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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罗国杰 在学者眼里，罗国杰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事业的开创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理论的重要创建者。 在治国者眼里，他是一位敢于直言无隐的国之诤士，他把学问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了起来，他提出的德治理论和集体主义原则理论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观。 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位“不通”人情世故的师者，他从来不接受学生送的礼，但生病的学生们却都喝过他煮的粥和鸡汤。 作为道德的实践者，他已离开了他所挚爱的事业，却带着“吾道南矣”的欣慰，看着自己的“道”在这片故土上生根发芽，开出绚丽的花朵。 他注定不会孤独。 开拓：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了解这个学科的人都知道，罗国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事业的“领路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是在他的带领下破土、生根、发芽、发展。然而，对于他本人来说，六十年的皓首穷经，只是书桌前伏案的一瞬。自从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以来，在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在伦理学这块土地上勤勉耕耘，未曾离开须臾。 1960年3月，毕业留校的罗国杰受命筹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罗国杰决心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一门与以往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 但当时可资借鉴的唯一资料，是一名外国人写的几页“大纲”。罗国杰和系里几位20多岁的教师一起，潜心攻读原著，摘抄、编辑30多万字的研究资料。随后，他们又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和讲义，初步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 正当他在伦理学领域里纵横驰骋时，“文化大革命”阻断了他继续前行的道路。“文革”期间的一个晚上，他独立编写的3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稿的佚失，给他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 但磨难并不能浇灭罗国杰心中的信念。“文革”刚一结束，他就义无反顾地继续投身于伦理学研究。 资料散佚了，他从头开始，把古今中外许多著名伦理学家的伦理思想逐个系统地整理出来，写了大约100万字的札记；专业生疏了，他就钻研马克思主义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观点，广泛涉猎伦理学名著；外语不熟了，他就拿出时间进修俄语，复习英语。 在他的主持下，伦理学教研室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编写了一本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成为新中国第一本伦理学教科书，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高等学校通用的伦理学教科书，为伦理学教材构建了新的框架和体系。 国家急需伦理学的教学人才，罗国杰就从1981年上半年开始，开办伦理学骨干教师进修班。在两期的培训班中，培养的学员如同种子撒向了全国各地，唐凯麟、陈楚佳、许广明、王福霖、唐能斌……如今，他们中很多人已成学界翘楚。 在罗国杰的鼓励、提携下，不少人走上了伦理学的研究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龚群还记得，在自己迷茫的时候，正是罗国杰来信鼓励，才让他重拾信心与力量，继续走了下去。 对于罗国杰来说，伦理学是他的学术生命，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学术信仰。 清华大学教授吴潜涛回忆，有一次他去医院看望罗国杰，汇报教材修订的情况，已经好久说不出话的他却清晰地说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吴潜涛说：“罗老师，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什么都忘了，就马克思主义没忘！”他回道：“我怎么会忘！”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在病魔的痛苦面前，罗老师的笑声依旧那么爽朗，即使到了弥留之际，也不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吴潜涛教授对此记忆犹新。
2012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看望罗国杰 实践：“不通”人情世故的师者 罗国杰经常“不通”人情世故，这在他的学生、朋友中早已口耳相传。然而这恰恰是因为他认为伦理学决不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而是一门强调实践的科学，“自己讲出来的必须要做到，做不到就是骗人”。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是罗国杰的师弟，他说：“有很多人觉得罗老不通人情世故，学生送点土特产都不收，他的老伴张老师最后连副教授都没评上。” 有一件事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记忆犹新。“罗老任人大副校长期间，和爱人张静贤一起下楼出门，罗老师坐学校安排的车，张老师坐公共汽车，他不让张老师顺便搭他的车。但罗老师和张老师的感情非常深厚，在他住院神志不清的时候，反复喊的都是张老师的名字。” 罗国杰的“不通”人情不仅表现在他对原则的坚持上，更表现在他对自己要求的苛刻。 1956年，罗国杰从上海市委作为调干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在学习期间，他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生活标准，从当时县团级干部的100多元，降到40多元。在他的家里，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在罗门弟子葛晨虹印象里，这些家具已经伴随先生几十年，然而他搬入新居后依然不舍得扔。“老师穿着一贯洁净简朴，他有许多课题研究费，我们劝老师出门打车，但他很多年仍坚持坐公共汽车。”葛晨虹说。 罗国杰在学术要求上也近于苛刻。“罗老师对名利看得很淡，但对学术要求却很高，读他的著述，听他授课，你会感觉到所有的真知灼见都来自于饱读诗书和反复思索，从不马虎，也从不哗众取宠。”他的弟子吴潜涛告诉记者，近十余年来，罗国杰经历过6次大的病痛，但他却依然笔耕不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组织编写工作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陈瑛说：“罗老看似不讲人情，实际上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但对他人十分体贴，对国家的事情极其热心。” 生活清贫如此，他却将吴玉章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都捐出作为奖学金，一分没留。罗国杰关心学生心细如发。葛晨虹说：“老师从不接受学生送的礼，但生病的学生们都喝过他煮的粥和鸡汤，有谁生病了，他会从家里做好饭送到学生宿舍。有一次我生病住院，罗老师和师母做了啤酒鸡来看我。后来我当了班主任，也学习老师，有同学生病一定为他熬鸡汤，这个班后来被评为了北京市优秀班集体。” 一位青年学者说，有次去台湾进行两岸伦理学交流，两位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因为观点不合有些争执，一些年轻的学者们见到都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罗国杰轻轻地说了一句“都是我这个会长当得不好”，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交流团的紧张氛围一下子就消散了。
罗国杰和夫人张静贤 建设：做学问要关注国家命运 罗国杰的血脉中，流淌着对国家、民族的真挚感情，他告诫学生要把学问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要理论联系实际，不做“空学问”。 剪报是罗国杰保持了多年的习惯，一直到他生病住院之前，妻子每天早晨都会剪好报纸给他浏览。罗国杰关注着国家的一举一动，对国家存在的问题从来不避针砭。 1982级的硕士生陈平回忆：“罗老师常说，‘不管是谁领导这个国家，一定要抓腐败问题’。”2012年春节，学生张海涛去探望他时，他也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国家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 实际上，罗国杰一生都关注着国家命运，并投身到时代的大风大浪中去。在同济大学求学时，他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一面积极投入到争民主、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去。由于表现突出，1949年2月初，他在上海秘密加入地下党。 也许是那个时代赋予了罗国杰这样的家国情怀，他常常将历史与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深思熟虑地说出自己对国家发展的看法。 1996年夏天，当时的国家教委邀请包括罗国杰在内的8名学者，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讲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有关专题。罗国杰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政治统治”为题，对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在政治最高中枢，罗国杰侃侃而谈、兢兢业业，在大会上他也敢于“亮剑”，直言无忌。 也是在那一年，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罗国杰应邀参加《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座谈会。在会议上，罗国杰提出：“希望能够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后面，加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样一个意见，以便使这一文件能更完整、更全面地体现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的思想和要求。” 最后，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集体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罗国杰对集体主义原则的系统阐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突出贡献。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丁关根此后在许多场合提到，在《决议》中写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是采纳了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的建议。 集体主义和以德治国成为罗国杰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塑造了我们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观。 罗国杰说，一个人要想做出一番事业，为国家作贡献，一定要考虑长远，既要考虑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又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可能选择工作。他不仅仅是因为学术成就而被人怀念，更是因为他本身的道德实践而受到尊重。
生活中的罗国杰 坚持：行大道，做大写的人 罗国杰把道德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先公后私”的道德境界；合理利己主义的层次；极端自私自利的层次。 他自己也用亲身的示范实践着伦理道德之道。“他始终以身作则，不但做道德文章，还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要求自己。”罗国杰的学生这样说到。 罗国杰常说：“学伦理的人一定要讲道德，做一个有底线，有原则的大写的人。”在教学过程中，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治学中注重育人，即除了学习知识、学习理论和思想，首先还要育德。 1980年夏天，社会上和伦理学界刮起了一股风，宣扬所谓“合理利己主义”，学生的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罗国杰就找学生谈心，说明那些说法只不过是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谬论的翻版。他要求大家学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要信仰和实践共产主义道德，提高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决不能随波逐流。 （记者 宋伟涛 刘博智） 张琼是罗国杰的博士生，毕业后赴任河南省商丘市委宣传部部长，罗国杰特地叮嘱她：“现在干部腐败非常多，你是伦理学的博士，到市里面当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守伦理的底线。”张琼坦言：“罗老师的话一直砥砺着我，我一定会追求道德的高尚。” 对于生活中的磨难和挫折，罗国杰总是淡然处之。1964年，罗国杰因支持“剥削阶级的道德可以批判继承”这一观点而犯“错误”，被取消了哲学系副主任的职务，到农村参加了两年的“四清”运动，伦理学教研室也同时被取消了。虽然如此，每天面对采石场砸石头的繁重工作，他依然自得其乐，并未怨天尤人。 “罗老师总是用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他总说别人是好人，别人也不容易。”吴潜涛教授说。 “文革”期间的一个晚上，将近10点的时候，两名青年教师敲开了罗国杰的房门，强行要走了他独立编写的3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稿，声称要对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讲稿被拿走之后，便石沉大海。“这么多年来，每每想起这本讲稿，老师总是感到非常遗憾，但并未责备任何人。”龚群说。 罗国杰鼓励自己的学生和后辈在学术的道路上追求真理。5年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领衔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伦理学》，初稿完成后，他拿给罗国杰修改，罗国杰说：“你们尽量按照自己的思考去做，说错了也没关系，只要我们真正追求真理，那都是值得支持的。” 他的第一个硕士林建初刚考上研究生时曾问道：伦理学专业对国家到底有什么用？罗国杰回答了3个字：“正人心。” “人的心正了，什么事都有秩序，人的心坏了，就总想着钻空子，法律管不胜管。”他引用西汉儒家的代表人物贾谊的话：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理者，禁于将然之前。意思是，法律是等别人犯了罪之后，再来惩戒；而道德却在人犯罪之前，就制止了恶行。
当他走到人生的终点，追悼会上，前来和他见最后一面的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发来唁函送来了花圈，这不仅是对一位洁身自好、不求闻达的老人的尊敬，更是对“大道之行”的敬仰。（实习生程恺伦对本文亦有贡献） 德高者望重 为公者千古 罗老师离开我们了，但先生的形象以及思想、精神品格永远定格在了我们心中。在大家眼中，罗老师是儒雅亲切的一个人。这种印象在我博士生面试初见老师时就深切感受到了。那时作为考生的我，走进时任人大副校长的先生办公室时还有些紧张，老师亲自递杯水，微笑着说了几句话，看着那样亲切的面容，我的紧张顿时消失。 在罗老师身边学习工作二十多年，应该说已经很亲近了，但再亲再近，你仍能感觉到罗老师身上那种高山仰止的气质风范。先生为人处世若怀万千大象，具有一种超越精神，是一位现代儒者，“得道儒者”。谈及此时曾有人问：儒者当“入世”，超越当“出世”，两者如何统一？在我眼中，罗老师超越的是个体“小我”，入世的是“大我”情怀。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以天下为己任。 作为伦理学界的思想泰斗，罗国杰教授把教学研究与社会主义伦理学事业与国家前途结合起来，在伦理学理论创建、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卓著成就。新中国的伦理学事业，社会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理论的建立，德治与法制相结合的思想，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这些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国家发展相关的思想理论，都和罗国杰教授的名字联在一起。先生的许多建议也常被国家顶层重视。比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征求意见时，罗老师写了建议，希望能够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后面，加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一点，中央采纳了罗老师提出的这一修改意见，在文件中增加了“社会主义道德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提法。一个学者一生能够做多少事？其思想理论能够对国家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又有多少？先生哀荣备极，学界、社会各界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他的去世表示了深切悼念，这和罗国杰教授对国家、社会、民族所做的思想理论卓越贡献分不开。也正因为此，有人称先生为“正学宗师”。 先生的思想影响到了社会，更影响诸多弟子一生。记得第一次到老师家，就看到墙上贴着老师亲书的陶行知先生的“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种每日三省吾身的自律精神对我们影响很大。先生也常对学生说，“做学问首先要做人”。这些话、这些精神我们也要传递发扬下去。在对自己的学生讲先生做人做事的精神时，我也会告诉学生，不是任何人都能达到罗老师的境界高度，但是，也应“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先生走了，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同时也留下了未竟的事业。我们对罗国杰教授最好的纪念，就是以先生为榜样。先生的精神品格，使我们受用终生；先生创建的事业，我们努力弘扬。请罗老师放心，您创建的伦理学事业一定会在全社会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得更好更大。（葛晨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伦理学基地主任）
《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20日第5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