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王冰冰摄
90岁的老人在做什么？
来看看杨振宁先生的日程。即将迎来90岁生日，又赶上他一手创办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15周年庆，这几天，他的身影活跃在清华园中——
6月28日、29日，连续两个上午的清华高研院院友学术交流会，杨先生从9点坐到12点半，精神矍铄，目光炯炯；6月30日，清华为他举行庆祝90华诞学术纪念会，又是从9点到12点半，他依然神采奕奕，不时插话；晚上6点至8点半，庆祝晚宴宾朋满堂，杨先生兴致盎然，满怀对清华、对高研院、对后辈学人的期许和热望。
而去年，也曾在这个时段，89岁的杨振宁在南开大学，以向同行讲述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迎接自己的生日。
他是华人世界无人不知的一代学术大师，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贡献最大的物理学家。今天，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学术活动依然旺盛，他的爱国情怀愈加深邃。
7月1日，清华园青藤掩映的静谧一角，杨振宁先生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谈教育、谈科学、谈创新。
“中国的教育并不比美国差”
记者：您时常说自己很幸运，“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学习知识”。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对您的教育中，您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慢慢来”，所以作为中国第一代数学博士，他没有急于向您灌输更多的数学知识。但我想告诉您，今天中国的家长很着急，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现在很辛苦，很累，要提前学习很多知识，您怎么看这样的现实？
杨振宁：我知道有你讲的这个现象。从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讲，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把经济搞上去。从个人，也就是家长和孩子们的立场讲，我能讲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要求太多不一定是有效的办法。
（杨先生曾说，他的父亲当年发现他有数学方面的天分，不但没有极力地把他向那个方向上推，反而找人来教他念《孟子》，扩展他历史古籍方面知识的层面，是使他终生都大为受用的一件事情。——记者注）
记者：您对中美教育也发表过一些评论，认为“东方的小孩从小就学会要安静，要学习才有进步，但他们会因为守规则而比较胆小，不善于做出有想象力的跳跃。相反，美国小孩不太愿意坐下来学习，但他们会更大胆”。现在很多人对中国教育有抱怨，甚至急于“逃离”，于是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出国潮”，而其中的显著特征是低龄化倾向。您受益于两种体制，对保持中国教育哲学的优点同时引进美国教育哲学的可取之处有什么想法？
杨振宁：你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分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讨论。一个方向是你讲的这个“出国潮”，确实是有，而且恐怕还会扩大，我是认为，第一，“出国潮”很难阻挡，第二，这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出去了减少了国内竞争的压力，这个其实是有一定好处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样非常好的人才可能就流失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现在国内的发展也很快，所需要的是一些高端的、有能力的人才，这些出去的人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他们会看清楚国内有很好的机会，所以会愿意回来的。
这两天我们在庆祝清华高研院成立15周年，在清华就看得很清楚，清华的这个基础科学班最近这十几年出去的学生，在美国做得非常好的人都来参加了院庆，他们中愿意回来的很多，我相信，我们会在以后5年、10年之内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招回来。
你如果要我讲穿了的话，“出国潮”中还有很多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我认为放他出去可以减少国内的竞争，而且他出去站住脚了，如果做得特别好的话呢，会有心回来；做得不特别好的，他就在那儿毕业就业。所以我认为“出国潮”不是一个大坏事。
记者：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是不是代表了对中国教育的逃离与失望？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教育呢？
杨振宁：这个我跟大家一般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些小孩出去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教育不好，外国的教育好，这个看法完全错误。
中国的教育不比美国的差，而是比美国的好，我坚持认为是这样的。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国中学、大学去念书，都会变成佼佼者，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不错，确实压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这些孩子去到美国的任何一所中学、任何一所大学，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平均起来都比美国学生好，这就证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解答‘钱学森之问’不能急”
记者：您的观点确实引发了争议，就是您曾经说清华本科生比哈佛本科生好，后来您解释说是着眼点不同，是平均学生和特殊学生之分。但现在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以及其他众多中国的一流大学，都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苦恼而努力，我想您知道“钱学森之问”，破解“钱学森之问”您有没有好办法？
杨振宁：确实不错，美国创新的本领特别大。可是这并不代表哈佛的教育体制比清华的教育体制来得好。假如我现在有一个孩子要念本科，你问我他是在清华念好，还是在哈佛念好，我的回答非常清楚：在清华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话，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华好。为什么呢？因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华领先。
我认为是这样：一个八九十分以下的孩子，在中国受教育要比在哈佛受教育来得好，他可以有更扎实的知识，他可以有更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一个九十几分以上的学生，到哈佛去念研究院要比在中国来得好，因为哈佛的前沿研究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者：这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那些九十多分的精英人才培养好？
杨振宁：要把我国最高的研究水准提上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国内太着急了点。我想再举个例子。高研院这两天来了很多人，有十几个是现在在某个领域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美国都是佼佼者。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多招回来几个，我们前沿研究就进一步了。这样进一两步之后，我们就达到世界的前沿了。换一句话说，为什么还没有达到研究的前沿？因为中国拥有的达到世界前沿水准的学者还不够多。
学问是要有传统的，这个传统是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所以你刚才讲“钱学森之问”，我觉得他问得好，我的回答就是不能着急，学术的前沿、第一流学术的发展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功的，在外国是200年，至少是100年累积起来的。中国要想在一二十年内就赶上去，你着急也没用，所以就是要慢慢来。
“科学研究不像奥运会”
记者：最近十几天，中国在科技领域又创造了两个纪录，“神九”升天，“蛟龙”入海。记得您在1999年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应该是20年之内的事”，现在已经过了13年，您还坚持这样的信念吗？
杨振宁：我还坚持。不过你现在只给我7年来兑现，我不敢讲一定能成功，你要说17年之内，那我相信一定会成功。当然，十几年前我讲20年，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大概的时间。
讲起这个事情，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立场来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就已经派人出去了，当然数目没有现在多，可是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议，说我们这些最精英的人都派出去了，这不是人才外流吗？现在看，这些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多数都是那个时期派出去的，他们对中国今天的教育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他们学到的知识不能和一个年轻人比。因为你想接触到近代的科技前沿，得二十几岁出去，就好像一个40岁的人要和一个20岁的人跑百米，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从现在看，当年派出去的人是发生了作用，可是他们没能在科技前沿走上很高的位置。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十几年出去的年轻人都是跟美国的学生同一个年纪的，跟美国的同龄人在科技前沿竞争，他们就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急，可以说头15年是为了下个15年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底下的15年是收割的时候了。
记者：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创新，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但不得不说，急功近利、浮躁之风仍然盛行，您说过“做科学研究要成功，有三个必要条件：眼光、坚持、动力”，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哪些有助于成功，哪些会阻碍创新，阻碍成功？
杨振宁：科研体制是有很多问题。这个我想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可是我要讲的是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的前沿科技的研究能力是在稳步成长的。像我刚才说的，我认为17年之内肯定是能有最好的成绩的，比如说现在的“千人计划”，这些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在环境和制度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善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
杨振宁：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质跟量的把关不够。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拿了很多科研经费，招了很多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对量比较重视，对质不重视。这样会后患无穷。因为人太多了，变得很臃肿。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看见他们的教育部长，他问我，杨教授，你在中国好几年了，你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重要的机构人太多。
不过我还是想说，我回到国内15年，清华的变化非常之大，当然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是因为大环境变了，15年前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从教育科技人员讲起来，清华北大等中国好的大学都是有重大贡献的。比如神舟九号飞天，不知道有多少是从清华毕业出去的。在前沿科学研究方面，也跟15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就是不能着急，前沿科学研究的道路不像奥运会。有人说你们科学方面国家给了那么多的钱，到现在都没拿到一块“金牌”？这个回答很简单，科技发展比较复杂，不能一蹴而就。不过正如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环境促使中国一流科学家脱颖而出，比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施一公教授，他的工作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相信我的乐观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记者 丰捷 通讯员 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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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以学术方式为杨振宁先生庆祝九十华诞
新华网北京６月３０日电（记者 李江涛）庆祝杨振宁先生九十华诞学术纪念会３０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哈佛大学教授吴大峻等四位知名学者与数百名清华师生一起用学术的方式向杨振宁祝贺生日。
据了解，出生于１９２２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曾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２００３年他回到北京，现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３０日的学术纪念会开始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代表学校向杨振宁赠送了一块特制的墨玉工艺品。这件黑色的工艺品呈四方形，有拳头大小，上面镌刻着唐代诗人杜甫的一句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外，还用英文刻着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场论、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四个方向的科学成就。
身着白色衬衣和黑色外套的杨振宁先生虽已九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走上主席台端详礼物后高兴地说：“我一生接到过许多礼物，这是我收到的第二件最重要的礼物。”
纪念会上，哈佛大学教授吴大峻、犹他大学教授吴咏时、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方正分别发表演讲，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杨振宁的学术成就，讲述了一代物理学大师不平凡的学术人生。
另悉，由杨振宁倡议建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２８日至２９日举行了成立１５周年院友学术交流会，２５位曾在高等研究院学习和工作的院友带来了多场专题学术报告，他们以丰硕的科研成果为杨振宁送上一份特殊的生日贺礼。
据介绍，杨振宁１９９７年在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亲任名誉主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聂华桐任中心主任。２００９年中心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院在理论凝聚态物理、冷原子物理、理论计算机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汇聚了多位国际一流学者，并培养了多名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人已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杨振宁生平简介
 姓名：杨振宁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2年10月1日 籍贯：安徽合肥 学历：博士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人们赞扬在理论物理前沿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数学天才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这些对称性常常是隐藏在杂乱的实验物理结果的后面。 杨振宁长时期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工作。在这个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正确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 物理学家戴森去年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仍穿梭于纽约和远东之间。他和香港以及北京的大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设在南朝鲜汉城的一个理论物理中心的主席。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没有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以及由于新近对台湾出生的物理学家李文和间谍活动嫌疑的调查，将为亚洲和亚裔美国科学家带来的困难。１９７１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１９４５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已故的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他担心这些合作将面临危险。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２０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１９５６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１９５７年的诺贝尔奖。 从长远来看，１９５４年杨振宁和已故的米尔斯的开拓性的工作却更为重要。那一年，两人都在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称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以后证明它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布洛克海文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马奇努说：“当它在１９５４年写成时，争论极大。一些人认为它和物理世界无关。”当时，杨和米尔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可是以后证明，这个从微分几何和纤维丛这样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来的数学，正是为描述像磁、电、强核力，也许还有重大相互作用中，中界作用力的粒子交换所。戴森讲道：“我要说，在杨振宁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规范常已经证明这比他和李政道关于宇称的工作要重要得多。”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１９６２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杨振宁扎根于数学，但是他指出，自己一生的工作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４０年代后期他刚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时曾打算成为实验物理学家。可是他很快就了解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差。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出爆，那里就有杨振宁。” 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 对于物理学家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它既适用于以重力为主的极大王国，又适用于由量子所主宰的极小王国。物理学家在７０年代已经在这方面获得进展。他们提出一个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可是标准模型并没有将重力考虑在内。 目前，弦线理论可能可以克服这个缺点。这个理论经过修改后要求十或十一维时——空，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即时间这一维加上立体几何的三维。弦线理论提出来已经２０多年，它在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很流行。可是杨振宁在晚年时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杨振宁怀疑弦线理论或其派生的理论是否能将所有客观存在的现实都放进一个简洁的包装中。 杨振宁说：“弦线理论并没有得到实验证明。它太不定形，太模糊。”问题部分地在于，为探索弦线的影响，需要极高的能量，更强的粒子加速器。如何写出一个可以工作的理论，并从事十维计算也是一个问题。 杨振宁提出物理学正经历一个过渡期。不断地寻找更快更小的计算机晶片等的应用研究，将会比基础研究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他说：“很清楚，在未来的３０到５０年中，人们将更注意物理学的应用。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是因为更深入地探索物质的基本结构变得愈来愈贵。”他又说，１９９３年国会决定中止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是一个信号，高能物理有充裕的经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超导超级对撞机是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的一个基本粒子加速器，它的直径将达５４哩。 杨振宁预言，计算机工业的实际需求将会推动界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物理学的发展，他承认许多分析家们早已预言，２１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就像刚刚过去的２０世纪被称为物理学的世纪一样。是什么环境使杨振宁能在占支配地位的物理学中起重要作用呢?听他自己说，在他的成功中，运气和抱负同样重要。 杨振宁早年处于一个更像是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他得益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以及和同事与学者们的联系。这些为他进入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反过来，他正通过不断努力在亚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为回报。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３０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６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杨振宁的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数学教师。他通过了一次奖学金考试，得以出国，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书，以后去了北京清华大学。 杨振宁本人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的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才，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中国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１９３７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父亲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继续走好运。年轻的杨振宁不久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伯克莱加州大学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他的英文。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有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１９４５年杨振宁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４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４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２３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远东。杨振宁将把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石溪纽约州立大学。他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缡已５０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新近，致礼在石溪州立大学的医院动了三次肿瘤手术，结果良好。?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Ｊ．Ｐ．Ｍａｒｇ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又礼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１９６４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６０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９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２０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译者注：朱自清?，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 （范世藩 杨振玉 译文） |
杨振宁：“对未来发展很乐观”
杨振宁：非议背后依然故我
杨振宁:中国教育让学生走得太窄 难涉猎无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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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对未来发展很乐观”
89岁的他，依然在研究，依然在畅想
6月18日，杨振宁在南开大学“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上演讲。麦片摄（人民图片）
◎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国外扎实。
◎10年以后，希望我们能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直接抢人才。
◎我知道自己对哪个问题最感兴趣，也知道哪个领域最能出成绩，钻进去就很容易成功。
——杨振宁
“10年后，如果你再来和我谈中国科学的发展，情况会比今天更进步。”
初夏，清华大学科学馆里，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戴着助听器的杨振宁，做了总结性评价。
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物理学家，已届“望九之年”，却仍然心系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大学教育。
6月22日，他应邀在宁夏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6月18日，他在南开大学报告了自己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89岁的他，依旧反应敏捷、思路清晰、表达流畅，甚至是30年前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他都能“信口拈来”。回首中国科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他连称“极其成功”，但也坦承“科学发展还需要时间和耐心”。
谈科学
起步晚，中国前沿科学相对落后不奇怪
日前刚刚公布的本年度“邵逸夫奖”，授予在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三大领域内取得杰出成就的7位外籍科学家。而自2002年至今，“邵逸夫奖”共有43位获奖者，其中仅有4位华人科学家。
在评审会主席杨振宁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近代科学在西方有三四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却不过六七十年，中国前沿科学相对落后，不稀奇。
但他反复强调，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科学的进步速度非常惊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简直是少而又少”，如今，从量上来说，已经有很大进步。而在质量方面，国际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年轻的华裔数学家——在中国长大并接受大学教育，最近10年在西方国家做研究。“他们在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很受重视的。”
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疑问：几十亿、几百亿撒到了各大研究所，为什么没有很快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对此，杨振宁认为：科学的发展需要时间、需要传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
他以中国体育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无地位”到现在的“金牌大国”，体育事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迅猛发展。但是，“培养科学家比培养运动员复杂，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更长时间的训练，更长时间建立传统，是件急不来的事情。”
“应该从整体发展的经验多着想，才能了解前途应该怎样规划。”杨振宁希望，中国对于科技发展的投入还要增加一些，更加强调合理分配。“合理的、有效的分配，必须依赖于对科学发展有相当认识的决策人。"
谈大学
考古系和建筑系，可作为创建世界一流的突破口
上世纪90年代，杨振宁应邀参与筹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这个以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样本的研究实体，意在加强清华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建成世界一流的理科。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了17年的杨振宁回到了清华园，开始在这块“试验田”上倾注自己的心血。对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他显然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过去10年，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把国内杰出的年轻人引导到前途有发展的科学方向上，使他们出去以后能够很快地在一些专业上崭露头角；未来10年，我们再把这些已经在国际上风生水起的科学领头人，请回国内来。
“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现在很多在美国担任博士后或者助理教授，他们已经逐渐引起世界的关注；再过10年，这些人很可能变成世界一流科学家，他们回国后一定能够带动中国科学的发展。”杨振宁对未来的科学家“归国热”信心满满。
杨振宁说：“中国的经济形势看涨，很自然地会对人才形成吸引力。10年以后，我们希望能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直接抢人才。”
如何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杨振宁认为，中国的发展过程与西方不一样，大学的设置并不独立。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不能简单地拿中国的情形和外国对比。“在这点上，必须要清楚。”
“有选择地先把某些系打造成世界一流，”杨振宁说，“比如考古和建筑，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中国的大学很占优势。”
谈人才
大师的职责，就是引领优秀人才进入最有前途的领域
科学的发展来源于两种不同的动力。200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和英国科学家彼得·曼斯菲尔德。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核磁共振成像：把物体放置在一个稳定的磁场中，再加上一个不均匀的磁场，用适当的电磁波照射物体，根据物体释放出的电磁波就绘制出内部图像。
“这是无目的的研究，劳特布尔之前一般用平均磁场做核磁共振，而他却出人意料地加入了不平均磁场，竟然就成像了。”杨振宁说，科学研究往往是“忽然想出一个妙招，加些别人想不到的小窍门，就可能出大成果。”在他看来，这需要有广大对于现代科研器材有认识，又有聪明脑筋的人投身到不是预先有目的的、更多凭兴趣的科学研究中去。
另一种科学研究则是有目的的，“比如，制造超短波长的激光，如果做出来，也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 杨振宁说。
杨振宁表示，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有可能出现，但要尽快使得年轻人走到有可能有重大发展的领域中去，“我对未来发展很乐观”。
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国外扎实。他说：“清华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数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们，绝大多数非常优秀，比起美国类似大学的研究生来，并不差。
但在国内大学，在“信息灵通”方面显然要比国外大学逊色。美国著名大学数学系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这些学校里的研究生，对于数学界最敏感、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知道得一清二楚。“中国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没有优势。”
谈起自己的“诺奖”经历，杨振宁坦陈：“我非常占便宜。”他在西南联合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本科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凭着厚实的底子，到了美国之后，他又拉近了自己和科学最前沿的距离，“我知道自己对哪个问题最感兴趣，也知道哪个领域最能出成绩，钻进去就很容易成功。”
在杨振宁看来，大学和大师要做的，就是“带着最优秀的学生，挖科学的金矿，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引导他们进入最有前途的科学领域”。 （记者 陈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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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非议背后依然故我
6月18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及夫人翁帆在南开大学为其举行的89周岁生日宴会上。当日，30位院士在南开出席了“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杨振宁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工作。
在有人猜测他已不做研究的时候，6月18日，89岁的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在南开大学向同行报告了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他修改了自己多年前一项理论的不完备之处。
除了回答提问时须用助听器，这位老人留给听众的印象是思维之敏捷、表达之清晰不亚于青年，虽然他上一年还大病一场，进过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杨振宁说，自己40多年前的研究涉及了冷原子领域，但当时缺乏实验技术证实，后来因故中止。近些年来，这方面的实验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自己多年前的一些工作得到了证实，于是又回到了这个领域。目前，冷原子是物理学的热门领域之一。
2008年，86岁的杨振宁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篇冷原子方面的新论文，令同行惊讶于他的学术活力。此后至今，他已陆续发表了将近10篇论文，放在年轻学者中也属“高产”。
他不喜做寿，因为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
2011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站着讲完了自己关于冷原子的新发现。工作人员担心他站久了腿会发抖，后悔未能预备一把椅子。更出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宁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即兴发言，与人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最近几年慢慢想通了”的困惑。人们原本猜测，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离开。
在做完报告被主持人请下台之前，杨振宁还主动询问听众有无疑问。会议间歇，年轻的学生过来请教，他也耐心解答。
“很多人学问很大，脾气也比较大一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林说，杨振宁是位尊重人的忠厚长者，什么事都可与他辩论。
比杨振宁年轻19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赵忠贤院士向同行感慨，每次自己不想多干，觉得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跟杨先生谈过以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影响着自己，还得好好干。
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形容，杨先生属于“天生有仙骨”。国外有人称杨振宁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说他在物理上是“建设性的革命家”，朱经武则以物理理论的“炼丹专家”来形容他，认为他就像拥有点金术。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朱经武说。
朱经武说，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另一种是不停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意见。
葛墨林说，杨振宁主张学术上的平等，还体现在，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班，他都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边谈。多年以前，国际会议用餐补助中外有别，国人补助5元，外宾补助40元，吃饭时往往隔着一道屏风。杨先生坚持，在南开开会，无论中外，补助相同。
他因有约在先曾谢绝领导人宴请
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院士认为，近年来，一些人对杨振宁有非议，网上有种声音，对杨先生的贡献讲得很少，有些甚至是污蔑。
针对杨振宁的污名包括，有人批评他晚年回到中国，拿了高额报酬，故意说些好话去取悦政府。例如，他赞美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比美国更扎实，批评的声音扑面而来。
朱邦芬说，杨先生接受东西方文化熏陶，他确实是由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讨好政府。
批评者未必知道，杨振宁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面向周恩来总理直陈“中国政府的片面的平均主义已经毁了中国的科学”。
“杨先生经常两头不落好。他不像有些人，拐个弯让你揣摩体会。这是学术大师直率的性格。”葛墨林说。
葛墨林定期向杨振宁报告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发展。有次，两人在北京约谈。恰有某副部级领导去请杨振宁，有位国家领导人邀他赴宴。在场的葛墨林以为，自己要谈的事情没那么紧要，杨振宁应先见领导，谁知杨振宁却谢绝了来自中南海的邀请，原因是“我已经有约会了”。
忆及此事，葛墨林说，杨先生仅因有约在先就回绝了领导，又怎会曲意逢迎？
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杨振宁曾“伸出手来”，请他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那年石溪分校的名额已满，杨先生为他争取了额外名额。他说：“杨先生一看到有什么科学前沿的事情，就想到中国该怎么做。杨先生一方面热爱祖国，一方面提携我们年轻人。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够我们学习一辈子。”
他的薪水分文不取
朱邦芬在南开大学讲的一件事情，令在场的许多学者感到惊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他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向清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也捐给了清华。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是杨振宁晚年仿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创立的。在杨振宁将精力转向清华之后，陈省身两次让葛墨林给他带话：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是你的“亲儿子”，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是你的“干儿子”，两个儿子，你都要管。
据葛墨林回忆，杨振宁“管”得很细。从1988年开始，南开的理论物理室办过7次讲习班，邀请的都是各个方向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因经费匮乏，要靠杨振宁从香港募捐讲课费。
1992年，为了南开主办的一场国际会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考虑到大陆不易换开百元大钞，他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钞票，捆在一个包里带来。南开数学所的第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杨振宁当时购自香港，运到天津的，他还派自己的秘书负责打字。他甚至考虑到了外宾喝咖啡的习惯，打算自带咖啡壶。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括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葛墨林说，杨振宁做事不愿向人解释。“杨先生率性而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至于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他主张“杨李之争”留给后人评判
科学史上，亲密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决裂，一直为人关注。与两位大师均有交往的葛墨林说，关于“杨李之争”，杨振宁一贯主张，双方把所有资料都公布出来，留给后人评判。
葛墨林说，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1990年，李政道先生在兰州大学发起一个学术会议，原定的会议组织者在外无法及时回国，临时改由葛墨林领衔组织。葛墨林当时在石溪分校访问，遂向杨振宁表示要早回国几日筹备，杨先生建议他至少要提前10天，还帮忙出面向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发出了会议邀请。
1979~1989年，李政道在中国发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一些中国学者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这个计划，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些人不回来谁负责”。有人去问杨振宁的意见，满以为他会加入反对派，但杨振宁坦率地说：这些人将来回不回国不能由李政道负责。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说话，因为我就是出国没有回来的。
他的生活得益于翁帆的照顾
在非学术领域，外界对于这位物理学大师最大的非议源于他82岁时与相差54岁的翁帆结婚。
2011年，他们惊世骇俗的婚姻进入第7个年头。葛墨林说，原本“说话刻薄”的一些同行，现在也对翁帆评价很高。而他认为，杨先生目前的健康身体，跟翁帆婚后的照顾绝对分不开。“翁帆绝对是有功劳的。”
杨振宁再婚之前，葛墨林有次去清华探望，发现他穿着睡衣，脸色腊黄，发烧39.3摄氏度。虽然杨先生告诉他，身体如有问题会打电话求助，但葛墨林还是担心，万一有危险而电话不在手边怎么办？
2010年9月，杨振宁突发高烧，陷入半昏迷状态，说的话人们都听不懂，进了重症监护室。葛墨林说，杨先生住院时，翁帆的照料有目共睹。
近些年里，杨振宁已多次入院。葛墨林说，翁帆对杨先生照顾很细，杨先生冬天出门前，翁帆一定为他系上围巾。逛公园，走十几分钟路，翁帆就坚持要歇一歇，找一块石头，扫得很干净。
据朱邦芬透露，杨振宁、翁帆夫妇的共同话题很多。参观美术展后，他们会分别找出最喜欢的作品，再看与对方是否一致。这是二人之间的小游戏。
杨振宁并非不知一些人对于他这段婚姻的看法。他甚至曾与翁帆联名撰文，回应一位香港女作家的批评。在写给翁帆的诗里，他称她是“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这一次，在南开大学，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杨振宁夫妇手挽着手。这是他近年出席公开活动常见的情景。在校方为他举办的生日晚宴上，他表示，自己虽然上了年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年轻，也许这是自己对翁帆有吸引力的地方。早在订婚之初，他就对朋友这样讲过。
令葛墨林感到遗憾的是，外界跟杨先生没有接触的人，总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他，猜测他。而杨先生依然故我。
20世纪80年代，杨振宁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文集，收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谈话，有些地方对“文革”某一方面的事物持赞成态度，而他事后也发现了当时的不足。预先看到文稿的葛墨林劝他删掉这些内容，不要引起误会。杨振宁却执意全部发表。他说，自己就是要全都拿出去，让人家可以了解杨振宁真正的心路历程。（本报天津6月20日电 记者 张国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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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中国教育让学生走得太窄 难涉猎无关知识
日前，杨振宁、吴良镛、冯其庸、欧阳中石4位已过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戴着棉帽裹着大衣，在人搀扶下走进清华大学大礼堂，围坐一起纵论人生经历。
4位大师年龄之和达到350岁，最长者是同为1922年出生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吴良镛，其次是1924年出生的红学家冯其庸和1926年出生的书法家欧阳中石。
中国学生很少关注与自己研究领域无关的知识
作为最长者，杨振宁首先回忆起2004年他在清华大学教授大一物理的日子。
在那段时间，杨振宁接触了不少国内大学生。对比他在美国的学生，他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学得比较深入，也更为成熟。相比之下，美国至少有1/3的大一学生还处在一个不开窍的状态。他把这些归结于中国教育成功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学生吸收新的方法和知识。
杨振宁说起自己在美国的一段经历。美国一所研究性大学每周都要举办一场讲座，邀请学者就某一领域最新的题目进行讲解，这样的讲座并未赢得中国留学生的青睐，“原因是听不懂，不涉及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自己没关系。”这让杨振宁有些失望，因为有一些学科其他方向的前沿讲座他也听不懂，但一次没听懂没关系，杨振宁有个事后琢磨的习惯，过一段时间，再听其他人讲同一个题目，他便发现自己多懂了一些。
他给这种方法起名叫渗透性学习法。在杨振宁看来，这正是中国大学生急需借鉴的一种方法。
不过，这种渗透性学习法似乎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路相悖。杨振宁说，中国教育讲究的是专心把个人的研究方向搞清楚，不相关的东西就不管。“教育太过于偏重训导，导致学生太注重专一，不管闲事”，因此很难吸收新的知识和方法。
“这容易让人走到太窄的方向。”杨振宁告诫现场学生，“窄”的眼界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最为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时到图书馆浏览，多读书，读好书。
人文也要求真，不真何以善
冯其庸痛斥当下不正的学风，“一些学术文章看着实在让人不放心，写得无理无据。今天的主题虽然是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但是，人文也要求真，不真何以善？”
他现身说法，向现场学子讲起自己考证玄奘法师从印度回中国路线的故事。
冯其庸十去西域，三上帕米尔高原，只为反复考证这一路线，直到他83岁时，还坚持上海拔4900多米的高原。除了做学问，冯其庸还被人称为“探险家”，便缘于此。
第八次去西域，当地领导以为冯其庸是来旅游的，便和他商量怎么活动。听到冯其庸说明来意，连忙婉拒称，“您年龄太大，路很难走的。”冯其庸说，“他们战士能走我为什么不能走？”对方看冯其庸不服继而说道，“路途非常颠簸。”如此一说，冯其庸更加来劲儿，“再怎么颠簸我也要去！”
2007年，83岁高龄的冯其庸来到荒无人烟的一个地方，当地人说“这里没有路”，冯其庸说，“没有路也要走出路来。”在他的坚持下，当地人找到了一个牧羊人，顺着这位牧羊人指的小路，冯其庸找到了他在史料上看到的公主堡。但在距离公主堡不到1里的地方，囿于地形，机动车无法行驶。
带队的当地人说，年轻人可以踩着石头过去。眼看着到跟前的发现又要化成泡影，冯其庸拉着牧羊人翻上马，“请扶我过去”。
强弩之末的专业会越走越窄
当下的大学生在选择专业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学生也相应有了新的困扰：可选的多了，研究哪个才好？
杨振宁十分看重这一问题。他说，研究生在刚入学的时候看不出太大的区别，经过几年以后再看，如若成绩上十分悬殊，“那一定是因为有的学生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专业，有的则没有，而不是勤奋或聪明与否。”
“正确的专业就是在读研究生阶段，以及此后的10年、15年社会上都将同步发展的某一领域。”杨振宁说，如果走到一个强弩之末的领域，就会越走越窄，进入一个没有意义的研究怪圈。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来判断哪个专业是有前途的。杨振宁建议：大学生在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之前，不妨先找一位对相关领域有足够经验的前辈聊聊，听取他们的一些劝告，再自行判断。
在现场，杨振宁还教了学生一招。他告诉同学，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发现自己对某些事情特别有兴趣，一定要去培养这个兴趣，以及相应能力的再发展。“因为，这很可能成为你将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杨振宁向同学们讲了一位物理学者出书的故事。一次，这位学者告诉杨振宁，在他20岁出头读物理专业的时候，就想要写爱因斯坦的传记，并时刻注意有关爱因斯坦的素材。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位学者放下物理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材料的整理中，完成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代表作《爱因斯坦传》，而他就是物理学家和物理史学家亚伯拉罕·派斯。（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