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红峰(1973—)，男，江苏徐州人，澳门理工学院理事会辅助处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摘  要：澳门现代高等教育肇始于1981年创立的东亚大学，其发展历程受到微型社会典型特征的影响，大学的“依附”价值取向无疑是澳门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从东亚大学的转型和变迁过程可以看出，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在“自为”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大学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即大学如何以纯粹的学术发展作为引领社会职能的有效前提，从而在根本上促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澳门现代高等教育 自为 依附

　　基金项目：澳门理工学院研究项目(RP/OTHER—01/2014)

　　澳门高等教育的发端于1594年建立的西式圣保禄学院。这所远东第一所高等学府成也风光，去也匆匆，因受葡国王唐约瑟驱逐耶稣会教士之命令的影响，于1762年关闭。[1]圣保禄学院虽然在历史上为中西文化的交融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但未能使大学的精神气质在澳门得以完整的保存。

　　雅斯贝尔斯曾言，大学是实现人类基本求知意志的一种法团组织。[2]历史上的圣保禄学院作为一所沿袭了欧洲中世纪高等教育传统的大学组织，自然也有探求真知的目标。然而，耶稣会在澳门创办圣保禄学院的真正原因，至少可以说它开设的初衷是着眼于日本的传教活动，[3]这意味着，澳门虽然拥有了第一所西式大学，但其办学宗旨与内涵未能与中世纪诞生的大学相一致。缘何如此？因为澳门作为一个微型地区，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且这些特征也同时影响着澳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所以，在澳门产生的大学必然会有自己的特点。

　　澳门在圣保禄学院关闭以后，又经历了200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81年，建立了东亚大学并开创了该地区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然而，东亚大学的创立并非如哈罗德·珀金所言之“独特的社会的偶然产物”[4]，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私立到公立的转型，且它的发展取向影响了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东亚大学与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

　　历史上，葡萄牙管制下的澳门经历了一个颇为动荡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前，葡萄牙利用澳门形成了海上贸易的网络，并且针对世界经济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做出反应[5]，那时澳门被视为一个特殊的对外贸易港口，再加上公民社会的崛起，“澳门的居民可以自由进行贸易，通过货物的交易，赚取了巨额利润”[6]，整体经济发展处在较为繁荣的阶段。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42年香港开埠以来，澳门的港口便相形见绌，远程贸易也被拥有天然良港的香港所取代，经济逐渐衰退。在这种形势下，澳门由于自然资源贫乏，又无重工业作为支撑，所以不得不依赖一些特殊行业的发展，先前就已存在的苦力贸易、娼妓、赌博、鸦片等行当又泛滥起来。这些并不光彩的行业虽然一度使澳门的经济有所起色，但并没有使澳葡管治的政府增添许多信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葡政府将重点放在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主要是纺织、服装、玩具、电子产品等)上，同时在逐渐增大的压力之下，启动一大批计划，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其中有一个重要任务即发展现代化的公共服务和培训相应的人才。[7]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内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澳门看到了伴随而来的商机。当时的李安道(José Eduardo Martinho Garcia Leandro)总督实施了与建立现代化服务业相配套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环境规划、土地扩张与利用以及开发城市文化遗产等具体内容。恰恰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期，澳门工务局在与时任政府发展顾问的香港土地工程师黄景强博士进行有关土地规划方面的咨询中，获知黄博士等人在香港注册的西部发展有限公司(Ricci Island West)有意开办一所教育机构，却一直没能寻找到合适的地点。而70年代末的澳门正需要开设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以配合当时澳葡政府大发展的计划。这一看似偶然的机会立刻转化为澳门发展高等教育的机遇，双方一拍即合，澳门政府在氹仔岛的沿海半山上批了十万平方米的土地，西部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筹资，于1981年3月28日创办了东亚大学。

　　创校典礼当日，盛况空前。来自五大洲的140多位大学校长、国际学术团体的代表，以及澳门政、商、文、教界的重要代表合近二千人出席，鸿儒硕彦，云集一堂[8]，正如当时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仿佛置身于学术的辉煌殿堂中”[9]。东亚大学成立之初就以长远发展的眼光引导学生探求真知。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吴毓麟教授就曾谈道：“学校应该具备大学应有的品质。尽管澳门很小，但是却有国际化的视野，这样在不久的将来，当大学回顾过往的时候，能够发现我们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实现了一所真正的大学所应该拥有的——大学的品格。”[10]大学在创立之初，聘请了香港、英国的学术专家作顾问，基本上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筹建，分成五个学院：本科学院、预科学院、公开学院、研究生院以及持续教育学院(后改为理工学院)。本科学院又分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学语言为英文，学制三年，并且每个教学年度分三个学期，这一切都遵循英国的模式。东亚大学在1981年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既涵盖了大学的基本职能，又充分体现出澳门自身的特色，以自为的办学理念引领教与学的发展。东亚大学的创办者始终持有一种强烈的信念：“正因为澳门很小，所以东亚大学要具备更加宽广的胸怀，要致力于吸引除澳门以外的东亚地区，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而且这样的大学应当反映出澳门多语言、多文化的社会特色。”[11]正如，东亚大学的章程提到：“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学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在学术人员和学生中培养国际化的意识”。[12]

　　当然，东亚大学宏大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制、学费、语言、入学水平等实际情况的限制，本科学院的生源主要集中在香港，1985—1987年还招收了大量内地学生，相反，澳门本地及其他国家的学额虽有所增加，但对比之下，还是稍显不足。而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思考有关经营效益以及持续生存的话题。黄景强博士对于办学有这样的形容：“管理一间学校，就得学会搞经济，如何平衡教学上的要求和财政上的限制，是最大的难题。而办学也离不开政治。就因为办学如此复杂，我们的见识亦随之增长，眼界高了，层次也高了。”[13]所以，东亚大学本科学院入不敷出的局面，也通过研究生院和公开学院招生力度的加强得到缓解，在1986—1987年度，研究生院(主要是招入MBA)和公开学院共招收学生5083人，是当年本科学院的5倍之多。[14]正是因为过程的复杂性，使得东亚大学不能单纯地生活在象牙塔内，“它将成为澳门氹仔岛上一个显著的地标，生活在东亚大学的时代学子不仅要提供公共服务，而且毕业以后，也将在商业、政府、教育、金融、财会和语言研究中大展宏图”[15]，而在学科方面，东亚大学本科学院在1984年之前受资源方面的限制，仅能涉及人文社会学科内部较小范围的课程。[16]作为多元文化的交汇地，中文、英语、葡语、日语、法语等语言文学是学习的重点。在办学的前几年，4/5的学生选择了工商管理课程，不断增长的压力迫使人文、社会领域的资源受到消减，但校长坚决反对，他认为一所大学应该保持各个学科的平衡发展，并且要寻找机会拓展新的领域，不仅要为眼前而且要着眼于未来谋求利益。

　　可以说，任何一所大学在创办之初所付出的艰辛都是无法言说的，尤其在澳门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东亚大学克服了许多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限制，艰难地谱写着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崭新篇章。

　　二、政治博弈与学术自治：东亚大学转型期的困惑

　　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澳门开始进入过渡时期，需要为“三化”(中文官语化、法律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培养澳人治澳的人才。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紧迫的目标，澳葡政府决定通过重组独立运作的澳门基金会收购东亚大学。正如当时的澳葡总督文礼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解释的那样：“为了保证各种条件，使(东亚大学)在过渡时期和以后时期在教学、科研领域，尤其在法律研究领域，以及其他与培训公务员有关的领域为澳门的利益服务……东亚大学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不做明智的计划保证其未来，历史将不能原谅我们。”[17]1987年12月19日，澳葡政府与东亚大学的创办人签署了一份以1.3亿收购私立东亚大学的协议书。[18]1988年2月，澳门基金会公布了章程，正式设立信托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以及监事会，全面接收东亚大学物业以及管理和财政权。

　　当然，澳葡政府在东亚大学转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践行着“本地化”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亦想为葡萄牙的语言文化留下印迹。早在1987年10月，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夫人玛利亚访问澳门的时候，就曾经对懂葡语的澳门人太少而表示惊奇，希望澳门回归中国以后仍保留葡国文化。[19]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黎祖智(Jorge Rangel)博士在东亚大学葡萄牙语研究中心的讲辞中也谈道：“葡萄牙在澳门能留下的最杰出的传家宝，应当是一所按照现代模式建立的大学。这所大学将是知识传授的集散点，并且是东西方交流的桥梁。多年来，我一直为此提倡建立葡萄牙东方学院和东亚大学……这一机构(东亚大学)专责传播葡萄牙文化价值观，促进葡萄牙文化与那些跟葡国多个世纪以来保持文化关系或仅是商业和共处关系的东方民族的文化对话，研究澳门和葡萄牙居民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20]澳督兼东亚大学校监文礼治在阐明大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时候强调，“葡萄牙人在一个世纪以前(1865年)有能力在华南沿岸兴建第一座灯塔，而为沿岸航行服务，他们必然有能力在20世纪将东亚大学转变为一座21世纪的文化灯塔”[21]。然而，澳葡政府的目的并非仅仅传播葡语文化，它更多希望东亚大学能够扭转英语授课的形式，希望“以葡语教授或葡国学术参与的更多的新课程能够推出”[22]，使葡萄牙文化在回归以后能根植在澳门这块土地上。正如时任东亚大学校长林达光教授认为，葡国人将凭借大学教育培养澳门人在感情上对葡国的依附，以及在过渡期前把澳门建立为一个受葡国文化、政治及经济影响的基地。[23]

　　澳葡政府为了通过东亚大学达到文化渗透的目的，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首先，以澳门基金会内部的各个委员会替代东亚大学校董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监事会等行使治理职能，并且东亚大学的原创办人以及校长仅列席基金会各委员会会议，但不具有表决权。澳门基金会虽然在接管东亚大学时声称只是负责行政和财政管理，校方在学术方面依然拥有自主权，但是，脱离了行政和财政支持的学术权力变成了一纸空谈。如大学转制期间法律与行政课程的招生即由澳门政府法律及公共行政课程办公室负责，就没有与校方商议，时任校长的林达光教授竟毫不知情。[24]此外，校长也无权参与基金会信托委员会任何会议的讨论，丧失了就东亚大学学术发展方向发表意见的权力。[25]其次，以研究为载体，向东亚大学大量派遣葡国的专业教师，开展与葡国学术机构的广泛联系。“透过加入国际葡语大学协会和其他学术及教学团体，加强与其他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交流。在此范围内，开展了联合国大学、葡国科研学会、基金会以及其他中葡机构的合作，这些机构将向澳门派遣合格的教师，协助东亚大学的研究工作。葡国科研学会还准备在东亚大学设立一个中心，本地技术员可在葡国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在中心里从事研究工作。”[26]最后，改变原有东亚大学英式体系，建立适合葡国教育体系的各项制度。通过重组学术单位，使原来的学院制(college)改变为完全以学科为基准的院系制(faculty)，学制变为四年。将葡国的法律课程纳入学科规划，同时开设葡语公共行政学士学位课程。可是，在东亚大学开设的法律课程全部以葡文授课，主要招收葡国或者外来学生为主，本地学生难以直接就读，而需要到葡国进修葡语，进而在葡国当地升读法律课程，浪费了政府资源。[27]其后，单独设立葡文学院，这是“一个肩负着对葡萄牙的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学术单位”[28]，20世纪90年代初，葡文学院已设有三个学士班、一个硕士班、一个研究中心，有近二百名学生。以上构成了大学转制以后的首批架构。澳门基金会在大学转制期间，也积极推进为过渡期培养人才的政策，但同时认为，“巩固人才培训的课程和活动应作为葡国和西方文化遗产在1999年以后继续存在……葡文学院开设的课程是最高成果、最值得尊敬的工具”[29]。从某种角度而言，澳葡政府在大学积极推行的本地化政策是一种经改头换面的葡式的“澳人治澳”，而非真正的“澳人治澳”。

　　澳葡政府对大学的治理以及对学术自治的侵犯并没有使东亚大学在学术的进程中停止前进的步伐。葡人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一直疏于对澳门教育的治理，在短短的12年过渡期内，欲在澳门根植葡文化显然达不到预设的目的。1988年2月，东亚大学校长林达光教授因不满学术权力被削弱而宣布辞职，并在摆脱个人利益的半年留任期内，“为东亚大学积极争取一个独立于所有权之外的管理权，建立独立的研究澳门的学术机构，同时在校内建立学术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30]。澳葡政府在东亚大学推行的院系制、四年教学学制等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大学作为学术机构本身的发展需要，唯一有所区别的是：发展葡萄牙语言文化是必需的，但是应该作为文化交流以及学科建设来对待，而不是一种葡式“澳人治澳”的工具。所以，以葡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推广，而中文的公共行政学士学位课程亦按需设置；葡文学院也因课程范围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并入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为以葡萄牙语言文学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学科。即便如此，东亚大学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课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迫切需要按照学科的规律来思考发展。“一所真正的大学必须履行寻求真理的最基本任务，不应该依附任何政治或经济势力，因而有必要具备足够的管理自主权。”[31]如果说东亚大学也要为利益服务，那么一定是符合澳门本地区的利益，而不是满足葡萄牙政府的利益诉求。澳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华人，葡萄牙政府的行政管理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现状，东亚大学应该为澳门的将来而不是为它的过去而努力。[32]

　　三、适应与提升：回归前澳门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

　　经过近三年的转型，东亚大学毋庸置疑地承担起为澳门回归培养本地行政经济人才的重任。截至1990年，公立东亚大学已经按照新的学术体制，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学术组织单位，新增设了教育学院——为培养广大澳门中小学及学龄前的师资而建立；科学技术学院——为澳门工业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葡文学院——专业方向为葡萄牙文学、语言、社会和历史；翻译中心、法律课程、公共行政课程。以上增加的设置与原有的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理工学院以及三类预科课程共同构成公立东亚大学后期的学术架构。[33]为了适应过渡期的需求，东亚大学提供了一系列能够满足本地区人才培训迫切需要的多元化课程，比转型前的课程增加一倍之多。尤其让政府、大学和社会称道的是，东亚大学在建校十周年(1991年3月)时的全日制学生人数已经大幅增加，澳门本地学生约占80%，比五周年校庆(1986年3月)时的27.3%多出近两倍①，较好地实现了为澳门本地培养人才的目标。

　　1991年9月，继澳门第一部高等教育纲要法颁布以后，理工学院从东亚大学中脱离出来，根据49/91/M号法令成立了澳门理工学院；同时根据50/91/M号法令设立澳门大学，将除理工课程外的东亚大学所有高等课程转至澳门大学，东亚大学为权利人的一切权利在豁免任何手续下转至澳门大学。[34]而原未转入公立东亚大学的澳门东亚公开学院和葡萄牙国立公开大学于1992年合并组成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自此，东亚大学一分为三，完成了以“东亚”命名的学术发展使命，在澳门本地高教法的指引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一部高等教育纲要法特别提出“公立高等教育是公共法人，并享有制订章程以及学术、教学，行政和财政的自主权。”[35]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也在1992年起草的章程中规定了这一点，但两所高校的章程在确保行政、学术及财政自主的同时，在组织架构(university organs)上规定了澳门总督为大学的校监(chancellor)，并享有任免学校校长、副校长、秘书长及主持大学校董会的职权[36]，这从本质上规定了政府对大学的直接控制权。

　　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基本法》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承认学历和学位等政策，推动教育的发展。”[37]“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在《基本法》中得到具体体现，澳葡政府关于澳门大学的发展策略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向，如澳督韦奇立认为“长期与社会密切联系，与人力资源培训需求联系，和满足那些想在这个学府提升自身价值及想在其专业活动范围取得实用资格的人士的需要，是澳门大学的本质所在”，并且，澳门大学“在专责推动求知者与教师作学术和科学活动交流的工作上，藉观念、知识及信息的交流，使澳门与世界联系，发挥澳门独特的个性，屹立于世界大学之林”[38]，90年代中期的澳门大学已开始确立建成一所国际性大学的目标。与澳门大学相对应，澳门理工学院承担的任务和使命有所不同，澳葡政府主要是将理工学院定位在为澳门当地服务以及加强与葡萄牙高等教育的联系上。“澳门理工学院1993年获接纳为葡语大学国际组织成员，并积极参与葡国理工高等学院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今天的澳门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些俱有赖于理工学院。学院除在技术、专业、工业、商业及服务与世界有紧密联系外，亦在过渡期内具体及专门地负责为公共行政当局培养高质素人员。”[39]无疑，澳葡政府把理工学院的成立看成是将葡萄牙高等教育双轨制在澳门有效移植的创举，是使高校更能服务于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新的窗口。加之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的远程教育以及1988年为培养本地化的警官和消防官而设立的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澳门已在不同的教育理念下形成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架构，也适应了过渡期为澳门本地培养人才的要求。

　　澳门高等教育的整体框架初步形成以后，各高校的发展逐步进入提高阶段。以澳门大学为例，首先，它加强了研究生的培养力度。1993年以前，澳门大学仅有工商管理1个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1994年澳门颁布15/94/M号法令，该法令规定了在澳门大学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方式，及至澳门大学五周年(1996)校庆之时，已经在工商管理、公共行政、法学、电机与电子、土木工程以及电脑软件等领域设置了共22个硕士学位课程[40]，并于1995年启动了博士课程计划，将1997年定为澳门大学的“博士年”，全力发展在文学、经济、教育、工程、工商等领域的博士学位课程。其次，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东亚大学早期，科研工作一直处于零散、自发的阶段，而澳门大学在发展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进程中，开始系统组织实施科研工作，一是鼓励教师参加本地和国际的学术交流，拟定硕士、博士课程计划；二是优先选择研究课题，并组织人员申报。如中葡英语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澳门的节电和污水处理等。同时，开展与本地以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41]

　　澳葡政府对另一所公立院校——澳门理工学院的定位亦很明确。“学术上的努力发展是有助于升华、超越学术计划内简单的教学，而事实上，我们仍未达此阶段。‘存在是首要的’，首先要授受培训，然后才可以在更高、更深层次的知识领域内展翅高飞。”[42]澳门理工学院致力于在电脑、翻译、酒店管理、旅游、社工、商贸、体育、视觉艺术等领域紧密配合澳门的需求，使专科培训类课程适合社会需要，“该校的课程及学历在葡国得到认可”[43]。1993年，随着澳门旅游博彩业的快速发展，澳门总督韦奇立签署了48/93/M号法令，将澳门理工学院的酒店管理课程及旅游课程转移到旅游高等学校筹设委员会，并在1995年建立了澳门第4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澳门旅游学院。此后，澳葡政府接受了一些私立机构和教会提出的动议，认为澳门是一个“开放及有开办高等教育前景的城市”[44]，就如16世纪耶稣会开办的圣保禄学院那样，需要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平衡发展。于是，1996年8月12日，澳葡政府批准在天主教大学高等教育基金会的监管下设立澳门高等校际学院。1999年11月16日，又在原镜湖护士助产学校的基础上设立了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到1999年12月20日回归以前，逐渐形成了以公立为主，私营为辅的多元化办学格局。澳门高等教育也在适应和提高的氛围中，不断延续和拓展，成为在“非常历史时刻一起承担的责任”[45]。

　　四、结语

　　高等教育是一朵奇葩，需要每一个参与者细心的呵护和培育。澳门现代高等教育是在特殊环境下孕育而成的花蕾，娇小玲珑而又璀璨夺目。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缘于中世纪大学，“出于寻求真理的唯一目的而群居于此……人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探求真理，并且是为真理而真理”[46]。但国家和社会对大学有一种现实的预期，并且历史已告诉人们，大学并不能仅仅为了自身而存在，它“从地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正在与外部世界相融合”[47]。所以，大学既需要通过一种“自为”的追求去实现求知的意志，也要在“依附”的过程中体现其功用。

　　澳门高等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圣保禄学院，但直到东亚大学的创立才开启了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东亚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任，并以此为使命鼓励学生探求真知。然而澳门是一个微型地区，是一个在诸多方面都能描绘得比较清楚的社会，高等教育需要对它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予以关注，并且要对快速产生的结果负责。所以，东亚大学从诞生到转型，再至回归前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所有的一切都无法脱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尤其在回归过渡期这样一段关键时期，政治博弈以后的均衡结果，使得“为澳门本地培养急需人才”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应该说，澳门高等教育在回归过渡期间的使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服务于实际目的必须依靠一种特殊精神，这种精神来自院校自治、学术自由的支持，并且能够超越实际目的，能够更加清晰、冷静地达成目标。同时，大学的“依附”价值取向是澳门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旦这种价值取向成为澳门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势必会导致真理和价值的相对主义，所谓学术上的“优秀”只不过是在功用的范围内更令政府或者社会机构满意而已。此外，澳门的市场很小，如果仅仅在澳门地区思考人才培养和科学服务的议题，那么不出几年任何一个学科都会出现饱和的现象。所以，跨入21世纪的澳门首先要思考大学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即大学如何以纯粹的学术发展作为引领和推动社会职能的有效前提，从而在根本上促进澳门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具体数字和内容参见澳门政府统计暨普查司教育调查(1985/1986)以及校长薛寿生教授在大学十周年校庆暨第二十届颁授学位典礼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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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澳门基金会正式收购东大澳督昨与创办者签协议书[N].华侨报，1987-1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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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澳门总督文礼治在东亚大学七周年校庆暨第十二届颁授学位典礼上的致辞[R].澳门：东亚大学，1988-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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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澳门大学校长马里奥·费利纳教授在澳门大学五周年校庆暨1996/97年度开学典礼上的致辞[R].澳门：澳门大学，1996-10-11.

　　[41]周礼杲.从澳门大学看澳门的高等人才培养[C]//澳门教育、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广州：《学术研究》杂志社，1995：4-10.

　　[42][43]澳门理工学院院长狄韦立教授在澳门理工学院一九九四/九五学年度开学礼上的致辞[R].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1994：39-43.

　　[44]澳门的高等教育[J].教育暨青年报，1997，(9)：78.

　　[45]韦奇立.高等教育一起承担的责任[R].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1992：15-22.

　　[46]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1-52.

　　（作者单位：澳门理工学院理事会辅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