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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法国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法国教育部(微博)顾问。在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涉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从50年代开始，莫兰针对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分析的思维传统，尝试以一种被他称之为“复杂思维范式”（complexit）的方法思考世界与社会，进而对人、社会、伦理、科学、知识等进行系统反思，以期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这一思维范式目前在欧洲、南美及英语世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 埃德加.莫兰所倡导的"复杂范式"，与中国提出的通过联系背景和综观全体来把握对象的认识方法有相通之处，但系统式的反思批判又远远超过某种思维传统。他期望能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开放的理性主义代替简单的、静止的、封闭的理性主义，最终构筑一个科学理论的大厦。这个周末，小编在埃德加·莫兰为数不多的教育类著作中，挑出了一篇文章。下面请带着自省式的反思，来一起阅读，若有所感悟，欢迎将读后心得发给我们。 据我观察，在知识的传授中，有七个黑洞，也就是说七个基本问题，它们或被肢解，或不为人知。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皆如此。所以，我做的建议同样适用于这三级教育，当然根据等级不同可以灵活掌握。 第一个黑洞是教育无视知识的问题。这显得不合情理，因为教育正是提供和灌输知识的。不错，教育提供知识，但是人们从来不教授什么是知识。然而，知识不只是哲学家和认识论学者研究的问题。是的，所有的知识都含有谬误和错觉。笛卡尔就说过，谬误的特性是不认为自己是谬误。要知道犯了错误就必须具备识别错误的能力。 因此，传授知识的问题就是要对谬误和错觉的原因保持警觉。沙农的信息最低限度理论告诉我们，所有信息的传播都有扰乱、引发争议、传播谣言，歪曲事实的危险。当然，有一些改正的办法，但是信息不都是知识。我们甚至可以说，把信息加起来并不足以获得知识。我一会儿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认识谬误的问题。我甚至要说，在生命世界，在动物世界，在猎物和猎手的世界，认识活动就是企图引诱猎物犯错误，以便将它吞噬。因此自然界中存在错误的问题。对人类说来，这个问题提出的层次更高，因为人类有思想，有幻想，而凡是有思想，有幻想的地方，就有产生错觉的可能。知识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将哲学和今天我们称之为认识论的科学结合起来。 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思考知识的性质。有一点为十八世纪末叶的哲学家康德所强调：我们自认为认识客体，但要知道这个认识对不对，认识首先要认识自己。在康德看来，人的大脑将自己的结构和范畴强加于外部世界，据此，它对现象产生了一种感知力。今天，大脑的科学以其特有的方式证实了这一说法：感官受到的刺激，例如光子使眼睛受到光亮的刺激，立即被一种二进制的语言译成电码，通过视觉神经传达到大脑，大脑经过无数次处理产生了一种感知力。这意味着什么呢？人的大脑在一个保险箱，即颅骨当中，它从来不直接与外部世界接触，而是通过感官间接与外部世界联系，也就是说，所有最基本的知识都同时是翻译和重建。然而所有翻译都有犯错误的危险，意大利人就说：traduttore-traditore 我们也知道有一部分光亮的刺激，例如红外线，还有紫外线，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因此，自以为认识是不够的，必须真正知道这个知识是否确切。这意味着教育应该重视错误的根源，无论是个人的，文化的，历史的，还是范例的。 先说个人的根源。首先，在幻觉和感觉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幻觉，我相信这就是现实。只有当我向周围的人谈起这个幻觉的时候，他们才会使我翻然醒悟。换句话说，为了对我们看到的东西确信无疑，我们永远需要与他人交流。当我们阅读一篇文章，我们的眼睛跳过大量的字母，几乎是幻觉般地重建整体。也就是说，与我们阅读的东西合作的还是我们的大脑。我可以举一个可能让你们觉得粗俗的例子，却是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突然想尿尿，这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经常遇到的情况。这时候，我看到一家我很熟悉的商店的招牌，上面写着：“小便处”（urinoirs）。我真是又惊又喜，再仔细一看，原来是“灯具”（luminaires）。很明显，开始看到的是出自我的想象。在错误的个人根源中，有一种被盎格鲁 撒克逊人称作 self deception （自我欺骗），即对自己说谎。self deception有好几种形式：我们的大脑无意识地对我们的回忆和记忆重新加工，我们选择对我们有利的事实，剔除我们不喜欢的事实，我们以自我中心的方式重建过去，之后，这个自我暗示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缺点，而将所有的罪恶，所有的坏处都归咎于他人。因此，错误就在我们身上。我认为教育很早就应该引用许多具体的例子向孩子和学生指出错误的可能性，而且还应该教他们学会正视自己，因为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与self deception做斗争呢，是反省，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自我批评式的反省，我们永远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必须重新找回这个被遗忘的做法，它曾通过蒙田 和普鲁斯特表现过它的美德，这就是研究自己精神复杂性的能力，因为每个人的精神都是复杂的。 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僵化的社会，有一些观念被当作不可辩驳的事实强加于人，这些观念在人的童年就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铭刻（imprinting）在人的头脑中。所幸的是，即使在教条得极其可怕的社会，多样性也总能产生出几个倔强的、不信邪的人，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烙印是非常深刻的，加上社会强加的标准化措施，使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都遭到排斥，有时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我们知道在科学的初始阶段，伽俐略被迫做过检讨，布鲁诺在罗马遭火刑。当然，我们现在处于多元文化的时代。当然，科学活动本身具有自我控制的手段，哪怕仅仅是通过辩论，说理，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人，无论他们的信仰和观点如何，都不能不承认某些观察和试验的结果。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也可以说是伪人文科学领域，有些思想观念显得无可置疑，至少是在讲师教授在大学里掌握很大权力的情况下是如此。幸亏这些思想观念在讲授它们的人退休或死后就消失了。但是，让我们看一看科学的历史吧。在十九世纪，哪怕是在那些有过惊人发现的人看来，宇宙也是一架受决定论支配的机器，一个拉普拉斯想象的聪明的精灵能够通晓过去和未来。还有一种化繁为简的理论：如果我们认识基础的部分，就可以继而认识全部。如今这些思想正在被扬弃。因此，如果你看得出来，你会发现即使在检验程序从未间断的领域也存在错误的根源。 在历史（historique）方面，我要说，如果你们允许我做个文字游戏的话，存在歇斯底里（hystérique）的错误，例如，举一个稍微离我们远一点的例子，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论，那时在法国和德国有一个强大而且爱好和平的社会党，它们都明确反对战争的叫嚣。但是，战争一旦爆发，这两个党都各自加入了神圣同盟，此后，每个民族的宣传机器都将最卑鄙无耻的行为归咎于对方，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直到大家都厌倦了战争为止，但可惜已经太迟了。今天，同样的悲剧事件正在以同样的方式在中东地区重演，我们都知道消息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了，有些人喜欢将不利于他们的那部分消息掩藏起来，为的是突显对方的罪恶行径。 最后，是被人们通常称为范例的问题。对我来说，一个范例是由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它们的逻辑关系组成的，它将对现实的某种看法强加于人。让我们举一个简单化的范例，它旨在通过在动物界存在的现象来认识人。于是，猴子已经使用工具，蚂蚁有它们自己的社会，利他主义靠基因遗传，等等。于是，人被降低为动物。或者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分离的范例，它旨在通过排除人的动物性来认识人，这就是在大学基本上占主导地位的范例。生物系研究生物人，社会科学系研究生理人和社会人，而实际上，两者组成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存在。真正的问题是在人与自然之间连续不断和辩证的关系中认识人类，但是这样的范例是一个很难适应环境的文化。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在我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对后代人来说却是远远不够，或者说是贫乏的。你们知道卡尔 马克思说过：“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他自以为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他错了。帕斯卡尔说过，知识的领域在扩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它与无知的领域的触点，实质上，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对宇宙、自然、生命获得的知识越丰富，我们越走向不可知的神秘境地。 这就是第一个黑洞，第二个黑洞与第一个也有联系。人们不教授确切的知识。然而，稍微了解一点儿认识心理学的人都知道，确切的知识并不是那些在形式或数学程序上极端复杂的知识，而是能够将信息和数据放到特殊背景中去的知识。众所周知，一句话的意思取决于文章的上下文，这是所有做过将外文译成母语练习的人都知道的，这是一个从词到意，又从意到词的转化过程，最后重新建立意义。同样，有一天，你们听人谈到科索沃，这个词对你们来说很陌生。必须要建立一个背景，甚至只建立背景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古代历史，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共产主义危机的历史，巴尔干的历史。只有这时我们才开始明白科索沃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建立背景是非常必要的，我要说，这在技术性企业中同样重要。例如，纳赛尔上校根据需要建造的阿苏旺水坝，是为了给社会和埃及经济提供能源，并且整治河流，阿苏旺水坝本身建得很好。只是人们之前没有想到，水坝将一部分能够肥沃尼罗河下游河谷的河泥挡住了，而且把尼罗河两岸人民作为食物的一部分鱼也挡住了。你们知道埃及富饶的地区主要是尼罗河畔，其两边都是沙漠，因此，这导致向已经人满为患的城市的移民，许多农民流离失所，甚至可以说，还导致尼罗河涨水，泛滥成灾，在两三年之间，河水肥沃了那片比沿河更宽广的地区，今天人们发现堆积起来的河泥威胁到水坝的安全，也就是说，人们做过许多这样的决定，尤其是在前苏联，许多庞大的技术性企业，都是在没考虑后果和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建造的。因此，我以为，背景教学是知识的迫切需要。就拿经济学来说吧，它是技术上和数学上最发达的人文科学，但是为什么从人的观点来说，它却是最落后的？从人的观点来说它是最落后的，因为它脱离了人的背景，脱离了人类社会多元的特性。脱离了人的现实的经济是一个缺乏远见的经济。当然，人们不能预料诸如目前的中东冲突再次造成石油价格上涨，同时股票在华尔街和其他地方下跌。一个能万无一失地预测人类现实的科学是不存在的，但是人们至少可以丢掉迷信预言的教条。所有教条主义的未来学家都垮台了，并从七十年代开始在舞台上销声匿迹。必须补充说，经济学离不开计算，因为它要处理相当数量的数据。但是，如果经济学家最后竟相信唯一重要的现实是可以计算的现实，那么所有人的生命，幸福，不幸，悲伤等等就都消失了。经济学可以认识一切，处理、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信念是一个在九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幻想，现在，在世界各地，这一信念正在破灭。 背景本身也需要它自己的背景，今天，知识应该参照总体状况。总体状况当然是我们这个地球的状况，这里面既有地方事件对整体的影响，也有整体行为对地方事件的影响，这是我们自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战争和目前的中东冲突以来都知道，而且可以验证的。让我们再扩展一下思路，还是那个帕斯卡尔，他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原则，他说：“所有一切事物，哪怕是离我们最遥远的，相互间也是以一种令人难以觉察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不了解整体，就不可能了解部分；如果我不了解部分，也就不可能了解整体”。什么是确切的知识？这就是在部分和整体之间往来如梭的知识，是尝试将部分放到整体之中的知识，不是对整体的看法模糊不清的知识，整体是由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它反过来又对部分具有追溯效力。由于我们受制于支离破碎的知识和分门别类的知识，也就是那些使我们无法把握背景和整体的知识，我们就更应该教授确切的知识。在我看来，被人们称作知识的文明，同时也是一个盲目的文明，因为我们既看不到整体的问题，又看不到基本的问题。当然了，专家们声言，只有一般的概念没用，但是为什么专家对什么是爱、善、政治、世界、真理有他的看法呢？这些看法不也是空洞的、愚蠢的吗？可是专家不也有这些一般的概念吗？因此，在我看来，必须将知识贯通。 第三个黑洞是人的同一性。奇怪的是，我们的同一性完全被教育大纲所忽略。正如我对你们说过的，你们可以在生物学中了解一点儿生物人，在心理学中学到一点儿人的心理，等等。但你们知道人的真实存在是不能撕裂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个人，而且我们属于一个种类。请注意，我们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这个社会也存在于我们身上，因为自从我们出生，就已经带有文化的烙印。我们属于一个种类，但是同时，这个种类就是我们自身，而且它的存在取决于我们。如果我们拒绝与异性配偶结合，我们这个种类就会灭绝。因此，个人—社会—种类之间的关系就像神圣的三位一体一样，其中的一位产生另一位，而且在另一位的身上存在。人的真实存在是三位一体的。再者，我相信今天人们可以使所有的科学都集中到人的同一性上。解散某些学科将有利于促进这一融合。应该看到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个将许多学科集中到多学科科学中来的革命已经开始。宇宙学，地球科学，生态学，史前学就是如此。以宇宙学为例，为了想象宇宙伊始的情况，它使用微观物理学，粒子加速器，还借助观察，以及对世界的哲学思考。例如，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于贝尔?勒韦，哈金斯（Hawkins），米歇尔 卡塞 等人，他们都在思考我们存在于其中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宇宙。但是对于人的同一性来说，重要的是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微不足道的、迷失在宇宙中的星球上。我们的使命不再是征服世界，象笛卡尔、培根、马克思曾经以为的那样。不，我们的使命是使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文明。此外，地球科学证明，我们处在一个由宇宙残渣构成的星球上面，这些残渣是由以前太阳的一次爆炸产生的，现在要弄清楚的是，这些聚集起来的残渣如何创造了某种组织——自组织，形成了我们的地球。还要说明地球产生了生命，我们就是生命的孩子。生物学，进化论向我们揭示，我们身上带着的最初的活细胞是如何发展、繁殖和多样化的，尽管如此，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同一性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我们身上有宇宙初始阶段诞生的粒子，我们身上的碳原子产生于现在的太阳之前存在的太阳，它们是由三个氦核同时相遇而产生的。我们知道分子和神经分子是在地球上形成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宇宙的孩子，同时由于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文化，我们又变成相对来说的陌生人。斯宾塞 布朗曾说过：“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宇宙想认识自己。”它无法立即认识自己，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自己想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先把自己视为客体。所以，宇宙伸出了一肢手臂，相当于一个柄，在这个手臂的末端，它创造了一个有思维和认识能力的体系，当这个体系转向宇宙的时候，既可以说是成功了，也可以说是失败了。为什么说失败了呢？因为这个延伸物成为他所归属的那个世界的陌生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孩子，同时我们又是相对而言的陌生人，对于人的同一性来说，重要的是既知道这个属性，又知道这个陌生性。 此外，我们应该教授从猿到人进化过程的知识——史前学。这个持续了几百万年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两足直立、手、工具、大脑的发展导致火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最后是人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即不能通过遗传获得，而要学习的东西。所有这个过程向我们揭示了我们既是动物，又超越动物，同时让我们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是人类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化是不能遗传的东西，必须要学习，但是它的存在有赖于各种文化，而各种文化是非常不同的。语言也是一样，它的存在有赖于其他不同的语言。音乐的存在也有赖于其他不同的音乐，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统一性只能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实际上，人类的丰富性可以产生这个多样性。哪怕仅仅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相互理解，也有必要把人类想象成一个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整体。 我现在来谈第四个黑洞。这就是我们世界的处境，今天被人们称作世界一体化的东西，但是，你们知道，世界一体化只是一个进程的现在阶段，这个进程早在征服美洲和达迦玛环球航行的时候就开始了。先是产生了一个细菌的一体化，因为西欧的细菌蜂拥到美洲印地安居民的身上，接着是美洲的细菌又蜂拥到欧洲，当然还有迁移，番茄、马铃薯传到欧洲，拯救了欧洲的饥荒。马被运到美洲，但是，你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和谐的进程，而是一个伴随着凶杀、残杀、武力统治，贩卖黑人的残暴进程，所有这一切孕育了这个被人们称作全球化的时代，与我们现代相对应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也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及一次世界危机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现实有一种悲剧感，但是，这个现实有双重性，因为在殖民化和对美洲印地安人统治的同时，一个名叫巴托洛梅 德 拉斯 卡萨 ——尽管他是一个中世纪在西班牙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后裔——的神父说：印地安人也是人。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有灵魂，完全不像西班牙神学家们所断言的那样，因为耶稣没有生在美洲，所以印地安人没有灵魂。还有蒙田，他坚持不同文明价值的理念。还有孟德斯鸠通过剖析自己对西方所做的自我批评。还有人权，当然，人权最初只属于统治者，但是后来为被统治者夺取，就像西欧发明的民族的概念，后来在二十世纪风靡全球一样，就像民主的历史，刚刚诞生的时候羞羞答答，非常有限，今天也尚未在所有的地方生根发芽，但是我要说，有两个一体化，一个是今天的经济霸权、标准化，也就是市场的世界一体化，另一个是人权的、展现人类博爱的世界一体化，它通过一种新类型的世界公民而进行，他们就是无疆界医生组织的医生，国际特赦组织、保护弱小民族的国际幸存者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活动分子。 认识我们的星球是困难的：各式各样的进程——经济的，神话的，社会的——纵横交错，尖锐复杂，对知识构成挑战。了解目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很困难。奥尔特加 伊 加塞说过：“No sabemos lo que nos pasa，eso es lo que nos pasa”（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我们恰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现时必须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 ，可是今天，一切都加快了，一切都变得复杂，了解现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要讲授的正是这个困难，一定要让学生知道，简单地说地球唯一重要的问题是人口，食物，原子弹，或者生态是不够的。有一大堆问题纠缠在一起。尤其是未来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核武器，生态受到威胁，民族主义浪潮汹涌，加上宗教推波助澜。今后，人类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也是要揭示的。 我就此提出第五个黑洞：人们教授确定性，然而需要教授的恰恰是不确定性。今天，所有伟大的科学，从微观物理学到人类进化学都成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赌博。在所有领域，特别是人类历史领域，必须讲授出人意料的事情。欧里庇得斯在三部悲剧的结尾都说过：“诸神为我们准备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期待的没有发生，而发生的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然而这个二千五百年前的思想，我们却一忘再忘。所以，意料不到的事情不断发生，柏林墙的倒塌，南斯拉夫的战争，当和平进程似乎即将度过最后几道难关就达到目标的时候，中东战争爆发，前功尽弃，一切又都成为问题。一定要正视不确定性，首先是个人的不确定性，因为尽管我们有社会医疗保险，我们每个人不仅不确定自己的死期——虽然知道死是必然的——，而且不确定自己的命运。人们以为在爱情中找到了幸福，可是两三年以后，发现两个人都犯了错误。疾病总是对我们突然袭击。我们没有受过面对不确定性的锻炼。还有历史的不确定性。没有人再能预言几个月以后，明天，后天，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昏暗的世界，我们被迫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海洋上航行，时而穿行于确定的群岛之间，这就是人类的冒险。今天，我们知道这是未知的冒险，我们需要一种教育，能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冒险而不气馁。 第六个黑洞是传授人类的理解。理解不仅在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文化之间是必要的，在我们之间也是必要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即使在同一个家庭当中，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互不理解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为什么由于我前面谈到的某些进程，自我欺骗，自我辩解，极端自我中心，发生争论和家庭纠纷时缺乏理解力，这一切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个人的愤怒引起另一个人的愤怒，而不是停止辱骂别人。如果不系统地、具体地进行理解教育，怎能期待人际关系哪怕些许改善呢？ 最后一个黑洞，简单地说，我刚才讲过，我们既是个人，又是同一个种类的成员，同一个社会的成员。如果有一个伦理，一个人类的伦理，它首先是一个个人的伦理，也就是说，为自己，为个人荣誉的伦理。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为社会的伦理，社会只有是民主的才有意义，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公民应能感到与他人休戚相关，并对他人负有责任，因此有一部分伦理是为社会的。今天，地球既是一个整体，又处于四分五裂，应有一个全人类的伦理，也就是说，努力使我们超越这种混乱的状态，战争的状态，并开始让我们的地球文明起来。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1921年生于巴黎，1950年进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1973年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员，现为该中心名誉研究员，法国教育部高级顾问，并领导着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跨学科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