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天下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今年4月5日既是清明节，也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始校长张伯苓先生(1876￣1951年)的130周年诞辰。 

　　在南开园内的中心花园，矗立着张伯苓先生的铜像，先生在世时曾说：“我死后一定要埋在南开，要看着南开。”依照老校长的遗愿，1989年10月16日，南开大学建校70周年校庆日前夕，张伯苓夫妇的骨灰正式移葬中心花园，合葬于铜像后侧，守望着他呕尽毕生心血奠基的著名学府。“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尤存长者风。” 

　　开创教育的“奇迹” 

　　张伯苓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他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创办了规模宏大的南开系列教育体系。办学伊始，他即以凌厉的锐气和喷薄的活力，改革传统教育，倡导新式教育，开辟先路，不懈求索。他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坚定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教育理念，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模式，披荆斩棘，开拓创新，通过教育实践，为南开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南开教育体系，其丰富的教育实践，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确立了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先生认为，中国旧式教育的最大弊病是不适应中国国情。中国的大学制定教育宗旨既不可泥古不化，也不可照搬外国经验，要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宿。在创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中，张伯苓先生对大学教育如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进行了有价值、有意义的探索，鲜明地提出“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思路，强调教育教学要密切联系实际，学术研究要“知中国”、“服务中国”，借鉴欧美教育经验，走“本土化”之路。 

　　基于这种认知，张伯苓先生为早期南开大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教育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许多高校的教育宗旨和办学制度均效仿欧美高校而设立。张伯苓先生对南开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位，大力发展直接影响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商学、经济、工学、医学、矿学等应用型学科，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当时成立的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表现出以实际行动救国的精神，故被日寇视为眼中钉，1937年日寇轰炸南开大学，校园几乎被夷为平地。南开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从建立伊始就着重中国经济问题和农业问题，对华北区域的社会问题、经济状况、教育状况展开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编制了极具权威的“南开物价指数”，取得的成绩“尤称独步当时”。应用化学研究所针对天津早期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问题开展课题研究、技术转让，尝试着走一条“产学研”一体的办学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著名化学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领衔的应用化学研究更是成绩斐然，在很长一个时期，南开大学发明的农药几乎占中国农药品种的1/2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了这一办学思想，面向主战场，更加自觉地从各方面为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取得了一批国内外公认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成为国家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张伯苓先生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努力探索和研究青少年道德形成的规律和新的道德导向。他将人格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内容，主张德育要从基本品德、基本价值观抓起，既强调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品德修养，更重视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使一代新人在民族感情、国家意识、思想品质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建立牢靠的精神支柱。 

　　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说，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张伯苓先生人才观的重要内容。他很早就提出南开决不培养读死书、死读书的学生，认为教学生学习科学知识，“其目的在充实个人之基本能力，启发其创新思想，发展其生产技能。”张伯苓先生为早期南开大学建立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学科架构，实施通才教育，不仅设有文科、商科，还创设了理学院、工学院，建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系及电机、化工等应用科学技术系科。他强调跟踪世界科学发展的潮流，在师生中鼓励创新、兼容并包，提倡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及求真务实的追求，形成了一种学术民主、自由探讨的良好学术环境。 

　　爱国主义的灵魂 

　　张伯苓先生奋斗终生，为中国人民遗留下1所著名大学和4所著名中学，为祖国培养了大量建设人才，曾在南开学校工作和就读过的学生不下20万人。中科院院士、化学家申泮文说，就我个人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就读之亲身体会，爱国主义是南开精神之核心，也是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的灵魂。 

　　张伯苓先生把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宗旨概括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称为“南开精神”；把所有与南开事业发生过联系的人统称为“南开人”。南开精神深深地渗入到了每个南开人的心中，成为他们团结奋斗，为祖国的复兴和繁荣富强而献身的一种动力。 

　　申泮文1929～1940年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学习。他说，这10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这一生。从初中一年级踏入校门，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就反复地给大家讲解南开精神。校歌里高唱的“巍巍我南开精神”确实不是空话，它概括了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在我们身上化为无穷无尽的力量，激励着我们自强不息。我虽已年逾耄耋，但当我想到校歌里这段名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时侯，我就感到仍然年轻，仍然浑身充满了力量。南开精神的最核心内容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张伯苓先生坚持办学，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把深刻而含蓄的爱国思想寓于他的教育活动之中，力图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爱国爱民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形成了他的“公”与“能”的教育思想体系。他和全校教师职工一道，时时处处以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教育学生，使“振兴祖国，匹夫有责”成为全体师生的共同信念。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在毕业前后，纷纷走上了报国的途程：有的投考了陆军学校或航空军校，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献身于祖国的疆场或蓝天之上；有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到冀鲁农村组织农民武装，发动游击战争，抗击日寇；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列；有的继续升入大学或出国学习深造，求取更高的科技文化知识，为祖国的复兴准备力量。 

　　1937年7月29日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军轰炸，校园被夷为平地，南开中学亦有一部分校舍被炸毁。这正是因为张伯苓和南开学校师生的爱国精神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痛恨，所以在芦沟桥事变不久，便迫不及待地想一举把南开学校从中国的大地上抹掉。日本军国主义者根本不能理解，张伯苓校长倡导的南开精神是永远不会被他们的侵略气焰摧毁的。相反，南开校园的被毁，更加激发了海内外南开人的同仇敌忾。

　　在中国近代史中，最懂得教育艺术的莫过于张伯苓先生。1986年党和政府评他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就是因为他在一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中，始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一切教育的先导，办学效益卓著，人才辈出。例如他的得意门生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革命者和国家领导人，除了本人的天赋秉性和党的教育培养之外，也受益于南开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具体帮助，包括周恩来赴法国留学也是受南开校董严范孙先生资助的。张伯苓先生终生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他的教育经验可以归纳为：“对学生的教育应该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公民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劳、创业、服务等方面得到全面均衡地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为爱国、救国的建设人才。”百年以来南开学校毕业生和校友中人才济济，有国务院总理、副总理3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位，全国政协副主席5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中央研究院院长4位，大学校长12位，两院院士64位，大学教授、文化名人、高科技人员、名医等高层次人才不可尽数。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爱国主义是教育事业的统帅，是灵魂，是素质教育的核心。 

　　探究传承南开精神 

　　一个世纪以来，“南开”教育已成为享誉全球的教育品牌，所有的“南开”系列学校始终被国内外公认为教育质量甚佳的名校，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这一为世人叹服的“南开现象”成因何在？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说，南开有很多成功的办学经验，其中由张伯苓先生所倡导和培育的、由几代南开人心血凝聚的、与中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南开精神”，是南开学校不断发展的源泉。“南开精神”不仅孕育出了规模宏大的南开教育体系，还造就和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艺术家。探究并传承南开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深重的灾难面前，教育救国成为中华民族群体觉醒的表征之一。张伯苓先生弃武从教，就是要“救国”，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要造就新的人才。 

　　张伯苓先生认为，育人最紧要的是培育精神。他教导学生说：“精神是立志的表现，无论何事，无精神必归失败。诸君当知，中国近来之巨患不是来自有形之物质，而在缺少无形之精神。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亦抵于亡。”从创办南开学校之初，他就教导学生首先要热爱祖国，有为民族的救亡图存担负起时代重任的使命感。 

　　薛进文认为，把德育置于人才培养的首位是张伯苓先生的核心教育理念。张伯苓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他教育师生要“知中国，服务中国”；教导学生“处世要有奋斗精神”，“奋斗即是生活的方法”；告诉学生“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要“学行合一，行做人之道”，要求教师“不能以教书、教学生为满足”，“应该更进一步，教学生行，行做人之道，这样才能算是好的教育”。张伯苓先生一向强调要培养健康的民族精神和个人的坚强意志，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应保持饱满的“精气神”。他总讲：“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这是一种笑对人生的健康心态。南开学校的40字“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强调的就是将人格教育纳入道德教育，从基本品德、基本价值观抓起，从日常举止的点滴行为抓起。 

　　张伯苓先生及南开前辈以毕生之力熔铸了南开精神，培育了南开“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优良传统，亲自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这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与时代精神的凝聚和升华，对南开大学在艰难曲折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开的发展历史证明，一所学校只要有一种昂扬的爱国、救国、强国的精神，并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就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永不服输的“伯苓”精神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梁吉生认为，张伯苓留给人们的首先是一种精神——“伯苓精神”，即永不服输、顽强拼搏的精神，日新月异、自强不息的精神。按张伯苓的口头禅来说，就是“干”——苦干，硬干，穷干，拼命干！咬定牙根努力干！干，就是要奋斗不已，发奋图强，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不灰心，不气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张伯苓就是以一个“干”字作为前驱先路的利器，干出了一片教育新天地。 

　　张伯苓“干”字背后有着强大的思想动力，就是救国、救亡，使国家强大。他在1929年旅英讲话中说：“吾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之世界史中，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正是这种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焕发了张伯苓强烈的入世精神，催生出“教育救国”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激发他用教育改进社会、振兴中华的无穷热情。 

　　在办学上，张伯苓不盲目攀比和大而全，他固守自己办学力量的底线，量力招生，决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张伯苓公开提出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世，不以学校为致富的门径，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三曰不假——不自吹自擂，不虚假招摇，真诚办学，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也是教育事业“安身立命”的基础。 

　　张伯苓是社会新文化的倡导者，也是移风易俗的实践者。他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古老的塾馆教育，带领他的学生，跳高、跳远、踢球、赛跑。后来他还组织了天津市体育协会，举办天津市运动会，率领天津市运动员参加华北地区、全国运动会及远东运动会，成为天津体育运动的开创者。 

　　张伯苓重视学校文化建设，努力以共同的价值取向、精神意志、行为标准，形成学校的主流文化。他特别强调社团活动，他说：“南开学校为训练学生做事能力、服务精神，并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起见，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各种社团，通力合作，团结合作。”当年南开的话剧、体育就是在广泛群众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分子的，周恩来、曹禺、陈省身等都是活跃的社团骨干。张伯苓不仅支持师生组成话剧团，而且带头编演话剧。早在1909年他就编导了《用非所学》一剧，并且亲自饰演主角，在京津地区产生了强烈反响。因此，他被称为“话剧第一人”。 

　　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又一特点。张伯苓努力与开明绅士、民族实业家以及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密切联系，建立互补双赢机制，吸收了一大批民间资金支持南开教育，创造了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的一个奇迹。张伯苓作为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的先驱者，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他的。 

　　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形成，不仅来自个人长期的教育实践和不断的理性思考，而且深深地植根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土壤之中。 

　　回顾张伯苓一生的教育活动，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始终是依据实际需要出发办教育的，常常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构建其教育实践的支撑点的。张伯苓是一位有自己体系、有自己理论特色的教育实践家。 

【张伯苓语录】 

　　·“我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注意精神的修养……” 

　　·“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张伯苓故事】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一次，张伯苓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调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反问，歉意地笑了笑，立即让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并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张伯苓再也不吸烟了。 

　　“不要爱钱，够用就行” 

　　当年社会上的私立学校多为赚钱，南开也属私立，却是一所赔钱的学校。南开大学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主要靠张伯苓到国外去募款。他去美国募捐，总要带上南开饲养的金鱼，捐款1万美元以上的送金鱼1尾。他在学校账上支出10尾金鱼，补上的一定是10万元以上的美金。 

　　张伯苓一生从国内外给南开募集的款项数以千万元计，而且多属个人行为。他提留若干入私囊，别人不会知道，也不会过问。但他绝不肯，也不屑于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放入南开的账户。很多人就是由于敬佩他办学的毅力和纯洁高尚的品德而慷慨解囊的。张伯苓从不想藉南开升官发财，他经常告诫学生：“不要爱钱，够用就行了。” 

　　张伯苓去北京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一家一天一元钱、管吃管住的小店。张伯苓当时名气已经很大了，可是仍然居住在西南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一次，张学良将军慕名来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事后张学良惊叹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 

　　“我每月帮她30元钱” 

　　1948年12月，早年南开大学的女学生王守媛病故了，静穆的灵堂里，停放着一口朱红大漆棺木，格外引人注目。人们轻轻抚摸着它，不禁为死者的不幸而深深哀叹，同时，又为她得此棺而深感荣幸。这是她在南开大学上学时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得知她去世消息后，马上送来的。看着老校长送来的这口棺木，多少南开人的心中，无不激荡着敬仰之情。 

　　当年的王守媛，是一个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好学生。可惜，这个才华出众的女学生，读到大学二年级时就患了严重肺病，只好休学。守媛身世凄苦，继母对她不好，全家迁往北京，只将她孤苦一人留在天津。抗战胜利后，她寄居在外祖母家，病情日渐严重，境况愈加窘困。 

　　当时大学部训导长王文田是守媛在女中部时的同窗好友，无意中向老校长述说了她的这种不幸遭遇。老校长一向器重这个得意门生，听到她的遭遇后，马上对王文田说：“你不用管了，我每月帮她30元钱。”说着，当场就给王文田30元，让她给守媛送去，并说：“你告诉守媛，好好安心养病，我每月一定照付她生活费。” 

　　这种资助，一直到王守媛病故，从没间断。就是后来，在张校长离津去南京任考试院院长前夕，还特地告诉王文田，王守媛的生活费已经交给总务主任史学曾了，以后每月去那里领取即可，最后又嘱咐一句：“告诉守媛，好好养病。” 

　　守媛去了，想必她在天之灵，也永不会忘记老校长对她慈父般的无限关怀。(淑贵) 

　　《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2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