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 日电（记者 贺迎春）又到“两会”时间。四年前，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刚刚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太艰难了，可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选择我当南科大校长，我无法拒绝。”

　　朱清时当选南科大校长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

　　2014年1月21日，南方科技大学宣布广东省委有关任免职决定，决定李铭任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书记，朱清时不再兼任书记。接任者李铭，是原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有评论认为，此举“标志着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的彻底失败。”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不能轻易地说朱清时的改革失败了，朱清时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符号，他的一些理念、思想、探索有其合理的价值，虽然他有些梦想没有实现，但并不能说他的探索已经失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把朱清时与蔡元培作一比较，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官僚体系与专业的冲突。但是蔡元培的压力要远小于朱清时的压力，蔡面临的只是一个学校内部，朱遇到的是则是一个深入到我们国家肌体的管理体制。”

　　“教育去行政化，他可能在南科大不能做到，但他提供了一个案例，知道了问题症结所在。成功的不一定在南科大，但是改革的方向是确定不变的。”储朝晖表示。

　　怎么理解“高校去行政化”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认为，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条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校去行政化”实际上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减少行政对高校办学的干预和管理，比如教育主管部门减少一些行政审批项目，让大学更有自主权；二是高校内部要减少行政权力对教学的影响，行政、后勤部门加强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三是去除高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去行政化并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的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文指出，“去行政化”制度设计的实质应该是“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教育资源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的转变。”其本质是教育活动规律、科学研究规律和学校发展规律重新成为公共资源配置的圭臬。

　　“去行政化”的努力和途径

　　“在朱清时之前和之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从来没有中断过。上海中欧管理学院一开始也没有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最终他们还是靠自己的质量征服了世界。”朱永新指出。

　　事实上，除朱清时们外，近年来政府也加大了“高校去行政化”的力度。

　　2010年“两会”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民交流时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三十八条提出，“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3年11月28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章程建设的时间表和目标任务，规定部属高校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章程制定，并对近日首批核准的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进行说明。

　　2014年3月1日，《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正式实施。与原来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最大的修改是关于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结构：担任党政领导的委员人数减少到“不超过总人数的1/3”；而没有领导职务的专任教授人数则增加到“不少于1/2”。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校行政化是教改纲要想着重解决的问题。他谈到了三方面的解决之道：明确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对于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改变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现代大学制度。

　　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尖锐地指出，中国大学的官场化屏蔽了大学的本质，大学应该是自由的天堂、智慧的圣殿、创造的摇篮。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难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干部制度改革，难在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废止。靠大学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国家真的要推行改革，首先要统一布局，知道怎么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大学章程，建立合理制度，这个很重要。另外，要真正改变现在教育部门的行政思维。第三，要真正建立在学校里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

　　坚定不移扩大高校自主办学

　　谈到落实和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出，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础，是教育部门加快职能转变、继续简政放权的重要体现。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认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学校是教育的主体。正如，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激活企业的活力一样，要激活学校的办学活力，也必须通过改变公共教育的供给方式，完善教育资源配置，通过制度供给改革，给学校放权，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然而，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违规招生曝光后，有人主张收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认为腐败是因为高校自主权太多引起的。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曝招生违纪，人民大学也因此暂停自主招生1年。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是自主招生，而是我们学校的管理体制仍然是行政主导，招生过程不是专业力量负责。” 储朝晖表示。

　　熊丙奇直言，该叫停的是权力干涉自主招生，暂停自主招生不如推进教育放权改革。他说，对于自主招生腐败，不少人认为是放权给学校惹的祸，但其实，这是放权不彻底闹出的问题——在政府放权给学校的同时，必须在大学内建立新的治理机制，推进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分离，制约行政权力干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最终扩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

　　张志勇说，“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兴办学校，到底有什么自主权？我国至今没有《学校法》来规范。从根本上说，《学校法》的立法到了必须尽快启动的时候了？”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表示，高校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它有自主办学的权利，也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法律建设是基础，在法治有效的前提下，高校才有自主的依据，政府与社会才可以规范监督。脱离了法律，“扩大”或“减少”都无从谈起。

　　高校章程是学校的基本大法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章程建设已经列上日程。

　　如前所述，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章程建设的时间表和目标任务，规定部属高校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章程制定。

　　朱永新认为，“高校章程”是学校的基本法，依法治校是学校管理的基本原则，所以“高校章程”的制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高校章程”的制定不是少数人说了算，应该是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参与的过程，制定以后应该严格的执行，不能让章程成为挂在墙上的，写在纸上的一纸空文。

　　储朝晖指出，高校制定章程的目的，宏观上是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微观上是保障每位师生的基本权利不受伤害。

　　“在深受过度行政化之害，在感受到潜规则胜过显规则之时，最恰当的选择就是勇敢地站出来，参与到大学章程的制定中来，参与到大学章程的落实与实施中来。”储朝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