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在自家客厅。熊杰 摄  

　　■本报记者 熊杰 通讯员 董立平

　　5月的厦门，海风徐徐，火红的三角梅争相斗艳。

　　5日，周六，晚7点，距潘懋元家的学术沙龙正式开始还有半小时。在潘家略显零乱的客厅里，30多个学生坐在大小不一的凳子上，交谈、互看论文、吃水果，看得出主人给了他们足够的自由。

　　92岁的潘懋元身穿一件白色衬衫，慈眉善目。他坐在离门最远的沙发上，学生们轮番上前讨教，有的向他汇报作业，有的推荐自己的新书，有的向他征求论文开题意见。潘懋元慢条斯理，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说话略带广东潮汕“地瓜腔”，但中气很足。学生们都称他“先生”，和他交谈时，往往凑得很近，甚至是肩膀挨肩膀。有的学生谈话毕，还会拍拍他的大腿。

　　这些“学生”多数在30岁左右，有访问学者，也有在本地工作的教师，更多的是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硕士生。今天沙龙的主题是“文化传承创新与高等教育强国”。潘懋元更多的时候是在做一个倾听者，拇指和食指分开，叉住下巴，静静地听学生发言，这是他惯有的姿势。

　　潘懋元家每周六的沙龙虽小，但已闻名遐迩，且持续了20余年。沙龙是漫谈式的，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

　　来参加学术沙龙，已成为研究生来厦大教育学院求学的“固定节目”，也是学院的一张“名片”。提起高等教育学，大家都会联想到潘懋元，他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的一张“名片”。

1937年，潘懋元高中军训照。

　　活跃在高教学界的“老顽童”

　　4月6日，是厦大91周年校庆的日子。上午10点，92岁的潘懋元参加完学校举行的庆典，又来到嘉庚主楼会议室，参加教育学院的奖学金仪式。在听完博士毕业生作的校史报告后，潘懋元走上讲台，没有讲稿，站着讲了20分钟。他讲校庆的意义、校园文化、校史，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接下来，他又给教育学院的获奖教职工、博士生、硕士生颁发证书与奖金。颁奖时，他总是身体前倾，双手把奖状捧给每位获奖者，并一一握手，在合影时，他露出孩童般满足的微笑。

　　这个简单的会议，折射了潘懋元为人熟悉的一面。他参加学术会议，都是自己准备讲稿，而且总是站立演讲。常言道：“人老话多，树老根多”，但潘懋元例外。即使是到90多岁时，他也没有废话，发言总是言简意赅，而且总是在抛出独特见解时戛然而止。

　　博士生方泽强说，我们为什么喜欢和潘先生在一起？因为他尊重学生、尊重学术，不絮絮叨叨，更没有任何架子。先生喜欢倾听，不管学生意见对否，他都不打断，他把我们当小孩子，我们把他当成“老顽童”。

　　潘懋元先生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仍然坚持上讲台，作研究，看学生作业，仍然在招收博士生、博士后与访问学者。每年暑假他都要认认真真地为即将开学的博士生查阅资料，认真备课。有人看到说：“先生，您都给博士生讲了几十遍啦，还用备课？”他答道：“教师上课最首要的是要备好课，我虽然讲了30多年，但每年的授课内容都不一样，都要更新与完善。”

　　不仅活跃在教学一线，潘懋元在生活中也是很有激情。潘懋元的学生、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回忆了他和时年82岁的潘懋元到西藏出差的经历。

　　踏访西藏，一直是潘懋元的一个心愿。2002年，潘懋元接到在西藏开会的邀请，“跃跃欲试，全无难色”。担心受到家人的阻拦，他还和邬大光订了攻守同盟：赴藏之事，不必向家人提起。

　　邬大光忐忑不安，在临行前一天，还是忍不住向潘老师的大儿子、时任厦大副校长的潘世墨坦白，潘世墨大吃一惊，但是，他考虑再三，决定成全父亲的心愿。

　　就这样，当年，82岁的潘懋元登上了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邬大光说，到达米拉山山口，因空气稀薄，缺氧严重，大家都说，不要下车了，但是，潘懋元说，当然要下，抽根烟，照张相，留个纪念。

上世纪80年代在书房工作。

　　光做老师就有77载

　　在两年前举行的一次庆典上，当时已90岁的潘懋元说，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他的学生在场下会心地笑了，他们都熟悉他的一句话：“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潘懋元身上有个传奇：他从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当到大学副校长。这位老人习惯性地眨着眼睛，带着小孩子般得意的神情说：“70多年来，我当过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老师。”

　　1920年8月，潘懋元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贫苦小贩家庭。小时候在家随哥哥学习识字，8岁入私立东海小学读书，后转入私立时中中学初中部。

　　1940年，潘懋元一行3人，从广东汕头步行至福建长汀，报考抗日战争期间暂时迁往长汀的厦门大学，由于准备不足，未被录取。潘懋元没有气馁，更加刻苦地钻研，于1941年秋考入厦门大学，主修教育学，辅修经济学。

　　为维持学业，他开始勤工俭学，兼任福建长汀县私立乐育小学教师、长汀县立中学教务主任。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当老师，早在他15岁读初中三年级时，哥哥的朋友、揭阳树德小学校长，就请他去兼课，教小学三年级国文和算术。

　　大学里学习教育学，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做起，投身教育实践，到后来从事大学教育管理、教育研究，潘懋元的一生和“教育”这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的9月，他到江西的学校当过文史老师，还兼过教务主任。

　　1946年，潘懋元大学的老师李培囿教授推荐他回厦门，作为校长人选， 负责复建厦大附小，潘懋元提出希望能在任小学校长的同时，在厦大教育系做助教，他的要求得到校方同意。从此也就开始了教育学教学与研究的生涯。

　　10月，潘懋元回到厦门，开始筹办新的厦大附属小学，并出任校长。刚创办的附小，坐落在海滩边上，孩子在这里尽情地玩耍，荡秋千、砌沙盘、放风筝。学校唯一的校车用来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每天早上学生还能喝一杯牛奶。回想起这段日子，潘懋元说，当时真正体现了“一切为了孩子”的理念，同时，也是在实践陶行知、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即“生活教育和活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懋元由厦门大学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系，进修研究生课程。回到厦门大学后，潘懋元开始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工作。

　　1962年起，他兼任《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而主编由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担任。

　　回忆起王亚南任校长期间的岁月，潘懋元感慨颇多。他说，王亚南注重学术研究，创办了《厦门大学学报》，成为全国最早创办的3家大学学报之一，还培养出了数学家陈景润。

　　王亚南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研究，经常邀请学生到他家里讨论学术问题。潘懋元说，正是因为喜欢这种既有家庭温馨、又有学术氛围的活动形式，所以现在每周末还坚持一次学术沙龙，其实，这是从王校长那里学来的。

　　担任大学教务处长、编学报，受学术氛围的浸润，这都为潘懋元研究高等教育学提供了实践土壤和思想源泉。直到后来当博导，他还会经常提起这段岁月对自己学术人生的影响。

德国学者罗兰德·舍恩参加潘懋元的学术沙龙。

　　高等教育学的拓荒者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当时没有完整的理论来支撑。那时，我国原有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当时潘懋元刚过而立之年，在厦门大学讲授教育学并负责教务行政工作。他意识到，忽视高等教育的特点、硬把普通教育理论搬到高等教育中行不通，必须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高等教育理论。

　　听说潘懋元要“冒尖”，对高等教育进行专门研究，许多同行和专家不以为然。但是，潘懋元选择了坚持。

　　1956年暑假后开学，厦门大学的课程表里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作出的尝试。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在课程与教学理论等章节改变了研究对象，但却开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课堂。

　　正当潘懋元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遇到十年浩劫。

　　“60岁以后出成果”，这是厦大师生对潘懋元学术人生的典型概括。

　　1978年，潘懋元在报纸上撰文，提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他还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高等教育”学科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改革的问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该领域的广阔性和发展前景。

　　此时的潘懋元虽年近花甲，却表现出年轻人的激情，他不再满足于20多年前的“小打小闹”，他疾呼，“不能再等了！必须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此时，距潘懋元把“高等教育”搬上课堂已过去了22年。

　　然而，起步之初的研究室可谓荜路蓝缕。当时只有5个人，办公地点是在厦大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里面摆了几张办公桌，开会时几张桌子一拼，成为大会议桌。就在这个地方，几个人又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是“文革”后第一份高等教育刊物。这份刊物除了发给本校的教师干部参考外，也向外单位邮寄100多份。

　　继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之后，全国又新增了好几个高教研究机构。潘懋元说，如果能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会，就能壮大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否则，力量分散，难成气候。在1979年的教育学年会上，他提出了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的倡议。为了争取理解和支持，他奔波于各高校之间，作了近百场专题报告。最终，他的倡议得到了教育界同仁的响应，也获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

　　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亲任会长，副会长有季羡林、何东昌、钱令希等人。

　　然而，成立研究室仅仅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高等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要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外，还必须有教材、有专著。如何撰写一部全面、系统的高等教育学专著？潘懋元根据多年研究反复推敲，提出了《高等教育大纲》(讨论稿)，并组织了北京、上海和厦门的9位青年教师，按照大纲分工撰写。1983年，《高等教育学》全书完稿，1984年正式出版。在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6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专著。

　　上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传统文化，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等诸多问题，不断涌入潘懋元的研究范围。

　　这时，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但他如同一个勤劳的耕耘者，享受着自己学术的春天。

82岁时，登上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

　　治学最反对“大、空、洋”

　　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在《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但高等教育学不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纯粹是中文。

　　阿里·谢沃所说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此书成稿于1957年。上世纪50年代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才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但没有提出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上世纪70年代，前苏联才有学者编出了高等教育学教材。可见，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足以体现其原创力与前瞻性。

　　深圳大学高教所研究员李均在一篇论文中写道：“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无一不是通过依附、模仿西方而建，但是，在潘懋元的倡导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另辟蹊径，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摒弃依附的发展道路。”

　　潘懋元常向学生提起，理论研究中“大、空、洋”的倾向值得注意。“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的；“空”即空对空，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由理论推导出来，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而真正有原创力的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潘懋元提倡广泛调查、深入考察、参与教育实践，尽可能使科研成果客观些、科学些，并充分考虑科研成果的可行性。他说，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一种理论要应用到实践，先要把学术理论转化为应用理论，还要把应用理论转化为政策，再将政策转化为措施，才有可能影响行动。

　　潘懋元每年给博士生开设两门课：“高等教育专题研究”和“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其中就包括了社会调查。在近年的社会调查中，潘懋元带着学生们一起坐火车、坐大巴，先后去过长沙、宁波、井冈山、赣州等地，深入学校，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博士生王琪说，先生出去，从来不是急于提观点，讲意见，而是要求大家调查、再调查。

　　潘懋元曾经对博士生说，如果大家希望有所建树的话，去民办校，那里将来会出教育家，公办校出教育家恐怕难多了。他分析认为，民办学校的校长是没有官本位的，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限制，如果干得好，他的位置就在人们心中。

　　在独立思考中为高等教育求解

　　其实，潘懋元对民办教育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

　　1986年，66岁的潘懋元应邀去日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理论研讨会。听了与会欧美高校代表关于民办高校情况的报告，回来后，他提出了一个新命题：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

　　在那个年代，提出这个问题需要勇气。那时党的十三大还没有召开，所有制问题还是“雷区”，在教育这个领域讨论“私有”，未免显得过头，甚至是踩“红线”。

　　为了说服反对者，他采取了迂回策略，他对西方国家私立高校进行了深入研究，又认真领悟了国家政策和改革趋势，1987年，他发表文章提出，“教育的发展受教育外部规律的制约，教育体制改革一定受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同样存在……在私有经济基础上，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这个观点首先破解了发展民办高校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之后的实践，也验证了他的预言。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领域，潘懋元再次体现了作为研究者的前瞻眼光。

　　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仅为9.1%。而这方面的国际权威理论学者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教育阶段，15%到50%为大众化阶段，高于50%为普及化阶段。因此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在中国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不符合国情，是“理论误导”。

　　但潘懋元坚持关注并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他认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需要提前进行研究。随后，他陆续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等系列文章。

　　他还预言，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必然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精英教育，一是大众化教育，为了防止精英教育受到大众化教育的冲击出现质量的下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护精英教育。

　　尊重是他育人的第一准则

　　潘懋元在大学时和同班同学龚延娇谈了恋爱，两人后来结婚，共同养育了三男一女。他们是令人羡慕的父母，女儿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成为厦门最早期的高级工程师之一。三个儿子，一位当了副市长，一位当了重点大学常务副校长，一位当了大学党委书记。

　　潘懋元的一位同事说，我们都称他们家是“一房三厅”，即一个大家庭里，有三位厅级干部级别的儿子，他的“育儿经”念得好。

　　但潘懋元说，我没有什么“育儿经”，我只认为，人格的养成比知识的教育重要得多，我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人格的培养，不是婆婆妈妈，而是以身作则，无言之教。

　　潘懋元坦陈，他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多得多，同时，他也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学术观点。

　　在学术沙龙上，经常有学生说，“先生弄错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从不用担心没顾及潘懋元的面子，因为先生总会静下来听学生讲自己错在哪里，从没有责备学生，更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给学生。

　　在博士生选择学位论文选题时，潘懋元更是充分尊重学生，他说，学生选的题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工作经历中引发出来的。学生自己选的题，就会其乐无穷地去探究，就不会觉得苦，往往会得出创新性的观点。

　　他指导的两位博士生，在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时，一位选作《学科建设：元视角的考察——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反思》，一位选作《高等教育管理的价值问题研究》。大多数老师觉得这两个选题都太理论化，担心这两位博士生作不了，不同意他们的选题。但作为导师的潘懋元，力排众议，说服大家，支持学生的选题，并强调，我们不能都在搞实践问题研究，也要鼓励与支持一些年轻人作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基础研究。这两位博士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获得了中国高教学会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福建省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这几年，潘懋元设立“懋元奖”，从个人积蓄中拿出近40万元，对那些秉承其“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敢为天下先”、“做学问先做人”之精神的优秀年轻师生给予奖励，但他自己在生活上，依旧布衣素食，不尚奢华。

　　他说，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乐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小传

　　1920年，生于广东汕头。

　　1941年，考入因抗战迁往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

　　1945年，大学毕业，到江西雩都县立中学任教。

　　1946年，任厦门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同时任教育系助教。

　　1951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教育学研究生课程。

　　1956年，在厦门大学开设“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课堂。

　　1957年，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1964年，借调到当时的中央教科所工作。

　　1969年，下放到安徽凤阳县“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调云南昆明劳动。

　　1973年，调回厦门大学工作。

　　1978年，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兼任研究室主任。

　　1981年，招收了全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4年，主编的专著《高等教育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

　　1986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又获批准成为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他也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科的博士生导师。

　　1999年，被英国赫尔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2000年，应邀赴日本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兼任客座研究员，并为研究生开“高等教育学专题”课程。

　　2008年，主编的专著《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出版。

　　手记   真正的师者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90岁以上的人会是老眼昏花、佝偻龙钟，也会认为高龄的大牌“权威”总会深居简出，一言九鼎。但对潘懋元的采访颠覆了这些固有想象，他和青年学生打成一片，有说有笑；他活跃在讲堂上，总是以谦谦君子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采访中，他给人最初的印象是和善，易于接近。但深入了解后，发现他身上有“倔”的一面。从上世纪50年代特立独行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到提出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不盲从国外权威理论，再到80多岁坚持要去西藏，都表现出他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风格。

　　在自己勇于探索的同时，他也鼓励学生要敢于走自己的路。他用宽容的胸怀来凝聚学生，用激励的语言来解放学生。

　　在他身上，“权威”有了新的诠释。权威不是利用“权”来发“威”，来对别人的东西指指点点，而真正的权威应该是治学品德上的权威，用学术品德来服人、凝聚人，他家的学术沙龙，就是一个没有“权威”的地方。

　　潘懋元说，为师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境界，那就是发现“人的价值”，发现学生的价值，尊重学生的选择，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我想这便是他对教育最本质的理解。

　　创新潜能是普遍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具有创新的潜质，人人都可以成为创新人才。但是，个体能不能最终成为创新人才，要看他的创新潜能是不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培育，并且适时地得到了释放。而潘懋元在保护、培育学生潜能上无疑做到了“行为世范”。

　　本人没有学过高等教育学这个专业，但在跟随听课的过程中，潘懋元无论是对博士生还是对访问学者讲的内容，记者都能听懂，没有感到深奥晦涩。

　　当有人还在把论文写得“让人看不懂”作为学问高深的标签时，潘懋元的治学风格也给出了一个警示、一个提醒、一个方向与示范。

　　在我心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师者。（熊杰）

　　《中国教育报》2012年5月1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