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中国教育报走进高校“中国梦与我们的使命”主题活动来到天津大学，举行了首场主题报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为天津大学师生做了“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的报告，对比了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异同，阐述了大学的使命，畅谈年轻一代的理想和责任。本报刊发演讲实录摘编，以飨读者。

　　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分子生物学。图为饶毅在天津大学做题为“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的主题报告。记者 高海涛 摄 

　　■主讲人：饶毅

　　在摆脱屈辱历史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实现

　　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做具体工作。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梦的说法。美国梦很强调个人努力和个人奋斗，这种强调的背后实际还有另一层含义，不过大家并非都完全清楚：意思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种体制，美国本身代表了高尚理想，美国的体制本身几乎无需修改。我们在此无需争论美国梦该如何理解，同样，大家对中国梦也有不同的理解。

　　我所理解的中国梦，与我国近代的历史有关。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中华民族在外敌当前的情况下，有过很长的屈辱历史。这段历史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留下了很长的阴影。当然，我们已经从这个阴影中走出了很多，特别是我们已远离了1840年到1940年这段低谷。在走出阴影的过程中，这段历史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考。我相信很多中华儿女都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摆脱屈辱历史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实现，这是我心目中的中国梦。

　　我们国家、民族为探索自己的道路，很多人做出了各种努力，虽然我们在探索与努力中曾走过弯路，但是，我们不仅生存下来了，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现在走上了可以乐观的道路。这样的历程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有问题，有时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们以后可以做得更好。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做具体工作。

　　这也是我回国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归属感。在没有很大生活压力的情况下，自在地思考人生，得出有关归属感的结论；发生由客为主的心态改变后，自主地审视美国文化，客观地比较中美差异，有助于自我认同；从学生变为教授后，自由地批评美国的问题，让我更易理解中国，知道什么需要发扬、什么需要改进；当历史巨变发生在自己的祖国，继续待在国外不仅不合亲情，而且不符合美国文化中值得学习的勇气和开拓精神；意识到很容易看到中国的缺点，而这些缺点也正是中国发展的潜力所在，就不能停留在指出中国问题的层面，而要投身其中解决一些问题。

　　回国后的这段经历，让我对回国不仅不后悔，而且很乐观，并希望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加盟”。国家已经对年轻人回国以“青年千人计划”的渠道提供支持，也开始通过“万人计划”对已经回国的年轻人提供支持。有些人好心地为我们回国工作遇到的阻力而担心，同样的担心可能影响海外学者和学生。阻力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没有阻力，我们的工作可能价值很小，因为人人都能做。

　　国家坚定地支持改革，海内外人心所向也非常明显。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国内工作的前景很乐观。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今天我们的时代可以说：“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知道先辈如何工作，使我们更加理解中国梦

　　他们都在不同时代为我国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工作条件与今天科研工作者的条件无法相比，这激励我们今天的师生努力做出好的工作。

　　从1995年开始，我写过至少几百个人、几十件事，都基于我自己所找的历史资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事并非国内的大众甚至学界认识到的或者完全赞同的。我相信自己挖掘历史，寻找证据，了解本行的先辈是如何工作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梦非常有意义。

　　我研究的领域是神经生物学，使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手段，主攻的核心问题是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我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到几位科学家。早期有林可胜，我称之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8岁被送往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到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在上世纪20年代有着超乎现实的目标——医疗、教育和科研。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可协和医院却要求做卓越的科研。在这样的氛围下，林可胜成为了早期协和医学院系主任中的中国人，而早期的协和医学院基本都是由外国人做系主任和教授的，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著名科学家。

　　林可胜在协和医学院期间，在胃肠道生理方面做了重要工作。但在那个时代，因为有极强的救亡图存思想，他放下科研，上了前线。上世纪50年代至1969年他去世为止，他主要在美国的一个中型药厂做研究部主任。虽然他当时已经年迈，但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发现阿司匹林镇痛作用不是在脑里面起作用，而是在外周起作用。这是阿司匹林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可以看到，这位先驱科学家对科学有极高、极强烈的追求，但他却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放弃了科研，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奋斗。他于194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也就是说，在杨振宁、李政道还在读书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位被世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

　　在林可胜之后，有一位科学家叫张昌绍，1941年从美国回到战火中的重庆。战争期间，他虽然不能上战场，但在后方为中国介绍了很多药物。当日本占领金鸡纳产地后，同盟国中国、美国、英国等都缺抗疟药，张昌绍便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神经药理研究，改做抗疟药。

　　从1943年到1948年，张昌绍在中国的刊物和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和《美国化学会志》上，带领他自己的课题组，或与化学家合作，连续发表多篇论文。他们从中药常山里面提取有强大抗疟作用的常山碱。当时，英美也在进行这项研究，查看当时的文献可以发现，中国在这项工作中，在好几个步骤上领先于美国。

　　常山碱后来没得到应用，原因是它有副作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和美国竞争找抗疟药，中国组织多个单位从1967年5月23日开始，寻找抗疟的多种方式。其中，1972年，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与其他一些科学家在发现青蒿有抗疟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其中的分子——青蒿素。青蒿素作为药物被发现以后，在“抗美援越”的时候没来得及发挥作用，但在今天已经向全世界推广，现在抗疟首先就要服用青蒿素及其衍生物。

　　青蒿素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做出来的，其整个思路、做法完全是张昌绍1943到1948年的做法，所以是我国第二次在抗疟药上领先。

　　这些科学家都在不同时代为我国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工作条件与今天科研工作者的条件无法相比，他们使用的资源都比我们现在少。这激励我们今天的师生努力做出好的工作。

　　中国梦虽然有很强的集体团结成分，但并非没有个人作用，就如美国梦虽然强调个人作用，但美国作为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其实也强调团队合作。我比较的结论是，在合作上，美国人比中国人做得好，这也激励我们要更好地合作，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个人的积极性。

　　实现中国梦，教育需要改善很多问题

　　很多年轻人甚至少年儿童没有梦想，因为社会和家长都叫他们不要做梦，只是以总分为唯一挑选和奖励的标准，没有鼓励孩子追求一辈子的幸福和更高的目标。

　　我曾经写过《从美国梦到中国梦》这篇文章，以上一些内容文中有所提及，有兴趣的人可以检索我的全文。追求中国梦很重要，如果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都没有了梦想，那是全社会的悲哀。

　　我今天讲一些超出原来文章的内容，作为“中国梦的教育版”。我想讲四个层面：个人的理想、学校的培养、社会的文化、国家的环境。当前，我们在这几个层面都有问题。

　　首先是个人缺乏梦想。

　　我国很多年轻人甚至少年儿童都没有梦想，因为社会和家长都叫他们不要做梦。我儿子是9岁半的时候跟我回国的，他那时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现在读初三。我前天问他，我要去讲中国梦，讲中国教育的问题，你有什么意见。他说，中国的教育方式让孩子都没有理想，大家想分数高一点，不想将来做什么。

　　对此，我自己这几年的体会也很强烈。回国后，我很快发现国内很多大学生没有理想，也缺乏志向。比如，学院每年请30个国外科学家来做学术报告，这对老师和学生都十分重要。在我读书的时代，老师若得知全市某个地方有学术报告，只要这个报告和他的研究有一点关系，他们就骑车、坐公交车去。但如今的情况是，这样的活动参加的人不多。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某跨国公司借用我们学院的学术报告厅进行宣讲活动，现场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走廊都坐满了。如果读了北大、天津大学还只盯着本科毕业后第一个月的起薪，实在有讽刺意味。

　　我以前认为中文里最糟糕的词是“老板”，因为有很多人把研究生导师叫成“老板”。我后来才发现这远远不是中文里最糟糕的词语。我最近得知了六个字，“高富帅”和“白富美”，媒体和公众将它们作为正常词语使用，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文化很糟糕，因为这些词是把人当成动物在交换。如果这就是社会鼓励的人生理想和境界，那还不如做梦，不要醒来。

　　我们的学校从中小学到大学，都有单一求全的问题，中小学为了学生升学，把分数变成极端重要的事。如果是做科学研究，有些（当然不是全部）总分高的学生其实正好不能做研究，只能背书，背已经被咀嚼过很多遍的其他人的研究结果。这几年，我为学院的全体学生提供个性化选课的机会，起初多数学生不愿意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因为他没有梦想和目标，那么选择就成为了很大的困难。我宣布进行个性化教学的第一年，一共只有一名学生来找我，第二年有两个学生来找我，后来才逐渐多起来。特别是我们用了教育部的拔尖人才计划，把它改为学院所有学生都可以受益的计划，有些学生终于走出追求总分的怪圈，发展了特色，选了平时生物专业的学生都不学的课程，暑期到国外实验室好好做研究了。今年我们有学生被哈佛录取为研究生，而他们的总分排名不在全年级前三分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也录取了总分排名不是前几名的学生，因为他们确实有特色。这样会继续影响我们的学生找到自己的特色。

　　学校以总分为唯一挑选和奖励学生的衡量标准，不仅把很多学生的优点给扼杀了，还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制造了社会矛盾。小孩子很小就意识到我永远在跟别人排名，跟我越近的人越是我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因而造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离你越近的人你越要打败他，离你越近的人你越恨他。所以，这样单一化的要求不仅是对个人的极大禁锢和束缚，同时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而正常的教育应该教孩子善于合作、交友。

　　社会对于教育的一些理解也是肤浅的，对教育的预期很狭窄，我们的家庭教育也有问题。很多华人家长把孩子上大学这个关卡变成了其本人作为家长的毕业节点，认为孩子只要读了大学，家长就毕业了，所以有的家长给孩子定的目标其实很低（上北大算目标？上了北大而不幸福、失败的人很多），没有鼓励孩子追求一辈子的幸福和更高的目标。社会和家长的问题，给中小学和大学带来极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学校进行很多改革都面临困难。

　　让每个人都能追求自认幸福的人生

　　只有国家、社会、学校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每个青少年才能积极地找到愿意做的事情。

　　我希望个人、学校、社会、国家都做一些事情。

　　我希望国家首先带头，让社会有更多的信任感。国家首先要信任学校，给予学校自主办学权。教育部可以对学校的边界进行规范，也可以对学校有一定的质量要求，但是不要进行具体的微观控制。

　　学校要接受一定的社会监督，比如说，在有理事会、董事会监督的情况下，自行确定希望在哪些方面办出特色，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为了这些目标，学校自主决定开哪些课程、怎样授课、学生怎样选课。学校学位的名誉、社会认可度，由学校自行掌握。这样可以在实现学校自主办学的同时，让学校师生更有责任心，也可以显示出国家对学校的信任。

　　我希望社会能够真正建立起信任，人们能够互相尊重。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成员的多样性，比如从事各种职业、追求不违法的各种各样的个人幸福，人们都觉得有趣，都觉得值得推崇，而不是持有单一的价值观。

　　我也希望，学校能够鼓励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在同一个标准下做得最好。如果有多种评判标准、多种出路，能做得好的人就有更多。

　　教育要带动社会，不要经常抱怨，而是要鼓励每个人都要乐观、有信心，我们的老师要发现每个学生的特长。美国的老师从幼儿园开始就告诉每个孩子“你最棒”。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如果发现学生的弱点，只需要提醒，不需要经常打击学生，应该鼓励学生用特长在社会上做出不同于他人的贡献。

　　我要讲一个我的切身体会。我在中国读完大学后，突然意识到我跟大家一模一样。我心里有点害怕。因而我大学毕业以后的历程，就是在努力把我自己变得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现在太不一样了。但国家、社会、学校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才有各种人为社会做不同的工作。每一位青少年都能积极地找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阳光的人生，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不容易的。

　　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把握住自己？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尊重自己。不管做什么职业，无论是小学教师、还是工厂的技术员，只要你喜欢，好好地做事，就能够为社会做贡献换取你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追求你认为幸福的人生。

　　【对话】

　　饶毅做报告后，与学生展开互动。以下为问答环节摘录。

国家要为个人实现梦想提供更好条件

　　学生：饶老师您好，我是天津大学机械学院机械系的学生，今年大四。目前我国各领域都在力主改革。您认为教育领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方式？

　　饶毅：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条件改革。如果放权的话，各个学校都可以选择一些方面来进行改革。比如说，我认为课程单一化是个需要改革的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高校一个院系有多个专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教育改革，很多院系做成了单一化。比如全国很多学校的生物系原来有五六个专业，而现在大部分生物学院只有一两个专业，有狭隘化的倾向。

　　改革单一化的课程设置，不需要国家层面做，甚至也不需要学校层面做，这个事情的权力完全在院系。我在这几年的实践中发现，只要院系承担责任、教师积极，完全可以改革课程设置，不能怪教育部和学校。按照现代生物学发展的需要，研究生物的人一部分要学很多物理知识，一部分要学很多数学知识，一部分要多学化学知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同时学很多数学、物理、化学知识，而应该是各有偏向，既适合学生的个性，也为学科发展准备了多方面力量。

　　要搞好课程改革，教师有很大的责任，要看教师是否愿意做、想做好。教师把每一门课教好，也很重要。教学能力差的老师，不用多教学。有些老师教学能力好，但不愿意认真教学，因为相比做研究，做教学得到的回报很少，这就需要学校和院系给予支持。比如，我在学院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支持做教学的老师，教学做得好的老师，收入可以高于善于发SCI论文的人。

　　总之，我认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的改革，不需要等上级干预，老师积极就可以做，且可以切实对学生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学生：是什么原因让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来？请您结合在北大执教的经历，谈谈您了解的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饶毅：就我个人而言，我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我到了一定年龄后会想：我有没有归属感？如果有，我的归属感是什么？我认识到我在中国完全能从事我要做的自然科学研究，这样我的归属感就和我的职业联系在一起了。我带儿子一起回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对于小孩子来说，有自我认同比教育的具体问题更重要。

　　我想中美两国教育的不同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是否允许每个人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发展是不是都能得到支持上。我回国后一直在学院里推动个性化教育。在推动过程中，我才意识到，教育部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学校在这方面也没有问题，报上去的改革计划都能得到批准，只要负责任地做改革，都能得到支持。关键问题在于，老师们能不能积极配合做，学生能不能改变心态跟上对自身成长更好的培养方案。

　　学生：您说美国梦是以个体为出发点，中国梦以集体为出发点。中国梦和个人有什么关系？怎样吸引个人参与到实现中国梦的行动中？

　　饶毅：我相信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个人和集体都要一起努力。你可以说美国强调个人的时候没有强调集体，但是换个角度说，实际上是美国的集体体制非常好，不需要再做很多努力。所以你可以同样说中国梦强调了集体成分，但也可以是说国家和社会应该为个人实现梦想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集体的梦不是压抑个人，而是在个人做好的条件上，促使社会和国家为个人实现梦想提供更好的条件。

    《中国教育报》2013年4月16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