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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梳理了现代性思想的历史沿革，探讨了现代性思想的历史进步意义及其负面性质，分析了其与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赋予现代化过程的双重性质。文章基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多重性质，阐述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与过程，解释了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面临的危机及其原因。最后分析了消解高等教育现代化危机的设想：应当吸收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思想和观点，重新确认高等教育价值观念，改革高等教育的相关体制，使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更为顺利，面向人类奉献更加丰富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追求的宏伟理想。这一伟大理想包容着高水平的大学、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与之相互助长的发达的经济实力，以及建筑其上的整个民族的兴盛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然而，需要清楚的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内涵和效应是什么；隐于高等教育现代化背后的观念基础和理论基础是什么。唯有如此，我们在追求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期望与结果相一致。理解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先行思考与探讨支撑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理论和观念，梳理现代化过程的主要内容和表现，这将引导我们全面客观地把握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并科学地实践高等教育现代化。 一、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与局限 现代性思想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源头和启动按键，而现代性思想体系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秉承了启蒙运动对于世俗化生活、理性主义精神、自由主义思想的追求。启蒙运动用人类的理性批判中世纪宗教思想，用人类的理性取代了神的意志；提倡以人为本的精神，即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启蒙精神及其发散的人的理性和人的主体性思想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内容。正如福柯所说，“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正在试图回答着两世纪前如此鲁莽地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1]。 毫无疑问，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理论促进了人思想的解放、社会运行轨迹的革命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在历史的沿革之中，诞生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理论和社会的现代化实践，逐步暴露出其与人自身对立的消极效应。正因为如此，人们开始梳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理论和现代化实践。 吉登斯与哈贝马斯是两位明确主张人类仍未完成对自身处于其中的现代性的思考与把握的学者。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并且在之后的岁月中，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社会生活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制度在形式上异于一切传统秩序，是独一无二的，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意味着一种与传统对立的现代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性的革命。现代性带来了社会联系方式的全球化，启发人们追求自我实现。但是，吉登斯认为，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2]，现代性的主要特性“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3]。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旨在用一种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和时代。[4]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5]，是哈贝马斯众所周知的立场。学者对现代性的犹豫、反思和批判，直接根源于随着现代性产生的人类困境。 在哈贝马斯看来，业已形成的现代性思想和话语系统，实际上在诉说“现代性的”危机的根源。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思想是通过对理性的呼唤和实践获得了承认和确证。而理性中最根本的核心是“人”的观念。哈贝马斯说，“马克斯·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所立足的那个基本概念系统走向式微；于此同时，我们却认清了理性的本来面目，即理性被揭发为主体性，它既是征服者，又是臣服者。”[6]这是因为，现代性思想消解了上帝的意志，宗教再也不能给出世间万物的合理性的依据，那就只能由人给出。而有关人的概念，是由纯粹的思想即超验的形而上学来提供的。康德最后论证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即现代性哲学的根本问题。“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相应地可以视为围绕着理性人的轴心而展开。”[7]现代化社会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人的观念上构建出来的。因此，现代性意义上的理性，就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 主体理性在知识论上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认为主体内在的概念工具可以主动地认识外部的现象。知识不再是主体对外部世界被动的反映，而是主体运用思维能力及范畴框架主动认识事物的结果。康德论述的因果性范畴与事物的认识过程的关系就是典型例证。存在于主体内部的因果性范畴对因果联系的外部现象进行综合，通过假言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人类的知识。在道德论上，善良的行为之所以为善也不再取决于行为的结果，而是取决于行为主体本身的动机，动机是善良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善。因此，主体理性便赋予了主体自身强烈的道德意识。在价值论上，人作为主体，是一切的、最高的目的。 从康德、黑格尔到韦伯，现代性思想一直以理性为其核心。康德高扬主体的能动性，宣称理性为自身立法，人类的理性可以克服自然必然性的限制，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理性的这种自律性体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黑格尔也明确地把主体性的自由作为现代世界的原则，主体性的自由表现在对自然规律与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上，即对“必然”的把握。这是一个人从最初的感性意识上升到把握“绝对知识”的过程。黑格尔比康德更加注重现实，在黑格尔看来，主体性的自由所能把握的本质的东西在国家与社会中也会得到体现，从而使得自由这种主观的概念落实为实在的权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观念与现实的统一构成了合理性的基本内容。“康德哲学通过对‘人是什么’的命题的回答，直接为‘主体性’作出有关理性能力(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肯定，从而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给出了理性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的题解，而黑格尔则通过对‘绝对知识’亦即本质，说明人们把握真理的过程，亦即展现理性精神的自由本性的过程，从而借助包含着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统一、规律(原则)与行为的统一的‘合理性?/SPAN>概念，给出有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的答案。”[8]并在此基础上使主体性与合理性发生了内在的无法分离的天然的一体化关系。 现代性与现代化无法割裂地发生了天然的密切的联系。现代性在价值、目的、合理性等方面的自我确证构成了现代化的前提，使现代性与现代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关系就像理论之于行动。践行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达成现代性思想目标的过程。现代化的实现过程时刻贯穿着人们对现代性的构想与解读。布莱克认为，现代性就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处于先进地位的国家所体现出的普遍特征，而现代化则是实现这些特征的过程。他写道：“归根结蒂，所谓现代，就是一种观念，它给予各种成份以形态。”[9]而人们的观念直接外化为人们的行为。换言之，我们怎样理解现代性，就会怎样实现现代化。 “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却成了问题”。[10]现代性概念从西方理性视野中赢得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旦消失，我们便可以从后现代研究者的陌生立场出发，对似乎是独立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加以相对化。”[11]后现代主义正是基于对这种主体性的解构从而否定现代性的。 现代性发展到后期，变得极其僵化与刻板，人的理性成为上帝，变得“全知全能”，最终走向极端。主体理性滋生的一元、专制、霸道及其凌驾一切的思想与行为，直接导致价值分裂。哈贝马斯和许多同时代学者，都把主体理性视为造成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为基点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人们以上帝的意志为权威形成了统一的宗教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到了现代社会被主体理性取而代之，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科学、道德、艺术等多元的价值领域的分裂和实体理性的解体，即“诸神逃遁”的状态。启蒙理性的分裂虽然带来了各个价值领域的独立发展与专门知识的形成，但由于统一世界观的瓦解，主体理性不得不代替上帝的意志成为不同的价值领域的最高准则。可主体理性把主客体严格对立起来，导致主体对外部世界价值与意义漠不关心，而一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导致了人们以现实的财富、利益为其行动的目的，而漠视信仰、生活的意义和人本身的价值，并且把科学推崇到极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以通过计算获得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2]。现代性造成了生命的衰弱、道德理想的沦落和意义的缺失，人的价值被利益遮蔽，现代社会充满风险且支离破碎。 基于现代性思想发生的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确实革命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是，这一过程事实上、天然地内含着与人对立的消极性质。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一词是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人们广泛采用的。“这个术语表示这样一种理论立场，即它开始讨论韦伯所提出来的问题，而且还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方法对其加以发挥。现代化概念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教育的普及；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13]在这里，现代化概念其实是站在系统的角度表述现代性，并使人们看到，现代性思想是如何成为现代化过程，并成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 因此，一个社会践行现代化的过程，完全取决于对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站在哲学的高度，从思想层面上展现现代化过程中现代社会所呈现出的特征与种种结果。现代化表现为一种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或者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种社会事实的表现。换句话说，“现代性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14]。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危机主要是权力与货币入侵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造成了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从根本上重建生活世界的现代理性，才能弥合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裂，形成抵御体系殖民的力量。一旦这种现代性得以重建，它便能够为现代化的践行指明正确的方向，达成现代化的种种目标。 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危机 现代主体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消极性质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同样存在，并使高等教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产生这种情形的基本原因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一直是一个把人们组织在一起、遵守相同的规则与制度、追求共同的目标与价值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在现代性嬗变和危机背景之下，高等教育原有的合法性地位随之遭到质疑。研究“高深学问”与直接面向经济提供动力，以及人的发展与社会服务之间的连续性断裂了，而成为直接的显性的和共时的对应关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似乎都在批评高等教育及其现代化过程，却都感觉内容模糊与空泛的原因之一。 在内容上，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是社会现代化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急剧变革，是指发展中国家有计划、高效率地学习、借鉴和模仿发达国家世界高等教育，以期迅速改变落后状况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涉及到高等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高等教育的理念、质量、受众、功能。 高等教育现代化这一动态过程渗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现代性的理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规定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价值与发展方向，高等教育现代化践行过程中的误区与困境需要通过对高等教育现代性的正确把握与解读来解决。如同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一样，人们怎样理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就会实现怎样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危机实际上是高等教育现代性的危机，是一种价值危机在现实层面上的反应。这样的困境导致了人们对价值选择的迷茫，高等教育现代化践行之路晦暗不明。 第一，传统的统一的大学价值观解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的、绝对的、统一的东西遭遇挑战，现代社会分裂为一个个碎片，每个碎片有其自身的意义与目标，依托自身的力量延续与发展。大学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其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研究高深学问的力量被消解了。“如纽曼或雅斯贝尔斯在他们的名著中提出的那样，认为大学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认知的‘理念，之上的观念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现代社会中有多少种认知结构，也就会有多少种大学理念。随着大学使自身合法化的理念或一种基本认知模式的丧失，以及认知模式中多元秩序的涌现，就出现了身份认同的问题。”[15] 埃米尔·迪尔凯姆曾经寄希望于大学能够维护一种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统一的价值观，因此大学必须培养出一批精英来传承社会的文化与道德准则。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社会知识领域的不断分化造成劳动分工不断加剧，社会变得四分五裂，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自动地把这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团结在一起，大学理念也随之消亡。大学不再是提供道德准则和创造统一的价值观的场所了。[16]比尔．雷丁斯也宣称大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现代大学拥有过三种理念，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和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17]康德式的大学以理性为最高准则，理性是解决任何形式冲突的最终手段。在洪堡式的大学中，普世文化代替理性作为大学的最高理想。而在以“一流大学”为其理念的学府中，大学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官僚系统，以商品的形式来规范知识生产。而这些“理性”、“文化”，“一流”的理念在雷丁斯的眼中皆是一种“幻影”，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理性、文化、一流不再拥有唯一的标准，任何人都可以对其作出自己的解释，进行任何意义上的再造。大学理念失去了其外在所指，是一种内部界定的价值单元，其本身的概念也就被消解了。“不再有大学的概念，或更确切地说，这个概念已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18]大学实质上就是一个“意见分歧的共同体”，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和多元的，因此，教学也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再生产。雷丁斯认为，既然理性的分裂导致了知识联合的分裂，那么大学也就无所谓寻找一个有关国家或者文化的一致思想了。 第二，大学的学术权威式微。在现代社会，学者们通过对学术资源的集体垄断，共同积累着他们在学术界的声望与影响力，控制着对学术知识的解释，制定着衡量专业技能的标准。现在，统一的标准已不复存在，权威失去了其合理性。里吉斯·德布雷认为，学术权威在过去由听课的人数来决定，后来由于出版社接手了学术成果的管理工作，专著的销售量与评论界的好评变为衡量学术权威的标准，如今，媒体成为学术权威的载体，在报纸所占的篇幅与电视上的出镜率成为新的标准。[19]媒体一旦成为学术权威的载体，学术权威就再也不是过去人们所定义的那样了。媒体不用长时间地培育一个人的声望，而是依赖快速制造恶名吸引观众的注意。“人们不再认为教育应该建立在缓慢发展的铅字上，一种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电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为‘什么是知识’和‘怎样获得知识’重新进行定义。”[20]过去那些能够带来学术声望的优秀品质并不在媒体的游戏规则之内，学者们兢兢业业、日积月累的研究不再符合大众的胃口。 学者对专业知识的解释与专业技能标准的决定权已经转移殆尽，大学的地位与威望也随之动摇。因特网的出现更是转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大学已经不再是知识传播的唯一来源，只要通过一台电脑，学生们便可以了解当今世界最前沿、最尖端的学术成果。新旧知识更迭令人目不暇接，专业领域内某个最新的理论可能很快就遭淘汰。因此，大学再也不能教给学生所谓的特权知识，不能保证学生在学习之后便能成为一个领域的行家。大学教师失去了对学术资源的集体垄断，“传道授业解惑”的垄断地位也成为了一个遥远的故事。在后现代的学者们看来，大学不再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唯一领地，大学坚守的最后一点学术权威，也许就是文凭的授予。大学所面临的冲击主要是学术资源的垄断地位的失去和人们知识来源的多样化，这两者削弱了大学的学术权威和大学场所存在的必要性。以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大学体制出现了危机”[21]。 第三，大学内部异质性丛生。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22]现代性洗涤了大学精神，大学本身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被工具理性驱使的官僚体制遮蔽了。 现代理性的分裂造成了大学内部的异质性，这不仅体现在大学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体现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分裂。知识与认知的差异性使得大学内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标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话语系统。专家文化严重割裂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大学内部的行政人员可能无法理解教师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与研究，教师们可能也会对行政人员的工作方式心存疑虑。学科与学科之间也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因为不同性质的学科之间存在不同的目标以及不同的价值取向，使得他们在教学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看似无法调和的障碍。 三、高等教育现代化危机的消解 现代性强调理性和主体，是造成现代性和高等教育危机的根本原因。要消解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的困境，就必须用一种新的理性来替代过去的主体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应当建立基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与沟通最终达致和解、求得共识的交往范式。“人类是通过其成员的社会协调行为而得以维持下来的，这种协调又必须通过交往。”[23]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就是人们通过交往形成和解。 大学是一个批判性的场所，在面临生活世界与体系的冲突的时候，大学应对生活世界作出其应有的贡献。所谓体系是指以货币和权力为中介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领域，扎根于科层制的官僚机构和经济组织中，与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论知识类型相对应；而生活体系是以语言为中介组织起来的文化领域，扎根于人们的理解与沟通的活动中，与交往理性和新人文主义知识类型相对应。大学应该运用人文主义遗产的文化价值对抗金钱与权力，在生活世界与经济、政治体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现代大学根植于生活世界，应用交往理性替代目的理性，在大学内部实现不同学科与知识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通过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与和解，对抗资本与政治对生活世界的僭越与吞噬，重建其地位的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弥合主体理性的裂痕，消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危机，重塑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价值。 第一，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上帝意志与宗教权威的崩溃，各个价值领域获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每个领域的知识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即形成了专家文化。文化贫困便是由这种专家文化日益与大众实践相脱离造成的。但由于交往理性的存在，大学完全可以成为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辩论的场所。知识分子应当走人大众的领域与之交流与沟通，促进社会的民主与文明，颠覆腐朽与陈旧。大学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归宿，也是交往的天然场所。 现代理性的分裂以及工具理性固然导致了知识分子局限于自己的知识领域埋头苦干，但是知识分子不仅可以选择面向专业领域内的人士写作，也可以选择面向非专业的普通大众写作，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完全可行的。至于大学能够成为知识分子交往的公共网络，其原因是非常明确的。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大学诞生伊始便是知识分子进行交往的场所。中国的大学在这一点上尤其明显。“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以新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24]虽然存在着学科领域之间的隔阂，但大学里存在着内在的凝聚力——同样深厚的知识基础、共同的校园文化、相似的生活环境、以及相同的人际交往圈会产生一种感情与命运的认同。大学提供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像大学这样合适的场所目前很难找到第二个。 其次，学术上的研究总是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前行，而对于公共问题的看法则没有固定不变的路径可寻。知识分子对纷繁复杂的公共事件作出反应需要庞大深厚的知识背景。公众的注意力是短暂而易变的，如果知识分子站在公众的立场为公众利益振臂呼喊的话，就需要非同一般的灵活性。他们需要的是批判意识，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现象加以描述，这就更加增添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难度。源自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却可以解决这样的难题，弥合现代理性分裂造成的大学内部的异质性，在大学这一交往的天然场所内，知识分子调用各自的知识背景与他人交流。他们的言语本着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三个有效性要求，互相交换看待问题的角度，最终达成共识。这样，知识分子便不再是孤立无援地进行自己的研究，而是作为一个交往参与者最终与其他知识分子和解，并形成以谈话和共同价值为共同旨趣的文化共同圈。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倘若大学成为这样的公共领域，那么实际上已经是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广义上的公共领域了，即生活世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交往理性根植于生活世界，远离政治权力与市场逻辑的干扰，形成一股独立而又强大的对公共事务的批判力量，本着自由、公正的人文主义精神，用以抵抗体系对生活世界的僭越与殖民。随着中国民众权益意识的日益觉醒和对公共事务热情的日益高涨，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性。大学作为知识分子理想的交往公共网络，弥合了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交往的裂痕，不仅不会丧失其场所存在的合法性，反而愈加凸显着自己的重要地位。 第二，强化学科间的联系。现代社会理性分裂，工具理性走向极致，造成了知识分子退出公共领域走入大学，这些教授与专家们专注于自身的知识领域，知识碎片化与专家文化由此形成。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障碍与日俱深，交流显得困难重重。大学内部某些意识形态上或者组织制度上的障碍成为学科间建立交往的绊脚石。若能成功克服这些障碍，交往理性才不至于被遮蔽与掩埋，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往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对抗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才能得以实现。 知识领域的边界导致了学科和院系的形成，学者与专家们的交往理性受制于这一藩篱。大学内部组织结构成为学术交往的最大障碍，其改革明显滞后于人们对交往与理解的热切希望。这种组织结构不仅仅反映了理性断裂造成的结果，并且还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与加深了这一断裂。学者们长年累月与院系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他们的绩效与学术成就依赖本院内的同行专家评议，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局限于自身所在的学科进行研究。因为在院系之外他们找不到任何有效的组织来评估和肯定跨学科交流的成果，更不用说获得跨学科研究所需要的资金了。因此，大学组织结构的改革迫在眉睫，交往理性呼唤着我们必须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多学科合作与交流的大学环境。 第三，明确改革的实施者。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强化大学学科间的联系，需要大学推行改革，而改革不是一种空想。学术交往的呼声从未间断却收效甚微，把美好的理念落实到现实中去，需要实实在在的践行者。学术交往意味着大学组织结构的改革，这一改革应当由谁来倡导与负责实施，改革应当从何时开始又应当从何人手？若改革缺少真实的实施主体和严格的执行计划，那么一切都将是一纸空文。美国杜克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管理办公室，并任命专职副校长及其团队负责规划与设计。“这个办公室负责总体规划与监督杜克大学内部所有跨学科团队的运行，包括指定政策与工作规程以预见这些团队在管理、科研、教学以及实践活动方面独一无二的需求。”[25]2012年，除了专职跨学科研究的副校长及其两个助理之外，杜克大学跨学科管理办公室内部成员还包括一个常务董事、一个人力资源主管、一个财务分析师以及助理。这样，跨学科的交流便提上了大学的议事日程并开始着手实施，这将不再是简单的学科拼凑，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对话与交流。这对于所有大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跨学科管理办公室的成立让跨学科的交流拥有了组织上的保障与全盘的规划与设计，再也不会沦落为一个耳熟能详却空乏的口号。 第四，突出组织结构变革的重要性。首先，对于僵化的院系结构，需要提供一个打破它们的冲力。知识领域的边界以及院系结构对自由的学术交往造成了障碍，大学内部的学者们倘若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常常会因为脱离了所在院系而丧失其归属感。这时跨学科研究的团队中就必须拥有一个把学者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或者是一套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但落实到现实层面，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一个共同享有的资源。共享资源可以使分散在各个院系的学者们在空间上发生联系，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些资源可以是一些共同需要的基础设施，一个实验室，甚至只是共同进行研究的一个空间。这样可以使学者们在“暂且离开”院系之后也能有其进行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并可能拥有比过去更好的研究条件。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将极大地促进学术交往的发展，不仅避免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重复建设，模糊了院系的边界，还使得学者们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与深入。 其次，学术交往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才能使得上述共同资源的建立成为现实。杜克大学就在2012年成立了包括ERIC(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itiatives in China)在内的多种基金，鼓励师生踊跃申请这一跨学科研究的项目，通过平等的竞争获得资金上的支持。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跨学科研究项目在经济方面的压力，也确保了学术成果的质量。 第五，转变评审机制。教师的激励与评审制度是改革实施者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跨学科研究不仅会造成学者们归属感的缺失，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学者们的切身利益。对学者们的考核在过去只是集中在院系内。跨学科的研究很难得到承认，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缺乏有权威的专家进行评审。这就需要有一个上级组织把各个知识领域的学者们组织在一起对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考核，并记入学者们的学术成就内。这种方式能够解决学者们的后顾之忧，优秀的学术成果甚至还可以得到本院系之外的其他领域的奖励。院系间的关系不再是对抗与漠视，而是慢慢走向融合与互利，坚固的界限也会日渐松动与模糊。 大学内部学者们共享的交往理性使得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隔阂被打破，知识分子们走进公共领域形成了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往与互动，共同对抗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用交往理性取代支离破碎的现代主体理性，这是从本质上拯救处于现代性危机中的高等教育的出路。 注释： [1]转引自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5.422—423.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 [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4]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5]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同上，4. [7]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2. [8]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3. [9]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4. [10]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 [11]同上，3.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31. [13]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 [14]乌尔里希·贝克.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 [15]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 [16]安东尼·史密斯，弗兰克·韦伯斯特.后现代大学来临[M].侯定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9—37. [17]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 [18]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7. [19]安东尼·史密斯，弗兰克·韦伯斯特.后现代大学来临[M].侯定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7—38. [20]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52. [21]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22]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上海:三联书店，1996.136. [23]曹卫东.哈贝马斯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378. [24]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 [25]DukeUniversityInterdisciplinaryStudies，http://interdisciplinary.duke.edu/about/contacts，2012—03—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