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白：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很多认识鲁白的人，都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他在中国和美国，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有多种经历，使他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新”也是鲁白给我的第一感觉。一见面他就说：“今天我要给你些新东西，以前发表过的我就不说了。”

　　鲁白重视生活体验，喜欢新的、反差大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在“不惑”之年回国，并两次跨界转行。他说自己很“杂”，兴趣广泛，不是传统报道中的科学家。他爱好艺术，对科研、教育，对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思考，也享受参与其中的快乐。

　　但鲁白又有自己的坚持。科学，正是他竭力推广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做科研如果不是热爱科学，本着探索未知的精神，而是追求论文影响因子，科研就容易沦为个人谋生谋利的工具，而非享受智识生活的过程。

　　有人评价鲁白是“升级版”海归，如果说之前的海归是以科研影响中国，那么施一公、鲁白他们这批人则在以思想影响中国。

　　也许这正是“升级版”海归的价值所在，像鲁白这样在美国熔炉里提炼多年的科学家们已形成自己的风格，跟美国人不一样，跟原来的自己也不一样。正是由于不同，才会带来新东西，才能带来改变。

　　鲁白提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中国科学家自己的风格。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搭便车”。所谓“老二哲学”，就是紧跟先进国家发展自己。今天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今后的发展要靠创新。创新其实是一种“老大哲学”，要有创新思维，创新模式；要靠自己思考、自己探索、自己实践；要容忍失败，包容不同意见、不同思想。

　　以前做人物报道，我会想这个人的成就如何，他的故事是否生动可读。现在，我会思考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思想和经历有什么价值。正因为我们是冲着鲁白的思想和价值去的，所以收获很大。要完成自身的“升级版”，转变观念是传媒人自己先要做的，你去寻找思想和价值，它就会在那里。

图／鲍效农　

　　鲁白，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后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曾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格林加德（Paul Greengard）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后任美国罗氏公司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工作，任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2009年回国定居，出任葛兰素史克（GSK）中国研发部副总裁，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起全职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有人评价鲁白是“升级版”海归，如果说之前的海归是以科研影响中国，那么施一公、鲁白他们这批人则在以思想影响中国。也许这正是“升级版”海归的价值所在，像鲁白这样在美国熔炉里提炼多年的科学家们已形成自己的风格，跟美国人不一样，跟原来的自己也不一样。正是由于不同，才会带来新东西，才能带来改变，才引起我们格外的关注。

对话鲁白: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图／鲍效农

　　4种生活：物质生活   感情生活　 智识生活　 精神生活

　　记者：您曾在多个场合提出“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通常会让人想到科研、技术、科学家等，生活方式则是社会文化层面的概念，您却将两者结合起来，请讲讲理由。

　　鲁白：在说生活方式之前应该先理解什么是生活。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方面的诉求会越来越高。

　　很多人理解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在我看来，人有4种生活。

　　第一种，人有身体，那就有所谓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讲究的是生活体验，人到世间来一趟不容易，一个人一辈子一共只有3万天左右，不能就这样潦草地过了。我曾见过一位香港女孩，她说她还剩下1万顿好吃的饭，每一顿都要好好吃。对于“好好吃”，人们的理解并不一样。有时是菜肴的味道精美，做工讲究；有时是餐馆的环境幽雅，或有历史文化底蕴；有时就是与有趣的人在一起，共度良辰。

　　第二种，因为人有心，所以有感情生活。感情生活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在过去的人生中，你能记住的事情，多数是有感情投入的，一个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都与感情生活相关。

　　第三种，人有脑，可以用来思索、思考、思想，这种生活可以称为智识生活。智识生活中充满了想象和探索，我们做科学研究的时候，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或者总结出一种理论时，那种快感和幸福感，就是一种人生体验。

　　物质生活、感情生活和智识生活里面都有科学生活方式的成分，我特别想要讲的是智识生活。不只是科学家，普通人也爱探索，爱问为什么。就像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侦探小说，因为人的内心有一种探索的本质，当这种本质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感。他不一定要亲自去探索，看别人探索，从电影里，从小说里，或是从科学家的生活中也能够体验到，这也是一种人生体验，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探索——推理——想象——创造，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第四种生活比较难解释，我把它叫做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怎么定义呢？不是我们通常说的与物质相对应的精神，我所说的精神生活是指当你超脱于现实，跨越时间，跨越物理空间，超越人类本身的时候，你所感受到的一种体验。

　　人有大脑，所以有智识生活；人有心灵，所以有感情生活；人有灵魂，这个灵魂可以体验到精神生活。宗教就是一种精神生活，但精神生活不一定是宗教。当你去海边，看1个小时大海之后你会感受到自然界的博大和你自己的渺小；当你思考宇宙的问题，思考生物进化的问题，用大脑来思考大脑这么复杂的东西时，你就会升华到一种精神生活的境界。

　　这就是我想说的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一个人活到90岁就了不起了，你可以把这90年的每一天都活得很精彩，也可以每天庸碌而过。美国第16任总统亚拉伯罕·林肯56岁被刺身亡，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In the end, it’s not the years in your life that count. It’s the life in your years．”重要的不是你活了多少年，而是这些年中你有多少生活。一个人可以活20多岁，每天都活得很精彩；也可以活90岁，每天都庸庸碌碌，没有什么意思。

　　科学可以是人们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

　　记者：您将科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类似的，也有“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之间有何不同？

　　鲁白：我经常拿足球和科学来比较。为什么很多人不踢足球，却关心足球呢？因为足球里有精彩的故事，有精彩的场面，有从事足球运动的人，还有竞技的产物。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跟科学有相似之处，足球是一个国际性的东西，科学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东西。还有科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非常有趣的人，和足球运动员一样，他们也有感情生活，他们之间也有竞争、有妒忌，也有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东西。既然可以有这么多人来喜欢足球，那为什么不可以大家都来喜欢科学呢？所以我说科学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你可以说“足球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家本身是一种生活，科学探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更多时候想的不是要发现什么东西，而是发现过程本身带给人生的一种体验。

　　为什么老百姓喜欢艺术？因为生活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不是简单的吃饭了，就会有一些更高层面的追求，这些追求中有一部分可以是科学，对于普通人来说科学可以是他的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

　　对于科学家也是这样，虽然有的科学家会说我的生活全部都是科学，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至少我不是。我是一个比较杂的人。你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走一圈，你也会发现很多教授都有很多生活情趣。科学家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科学是生活的全部，科学家至少有上述4种生活中的3种，在偶尔的情况下还有第4种。对于科学家来说，科学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科学的内涵——真　善　美。

　　科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兴趣，是好奇心驱动的一种行为，是人类的一种智慧活动和心理诉求。

　　科学和技术应区分开，科学可以带来技术，但科学本身不是技术。

　　记者：您能否讲一讲您所理解的科学的内涵，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文化？

　　鲁白：我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解释是蛮容易的，科学就是真、善、美。

　　科学首先是求真，科学是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过程，所以是真。

　　善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做科学的时候一定要有诚信，必须要诚实。科学是做不了假的，一旦做假，总有一天会有人证明你是假的，你是混不过去的。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现真理，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

　　最后是美，科学发现的过程本身是美，发现的东西也是美。你有时候想象不到，宇宙的原理有时就是那么简单而美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这样，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这样。还有，DNA的直径是20纳米，为什么恰好是20纳米而不是22纳米，也不是19纳米，恰好就是20纳米呢？而且DNA是2条链，一条是从上往下走，一条是从下往上走，发现了之后觉得真是优美到极致。

　　这是从真善美3个角度来体验科学精神，这个体验，科学家体验到了，我觉得全社会全民都应该来体验。

　　说到文化，现在这个词语被用得有点滥了，好像吃喝玩乐之类的东西都是文化。我宁可把科学文化这个词解释得比较狭义，也不要把文化说得泛泛的。

　　科学文化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所解释的科学精神。我们要传播科学当中的真善美。展开来说，科学文化中有许多我们可以推崇的东西，有许多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缺失的东西，比如刚才说到的诚信。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诚信是有效领导的基石》，就是说科学当中诚信很重要，做人诚信也很重要。我们这个社会恰恰特别缺乏诚信。我一直在想中国和日本都是东方国家，那么差别在哪里？我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日本人讲究诚信，到日本去买东西，你不会想到人家会骗你，在日本东西放在酒吧里，过几天你回来拿，东西还在那里，不会有人拿走。

　　诚信是我们想要推崇的一个东西，无论是针对青年学者也好，面向普通人也好。当目的和利益驱动特别强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坚持诚信？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想法要推广——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为了要有用而去做。现在有了什么新的科学发现马上会有人问，这有什么用？科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兴趣，是好奇心驱动的一种行为。科学原本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说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因为我想要知道，所以才去探索，并不是因为我知道这东西会有什么用而去探索。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是太实用了。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我觉得是太功利了，他们想到的是科学带来的好处，能得什么奖呀，是否能受到社会的公认呀，可以晋升呀买房子呀涨工资呀等等。人生不是简单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和解释的，我们的生活不完全是要追求目的、用处和功效，有些东西就是因为喜欢才去做的，这就够了。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科学应该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不应该带功利思想。现代科学最初是西方贵族的个人兴趣，随着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普通大众才会去关注科学有什么用处。您提出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究竟是对科学本身认识的回归，还是一种升华？

　　鲁白：我觉得有些概念要区分一下，首先要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科学可以带来技术，但科学本身不是技术。

　　过去日本和中国很长时间都搞不清楚科学跟技术的关系。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说要追求技术，以为把汽车搞起来了把计算机搞起来了国家就发达了。但是后来发现把这些都搞起来之后，国家还是没有完全发展起来，还是落在美国的后面。后来日本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府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召集在一起，讨论怎么办，结论是要投入科学。

　　这就回到我刚才所说的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的确是有用的，可以变成技术，但如果过分强调技术这个层面，就容易以偏概全，忽略了科学的本质——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智慧活动和心理诉求。

　　探索未知是人类的一种诉求。过去科学是从贵族和有闲阶层开始的，都是拿自己的钱出来玩。今天科学应用跟人民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科学变成了一种事业，国家出资，供养一大批从事科学工作的人，而国家投入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所以普通老百姓就会问我投入了这么多的钱，科学家会给我什么回报？而回报最简单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科学产生了什么技术，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这种实用主义的想法，导致科学的很大一部分被忽略了，就是科学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人们更多地想的是科学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带来什么新技术，对经济有什么影响，而忽视了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部分，科学给人类带来了思想方式的改变，实现了对人类自身认识的突破，以及对自然认识的拓展。

　　科学本身是一种探索，比如我就是想要知道人脑是怎么工作的？人体是怎么工作的？比如研究天体物理，几十亿光年之外的东西，这些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把探测器放到月亮上面，放在火星上呢？就是因为人类有这个需求。

　　科学探索与做工程、做技术不一样。做工程和技术，你可以说要达到什么标准，达到什么目标，通过努力就可以达到。比如我们要登月，那么速度要达到多少，重量要达到多少，燃料要达到多少，一步一步努力就可以实现。而做科学，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是一种探索，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我几月几号要达到哪一步，我到某一天花多少钱可以研究出什么东西。你大概会知道，让聪明的人让有激情的人来干，肯定会有重大发现，但你很难说清楚要花多长时间。

　　记者：您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多年，能否谈谈您所感受到的美国的科学文化。

　　鲁白：在发达国家，老百姓会越来越追求这一层面的满足感，比如美国公民，你不需要跟他强调科学有多么重要，不需要跟他解释科学研究会有什么新技术，会对经济带来多大影响，凡是科学要投资，美国老百姓很大层面都会支持。

　　回国前我所在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一个国立研究机构，也是一个投资机构。美国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可以把其他方面的投入经费砍掉很多，比如军费、能源，而科学研究经费是下浮最少的；在增加经费的时候，这部分投入则是增加最多最快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似乎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功夫来说服普通老百姓。

　　在美国，还有很多私人基金在投资科学研究，最特殊的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由著名飞行员、电影制片人和企业家霍华德·休斯于1953年成立。HHMI投资的是“人”而非“项目”，只要被选上它就投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管做什么项目它都给你资金。现在全美大概有300多位科学家获得该所资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和机构。

　　此外，像Facebook（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还有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他们讲的最多的是改变世界，他们在使用或开发一项新技术的时候，所想的是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说有什么用，或者赚多少钱。扎克伯格说过好多次，做什么事情如果你只是想要赚钱，那么你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而当你要去改变世界的时候，钱就会随之而来。

　　记者：我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科研实力处于不同水平，美国的科学水平领先世界，所以他们要改变世界，而在中国，我们还有很多人则要“赶超”世界一流。

　　鲁白：这个慢慢会改变的，像清华、北大、中科院，还有王晓东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及很多中国的科学家，已经不再说“赶超”了。科学本身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如果说“赶超”，感觉好“土”！另外至少在北大、清华、中科院，已经有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认为我就是我，我是我自己，他们在选择研究题目的时候，只用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感兴趣的，不需要考虑别人怎么样，更不用看美国人是否也觉得这个事情重要。当然这部分科学家在目前还是极少数，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多。

　　记者：将科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当前有何意义？

　　鲁白：就目前而言，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推广和传播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影响中国的科学评价体系。

　　中国现在的科学评价蛮“土”的，就是简单地用所谓的SCI影响因子的“唯分数论”。我曾经到一个研究所去访问，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说他今年刚发表了一篇文章，15.45分，连小数点后面2位都知道了。我问他发现了什么，他却不是那么有兴趣告诉我文章的内容。

　　最近，一位科学家告诉我他的一篇文章送到Nature去了，我在想你不要说那些，你只要告诉我你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这就够了。你让我自己来判断这个东西的价值，不发表在Nature上，只要是一个好的科学工作，我也会欣赏；如果是平平的，即使发Nature上面，我也不欣赏。

　　所以我们想推崇一种科学评价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文化：对科学成果的评价，依靠科学家，依靠民间的小同行评价，而不是一天到晚想着挣多少分数，想着会得什么奖。当科学评价和利益联结在一起，就会出现很多不应该出现的事情。

　　我也不是说“影响因子”的评价体系不科学，这种评价方法有一定的道理，最起码比以前“长官拍脑袋”的方法要科学多了。但是它把科学评价庸俗化了，比如5.5分的科学成果就一定比6.5分的差吗？这其中还有一些伪现象，比如一篇文章的影响因子很高，但是很多人引用它可能是因为它是错的，别人要批判它。

　　我们希望能够还科学评价给科学家，让小同行来作评价，而不是简单地以影响因子作评价。比如，在评价一个教师能否晋升的时候，国内很多学校会说你加起来达到多少分，然后助理教授可以升副教授，副教授可以升教授。我们清华医学院不是这样做的，我们是把这个人的工作送到世界范围内的12-15个小同行面前，问在你们学校是否能得到tenure（终身职位）。美国加州大学就是这样做的，哈佛大学则更为严厉，他们会问这个人在你这个领域是不是世界最好？这个人的工作是不是比你好？你让别人说你的工作比我好这是不太容易的。我们还没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只是问如果让你来评的话，这个人在你们学校是否能拿到tenure。这个小同行对你的工作非常了解，你的文章他都看过，也许他会说可以。假如这12个人中大部分人都说可以，我们就会给他tenure。

鲁白的故事（一）：生死之间的人生3问

求学时代的鲁白　　　　　

　　鲁白的人生3问：

　　1、假如有人给我1千万美金，我还会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吗？

　　2、假如医生告诉我只剩30天可以活，我还会用同样的方式生活吗？

　　3、假如我可以给自己写悼词，我希望是什么样的悼词？

　　2003年秋，鲁白去New Orleans参加一年一度的美国神经学科大会。会间同行聚会，一位朋友问鲁白：“你最近在想什么问题？”鲁白半开玩笑地说：“我在想3个问题：1、假如有人给我1000万美金，我还会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吗？2、假如医生告诉我只剩30天可以活，我还会用同样的方式生活吗？3、假如我可以给自己写悼词，我希望我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一语成谶，会后没几个礼拜，鲁白被诊断出患有恶性淋巴癌。此病在当时治愈率不高，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原主持人罗京就是因患此病于2009年去世。

　　患病使鲁白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这3个问题：别人给你1000万美元意味着你财务自由了，完全不需要考虑生活来源了，你会如何生活？假如你只剩30天的生命，你会改变生活方式，那就说明你现在做的并不是你最喜欢的。写悼词是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也许有些事情是你做不到的，那你是否现在就要改变？

　　一些人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就会想一些很深的问题，就会考虑一直从事的事业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真爱，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当一个人徘徊在生死之间的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考虑会更加深刻。

　　鲁白曾经去过位于美国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墓。杰斐逊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曾担任美国第3任总统，他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在这里埋葬着托马斯·杰斐逊，这个人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人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只字未提他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他认为自己这一生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墓志铭上提到的3件事。

　　鲁白觉得人生有时应该倒过来想，你觉得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你希望自己走的时候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事，你就从现在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

　　患病之后，鲁白参加了NIH的一个临床II期实验进行医治，并幸运地康复了。他回忆说：“这个治疗过程是一个非常harsh（残酷）的经历，化疗把人打得一塌糊涂，头发全部掉光，整个口腔消化道都出血，人虚弱得站不起来，体重掉了20磅。”

　　在18周的治疗过程中，有段时间鲁白待在家里，读了很多书，花很多时间来思考“假如能够活过来的话，我应该再怎么活”，还和心理学家讨论了一些人生的基本问题。

　　大病之后鲁白的3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我更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

　　“第二个变化是我要原谅别人。

　　“第三个变化是我认识到人生是付出。” 

　　鲁白病愈后，一位从事过记者工作的朋友问他在得病之前和得病之后有什么变化。

　　鲁白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个变化是我更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那时候我跟我妈说，以前发表一篇特别好的论文我可能会开心3个月，而现在呢，可能只是5分钟的快乐，我马上想到的是下面我将要做什么东西，下一篇论文是什么。这就好没意思，变成了一个人在追求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目标，而忘记了追求过程中带给你的快乐和幸福感。得病以后我才体会到，人生是一个体验过程，应该认真地用心去感受。所以我以后会更注重所做的事情本身给我带来的过程和精彩，给人生创造的美感，而不是只想到最后的目标。科学发现本身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

　　“第二个变化是我要原谅别人。原谅是一种美德。当你要死去的时候，会问自己，我会带着怨恨，带着仇恨，带着对某一个人的负面想法走吗？所以，我要原谅过去对我做过不好事情的人，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的人，这样我走的时候会很轻松，很开心。而且原谅一个人有时候都不一定要告诉他，因为最终我不是为了原谅那个人，而是给自己的心灵寻找到一片安宁和平静。原谅本身是一种升华，就是说你做的对我不好的事情或者在背后说我坏话，不会影响我。”

　　“第三个变化是我认识到人生是付出。很多人经常想的是要得到，要财富，要地位，要权力。其实付出带来的才是真正的幸福。一般人会觉得我在说大话，但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并不是说我有多崇高，而是我已经体验了付出给我带来的快乐和幸福感，比得到带来的要多得多：当我看到我的学生在成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大学做教授，有了重要的科学发现，我很幸福；当我参与中国的改革，使一些事情变得越来越好，我很幸福；当我回到清华，能够对清华的教学科研建设发展有一定贡献的时候，我很幸福。这种回报不是我得了一个什么奖或者得到多少钱能够比的。所以，当你想明白了，生活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得到的是幸福感。”

　　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也许很难达到这个境界，也不太能理解鲁白说的话，觉得很不现实。但是鲁白的这些想法，引导着他人生的一系列转变。有人说他疯了，从美国这样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回到中国，又从拿着高薪、坐着配有专职司机的奔驰车的工业界，跑到清华校园里，每天骑一辆二手的自行车。

　　鲁白觉得人生不能用太表面的东西来衡量，就工资收入和物质生活品质而言，也许比过去要下降很多，可是他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作了贡献，有了付出，也享受着一种非常精彩的过程，其实我得到的是最多的。”

鲁白的故事（二）：受益终生的2句话

图/鲍效农

　　田长霖送给中国留学生2句话：be an American  & be a Chinese

　　鲁白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得益于我be an American，现在我回到中国，则得益于我be a Chinese。”

　　鲁白到美国没多久，听了一次演讲，演讲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教授，这次演讲对鲁白在美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田长霖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在美国名校担任过校长的华人。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他给中国留学生提了2句建言，第一句是“be an American（学做一个美国人）”。中国人要学习美国其实是非常难的，你在家里讲中国话，吃中国饭，去中国城买菜，很多人还看中文报纸和电视节目，朋友圈里99%是中国人。那你到美国是来干什么呢？光看看美国的高楼大厦，看看美国的黑人白人吗？如果这样，你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社会的精髓，没有真正认识美国文化。既然到了这个国家，就是要好好学习它的经济、政治、历史新闻、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纽约的马路上有很多报亭，报亭里面卖各种各样的杂志，有时尚的、运动的、旅游的、新闻的，等等。如果你拿起一本杂志能够从头到尾读下来，能看懂百分之七八十，那你就接近美国人了。田长霖还说如果能交几个美国女朋友，算你有本事。

　　“他的意思是鼓励我们多交美国朋友，他们的成长教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都与我们不一样。”鲁白当时在读研究生，班里、实验室里的中国同学本就不多，为了做到田长霖所说的“be an American”，他还努力让自己的圈子里有更多美国朋友，而不是一味地与中国留学生在一起。

　　田长霖还有第二句话“be a Chinese（要做一个中国人）”。他说，假如你来美国仅仅只是将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香蕉人”，里面是白的，外面还是黄的，这样是很可悲的，人家是看不起你的。所以光深入了解美国还不够，还要做到第二句话，那就是“be a Chinese”。任何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你们到底有多少人读过《论语》、《唐诗》？你们以后回国或者在美国留下，最后的价值，是因为你们是中国人才体现出来的。

　　鲁白在美国做到终身教授以后，越来越体会到田长霖这2句话的深远意义。美国的主流社会经常邀请鲁白参加一些组织和会议，有时候鲁白问他们为什么邀请自己，对方说，你的文化背景不一样，你的思维方式和观点跟我们不一样，你会带来一种新的想法、新的理念，我们需要一个你这样不同的人。

　　鲁白觉得自己在美国的成功，与自己身上的中国元素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和美国人坐在一起吃饭，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够带到这个桌上的话题是人家拿不出来的。他们可以讲脸书，讲奥巴马，你可以讲中国或者跟中国有关的事情，即使讲美国的事情，你的文化背景、思想观点也与他们不一样，这就是你带来的价值。”

　　鲁白对美国文化了解深入，也有很多美国主流社会的朋友圈子，不仅拥有很多资源，而且也塑造了他的思维方式。回国后做事情的时候，他会很自然地想到向美国的朋友们请教，想到是否可以用对方的资源为中国服务，或是探讨双方是否可以合作。

　　鲁白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得益于我be an American，现在我回到中国，则得益于我be a Chinese。”

　　中国科学家的风格：当中国崛起的时候，当中国科学崛起的时候，当中国科学家崛起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风格。

　　当记者问到中国科学家是否具有自己的风格时，鲁白想起了曾经的一部纪录片《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走的都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各不相同。鲁白说：“当中国崛起的时候，当中国科学崛起的时候，当中国科学家崛起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风格。”

　　鲁白提到，蒲幕明先生在一些场合说过，跟美国的科学家相比，中国的科学家有一种特别的抱负和责任感。

　　蒲先生举的例子是竺可桢，他的气象学水平是世界大师级的，但他回到中国，从事一些很基本的工作，教书育人，倾全力建设浙江大学。这样的人，他的贡献该怎么衡量？如果完全按诺贝尔奖或是否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标准来讲，也许他没有得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中国气象学、物候学和浙江大学的贡献无人可比。

　　所以蒲先生说，我们中国科学家，至少有一部分人有这种历史使命感，觉得我们生于这个社会生于这个时代，就应该对这个时代有回馈。

　　鲁白谈到了当代的一批杰出海归，他说：“其实是时代造就了这批人，而不是说施一公或饶毅比别人强多少。施一公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回清华以后，自己的科学成就远远超过在普林斯顿的时候。”

　　鲁白认为，时代与个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崛起的时代，有一句俗语“When the wind is blowing right, you can make a pig fly”，意思是顺着风走的话，猪也会飞起来。

　　鲁白喜欢艺术。19世纪法国经济强盛的时候，出现了印象派，19世纪末俄国的艺术兴起，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大批非常杰出的艺术家。“中国现在也是这样，中国的现代艺术是非常被看好的。”鲁白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在崛起的过程中，也许会造就一批反映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同理，在这个时代中国也会有无数自己的科学家出来，也会形成自己的科学风格。”

　　2014年11月，鲁白陪同清华校长去美国加州访问了硅谷的许多公司。鲁白发现，美国的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们意识到了“中国价值”。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说，世界希望了解中国30多年来经济能够一直保持稳健发展的原因，中国特色的经验也需要分享给世界。

　　鲁白认为，通过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价值观，形成了中国人的做事方式。在中国，整个社会都在推崇改革，推崇创新与创业。人们勤奋工作，愿意尝试新事物，勇于探索，积极向上，对生活充满激情。

　　“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对人们有一种文化要求，即所谓的创业者心态，就是我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要有冒险精神，有远见，要能够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鲁白说。

鲁白的故事（三）：3个平衡助力海归可持续发展

图/鲍效农　　　　　

　　海归回国后想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好3个层面的平衡：融入与坚持、专业与管理、沟通与关系。

　　屈指算来，2015年已是鲁白回国的第6个年头，采访时记者很自然地把“归国高层次人才回国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个问题抛给他，本以为他会讲一些社会环境、单位体制之类的客观条件，意外地，鲁白却从海归人才自身出发，谈了很多主观层面的东西。

　　鲁白说：“海归回国后想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好3个层面的平衡：融入与坚持、专业与管理、沟通与关系。”

　　第一个层面是融入与坚持的平衡

　　“当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你一定要融入，否则就是不接地气，就容易‘翻船’。但只有融入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份自己的坚持，否则你就变得跟大家一样，那还要你来干什么？”

　　鲁白还记得自己刚到GSK的时候，有一位从其他领域转来的印度裔高管对鲁白讲，当他从另外一家公司来的时候，公司的CEO跟他说了一句话：“维持你过去的所有朋友关系，把你过去的做事方式和思维方式带进GSK。”现在他要把这句话转赠给鲁白，说学术界来者往往会给公司带来全新的思维和方法，这对公司是很有好处的。

　　鲁白说，对于海归而言，坚持不单是指海外留学的经验，还有一个人成长中建立起来的理念和价值观，这个价值的底线你一定要坚持，不能因为现实的挫折或困难就放弃。

　　“来到一个新环境，你一定要做好融入与坚持的平衡。一定要融入，让大家对你接受，让你能够活下去；另外你必须坚持，坚持才会带来新的价值，才会带来改革，才会带来进步。”鲁白说。

　　第二个层面是专业与管理的平衡

　　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之后，往往会被安排在领导职位或是做一些管理工作，这里面就有一个角色的转变。有些人在海外做得很好，回国后却做得不太成功，鲁白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角色转变的思想准备：“他意识到自己是从国外回到中国，社会环境变了，但他没想到自己的角色也变了，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所在单位都会让你做一些管理或是参与一些管理层面的工作。即使你不愿意做院长系主任，你也会被要求参与专业学会的基金评审或是方案制定，所以，你必须要做好角色转变的心理准备。”

　　角色转变是需要投资的。对于专业人才来说，过去所有精力几乎都投在专业上，对专业了解得非常清楚，社交网络、关系、学生，几乎所有东西都在这里。当回国后变成一个管理者时，其实他什么资源都没有。鲁白认为这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来做好准备工作，比如管理的心理问题、理论问题、方法学问题、沟通问题，以及建立起新的社交圈子和关系等一系列的工作。

　　第三个层面是沟通与关系的平衡

　　很多人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是看他做成了什么事，这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评价标准，就像评价科学家只看他的文章分数一样。

　　鲁白讲了一个自己在GSK经历的事件。当时，为了培养鲁白的领导力，公司专门为他做过一个360度反馈：让他自己找20个人，其中有他的领导，也有他周边的同事，还有被他领导的人，然后公司也找一部分人，最后大家无记名给鲁白做一个反馈，说这个人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应该怎样改进，最后还找了一位高级咨询师用半天的时间来分析这个结果。

　　分析结果出来以后，公司方面告诉鲁白，他做了一件相当成功的事情，并且给了他一个很高的分数。鲁白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做了一个成功的项目或是一个成功的产品。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公司认为他成功的地方在于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多人建立起了一个可以信任的关系。公司的理由是，你在这里要呆很长时间，不是单做一个研发产品，产品可能是阶段性成功了，但是再往前走很可能这个产品还是会失败，还可能整个研发项目都不要了。但是你建立的人际关系网，你与其他人之间相互取得的信任关系，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这是你成就的一部分。

　　这段经历对鲁白的影响很大，当他来到清华医学院就职的时候，因为不是清华校友，他几乎一个人也不认识。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与各级领导及主管部门甚至各个院系建立起可以信赖的关系，是个很大的挑战。有一次，鲁白在学校的院系主任会议上开玩笑说：“这可不太公平，对你们来说只有我一个陌生人，可对我来说你们都是生面孔，可能一次见面之后我就会忘掉或是搞混，所以如果下次我叫不出你们的名字，你们一定要原谅我啊。”

　　作为一名学院管理者，鲁白认为自己的人脉关系有3个圈：第一个是领导圈，即与学校领导层的关系；第二个是stakeholder圈，如与各级主管部门或其他院系管理者的关系；第三个是自己的下属圈。“这3个圈都要转起来，才能把工作做好。”鲁白说，“这是不可忽视的，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如果你要转型的话一定要花时间去沟通，建立一个新的人际关系，这对你的可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

　　鲁白谈到，很多人回国后可能会很着急，想要马上拿出什么成果来。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需要一个很强大的支持体系做保障。很多情况下别人说你不接地气，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支持体系。有些时候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得不到支持，不是说你要做的事情不重要，而是因为你的沟通工作没有做好，人家不理解你，或是因为你的人际关系没有建立好，人家不喜欢你这个人。

　　鲁白回国，一方面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看到了中国崛起提供的大舞台，花同样多的力气和时间，可以让你在有生之年甚至百年之后更有影响力。

　　到清华以后，鲁白经常对外国朋友说这样一句话：“清华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哈佛对美国的影响。”鲁白感受到，在清华，所做的事情很多是探索性的，有跟中央政府的对话渠道，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个时代和社会的走向。他坚信，他们在这个大环境下所做的一些探索，也许会对更广泛的人群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影响还可能不局限在中国，有些事情也许可以影响世界。

　　现在的鲁白更享受回国后的精彩人生体验，他说：“人生是一种体验，不只是要追求影响力。我觉得我的每一天都很有意义，很精彩。我帮助了很多人，我自己也很开心。”

诠释鲁白人生的两幅图画　　　　　

　　鲁白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两幅图画。

　　一幅是他曾经在美国工作过的单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卫星俯瞰图，上面写满了临别寄语，这是他回国时朋友们送的礼物。

　　“我比较喜欢交友，要走的时候朋友们给我开了很多party，这是其中一次party他们送我的礼物。”

　　记者注意到一条很有趣的寄语——“打回老家去”。

　　“这是我的一个几十年的老朋友写的，他很羡慕我回国，说你先回去我随后跟上。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在海外多年想要回国，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幅是美国当代新写实主义画家安德鲁·怀斯（Andrew Whyth）的作品《克利斯蒂娜的世界（Christina’s World）》（复制品）。鲁白告诉记者：“这幅画已经跟了我十几年。我是一名业余艺术爱好者，我有很多喜欢的艺术家，这幅画的作者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艺术家，但是这幅画我很喜欢。”

　　“你看这整幅画面是一个山坡，远处的小屋象征着理想和成功。克利斯蒂娜是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少女，她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站立行走，却在山坡上艰难地爬着，向着遥远的小屋坚韧不拔地爬着。艺术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场景，来展示为追求理想而历尽千辛万苦这样一种美的境界。这幅画很有名，并不在于它的艺术有多么高明，主要是画面背后的故事和内涵。”

　　“我之所以喜欢这幅画，是因为它为我的人生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我自认是一个先天不足的人，智商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一路走来，艰难曲折，靠的是信念和坚韧的毅力。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我每做一件大事常常都要做2遍：考大学考了2次，研究生考了2次，出国出了2次，都是第二次才成功的。我觉得自己先天就比别人差，运气也极少光顾我。但我还是尽全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得到较好的结果。所以我一直拿这幅画来激励自己，不管有再多的困难和挫折，都要坚持追求理想，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