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小康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如果优质小学就是考上重点中学学生人数多的小学，优质中学就是考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学生人数多的中学，优质大学就是研究型大学，那么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哪个国家也满足不了。以这样的教育观办教育，不但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还会强化应试教育，把教育引向邪路。
我国教育由贫困走向小康
我自1993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参加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对教育做过调研，曾写过《贫困的教育出路何在？》一文，当时是大国办穷教育。那个时期，我们天天呼吁不要拖欠教师工资、改善中小学校舍和设备、扩大高校招生人数。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当时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已达4.1%。我们年年呼吁教育经费逐年提高，向4%靠拢。但1985年的比例是3.6%，随着国内生产总值（GDP）飞速增长，1995年反而只有2.46%，世纪末也没有完成要求。
进入21世纪，我们很少听到拖欠教师工资、校舍危房倒塌的呼声了。2012年，教育财政性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由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93年至2013年增长了15.3倍，教育经费绝对值的增长就很可观了。
总之，我国教育随着全国由贫困走向小康。当然，我国教育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较大差距。
小康的教育并没有成为人民满意的教育
我国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奔小康教育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子女教育向题已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重中之重，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最。
城市居民，尤其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从幼儿园开始就为子女创设优越环境，小学、中学更要千方百计上重点，为此，花重金、找关系、搬家转户口在所不惜，一切都为了子女将来上大学。许多大城市高考录取率已达百分之七八十，上大学不难，但家长仍很紧张，因为上好大学也难。
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更多，留守儿童已成社会问题，随打工父母进城的孩子上学也成了热点问题。有些孩子学习好，上中学、大学成了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但这是家庭脱贫的主要指望，咬牙也要坚持。学习不够好的升学无望，义务教育还没有完成，家长就叫退学去打工。社会上流入大批没有经过职业培训、文化水平又不高的劳动力。
当前，择校风屡禁不止，应试教育阴魂不散，素质教育举步为艰，学生负担日益加重，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高考仍是指挥棒，高招办法（优惠条件）也成为家长培养子女的指南。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不许按升学率排学校、班级名次，不许按分数排学生名次，但社会和学校会变相操作，家长和教师都心知肚明。由于应试教育过分强调记忆、过分强调标准答案、过分强调分数，青少年的好奇心、求知欲被压抑，“我要学”变成“压着学”。上了大学仍要竞争，考研留学又在眼前。
“劳动力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批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劳动力，每年提供了几百万大学毕业生。但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劳动力质量和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尖端科学的研究人才、高端创新的管理和技术人才、蓝领中的技术性人才等日益紧缺。
教育牵涉亿万家庭，培养出的人才又影响各行各业。小康的教育解决了许多问题，为我国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又面临许多复杂难题，出路何在？
小康的教育是优质教育
本届全国政协专题记者招待会，有委员把当前教育的问题归结为人民对优质教育的渴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解决办法就是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我理解，小康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如果优质小学就是考上重点中学学生人数多的小学，优质中学就是考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学生人数多的中学，优质大学就是研究型大学，那么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哪个国家也满足不了。以这样的教育观办教育，不但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还会强化应试教育，把教育引向邪路。
首先，优质教育应该为各行业的不同岗位培养出合格人才和更多创新人才。我们的社会既需要能占领世界科学前沿和发明、设计各种新产品的人才，需要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进行管理的人才，也需要能制造各种优质产品的人才，更需要能满足人民生活各种需求的服务人才，而且后者的数量比前者大得多。
我国家长对子女的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导向，却和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背道而驰。家长都希望子女成白领，社会上也轻视蓝领。媒体对高考状元的报道乐此不疲，但很少报道职业学校为社会培养出急需人才。普通教育升学竞争非常激烈，但职业中学、高职院校却招不来优质生源。职业中学想办成升学率高的学校，高职院校想办成普通本科大学，普通大学想成为研究性大学。工科教学学术化，不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毕业论文假题假做等，“千校一面、万生一面”，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其次，优质教育应该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成才。青少年都有自己的身心特点，教育应该善于发挥他们的特长，培养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在学校里生动活泼地学习，在社会上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为人民服务，还能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爱好，不断学习。千万不要用“应试教育”的框框，逼着他们学习。更不能用淘汰思路，让有些孩子对未来绝望。
在转型期，各行各业、各种岗位都急需创新人才，高端的科研、管理岗位需要创新，基层一线也需要创新。陶行知先生在《创造宣言》一文中说：“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但应试教育束缚着青少年，不让其独立思考，压抑其好奇心、创造力，怎么能培养出创新人才？
怎样办好真正的优质教育
第一，教育理念的形成是和社会环境、社会理念紧密相连的。上世纪50年代，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反而不焦虑。因为当时就业不像今天这样竞争激烈，生活水平也低，但人们生活有基本保障，贫富差距不大，人们的诉求也不多。行行出状元，既有华罗庚、老舍、徐悲鸿，也有王崇伦、郝建秀、时传祥、李顺达、梁军。社会对各类人才都很尊重，家喻户晓。
整个社会要为人才成长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每个人在社会上较容易找到自己的岗位，得到住房、医疗、养老等必要的社会保障，不受歧视，能体面地生活。这就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的民生目标。家长不再为子女的前途焦虑，平和、实事求是地关心子女成长。媒体要多宣传各行各业的创新人才以及平凡人的成长故事，让青少年有人人可以成才的自信。
第二，根据社会需求，办好各层次多元化的教育。教育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有全局观点，对各类教育不能厚此薄彼。当前尤其要学习德国经验，重视职业教育。劳动、人事部门要制订各种岗位的准入制度，不能让没有经过职业教育或培训的人上岗。高等院校要学习美国经验，少数研究型大学应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大量的地方高校和高职院校培养有实践能力的一线技术、管理、研究人才。各种扶植高校发展的国家项目也应包括地方院校，还应为培养应用人才的地方院校、高职院校设立专门的扶植项目。普通中小学有优质学校，职业中学、院校也要有。优质学校之间不要攀比，要办出特色，有为社会服务的明确目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是必然趋势，每个人一生会换多次岗位，甚至是专业不同的岗位。有人主张搞通识教育，削弱专业教育，这种观点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很流行，用人单位已经感到大学毕业生“高分低能”的突出问题。我认为这是对通识教育的误解。通识教育不是培养书呆子，而是要加强大学生的全面素质，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专业教育如果不单纯学理论，而是以培养专业实践能力为核心，与通识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我国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对员工的培训还很薄弱，专业教育在学校不能削弱。
第三，要用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思路布局教育。社会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爆炸性增长，学校教育一劳永逸是绝不可能的。每个人在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以后，还要不断充电。老年人要过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也应不断学习。
创造终身学习的条件，只靠学校和教育部门是不成的，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各企事业单位要重视在职培训，对本单位的员工要有考核培训制度。社会上要有多种多样的培训组织，让人们很方便地找到学习场所。政府对这些组织要给予经济支持。学校要有灵活机制，既能让学生保留学籍去实践一个时期，也能让在职人员“回炉”学习。学校要独立或与企事业单位联合举办各种培训。
信息化为终身学习创造了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益的好条件。我国网民数量已居世界之首，可以在以传播互通信息、生活娱乐为主的同时加上教育功能，使互联网成为终身学习的重要手段和场所。
为了鼓励人们学习的积极性，有些国家试行学分银行或学分认证中心，对每个人参加过的各种学习加以记载，并作学分认证，国家承认，可作为求职、升职、奖励的评估资料。我国人口太多，全面实行难度很大，可以先试点，逐步推行。
总之，要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处处可学、时时可学、人人要学的学习型社会，解决“一考定终身”“人人挤独木桥”的怪现象。
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伟业，必须要有战略思维、战略视野，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教育问题又必须依靠全社会，依靠千家万户，没有全民共识，只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教育改革也和全国的改革一样进入了深水区，许多教育问题面临多元化的诉求，讨论起来七嘴八舌，难以取得共识。因此，更需要深入调查实情，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审时度势，作好顶层设计，逐步扎实推进。（王浒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
《中国教育报》2014年8月20日第3版
延伸阅读
从1946年到1948年底，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有3600多位老校友在清华学习过。这是清华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相近的精神素质，有着亲密的革命友谊，我们自称为“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
贡献青春 初露峥嵘
我们这些人大多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度过了一个充满忧患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深感国家分裂之痛，国家贫弱之苦。
1946年大家来到清华，美丽的校园，雄伟的校舍，知名的教授，吸引许多人做着毕业后出国留学，将来当专家、教授、科学家的美梦。但是，内战越来越激烈，国家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决战，个人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抉择。
继承着西南联大“一二·一”运动的革命传统，从抗暴运动开始，一浪接着一浪的学生运动，加上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唤醒了越来越多的同学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伟大的反蒋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到清华解放时，参加过地下党的同学有428人，参加过地下党外围秘密组织的同学约有700多人 （见《党的旗帜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基层组织的奋斗历程》）。更多的同学拥护学生运动，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上世纪50年代前期，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到处需要干部，需要知识分子。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小丫头成了“宝贝”，在各种岗位上初露峥嵘。
有些同学,母校没解放就去了华北解放区，接着参加平津各大城市的解放和接管；有的还被派到南方，加强那些地方的地下党工作，配合解放。如尚嘉齐、尹宏、马履康、吕乃强、杨坤泉、张昕若、朱本仁等去武汉，姚国安、梁燕、萧菊人、戴宜生、张泽石等去贵州、四川。文法学院同学，北平一解放就有250多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当时的政策，学理工的大部分留校继续学习），投入了南方各地的解放和接管。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小姑娘，深切感受到党和祖国对自己的期望，满怀热忱地活跃在各条战线上。
老骥伏枥 再创辉煌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解开了我们身上的枷锁，焕发了我们的青春。我们要找回失去的年华，实现为祖国献身的夙愿，大家在各条战线上又大干起来了。
由于“文革”造成的“人才断档”、“干部断档”，许多同学都超期服役。
我们这一批同学又成了党和国家的“宝贝”，在各条战线上奋斗着。大部分同学在基层第一线默默奉献，甚至带着“文革”造成的生理上、心理上和家庭的伤痛，奋力为改革开放助一把力。
据校友总会钱锡康同志的调研，有5位同学担任过国家领导人职务，有51位同学当选两院院士，有4位同学成为将军，有40位左右同学担任过省部级领导工作。在各条战线的基层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就更多了。
进入21世纪，我们都成了七八十岁的古稀老人。我们由“一线”退到“二线”，由“二线”退到“三线”，现在由“三线”退到“消闲”。
虽然我们身体日衰，疾病日增，但我们的精神没有退，大家还是那样关心国家大事，不但看报、看电视，有的还要上网，有的回顾一生，写回忆文章。校友的情谊越来越浓，每年都要大聚会，平常总要以各种由头，如外地来校友啦，某校友做寿啦，来个小聚会。大家在一起，叫着上学时的外号，天南海北聊个没完，因为有共同语言，真是革命友谊常青。
人生感言
回顾我们这一批清华人的经历，我冒昧地说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理想信念，矢志不移。有些人认为我们是“盲从的一代”、“驯服工具的一代”，其实不对。我们对祖国的爱，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经过一生经历、对比，经过反复学习、反复思考才树立起来的。我们能在坎坷的甚至悲惨的处境中坚持我们的信念，还有信心面对人生，正说明这一点。
第二，鞠躬尽瘁，任劳任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的校训，严格、严谨是清华的学风。我们在实验室和绘图板上就学会了一丝不苟，每个数据、每条线都要对人民负责。做大事、做小事都要认认真真，力求完美。还不能患得患失，要耐得批评和冤屈，不会丧气；也要耐得荣誉和权位，不被冲昏头脑。
第三，热爱学习，与时俱进。清华培养了我们学习的好习惯和好方法。
解放后，许多同学干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学的专业，而且许多同学没学完专业就参加工作了。但是，大家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总能在岗位上干出些名堂来。大家从书本、资料中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向群众和行家里手学。
第四，母校情怀，校友情怀。大家离开母校60多年，但忘不了在母校那几年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因为那时正是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是一生的关键时刻。
大家也忘不了在那个火热年代结成的友谊，那时系级的界限很小，学生又少，在各种活动中互相认识、互相交流的机会很多。
解放后，忙于工作，又有阶级斗争因素的障碍，互相很少来往。“文革”以后，尤其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这种友谊越来越浓。
京津冀三地校友每年聚会，人数由几十人逐步增加到200多人，有些校友坐着轮椅也要来参加。我们和校友总会联合举办了“清华复员六十周年”和“清华解放六十周年”两次大型纪念活动，还编写了《峥嵘岁月》回忆录、制作了各种光盘。许多校友曾参加“北京市老同学合唱团”，用革命的歌声教育下一代。
各个时代的清华人都在为母校谱写历史，我们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为母校添了光彩，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
希望今后的清华人，一代更比一代强，让清华在祖国、在世界更加光彩。
（作者系清华大学航空系1951届学生）
《科学时报》 (2011-04-29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