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政道进行学术交流（前左一为侯伯宇，前左二为李政道）
受杨振宁邀请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做研究（左二为侯伯宇，左四为杨振宁）
题 记
当侯伯宇先生离开人间，才来报道他勇攀科学高峰、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精神和事迹，我们甚感汗颜！
先生在世时，我们多年多次造访，先生都一一谢绝，也曾通过校方行政联系，先生都予婉拒。原因是“他不愿意张扬”。也有人传话，先生嫌当下媒体热炒了不少“假学问”、“伪科学”，他害怕与之混为一谈。
虽因应先生之诺未能报道，但先生一生攀登科学高峰，不论事业、功名、生活、命运、境遇顺好坎坷，都坚守不辍、矢志不渝的精神，先生科研成果享誉世界的赫赫声威和严谨治学、低调做人的品格，一直催生着我们心底的敬佩。
尽管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风骨折射出的精神，不仅能够廓清科学的真伪、厘清学术的正邪，而且能够激活我们每个人热爱祖国、勇攀高峰、尊重科学、务实创新、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真心。为此，我们违愿于先生生前之诺，发出了这份迟来的报道——
当一个人把信仰作为人生的风标和旗帜，视科学为最大的理想和追求，以人格的自律和行为的慎独赢得尊严和宁静时，面对一生的坎坷和生命的重创，面对尘世间追慕的名声、地位、金钱、诱惑，他的内心世界有着怎样的不变和坚守？他的精神空间有着怎样的位次和排序？
黄叶飘飞的季节，我们再次来到西北大学，追忆一位已经过世学者的生活履迹，探究一位令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颠扑不破、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风骨。他从热血青年渴望入党直至年届半百方得圆梦的不懈追求，他在当今世界数学物理界享有赫赫声威的学术成就和他淡泊名利、低调做人的巨大反差，他培养出灿若星辰的国际理论物理界精英和晚年痛失独子爱孙的双重际遇，令每一位在他生命轨迹中有过交集的亲人、同事、学生镌刻在心，没齿难忘。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的骄傲”、创建了“侯氏理论”的世界数学物理界代表人物、新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授——侯伯宇。
信念的坚守
诲人不倦
1930年9月11日，侯伯宇出生于天津。他的父亲侯镜如早年投身革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东征中经由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起，侯伯宇就一直深受父亲爱国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逐步树立了科学报国的理想。他跟随父亲四方辗转，先后就读过10所小学、3所中学，兴趣广泛，爱好数理。由于受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与鼓励，为了“科学救国，做出更好的武器”，他决心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物理，并于1947年和1948年，两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但进入清华大学仅仅4个月，平津战役的炮火又逼迫他中断学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侯伯宇满怀一腔热血，放弃了在台湾大学的学业，也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辗转回到北京。刚刚在清华大学安顿好，抗美援朝战争又爆发。涌动着爱国热情的他，决定放弃学业，投笔从戎。他是班里第一个主动要求参加志愿军的学生，并将父亲给他的四年大学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倾囊捐出。1951年，组织批准他参加军干校，并派他前往东北师大学习俄文，让他跟随苏联军事顾问入朝参战。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迫切需要既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放弃了回清华大学继续读书的愿望，赴辽宁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提倡“向科学进军”，为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他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极其困难，他仍潜心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受到唐敖庆等著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后来，他以数学100分、物理99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73年，侯伯宇主动投身西部建设，并最终在西北大学扎根，一干就是37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他都一一谢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文革”结束，侯伯宇更加信心满怀地忘我工作。当父亲在美国筹备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时候，他全力协助父亲，为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祖国和平统一不懈努力。他力邀台湾中央研究院袁旗教授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两岸隔绝30多年后学术界的首次接触，对于打破“坚冰”，意义重大。
信仰是探索者心中的绿洲。从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到阅尽人事的华发壮年，侯伯宇对自己的信仰始终不离不弃。他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父亲曾是国民党将领，自己还曾在台湾读书3个月的“历史问题”，入党问题也一再被搁置。在“肃反”中遭批斗，还差点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导师张宗燧遭抄家批斗，他也受到牵连。但是这些挫折和打击始终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1980年，50岁的侯伯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人这个光荣的称号，对党的事业的不懈追求，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用自己朴实无华的行动践行着入党誓词和对党的事业的庄严承诺。
价值的取向
侯伯宇一生经历各种挫折和苦难，但从未因此中断学习和科研。他始终秉持科学报国的理想，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和先生相处的十几年里，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奉献之类高调的字句，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他把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科学事业。”这是他的学生、西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杨战营记忆中的侯伯宇。
侯伯宇一生致力于理论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他的研究成果多次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ackiw等著名教授的赞许，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并被广泛引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国际权威未能完成的重要定理的证明。1983年5月，53岁的侯伯宇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乔玲丽博士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冠以“H—变换”或“侯氏理论”。杨振宁等科学家用“非常漂亮”、“强有力的”、“很优美”等词语，高度称赞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新华社曾以“中国的骄傲”为名，展示了包括“侯氏理论”在内的20项“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
侯伯宇一生成果卓著，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名气很大，但他却从不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和宣传，社会上知道侯伯宇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对他来说，科学研究已经融为生命最重要的部分，科研成果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声望和利益，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有一次，他的学生在帮助他整理申报科学院士材料时，发现他居然舍弃了发表在影响因素非常高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非常不解。他解释说，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是实际上的学术价值却不及另一些论文，我要选择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侯伯宇就是这样的人，他所秉持的标准，让学生由衷敬仰！杨战营说：“他的境界促使我们反思：他并不是不知道规则，只是在他心中，学术本身超越了一切。”
侯伯宇对学问的专注是同行中极为著名的。他每次参加会议，只参加学术研讨，不参加观光游览，更不会带夫人同行。他也从来不肯动用科研经费为自己报销一本和课题“无关”的书，因此，圈内人都说侯伯宇是“只知学问不知其他”。正如李政道教授在他去世后发来的唁电中写道：“他勤奋万分，以研究物理为自己人生理想。”
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被派往美国开展合作研究，面对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慎独自守，在给西北大学的汇报信中赫然写道：“独处放任自流的花花世界。抵御诱惑与侵蚀，尽力做些工作，不失政治原则。”
1985年，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被国家批准为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先后承担了国家“八五”、“九五”攀登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由于资讯、交通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在西北的科研资源和工作环境是远落后于发达地区的。但在物理界任何时候谈起来，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理论物理有个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有个侯伯宇。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巴丁、普里高津、哈肯、福井谦一、格罗斯、法捷耶夫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相继前来访问，建立交流合作关系。通过两代学人的努力，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物理研究的重镇。
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侯伯宇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群论、角动量及规范场与磁单极的研究》成果同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多年来，他获得的荣誉和奖项实在太多了，但他绝口不提这些。平时除了学问，更不谈别的事情。他很少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家世背景，更不会为了自己的私事动用父亲的关系和权力。他申报院士屡屡未果，很多人既为他感到不公，也奇怪他为什么不利用一下父亲的影响。弟弟侯伯文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黄埔一期同学会联络员，曾经私下里问过哥哥要不要“帮忙”，侯伯宇的回答只有五个字：“你不要害我！”面对许多人热衷的“位子”，侯伯宇不光主动辞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还多次婉谢了组织上让他担任行政职务的提议，他说：“我最适宜的岗位是科研第一线。虽然物理学界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多数已不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但我感到我还有精力在难得的科学春天中继续与战友及学生们向国际舞台冲刺。”
听侯伯宇讲课，学生们普遍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从早上八点一口气上到中午十二点，中间只休息短短十分钟。这种情形在他的课堂上很常见。每一天，他都第一个出现在物理所，也是最后一个回家。在他的时间表里，没有公休日，也没有节假日，每一天都是他的工作日。他从不让学生给他拜年，即使逢年过节和学生在一起，讨论的还是研究工作。他的身上有一股强劲的精神力量，他真如苏格拉底所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出自他门下的学生，都成为独当一面的学术带头人。
从1981年成为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至今，侯伯宇已经指导了7名博士后、20多名博士生和20多名硕士生。在教学过程中，他很重视学生的专业基础，经常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授课，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学生外出交流，虽然地处西部，西北大学现代物理所却有一流的师资和环境。侯伯宇非常注重创新和提高课程起点，他说，即使不能达到世界最新水平，也一定要有所创新。在这样的理念下，侯伯宇很多弟子在读博期间，就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已毕业的学生中，有15人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6人获德国洪堡基金，4人次获日本学术振兴基金，5人次获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3人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其中李卫、顾樵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冠名“侯—李变换”和“顾效应”。正如中国科学院戴元本院士和朱重远教授所说：“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西北军’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侯伯宇的弟弟侯伯文曾经和哥哥开玩笑：“你的研究什么时候能带来经济效益？”侯伯宇淡淡地回答：“两百年以后吧。”两百年以后，无论那时他的研究产生多么巨大的效益，侯伯宇都不可能享受到了——那是全人类的财富，是一位科学家留给人类文明的最珍贵的礼物。
命运不等式
2006年，已是76岁高龄的侯伯宇向“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进行冲击，这是物理学中相当于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一颗明珠，全世界多少物理学家都把它作为渴望实现的科学梦想。
然而，多舛的命运不给他以晚景的安宁，一场人生的大难再次重创了这位老科学家。
2007年8月，77岁的侯伯宇同往常一样，正在办公室专注于课题研究，噩耗从天而降：唯一的儿子和心爱的孙子在加拿大遭遇车祸双双遇难！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这个消息。”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西北大学现代物理所石康杰教授的眼睛湿润了。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侯伯宇闻讯愣了一下，提起包就往回走。跟在后面的石康杰注意到，“他的步伐很沉重，明显没有以前稳健了。在路上，他又追问了我一句‘伤情到底怎么样’，那可是他和夫人一手带大的心肝宝贝啊！听我回答‘很严重’时，就再也没有一句话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碎肠断。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经历这番人间至痛的第二天，侯伯宇就回到了办公室，第三天就又一次站在了讲台上。学生们发现，老师不但没有减少课时，反比过去上得更多了。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每天都要给学生上课。2007年到2008年整整一个学年，侯伯宇承担的前沿动态研究课，竟然达到了令人吃惊的600个学时之多！他要尽可能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所学完完全全地传授给学生们——这是侯伯宇在唯一的儿子和孙子同时罹难后做出的选择，他硬是用教学研究挤占一切时间和空间，在课堂上、学生面前驱赶悲痛。但每天下班后，这位课堂上依然神色自若的老教授，却默默地在回家路上老泪纵横！他背着书包，失神的双眼，只顾一一回避着路人的目光，苦苦地走在西北大学家属区的林荫道上。只有这个时候，时空是属于他的，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悲痛如洪水般袭来，再也忍不住，紧紧地攫住了他……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在科学园地里硕果累累；他更是一名优秀的教师，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深刻内涵。他不仅给我们传授知识，塑造我们的学术品格，更用自己的善良、宽容、认真和正直，塑造着我们的人格，也影响着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的学生这样满怀深情地回忆着自己的恩师。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用自己的科研奖金给大家的办公室都装上了空调，自己却一直住在老旧的家属楼，家具一用几十年也舍不得更换。先生对学生非常好，很多年前，家里经济实在困难让我辍学。侯教授得知后找到我说：‘我绝不会允许我的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辍学，你安心学业，经济上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先生的帮助，让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先生经常询问每个已经毕业学生的情况，问他们去哪了，生活是不是稳定，最重要的，有没有坚持做研究……先生病危之际，很多学生都回来看他。那个时候，他还在病床上跟大家讨论学术问题。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更像是一位慈祥和蔼的父亲。从确诊癌症到离世的一年多里，很多学生回来看他，我们自发日夜值守在他病床前，医生、护士都误以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杨战营的话，代表了侯伯宇教过的学生的共同感念。
当很多人都为侯伯宇感到命运不公时，他却没有抱怨。他的学生回忆道：“从老师的经历我们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在这样不平坦的际遇下，依然充满积极向上的热情。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不止一次向我们提到：‘我很幸运，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天给了我最后的一份礼物。’他所说的这份礼物就是‘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这是一个多领域交叉的课题，处于当今国际数学物理的前沿领域。他坚信自己带领下的“西北军”借由这一契机将再一次走到国际理论物理研究的前列。
然而，侯伯宇患上了膀胱癌。2009年11月，侯伯宇知道确诊结果后，谁也没有告诉，就先去北京开学术会议了，他说自己承担的那个科研项目更重要。不得不住院后，他曾问医生能否为他争取三五年时间，让他把课题做出来。然而手术后仅仅一个多月，病情就恶化了。80岁高龄的他，身受病魔的折磨，却依然放不下科研课题。他的学生陪同去做检查的时候，他还经常拿着最新的论文研读。他对推轮椅的护士说：“请你推慢一点儿，我要看书。”
卧床之际，他不能看科研报告了，就让学生代读，他记忆思维衰退了，依然孜孜敦促学生不要放弃学术研究。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还满怀豪情地写下“以创新湮灭顽疾之痛苦，以创新来消灭死，以毕生之余力完成科学登顶”的心愿。
与夫人曹淑霞
在国际会议上作学术报告
中国骄傲——侯氏变换（新华社图片展
#p#分页标题#e#
生命因学术而不朽
侯伯宇古稀之年依旧带领学生攀登国际学术高峰。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先后培养出15名国际知名学术带头人、10名国际著名学术基金获得者、5名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侯伯宇的学术是爱国主义点亮的。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映方说：“他是一位一心向党、立志报国的忠诚赤子，祖国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
侯伯宇的学术是朴实无华的学风成就的。他的学生、西北大学物理系教师杨战营说：“老师对我们论文的数量从不做要求，但他总是特别注重论文质量。”
侯伯宇的学术是在“拒绝”中收获的。陕西日报社记者赵岩说：“他有三个‘拒绝’——拒绝不负责任的推荐，拒绝不讲原则的说情，拒绝不关学术的虚名。”
侯伯宇的学术是由生命分分秒秒组成的。他的弟弟侯伯文说：“弥留之际，他曾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再给我两三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完成理论物理研究领域一项新的重大的突破。’”
侯伯宇视学术为生命，他的生命因学术而不朽！
本报记者 张烁
把一切献给祖国教育科学事业
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 李映方
侯伯宇教授在西部高校的教学科研岗位上默默奉献、辛勤耕耘，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追求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创造了一生。正如他去世后，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唁电中所说：“他的去世是贵校的一大损失，也是祖国物理事业的重大损失。”
作为一名科学家，侯伯宇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四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作为一名教师，他是国务院首批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作为一名党员，他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员专家。
侯伯宇教授是位一心向党、立志报国的忠诚赤子。他曾说：“我人生最大的追求莫过于两点：一是在科学的殿堂里尽情翱翔，勇攀高峰；再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即便在国外进行合作研究期间，他仍在给党组织的来信中写道：“虽然远离祖国，但是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员，心中铭记共产党员的身份，绝不辜负人民的期盼，要为祖国争气、争光。”
侯伯宇教授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就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苏联国际权威未能证明的重要公理和量子化学权威未能提出的重要公式。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侯伯宇教授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并获得全国先进科学工作者称号，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牵头组建了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被称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西北军”。
在科学研究上，侯伯宇教授惜时如金，但在培养学生时，却很舍得花时间。他指导研究生时，总是和学生一起做课题，手把手地教。他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十几门基础课和专业课，非常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侯伯宇教授一生成果卓著，但他始终朴实无华、淡泊名利。每当被人说到“侯氏理论”是“中国的骄傲”时，他总是认真纠正说：“我做的是基础工作，算不上‘中国的骄傲’。”他的手头始终承担着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但他从来不多花一分钱。为了支持年轻人的发展，侯伯宇教授主动辞去了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也婉言谢绝了组织希望他担任学校领导的建议。他说：“我最适宜的岗位是教学科研第一线。我要为在西安建立理论物理科研基地而努力，进一步培养高水平的青年人，为提高我国理论物理的教学、科研水平而努力。”
永远的导师
西北大学物理系教师 杨战营
侯伯宇教授是我的导师，是我今生最敬重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初，侯老师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期间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冠名为“侯氏理论”。老师的这一发现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从1998年开始，我有幸在侯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理论物理学研究。侯老师旺盛的精力、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常常让我们叹服。每当我们遇到困惑，他都能很快找出相关文献，准确地翻到那一页。他的办公室堆满了外文资料，全都被他用五颜六色的荧光笔细细标记，密密麻麻写满了注解。为了把我们带到国际理论物理研究最前沿，侯老师邀请到众多国际一流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他尽最大可能让我们走出国门，开拓学术视野。正是因为这样，他培养了一大批在国际上颇有建树的理论物理学者，让我们物理所有了“立足西部，直达国际前沿”的实力。
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最直接的体现。侯老师对我们论文的数量从不做要求，但他总是特别注重论文质量。有的同学急于发论文，侯老师就劝他，既然搞学术，就要沉得住气；有人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投往不同的学术期刊，侯老师会毫不客气地说：“不能为了名利毁了自己。”所里申报和最终获得的各类重大科技成果奖，作为学术带头人的侯老师，在排序问题上，总是将年轻人推在前列。
对侯老师来说，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2010年6月底，侯老师病逝前3个月，他满怀豪情地这样写道：“誓以我有生之年，在国际竞相攀登科研高峰中顽强登顶，以作为最后的礼物。”
侯老师所提到的“最后的礼物”，源于他2006年4月的一个重要研究发现，学术上表述为“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这属于当今国际数学物理的前沿领域。然而，正当侯老师全身心投入科研的时候，生命对他发出了严重警告。2009年10月，侯老师出现尿血，此后被确诊患上膀胱癌。即使两次住院手术治疗，侯老师依然放不下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他对推轮椅的护士说：“请推慢一点儿，我要看书。”等到病得无法看书了，就让我们读给他听。再后来，他的记忆与思维都衰退了，就不断敦促我们不能放弃，要继续完成这个课题。
我们将继承侯老师的科学精神，继续攀登科研高峰，作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做像侯老师那样的人
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师 朱海燕
“心里只有学问”，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有关侯老师的评价。
有一幅画面我至今难忘。那是一个冬天，下着大雪，我在物理所楼前遇到了侯老师，他手里捧着书，边走边看，头也不抬，碰到台阶时，就用脚去探路。当时他已70多岁，我真担心他会滑到，就悄悄跟在后面，直到他走进教学楼我才放下心。
上侯老师的课，同学们都喊“累”，却又非常期待。因为他的课往往从早上8点钟一口气讲到中午12点，有时中间只休息10分钟。他主讲的理论物理系列课程，内容前沿又深奥，我们只有全神贯注，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有一年夏天，教室里异常闷热，侯老师依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工整漂亮的板书反复擦写，后背却都被汗水浸透了……
侯老师以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无私关爱，成就着物理所一批批年轻学者：美国加州大学的吴如山教授不会忘记，当年自己为研究方向举棋不定时，是侯老师建议他做地球学和物理学的交叉研究，他因此成为国际知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侯老师的第一届研究生不会忘记，是侯老师极力推荐他们参加李政道先生主持的选拔，三位同门一起到美国深造；中科院物理所范桁研究员不会忘记，从不因自己事情求人的导师侯伯宇教授，曾向中科院极力推荐他……
所里一位老师跟我讲，他刚做侯老师的博士生时，正赶上出国热，希望侯老师推荐他出国，却吃了闭门羹。毕业后，他准备申请到日本的一家科研机构，却意外收到一封署名“侯伯宇”的邮件：“如果你要申请去这家科研机构工作，希望我写推荐信的话，我非常愿意。”多年后问起此事，侯老师告诉他：“你们那阵子还没有踏踏实实学到东西，即使给你一个机会到国外去，也不会有下一个机会。我希望大家能完完全全静下心来，真正地去做学问。”
侯老师从教37年培养出的博士、硕士中，15人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10人获得国际著名学术基金，5人获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3人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作为侯老师的学生，我们都有着太多的不会忘记，因为这些记忆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所里有一位青年教师读研究生时，母亲突患重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产生了放弃学业、先找工作的想法。侯老师知道后对他说：“我不能让一个学生在我这里辍学！我可以资助你读完学位。”
侯老师走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熟悉的面容，听不到他那亲切的声音，但他对学生无私而又深沉的爱，永远温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不会忘却的纪念
侯伯宇弟弟 侯伯文
二哥生于上世纪30年代，他从小就树立起为祖国强大奋发读书的理想信念。1947年，他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毅然投笔从戎，战争胜利后又根据国家需要，去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做外国文献翻译工作。以后的岁月里，二哥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冲击，但无论多么艰难，他总是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北大学，而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读研究生。1973年，二哥再次根据国家需要，放弃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工作，踏上了支援大西北的征程。从此，他将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国西部的科教事业。我二哥没有在国外留过学，完完全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取得的那些研究成果，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骄傲！
二嫂曹淑霞说：“一年365天，只有年三十他才会放下书本和工作，和我们一起包团圆水饺。”在他家客厅里，甚至贴出了“谈话请不要超过十五分钟”的警示语。
二哥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从未提出过任何个人名利要求。他一生获得了那么多的成果和荣誉，从未对我们提起，很多荣誉是直到他去世，我准备追悼会时才知道的。
二哥生活简朴，住在西北大学家属区一栋普普通通的旧楼房里。学校多次提出给他换好一点、大一点的房子，他总是以没有时间搬家为由谢绝。我知道，他之所以不愿搬家，一是怕搬家弄乱了他的书籍笔记；二是新宿舍太远，不像现在每天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所里。他的家简陋得近乎寒酸，可对别人，他却很慷慨，不仅用自己的奖金为研究所安装空调，还用工资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
二哥的坚强超乎我的想象。2007年8月，他唯一的儿子和孙子在加拿大遭遇车祸遇难，噩耗传来，二哥愣了半天没说话。好一会儿才低沉地说：“让我来告诉你嫂子。”我真担心他会被彻底击垮，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二哥说了一句“我就当他们出国没有回来”，转身背上书包去了研究所。那一年，二哥默默承担了更为繁重的教学任务。我知道，这是二哥用忘我工作来驱赶难言的悲痛，尽可能在最短时间里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弥留之际，他曾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再给我两三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完成理论物理研究领域一项新的重大突破。”然而，上天没能再给他时间，带着无限的遗憾，二哥走了。我想说：二哥，虽然你走了，但你未竟的事业，正由你的学生和同行努力奋斗；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一定会在全世界理论物理领域中，铸就新的辉煌！
一份迟来的报道
陕西日报记者 赵 岩
2011年11月底，我接受了一项特殊的采访任务，采写已经离世的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侯伯宇先生。历时3个多月的采访中，我一次又一次被侯伯宇先生不平凡的人生轨迹感动。
在侯先生心目中，对理论物理不懈的探索与超越，就是他生命的最大追求。侯老师的学生、西大物理所教授杨文利回忆说，2007年冬天，侯老师把他从国外召回进行课题研究。那天，刚下过雪，天很冷，地很滑，杨文力知道侯老师已经77岁，三个月前又刚刚失去心爱的儿子和孙子，就打电话劝他别过来了，可侯老师坚持要到物理所来。整整一个月，没白没黑，天天讨论，哪怕周末也不休息。
2009年底，侯先生被查出癌症，考虑到课题还未完成，他请求医生，让他保存科研工作的最低体力。医生说，膀胱癌患者，五年的存活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八年就不好说了。侯先生听了乐观地回答：五年足够了！因为他自信，距离一项在国际理论物理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只有一步之遥！癌症手术后，侯先生顽强地说：“我要挺住！我不能倒！我一定要挺住！我倒不了！再有两三年就有重大结果出来了。”那时，他可能已经感觉到自己时间不多了，手术后刚刚半个月，他就发邮件给合作伙伴，恳切邀请对方到西安进行学术讨论。他把痛苦生死置之度外，每次化疗一结束，不顾医生要他休息半小时的建议，立即回到办公室，把可以争取的时间全部用在学术研究上。
古稀之年，他依旧带领学生不断攀登国际学术高峰。许多外国专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总是学术会议上年龄最长的那位，却总是那么思维清晰、精力旺盛、充满活力，依然奋战在物理学教学科研第一线。
熟悉侯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有三个“拒绝”——拒绝不负责任的推荐，拒绝不讲原则的说情，拒绝不关学术的虚名。侯伯宇先生培养出许多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他用治学态度影响着他们的学术观，又用做人风范匡正着他们的价值观。他的学生李卫谈到，侯先生对学生、学术非常严谨，但又非常开放，绝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一旦成果出来，申报奖励时，侯老师要么不写自己的名字，要么把学生放到自己前面。
侯先生平常没时间也不愿意把精力花费在其他方面，他尤其反对学术以外的应酬交往，更不会为自己的事情奔走。有关侯先生的几篇报道都是背着他完成的，侯先生知道一次就批评一次，在他看来，教授最重要的是埋头研究，用成果说话，而不是博一时之名。
这就是侯伯宇教授，他的拒绝，恰恰印证了他对学术理想和学术道德的执着与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