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哲学应为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报》：孙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今年是您从教三十周年，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孙正聿：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1977年恢复高考进入大学，1982年才开始任教，从“年龄”与“教龄”的比例上看，我从教的时间并不算长。自己的感觉是从“青年教师”一下子就变成了“老教授”。我在2007年出版的《文集》后记中写下了这样几句话：“逝去了的是无法重复的生活，存留下来的是仍然使自己激动的思想。如果这些让我激动起来的思想，也能够真实地激动读者，那当然就是我最大的欣慰，最大的幸福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两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还在2010年获得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至今仍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课程，能回忆一下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情形吗？
　　
　　孙正聿：1982年留校任教时，我已经36岁，第一次上讲台的心情不是紧张，而是兴奋，渴望把自以为想明白的道理讲给学生。我那时先后给法律系、经济系、物理系的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何勾勒宏观线索，怎样进行细节分析，如何提示疑难问题，怎样激发学生兴趣，甚至讲到什么地方有恰到好处的板书，讲到什么地方恰如其分地引经据典，都是精心准备的。任何事情的开端都是重要的。讲好第一堂课，就会充满自信地讲好每一堂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自己的“不惑之年”曾写下“年过不惑亦有惑，爱智求真敢问真；是是非非雕虫技，堂堂正正方为人”。听说您六十岁时又写了“咏叹哲学”，表达您对哲学的理解。能让我们分享您对哲学的“咏叹”吗？
　　
　　孙正聿：我不会写诗，但还想简洁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慨，对哲学的感悟，所以在“不惑之年”写下了那样几句话。“有惑”和“问真”，表达了我对“爱智”的哲学的理解。
　　
　　按我的理解，哲学就是“对自明性的分析”，也就是把人们习以为常、毋庸置疑的观念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揭示人们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从而变革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激发人们对真理、正义、自由和更美好的事物的追求。用我在《哲学通论》里的概括，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哲学的前提批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前提批判；二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外延逻辑和内涵逻辑的前提批判；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存在、规律、真理、价值、正义、自由等观念的前提批判；四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前提批判。追究生活信念的前提，探索经验常识的根据，反思历史进步的尺度，询问评价真善美的标准，这就是哲学的前提批判。
　　
　　刚才我说了，我不会写诗，可是随着年龄增长，还想从宏观上表达我对“哲学”的感受和体悟，所以六十岁时又写了名曰“咏叹哲学”的几段文字。我把其中的一段念给你听。
　　
　　“我常常在房间里踱步——被思想激动得不能安坐；
　　
　　我常常在窗台前眺望——用思想窥见澄澈的天光；
　　
　　我常常在书桌前疾书——让思想在笔端自由流淌。”
　　
　　2 当代中国哲学需展现历史感、现实感与逻辑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对哲学的感悟，一定会激发读者对哲学的兴趣。接着想请您谈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理解。
　　
　　孙正聿：在哲学研究中，我喜欢从总体上把握哲学的历史与逻辑。近年来，我写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等文章，分别阐述了我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状况与走向的理解以及我对哲学与哲学史、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与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的关系的理解。
　　
　　从总体上说，我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概括为“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也就是在推进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过程实现哲学本身的思想解放，又在实现哲学本身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推进当代中国的解放思想。具体地说，我在《三组基本范畴和三种研究范式》这篇文章中提出，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应当从基本范畴转换视角透视其研究范式变革。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从总体上划分为三大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这三个基本阶段，分别是以物质、实践、哲学为核心范畴，以物质—规律、实践—选择、哲学—对话为实质内容构成的三种研究范式。这三种研究范式既具有依次转换的关系，又具有向上兼容的关系，而在这种向上兼容的依次转换的过程中所达成的根本性的理论自觉，则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1998年，您的《哲学通论》出版后，好评如潮，多次再版，迅速成为许多高校哲学专业的基础参考书。这本书不仅影响了我国高校的哲学教育，也影响了哲学基本教育模式的变革。请您谈谈该书写作的成因，并自我评价一下该书在学界所产生的效应。
　　
　　孙正聿：《哲学通论》的主题很单纯，就是对“哲学”的追问。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对哲学的追问有两个大的背景，一是时代背景，二是哲学背景。从时代背景说，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基于思想解放的哲学以推进社会的思想解放；从哲学背景说，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以自己的哲学理念回应当代的哲学思潮。因此，我用“应运而生”这四个字解释《哲学通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1994年，教育部确立了一批“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学科被确认为“基地”之一。我在课程改革方案中新设了一门作为基础课的“哲学通论”，并从1995年开始为哲学专业本科生讲授此门课程，此后又作为通识课程为非哲学专业学生讲授了“哲学修养十五讲”。开设这门课程的出发点很明确，就是改革我国的哲学教育，不是把哲学当做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展现哲学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巨大的逻辑感。我特别欣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期待以“通论”哲学的方式，在回应当代哲学思潮的过程中讲述当代中国的哲学理念。
　　
　　3 中国学术研究最匮乏的是学术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学术研究的主要心得是什么？您认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最需要关切的是什么？
　　
　　孙正聿：学问是“做”出来的。我的一次学术讲座的题目就是“做学问”。在那个讲座中，我谈了五个问题：一是名称与概念，二是观察与理论，三是苦读与笨想，四是有理与讲理，五是学问与境界。在我看来，专业性的研究，就是把熟知的名称升华为真知的概念。理论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概念系统。把“名称”变为“概念”，需要“苦读”和“笨想”。“苦读”就是“寻找理论资源”，通过文献积累而达成“得道于心”；“笨想”就是“发现理论困难”，通过思想积累而达成“发明于心”。“苦读”和“笨想”的目的就是“有理”，也就是不仅想清楚别人所讲的道理，而且想清楚别人没讲的道理。把想明白的道理“说”出来和“写”出来，这就是“讲理”。能否“有理”和“讲理”，取决于为人为学的境界，具体体现为“大气”、“正气”和“勇气”。“大气”就是有高尚的品格和品位，有高远的志向和追求，有高明的思想和见地；“正气”，就是有真诚的求索，有抑制不住的渴望，有直面事情本身的态度；“勇气”，就是有“平常心而异常思”，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信念，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所以，我很喜欢学术研究中的三个“跟自己过不去”：一是“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二是“在论证上跟自己过不去”，三是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从而形成有创见的思想，使人受到启发和震撼。
　　
　　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我感到最为匮乏的是学术批评。在我看来，以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研究，应当是在学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即学术批评中推进的，离开真实的学术批评就难以实现学术繁荣。关于学术批评，我有四点想法：一是要以“同情的了解”和“带有敬意的批判”作为学术批评的出发点；二是要以“发现理论困难”和“创新理论思路”作为学术批评的灵魂；三是要以对“论据”和“论证”的批评作为学术批评的着力点；四是要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的精神作为学术批评的标准。“批评”不是“讨伐”，不能搞“有罪推断”，首先是看到人家的好处，其次是发现人家的问题，最后是提出自家的思想。我非常提倡学者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学问上相互欣赏，在问题上相互诘难，从而在学术批评中繁荣学术研究和实现理论创新。
　　
　　4 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哲学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您的朋友、学生说，孙先生上课从来都是一支粉笔、一杯茶，脱稿讲授。每次在校园里开讲座，都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们自称“芋头”。如何培养“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您看来，哲学教育的社会功能体现在哪里？
　　
　　孙正聿：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哲学与哲学教育》。在那篇文章中，我以黑格尔和冯友兰关于“哲学”的思想为例，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黑格尔说，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引导人们“尊敬他自己，并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冯友兰则在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对比中提出，哲学以外的学科都是“使人成为某种人”，而哲学是一门“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的学问。培养“某种人”，是通过教育使人掌握某种知识、技术或技能，再去做具体的事情，“教育”在这里主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哲学要“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教育”在这里不只是一个“过程”，而是“目的”本身。哲学的这种社会功能表明了一个重要道理，这就是，“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哲学教育”，搞哲学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从事“哲学教育”。
　　
　　哲学的使命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也就是使人认识自己、涵养自己、反省自己、尊重自己，“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为什么哲学具有这样的社会功能？我用“凝重”、“亲切”和“睿智”来概括哲学和哲学教育的特性。一是“凝重”。哲学问题总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求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辨，探索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知、性、意的人与自我之辨，追求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凝结成理解“人生在世”的哲学范畴，构成作为“思想性的历史”的哲学史。恩格斯说，“辩证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所以哲学和哲学教育是“凝重”的。
　　
　　二是“亲切”。任何一种哲学，都是哲学家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的思想结晶。可以说，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哲学家个人的体悟和思辨，与人类的思想和文明，熔铸于各异其是的哲学思想之中，由此便构成了作为“历史性的思想”的哲学和作为“思想性的历史”的哲学史。这样的“哲学”和“哲学史”，蕴涵着哲学家呕心沥血的理性思辨和洗涤灵魂的心灵体验，所以哲学和哲学史又是“亲切”的。
　　
　　三是“睿智”。哲学的世界观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是现实的和历史的，而不是超现实和非历史的，因而是实践的智慧。我在《哲学通论》中说，哲学“是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学习哲学，需要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真切体会的情感，执著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凝重、亲切和睿智的哲学，提升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人生境界，因而是一门“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学问。
　　
　　5 信息时代人文教育更要注重积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当前的哲学教育状况？作为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您在哲学教育改革中有哪些思路和做法？
　　
　　孙正聿： 在我看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要培养“上得去”的理论研究型人才和“下得来”的应用操作型人才，改变那种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知识储存型”的培养模式。这也应当是哲学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哲学教育改革中，首先应当分清层次，自觉定位。我把本科生教育定位为“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提升理论境界”；把硕士生教育定位为“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困难，坚持独立思考，作出理论论证”；把博士生教育定位为“抓住基础理论，稳定研究方向，创新理论思路，进行课题研究”。其次是强化积累，鼓励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理科在实验，文科在文献”，搞文科需要生活积累、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立见解。学生撰写论文，我都要追问其“靶子”、“灵魂”和“血肉”，也就是针对什么、要说什么、说出什么，引导学生明确问题，形成创见，作出论证。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来，网络公开课风靡一时，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您讲授《哲学通论》的视频。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着人了解世界的方式，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孙正聿：人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作“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这是有道理的。以“信息化”为标志、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全球化”，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存在方式。网络公开课改变了传统的授课方式，不仅有利于公众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有利于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同时，我还想从另一角度谈谈想法。美国《时代》周刊近期刊登的题为《现代生活十大趋势》的文章，把“你的脑袋在云端”列为第二大趋势，这个趋势就是“随着洪水般的信息使我们的脑袋无法承受，我们越来越把记忆的任务移交给搜索引擎和智能手机”。由此使我联想到当前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必须认真面对和深刻反省的问题，我把它称作“无须记忆的代价”问题。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习与研究，都需要生活积累、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这些积累只有储存在我们的“原始硬盘”即人脑的“长期记忆”中，才能“得道于心”而呼之即出，进而“发明于心”而“自成一家之言”。在充分利用“搜索引擎”和“智能手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星球“最美丽的花朵”——人脑——的存在，我们才能强化自己的记忆力，驰骋自己的想象力，激发自己的创造力。爱因斯坦说，“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应当是我们在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的人文教育中深思熟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