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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强我华夏，体育为先
张伯苓与学生
张伯苓，1876年生于天津，早年弃武从文创办南开学校，一辈子献身教育，桃李满天下。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首先在体育。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倾心体育、精通体育。张伯苓是“中国注重体育的第一人”。 早年立志造就新人才 张伯苓弃武从文，有其历史渊源。 张伯苓的父亲以教私塾为生。从小耳濡目染，张伯苓对私塾这种填鸭式教育深有感触。一般而言，私塾的成立，只要有一位塾师、几个学生、一间草棚、一幅《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和几张桌椅，即可开班授课。私塾的教育模式，构建的是没有愉悦的教育环境，主张“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因此学生便从早到晚、一年到头，在战战兢兢中抱着书本死记硬背。 由于家庭并不富裕，加之父辈也无心供他走科举道路，张伯苓读了几年私塾后便报考了时称“新学”、不用缴纳学费的北洋水师学堂。水师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主要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后来鲁迅到南京求学时入的也是水师学堂。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学习5年，受到了比较正规的新式教育训练，学到了比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对中西文化教育的异同也有了最直接的感受。1894年，张伯苓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开始服务于北洋海军。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当时北洋海军数量、质量都不亚于日本，却惨败于对方。兵败后的北洋海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一日，张伯苓在海军衙门前竟看到一位军官在懒散地逗小哈巴狗开心，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痛感祖国国土虽大，历史虽久，人口虽多，但是人不行了，“必须改造人！” 而此后不久，张伯苓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更令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文、献身教育救国。甲午战争期间威海卫被日本占据，后英国人要强租威海卫，而清政府无力相拒，只能听之任之。张伯苓亲身参加了威海卫交还一事，先看到日本太阳旗在威海卫降下，再看到中国龙旗升起，隔一日又看到改升英国米字旗。 “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1898年，严修礼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馆。严修晚清翰林出身，但思想开明，力主教育救国。他不让自己的子侄专学孔孟之道、四书五经，更不希望他们重复科举做官的老路。 从此，张伯苓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校、南开小学、南开幼儿园、重庆南开中学，承办了四川蜀光中学，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强我华夏，体育为先 张伯苓在严修家馆讲授的科目除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外，特别增设体育课。他用鸡毛掸子杆作为跳高的跳竿，让严家子弟把辫子盘在头上，穿着靴子，掖起长袍的衣襟，在鸡毛掸子杆上练跳高。竿子升高了，就在椅子上垫书本。家馆没有木马，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排成一列，然后鱼贯腾越，代为木马练习。现在看来，这样的体育课似乎有些滑稽可笑，但当年张伯苓正是用这种方式在挑战千百年来的教育传统。 当年西方体育传入我国，主要局限在军队和军事学堂，传统塾馆是鄙夷体育的。但此时的张伯苓不仅大胆把体育列为私塾的必备课程，还积极地以课外活动方式开展新式体育，踢足球、骑自行车、练哑铃等。夏季时鼓励学生穿短裤参加体育锻炼，士大夫阶级、读书人当时还是宽袍博带，端着长指甲、迈着四方步，而张伯苓引进近代体育，大胆开风气之先。 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新人才是个什么样子呢？张伯苓曾在刘公岛看到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那英国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出轻看中国人的样子。而中国兵穿的衣服很破，胸前一个“勇”字，却面色憔悴，两肩高耸，像个“山”字。这两个兵实有天壤之别，这给张伯苓带来的刺激非常强烈。 甲午战争惨败，令国势垂荡。此时许多朝野人士和知识分子体悟到人的改造对国家生存的关键影响。而人的身体改造，便直接关乎人的改造。张伯苓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国民体魄衰弱，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但要以国人不重体育为其主要原因。现在不能再像科举时代那样只读死书了，人没有良好的体质，学问、道德再好也发挥不出来。而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样子恰恰是：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新人才绝不应该是传统读书人的模样。 毛泽东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也表述了与张伯苓相同的观点：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新人才应该是“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 张伯苓办教育，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不管在哪个阶段，他一直以体育为教育之根本。他说，晚清以来，我国遭到外国列强欺侮，主要是我中华民族有五病，即“愚”、“弱”、“贫”、“散”、“私”。而要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必须大力兴办教育，培育救国、建国人才。而要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首先要重视体育：“第一是锻炼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培养学生要有浓厚的国家观念。二者兼备，然后方能担负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任。” “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的校长” “体育为先”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直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教育精神应以“体育”为骨干。并明确指出，德智体三育中，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中国人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因而办教育，“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校长。”体育发达不只是身体强健，它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他希望以体育增强国民的健康体格，并以体育精神和方法，来组织国民、团结国民，使散漫变为组织团结，使自私变为合作互助，养成国民的健全人格；要始终把体育置于和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主要靠募捐得来。兵荒马乱的时代，南开一直入不敷出，欠债办学，张伯苓对体育的投入却从来都是毫不吝惜。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南开便有篮球场15个，足球场5个，网球场17个，器械场3处，400米标准跑道大运动场2处，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全套试脚力与背力器、马表式手枪、手球、护膝等。 张伯苓对体育教学师资也是认真遴选、高薪礼聘。学校还专门送学校体育课主任章辑五到东南大学体育系进修一年，去德国、意大利、芬兰、瑞典、丹麦、苏联考察，到英国接受训练，赴美国进修。 张伯苓重视竞技体育，南开的许多学生运动员，曾代表国家参加世界体育比赛，并披金挂银。但张伯苓更要求体育面向每个学生，加大普及体育锻炼的力度。每个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准予毕业”。张伯苓要求体育课程要规范化、科学化，明确体育教学目标：使身体各部平均发育，训练端正之姿势；使各器官之机能完全发达，增进全身之健康；使一切动作敏捷正确，精神愉快，产生美感，并养成能守纪律、重体力、尚仁侠之健全人格。南开的学生要“学业扎实、生活朴实、工作踏实”，但首先是“身体结实”。 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张伯苓接受过私塾教育、新式教育，并多次赴日本、欧美留学考察，深谙世界大势与学问真谛，他坚决反对死读书：“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一次，张伯苓专门召集一些家庭困难但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学校奖学金的学生到家里吃饭，饭桌上他说，你们都是寒士，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于是在南开，没有死读书的学生，学校不以考试名次论英雄，更不以分数代表一切，而特别注重学生“整个的生活”，以学生的健康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 南开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
六点半学校摇铃起床，七点钟教师来检查宿舍，看有无睡懒觉的。其实，大部分学生早在此前便起床，出现在“场地宽阔、设施齐备”的大操场上了。七点吃早饭，八点上课，上课之前有人在教室里看书，更有人抓紧空闲机会拿着篮球去“秀”一会儿。上午几乎堂堂有课，下午课主要是理化实验和作文，以自修为多。四点一过，教室里几乎看不到学生了，全都到运动场或会所去了，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唱歌的唱歌，演戏的演戏，锻炼的锻炼，比赛的比赛，体育比赛最多也最热闹。晚饭后，七点上晚自习，九点半准备休息，十点准时熄灯，有教师各宿舍巡查一遍。 1922年，黄炎培与胡适有一个谈话，黄说，我们信任一个学校的表示，是我们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胡适答道，老实说，我的子弟，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晏阳初最信服张伯苓办的南开，子女与侄子都在南开读过书。当年社会各界诸如梁启超、黄兴、黎元洪、冯玉祥、熊希龄、袁世凯、张学良、陈寅恪、叶圣陶、邹韬奋、陶行知等名人，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属送到南开读书。 衡量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翻开南开历年毕业的学生名录，你会看到一个个耀眼的名字，周恩来、梅贻琦、曹禺、陈省身、吴大猷、朱光亚、吴敬琏等，这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有统计显示，仅上世纪30—40年代的南开中学毕业生中，当选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57位。 由于南开重视体育，体育运动成为学生的普遍强项，以致考大学时，学生常常选择需要野外作业、体魄强健的专业，比如气象、地质、地理、采矿等。气象学家叶笃正（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是南开中学1935级校友，地质学家刘东生（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是1937级南开校友。 温家宝总理1960年在南开中学毕业，毕业后入学北京地质学院。他曾深情回忆说：“在南开6年的生活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南开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在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并特别提及南开的体育：“南开中学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学校非常重视体育。田径、篮球、棒球、火棒操等体育活动开展得很普遍，常常在全市中学比赛中名列前茅。”（马建强）
《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27日第4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