容，以力学为导引……（记者 彭俐 本文得到作家叶辛、虹霓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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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生平
钱伟长(资料图片)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出生，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 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人物生平
世界著名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 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 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等，他先后担任中国多所名牌大学的校长， 副校长，名誉校长，校董事会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并且曾连续4届当选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任职务
1957年，由于建议理工合校及参加民盟会议等，他受到批评。1958年，钱 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除保留教授职务外，其余职务全部撤消，并长期受到不 公正的批判。“文影响钱伟长一生的地方化大革命”期间，他深受冲击。1968至 1971年间，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劳动锻炼。在与工人群众接触后，思 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9年，中共中央改正了把钱伟长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决定。
1972年，钱伟长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
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恢复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1981年，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
1983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84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上 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
198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7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进展》杂志主编。
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1990年，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
同期，钱伟长还担任漳州大学、沙洲工学院和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并任 南京华东工学院、镇江江苏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泉州 华侨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还任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月刊》 ，荷兰《分析和设计工作中的有限元》，英国《薄壁构件》，乌克兰《应用力学 》等杂志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 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辞海》副主编；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主编 ；科学出版社《应用数学和力学丛书》主编。
钱伟长主要著作简介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1953年8月
《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1954年3月
《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1956年04月，1957年出俄译本
《弹性力学》(钱伟长、叶开沅著)1956年1月
《锌空气(氧)电池进展》1975年4月
《波纹管、波登管、弯管膨胀接头、环壳和旋转壳文献目录》(钱伟长、 冯思慎编辑)1978年12月
《变分法和有限元》1979年
《现代科学技术词典》1980年
《变分法及有限元(上册)》1980年08月
《应用数学与力学论文集》1980年11月
《奇异摄动理论及其在力学中的应用》1981年8月
《穿甲力学》1984年
《新技术革命十五讲》(收文1篇)1984年1月
《广义变分原理》1985年3月
《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钱伟长等著)1987年3月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1989年1月
《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1989年09月
《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1989年2月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第3集》1990年
《钱伟长文选》1992年
《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1992年
《电机设计强度计算的理论基础》1992年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总论》(费孝通，钱伟长主编)1992年1月
《第二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mechanics)1993年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黄河三角洲-东营篇》(费孝通，钱伟长主编)1993年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第6集》1993年11月
《应用数学》1993年8月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淄博篇》(费孝通，钱伟长主编)1994年
《钱伟长学术论著自选集 》1994年12月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第7集》1994年2月
《钱伟长科学论文集：1989-1994》(收1937-1987的论文)1995年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沧州篇》费孝通,钱伟长主编1995年
《一代师表叶企孙》1995年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第11集》1996年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第14集》1997年
《八十自述》1998年
《第三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论文》1998年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第15集》1998年6月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第16集》1998年6月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第17集》1999年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第18集》1999年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第19集》2000年
《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修订版)》2000年
《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2000年12月
《钱伟长科学论文集：1981-1982 第一册》
《钱伟长科学论文集：1981-1982 第二册》
《张量分析》(爱林根著，钱伟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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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文章和谈话摘登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文章和谈话摘登
编者按 钱伟长同志是杰出的科学家。他提出的非线型偏微分方程，被国际誉为“钱氏摄动法”。他是力学家，被海外媒体誉为力学之父。同时，他又是教育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生当中所有重大选择都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缅怀和追思这位科学巨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编辑部辑录了《钱伟长文章和谈话摘登》，本报特编发摘登部分内容，供读者阅读和研究。
谈中国历史文化以及自己受到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和我国人民并没有把这些光辉的发明和创造（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等——编者注）占为一己所有，秘不示人，或作为向外侵略的资本。相反，我们的祖先毫不吝啬地把这些伟大的发明贡献给全人类，为今日全人类的文明奠定了一部分必要的基础。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1951 年第61 期
我们的祖先在1800年以前，就已经创造了齿轮，并且创造了差动齿轮机。在这样早的年代，就有了这些光辉的科学创造，给我们后代子孙以无上的骄傲和无穷的鼓励。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1951 年第61 期
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极深，虽然他们大多是教文科的，但我认为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从启蒙的角度看，意义是一样的。是他们使我懂得了学无止境，启发我去探索知识，追求真理，为我后来的科研、教学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钱伟长《笃学重教自良师》（1994年），《光明日报》1994 年9 月8 日
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叶企孙，著名物理学家、时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编者注）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备增，而且也是从此以后，成为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
——《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1995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208-209页
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9页
谈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高中毕业后，我的兴趣全在文史国学方面，一心想报考名教授众多的清华大学文学院。可是，开学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热血奔涌，我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改学物理。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先进的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
——钱伟长为《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丛书写的序言，上海大学报，2005年11月28日
其实我出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国家，我是想学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怀念钱穆先叔》（2000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83页
从大处而言，一个民族若失去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时，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不要以为我们有12亿人民，就可以永远地站立起来了，事情绝非如此。……所以不要以为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就永远地有出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谈大学生的学习》（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32-133页
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都知道，若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的尊严，更不会有一个民族中个人的一切。
——《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1990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221-222页
我们不能糊涂，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存条件。若一个民族连独立生存的条件都没有，整个民族是一个无国籍、没归宿的群体，你个人又逃到何方？
——《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1990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221-222页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 年4 月30 日
有人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知道我是搞力学的，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从来也没有学过力学，只是当时没有人能够讲好力学，国家需要，我就上了讲台。别把专业看得太重，国家需要是最重要的。
——钱伟长《身体力行克尽厥责》，《科技日报》1995年6月15日
自己的祖国不富强，在国外最多当一个二等公民。
——《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1980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223页
曾有不少人问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 10 期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需要知识分子。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把各自的本职工作做好。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1984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36-137，140页
在我们这支知识分子队伍中，不能说个个都是好的。我们今天也有一些不像话的知识分子，善于抬轿子，善于溜须拍马。
我们有没有资产阶级意识？我说有。我们现在的确要考虑到自己的很多问题，但要有古代中国人的牺牲精神，像张骞这个知识分子就是好样的，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利益。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科学·经济·社会》1984年第2卷第1期
科学家自身要坚持高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要追求科学真理，但是更要爱国、热爱中华民族，也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从事研究，也要讲究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科学家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科学家做研究也应该对社会发展有真正的推动作用。二是除了自己的专业外，还要懂一点哲学。哲学很重要，很多学问做深了，都会碰到哲学问题。数学是这样，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都是这样。所以科学家一定要研究一点哲学，要懂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指导，很难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三是要锐意创新。我认为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的创新，革新某个学科的根本思想；二是方法的创新，包括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三是开拓已有思想和方法的新应用领域。不管做什么研究，都应该努力在这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钱伟长《科学基金对繁荣科学至关重要》，《科学时报》2006 年5 月25 日
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科技事业的关心和指导
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就是创新的典范。
——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经过激烈的争论，（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编者注）最终确定了56项任务，其中有钱学森、钱三强和我三人极力主张的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4个项目。……因为周总理注意到，我们三人的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所从事的某一个学科，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此后不久，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我们三人并称为“三钱”，也就是后来传开的“三钱”的来历。在这一过程中，我真正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从善如流、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和情系于民、权用于民、利谋于民、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办事的精神，真正体会到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大业中建言有纳，议政有途，大有可为。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 10 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祖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1978年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其后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科教现代化。嗣后，他当机立断地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引来了第二个艳阳高照的明媚春天。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 10 期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学校里要有“两个中心”，教育是一个中心，科研是一个中心。那时候学校的情况很惨，这样提出来后，学校教育才开始发生变化。是邓小平同志救了我们国家的教育。
——《大学教师必须搞科研》（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46页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产生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的一个领袖，使我们的国家在短短的20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
——《自强不息，创造性地走向未来》（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页
谈教育工作
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教当然是指教书，这个“书”是形象的东西，不能仅仅指教书本；一般的教学，可以没有书，也能教。育是指以身作则地育人，要做好这些事情，必须团结起来。不团结，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个队伍就组织不起来。
——《谈教书育人》（1987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95页
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所学的课程也好、专业也好，无非是一种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来促使大家掌握这种方法。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 年4 月30 日
教学的过程，就在于让学生搞清“模型”的意义。因为“模型”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是对客观事物的近似描述。我们要引导学生提出“模型”，通过抓“模型”，教给学生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不是背背书就能达到的。
——钱伟长《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1996年），《思想理论教育》1996年专辑一
在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里，过去若干年以来，鼓励了很多同学去背书，中、小学生都是靠背书过日子。……听说考的结果拿到197分的就能进重点中学，196分以下的就只能进一般的中学。因此，只能有三个错别字，这样刚刚197分。如果有第四个错别字，就决定了你的终生，不许你进重点中学了，当然你也就没有机会进重点大学了。这些背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说屁用处也没有！
——《谈学习方法》（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36-39页
一个教师没有自己的东西，照本宣科地念一通的话，还不如请个播音员来念念。
——《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8页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谈到教师问题时，我就提出，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教师的提高，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主要靠做科研工作，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积极有效的方法。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就提出拆除“四垛墙”。这“四垛墙”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的质量，并不仅仅是用教给学生的知识数量的总和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在已经获得的知识基础上去获得更多的知识，组织这些知识为某一个特定的生产服务。因此，过多地、过分繁琐地进行教学，灌输给学生以百科全书那样多的知识，并不能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
——钱伟长《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57 年1 月31 日
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过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理工分家，社会科学、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着培养建设“四化”人才的质量，现代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高等教育的综合化将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04-205页
搞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懂得一点社会科学；搞社会科学的也要懂一点自然科学，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末自然科学发展总趋势》（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4页
我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传统的学科交割界即将会消除，它们将会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取长补短”。这种科学的结合，就是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
——钱伟长《学科的融合将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光明日报》1998年6月16日
中、小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一个公民必须有的修养和知识，也就是“通识”。
——钱伟长《中、小学教育的目标是对公民进行“通识”教育》（1986年），《群言》1986年第3期
现在大学里有两大缺点，一是太死，二是太专。你们的基础应该宽，基础宽才能爬的高，这如同盖房子一样，基础是很重要的。光靠专业是站不住的。
——《和青年朋友们谈学习问题》（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33页
大学教育的思想必须改变，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希望学生毕业后在某一专业范围内什么都懂，如果照这种思想，读八年大学也不够，学校主要教会学生自学能力，将来边学边工作，工作到老学到老。
——《科技新发展对今后各方面的影响》（1984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85-186页
专业人员历史知识没有，地理知识没有，很危险哪！
——《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问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30-231页
我们应该重视文史哲经济法律和一些理工科的通才训练，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在将来并不停留在本专业的工作上，而是有大量毕业生是用来充实干部队伍，和充任各级行政工作的。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02-203页
最近几年，很多地方搞了重点中小学校或重点班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使命就应该完成了。若再搞下去，危害性就会越来越大。
——钱伟长《中小学的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应该取消》，《光明日报》1984年7月31日
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 年4 月30 日
2005年本报独家专访钱伟长 本报记者 赵洪波摄
青年钱伟长 资料图片
钱伟长正在伏案工作 资料图片
钱伟长和孩子们在一起。资料图片
钱伟长在教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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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钱伟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贾庆林出席并讲话
10月9日，纪念钱伟长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吴晶晶）纪念钱伟长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钱伟长同志是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
贾庆林在讲话中全面回顾了钱伟长的生平业绩和卓越贡献。他说，钱伟长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和历史贡献，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他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纪念钱伟长同志，就要学习他热爱祖国、情系人民的崇高品德，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真诚合作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勤于钻研、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倾心教育、甘为人梯的大家风范。
贾庆林强调，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地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我国的发展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既是钱伟长同志等先辈们的毕生追求，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弘扬钱伟长同志的崇高思想和奋斗精神，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和杨汝岱出席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智敏、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先后发言。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钱伟长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和身边工作人员代表等出席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