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中国大学模式”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命题，回答它对于建设高教强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研究发现，解答露丝•海霍教授命题必然面对两大难题，一是要确立创办中国大学模式的理想模型，二是要确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所指。海霍教授命题所遵循的是一种多元文化逻辑，其中包含了“超越说”与“对话说”，而且两者是冲突的。海霍教授命题的核心是“对话说”，而在现时代实现平等对话是困难的。而求解海霍教授命题的最大难题则是如何寻找建立中国大学模式的突破点。在一个充满价值冲突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优势在于崇尚“和而不同”的价值观，这既是求解多元文化冲突的方案，也很可能是中国大学模式建设的突破点；中国大学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关键词：中国文化；大学模式；中国大学模式；文化逻辑 一、关于露丝•海霍教授“中国大学模式”命题隐含的难题 露丝•海霍教授提出了一个令中国学者精神为之一振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1]该命题的中心含义就是：中国大学成功有赖于建立一个独特的中国大学模式，中国大学模式的独特性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大学模式是在借鉴西方大学模式之后形成的，中国大学模式形成过程是一个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国大学模式不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替代，而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补充。[2]该命题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告诉中国学者：西方大学模式特别是美国大学模式不是惟一的，决不可神话，它们产生于西方文化，有自己的局限，它们不是万能的，决不可到处套用，各国尚需要根据自己国情、文化背景创造自己的大学模式。同时告诉中国学者，中国有非常悠久的、灿烂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正是具有活力的中国大学模式生长的基础，抛开这一文化基础，就很难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模式。此外还告诫中国学者，建设中国大学模式决不是搞中国中心论，而是代表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她认为，中国大学模式的建设，必须走中西文化对话之路。只有在对话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大学模式才具有生命力。这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大学模式的形成必须走开放路线，不能自我封闭起来，那样不仅不能实现对西方大学模式的超越，甚至根本无法达到西方大学的发达程度。为此，她对中国大学充满期待，对中国的大学校长充满期待，对中国学者充满期待。而且她也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推进的步伐中、从中国政府建设985大学的魄力中、从中国民办大学发展的勃勃生机中、从中国大学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过程中都看到了中国大学命题已经进入了实践操作阶段，此刻她不无善意地提醒我们要善于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她特别提到了中国古代书院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体会到一个国际友人、著名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良苦用心。 露丝•海霍教授的提示，不能不使我们有所警醒。在当下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学术界的功利主义思潮也甚嚣尘上，现在的学术行为几乎都围绕学术排名转，大学排行榜不仅束缚了大学校长的视野，也深深地影响了学者的思维模式。在量化管理的压迫下，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以近期目标的实现为转移，很少去思考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课题，也很少为国家民族发展前途进行设计，当然也很少有人去思考中国大学模式究竟是何意味。因为在他们的思维模式中，一切以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具有感召力，所以，惟西方马首是瞻、言必称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思维模式，甚至有成为一种思维定势的危险，并且在“与国际接轨”的声浪中正逐步失去自我而不自觉，似乎真的不知道民族文化中还有哪些优秀的传统值得继承，似乎一切学术研究都不如SCI具有说服力。可以说，以SCI为导向的学术排名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的流行病，似乎真的没有人、没有学校能够超脱于这个排名之外。如此，为了排名和评估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以及由此带来的幸福，已经成为当下学术追求的典型特征。如此学术风格不仅不能拉近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相反，是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越来越疏远了。因为在这个排名背后，我们失去了自信，我们只有模仿，我们自动地走向了学术依附的道路。试想，没有学术独立，如何能够创办一流大学？这也是钱学森之问造成的国人之痛继续加深的一个根本性原因。走学术独立的道路，就需要从建立中国大学模式出发，这正是露丝•海霍教授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但是，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我们必须探索该命题的具体内涵，特别是从中发现其对我们行动的指示内涵。在此，我们不得不说，露丝•海霍教授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内涵尚有许多不清晰之处。正是这些不清晰之处，影响了人们对该命题的接受程度。 在露丝•海霍教授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中，第一个不清晰之处就是人们不知道它有无一个理想的模型，换言之，什么是实现中国大学模式的载体呢？是某个大学，还是某一类大学，或是全体中国大学？根据逻辑推论，似乎最优秀的大学应该最能够体现中国大学水平，而且这些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最为接近，它们理所应当地成为实践中国大学模式的首位载体。但从现实来看，虽然这些大学享有诸多优惠条件与特权，也更有资格去承担建设中国大学模式的重任，但人们对这些大学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因为人们发现这些大学只是在各种资源方面享有特权，占有优势，而未发现其在办学机制、办学理念方面有多少创造之处，特别是没有发现它们在引领健康的学术风气上发挥多大的作用。 当前，办学机制最活跃的仍然数民办大学，这些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然而民办大学也有自己的弊端，例如管理机制不透明，影响了其社会信任度的建立，它们中多数都还没有冲破家族办学的狭隘视野，管理方式上多采取短期目标制，缺乏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限制了其发展潜力。此外，许多民办大学正在与公办大学趋同，逐步失去其初创时期的办学特色。如果没有办学特色，一味走向升格道路，其最初的竞争优势也将丧失。 另一个颇引人瞩目的办学方式是中外合作办学，这些大学在引进西方大学模式后，在与传统中国大学办学竞争中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些大学引进了一些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包括西方大学的课程设置方式和教学管理方式等。不过这些大学多是一种教学型大学，他们以简单复制西方大学模式为主。虽然他们根据本土要求进行了一些改变，但实质仍然是西方的。这些大学从办学目的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国人对国外高水平大学教育的渴望，并没有创造一种中西结合的大学模式。 孔子学院引起了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并且被誉为中国大学模式崛起的象征。但实事求是地说，孔子学院在目前还无法担当建设中国大学模式的使命。我们不怀疑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价值，它在办学方式上确实是一种创新，因为这是一种主动适应异域文化的办学模式，与在国内办学完全听从政府命令的办学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但无法否认，孔子学院主体职能是从事语言培训，还没有达到发展学术的程度，也无法反映中国大学的学术进展。只有孔子学院将办学定位从一般的文化传播转移到发展学术后，才可以说中国大学模式开始生长，因为到那时中国大学模式是靠学术竞争力生存，开始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大学模式，特别是异于所在地的大学模式，能够提供一种普遍的学问并适用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要求。惟有此时，中国大学模式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才表现出来。显然，孔子学院距离这一目标还非常遥远。 第二个不清晰之处在于露丝•海霍教授所指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何意谓，也不明确中国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变成一种大学精神。根据露丝•海霍教授的命题，当今中国大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并不明确。事实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定非常之难。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比如“天人合一”思想，“君子和而不同”思想，中庸思想， 大同社会理想等，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糟粕，比如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读书做官思想（即，“学而优则仕”），鄙视生产劳动思想等；此外还有许多思想是无法简单归类的，要对这些思想进行一一鉴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关于中国文化的阐释历来存在争议，很多学者能够代表中国文化颇有争议。很多学者偏向于儒家正统说，理由是自汉朝以来，儒家学说一直是统治哲学，而且是科举取士的学习内容。但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之根是道家文化，理由是道家文化更具有形而上品质。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儒外法内”，并认为这是历代统治者一贯手法。人们普遍承认不存在一个纯粹的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中吸收了许多外邦文化的元素，如宋明理学就直接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产生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中大量地吸收西方文化元素，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西方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元素，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文化中的主导因素。到今天为止，我们几乎无法确认哪些仍然是传统文化。这一说不清，成为露丝·海霍教授命题成立的阻碍之一。如果不能解答这个问题，进一步追问就毫无意义了。 二、露丝•海霍教授“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文化逻辑 对“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本身的质疑，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露丝•海霍教授“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所遵循的逻辑。我们认为，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所遵循的是一种文化决定论逻辑，她认为决定一个大学模式成立的最终因素是文化。但文化因素究竟是一个前提因素，还是一个剩余因素？ 假设文化是一个前提因素，那我们可以推断：没有独特的文化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模式。而假设文化是一个剩余因素，则意味着大学模式成立需要诸多的条件，而且这些条件都是清晰可见的，但即便拥有这些因素仍然不能彻底地解释大学模式成立的原因，此时文化就作为最后一个可能的因素出现。在露丝•海霍教授的逻辑推论中，文化不仅是一个前提因素，也是一个剩余因素。 考察中国文化，根据学者们的普遍意见，中国文化具有独立存在的品质，延续五千年的文明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为中国大学模式建立提供了可能。然而，当提到最终决定因素时则面临着上述“中匡传统文化的无法认证”的难题。 文化决定论者认为，文化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所以不同文化就有不同的价值观。文化多元主义认为，不同价值观不必然是冲突的，也可以是互补的，不同的价值观对世界的多样性是必须的。显然，文化多元主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因为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文化奉为最优，而其他文化则是劣等的，并以此为借口进行文化侵略，甚至不惜动用武功。文化多元主义认为西方中心论的谬误在于它是一种直线式的发展观，没有认识到世界发展的多元性，没有认识到不同文化各有优长。所以，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多元文化进行对话，认为单一文化或封闭的文化并不利于文化自身的发展，多元文化对话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露丝•海霍教授作为一个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很早就接触到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非常钟爱，对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否定态度，她在大学模式问题上坚持多文明中心说，即认为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都具有存在价值，应该展开对话，并在对话过程中发扬光大。与多元文明观相适应，她主张举办大学也应该有多个模式。而不同大学模式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而各有其局限性，所以不同文化应建立不同的大学模式并展开对话。故而她主张各个大学模式之间不应是封闭的，而应开放、对话，从而相互促进，如此就能够弥补单一模式的弊端。[3] 露丝·海霍教授关于多元大学模式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在美国大学模式之前有德国大学模式，在德国大学模式之前有英国大学模式，如果再往前则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波隆尼亚大学模式和巴黎大学模式[4]。这说明，大学模式不是惟一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并且各大学模式之间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一种替代性的关系，即随着一个新的大学模式兴起，传统的大学模式即逐渐呈衰落趋势。如最早出现的是波隆尼亚大学模式，它是一种学生大学模式，后来逐渐被新兴的巴黎大学模式所替代，巴黎大学模式则是教师大学模式。在巴黎大学模式之后出现了牛津—剑桥大学模式，形成了古典大学模式。[5]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出现了法国大学模式，这种大学模式颠覆了过去的大学模式，建立完全不同的大学校模式，而且因此大学也成为一种管理体制的名称，而非传统大学的含义。[6]直到今天，法国的大学区制度仍然受此体制影响，直到洪堡出任德国教育部长后并根据新的办学原则建立柏林大学，德国大学模式才开始出现。[7]而美国大学模式则是在结合了从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英国大学模式和新引入的德国大学模式并溶入自己的实践经验，才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模式。[8]今天，美国大学模式是国际上主导性的大学模式。 根据上述大学模式相互替代的逻辑，建设中国大学模式则意味着要中国创造出一个超越美国大学模式的大学模式，否则就无法得到世界确认。那么，中国大学模式如何超越美国大学模式？或者说中国文化如何产生这种创造力？这是露丝•海霍教授面临的第三个难题。 在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中，她的一个直接判断就是，西方大学模式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的，她认为这个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大学模式。露丝•海霍教授认为中国大学模式建设应该超越西方大学模式，但这个超越不是建立新的中心，而是多元中的一元，从而产生了“对话说”。[9]从她的文化多元观出发，她认为文化是多元的，不能只有一个中心，应该是多个中心。但多个中心之间不是相互封闭的，而是对话的，从而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在这里，她否定了多个中心必然产生相互冲突的说法。显然，她也意识到了多个中心出现将出现一定的竞争性关系，但由于她持多元主义观点，即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有绝对优势的，只有相对优势，因而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如果承认一种文化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那么就是事实上承认一元主义。为此，她拒绝了“替代说”，即不认为新建立的中国大学模式应该替代美国大学模式或能够替代美国大学模式，而是创造一种不同于美国大学模式的新的大学模式。之所以是新的，就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 但是，中国大学模式要超越美国大学模式，那么它必定不仅具有美国大学模式所具有的优势，同时还具有美国大学模式不具有的优势，这意味着中国大学模式在本质上要优于美国大学模式，否则就无法实现超越，那样中国大学模式只是美国大学模式的变种而已。可见，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似乎难以克服新的中心形成。换言之，一旦中国大学模式形成，必然形成对美国大学模式的替代，否则中国大学模式就没有实质意义。这是露丝•海霍教授的文化逻辑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关于露丝•海霍教授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尚有许多其他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除了中国文化外，建设“中国大学模式”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认定“中国大学模式”成立的标准。过去，在与西方一流大学进行比较时，我们往往习惯于用物质条件为标准，这也是我国集中投资一批大学的主要理由。现在人们渐渐地意识到经费差距不是中西大学最主要的差距，办学机制的差别、特别是办学观念的差别才是根本性的差别。为此，我国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实行教授聘任制、弹性学制、选修课程制等，但从实际效果看，这些制度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在整体上改变中国大学的面貌。不仅如此，甚至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如教学与科研分离和对立情况愈发严重；弹性学制几乎成了摆设；课程选修制制造了一系列的低水平课程等。在大学办学理念上，呼唤了多年的学术为本、教授治学思想并没有实现，大学行政化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切都让中国学者迷惑：中国大学究竟该走向何处，从而也对露丝•海霍教授“中国大学模式”预言产生了质疑：中国大学究竟缺什么？中国大学如何才能创造出真正自己的风格？中国大学距离这一时刻究竟有多远？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大学的现状距离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学模式要求还很遥远。现实情况看，很多中国大学并没有自己的准确定位，实际操作中以攀比作为自己的办学标准；普遍缺乏自己的办学理念，不知道学术发展究竟为了什么，甚至不知道真正的学术意味着什么；大学校长并不明确自己的职责，还以执行上级命令作为办学宗旨，并没有建立服务于学术发展的目标；大学教授不是学校治理的主体，而是治理的对象；学生虽然有了更多的表达权，但无法代表学术发展的主流，也不是作为人才成长的主体，很多程度上是作为消费者的姿态出现。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中国大学还缺乏一种内在的精神，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办学实体。 我们经常说，当今大学缺失的是大学精神。但大学精神指什么？它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独立精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国文化中存在这种东西吗？ 三、关于中国大学模式的中国文化突破点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大学所缺乏的正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对真理探求的精神，它正是学术独立存在的依据，离开了这种追求，真正大学就不存在。 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对至善的追求，无疑至善就是中国文化对真理的表达。中国道家文化中所追求的道就是为了探求真理，不过，道家文化把道说成是自然。换言之，追求自然的真义就是追求真理。关于追求真理的方法，道家提倡“反朴归初”。儒家文化曾经吸收了道家文化的智慧，在《大学》中开宗明义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紧接着就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追求真理的法门，这就是《大学》中所阐发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可以说，中国文化基本上以儒道为宗，之后延伸出许多文化支脉。这些文化思想在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中不断地被改造，最终形成了复杂的中华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最后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中国文化。所以，我们认为，露丝•海霍教授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还不是前面的文化主义逻辑矛盾，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认定。中国文化可谓浩瀚无垠，要想提炼出中国文化的要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所以，要在此处获得突破，就是最大的难处。 中国文化确实具有一些公认的特征，如：（1）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反对人与自然对立。这就是众所熟知的“天人合一”思想来源[10]。实际上这也是“大一统”思想的根源。（2）主张中庸之道，[11]反对走极端路线，所谓“过犹不及”[12]。而且这也是儒家的主要的思想方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孔子自己所表述的“叩其两端而求之”[13]。（3）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认为前者是“君子”品性，后者是“小人”品性。[14]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也与这种做人品格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15]（4）主张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6]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17]。（5）崇尚“天下大同”，提倡“人不独亲其亲”[18]，形成一个大爱社会。（6）坚持务实主义，对于无法证明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即“子不语怪力乱神”[19]所谓“敬鬼神而远之”[20]。（7）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21]，强调学思结合，经世致用，反对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认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8）思维中常常带有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特点，最典型的就是道家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思想。[22]（9）在思想中经常具有辩证思维特征，强调“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23]认为一切都具有变化的可能，所谓“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24]（10）具有形象思维特征，如“上善若水”。[25]中国的书法、武术等传统文化无不与此相关。 与西方文化相比，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展现出许多不同特点。如从思维方式来看，西方是理性主义占主导的文化，中国则是直觉主义占主导的文化；从行为模式来看，西方是典型的扩张性的文化，中国则是典型的包容性的内涵性的文化；从价值观来看，西方文化注重对外在世界的征服，中国文化则注重内在世界的和谐。这种本质性的区别是无法调和的，任何调和的尝试都会导致双方失去各自特性的危险。但这两者却具有互补的性格，即如果一方吸收另一方的优点则会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此，中国不应该舍弃自身的优势而完全模仿西方的模式来设计自己的路线，应该返回到自身，发挥自己的长处，吸收西方文化的优长来弥补自身的短处。这种互补性的存在，也是激发露丝•海霍教授提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重要灵感源头。 但这种互补说却同样面临一个明显的困难：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两种文化互补如何可能？西方文化特质如后现代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述行性”文化，即强调外在的功效，而中国文化强调个体的内在修养，是很难显效的。在中西文化对比中，中国表现出弱势，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最终为西方社会的船坚炮利所击败的原因。 此外，中国文化对知识发展重视不够。如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做事情不偏不倚，所谓过犹不及。这种辩证的思想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缺乏形而上追求的根源，即不会穷尽真理。同时又对形而下也存有不屑的心理，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存有轻视技术的现象。对“道”的存而不论的思想，从而对宇宙的本底处于一种隐隐约约的懵懂状态，也导致了中国学术的逻辑性不强，逻辑学不发达，理论学科不发展，学术发展很难脱去经验的特征。对形而下东西的置若罔闻状态使中国学术对完全经验的东西又很不屑，这样的结果就使技术即便只作为工具也不发达。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伦理本位，所以伦理学相对发达些，这是与个体修养相关的学术。这一学术特征或文化特征对今天的学术发展仍然产生重要的影响，现在人们仍然强调“做学问先做人”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中国学术研究浮遍对纯理论探讨不足，同时对技术探探讨又存在不屑的心态。这与中国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也是困惑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根源。人们深感这种文化传统对学术发展的求缚，呼吁学问要“上天、人地”，但受功利主义的“读书做官论”思想影响，要获得突破困难重重。 当然，中庸之道也有其积极意义，其积极意义是什么呢？即中国文化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容易导致急功近利思想。科举能够在中国诞生并延续了近千年的历史与此不无关系，它不仅是“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直接产物，当然也是实用主义文化的反映。中庸之道本质上反映了对真理持相对主义立场。换言之，中国学术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这对于中国学术走向一流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与实用主义文化特质相联系的是采用一种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具有明显的具象的特征而非抽象的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这是中国古人解释宇宙构成和人体运行的基本理论，而且也是中医理论的基础。 这种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适合了精英与大众沟通的需要，但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彻底的，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特征，从而无法获得事物的究竟。中国的武术比较发达，中医比较发达，书法比较发达，都与这种形象思维有直接关系，与直觉逻辑所讲究的悟性有直接关系，即与个人体验有直接关系。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的思维特征是个体主义的，而非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是表象的文化，而非表意的文化，包括独特的中国文字也是这个特征。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代表，文字中最能够透射出文化的精髓来。 这种直觉主义的思维风格与知识本身所追求的精确性、客观性、可验证性是相悖的。西方大学非常注重理论思辨和实践验证，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辩论尤其不屑，如孔夫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26]主张“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27]老子著书则提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的观点。[28] 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南宋时期的“鹅湖会”和书院的讲会制度，但文化总体态势并未改观。 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化特点，我们究竟应该汲取哪一点为今日中国大学模式建设所用呢？ 四、关于大学模式成立的基本条件 中国要建设一流大学就必须有自己的大学模式，那么，一个独特的大学模式成立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认为，一个独特的大学模式成立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具有自己的关于大学的核心理念，而且这个理念是有独创性的，即必须是在反思批判过去的或传统大学理念基础上产生的；（2）有基础的大学模型，即这个理念具有实践载体，已经有一部分大学在实践施行；（3）这个大学模型能够被证明是普遍有效的，即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主张，有模型，有实际效果，这就构成了推动和推广大学模式的条件，三者缺一不可。 如前所述，中国大学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理念，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中国大学的真正精神是什么。中国大学追求纯知识动力不足，甚至不相信知识具有独立价值，这在很多程度是受传统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影响的结果从古代的“学而优则仕”到今天官本位思想猖獗就可以看出，在中国知识价值呈现依附性存在。如果大学不崇尚追求纯知识，就意味着知识会缺乏自彰规定性，学术缺乏自治能力，学术行为好坏只能依靠外部来评价。 我们认为，大学存在的前提就是要首先承认知识的独立价值，否则知识只能沦为工具，这正是目前行政化趋势愈演愈烈的思想根源。对于这一点尽管许多学者似乎已经有很深的认识，但要确立知识本位观念却非常困难。在此我们就需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看是否国外大学模式都经历这一选择或过程？ 美国大学模式是美国大学发达的基础。美国大学的创造性理念是社会服务精神。实践这一理念的原型大学是美国19世纪后半叶建立的赠地学院。社会服务理念使大学非中心化，社会需要才是大学的中心，进而开辟了高等教育的市场模式。所以美国大学的市场风格非常突出。但市场风格并非美国大学的最核心特征。美国大学的核心特征是来源于德国大学的纯学术精神：大学独立、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这种追求纯学术的精神也是美国大学利用德国大学模式改造本国大学的动因。正是这个改造，整体地提升了美国大学水平。美国大学在吸收了德国大学精神后将它作为其精神内核，这就是今天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原型。在美国，纯学术追求与社会服务精神被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大学的开放性格，而没有向象牙塔学问方向发展。 美国没有国家大学，每所大学可以自己选择和创造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比如，在美国，有比较保守的大学。耶鲁大学比较固守英国大学的传统，对社会服务一项回应不怎么积极。即使它对社会服务作出回应，也会明显区别于哈佛大学。在美国，对英国大学传统保留最多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它更加强调传统的文理教育，在美国大学中独树一帜。 可以看出，美国大学模式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而是一个多元的模式，这个模式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其鲜明的美国本土成分，即都是为了适应美国社会的需要。虽然各大学办学特色各不相同，但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来服务社会，只是社会服务的对象不同，从而适应了美国多元社会的发展。这也是美国大学模式最成功之处。美国大学模式第二个成功之处是在于把德国大学对纯学术追求的精神吸收进来，与美国本土风格形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追求纯学术易走向理论化、抽象化，而追求社会服务则要求实用化、针对性的方向，这两者方向是相反的，这两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 那就是通过绅士教育使两者在具体培养什么样人上获得了统一。什么是理想的人？这是任何大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教育者对自己的期望，也必然地投射到教育对象身上。从殖民地时期流传下来的绅士教育思想，是一种注重古典人文教育的思想。受这一思想影响，美国把大学的重点定位在本科教育。因为绅士教育是对人的理想目标的设计，它不是实用主义的教育，也不是纯粹知识追求的教育，这种教育更适合人性的发展。 绅士教育中和纯知识追求和实用知识追求的内在机理是什么？纯粹知识是对人的理念设计，它内涵了关于世界本体的知识和伦理的知识。而实用教育也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所以这两者之间具有可沟通性。绅士教育强调通过古典知识训练人的思维，从而培养一种内在气质，这就为纯知识目的实现找到了一种载体。实用教育同样也需要这一载体，以便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因此，美国教育通过改造绅士教育为适合美国大众需要的通识教育，并通过选修制和核心课程机制进行实践，从而将纯粹的学术追求与服务社会需要的实用追求有机地统一在通识教育理念之下。这种对立统一过程也是美国大学具有创造力的表现，美国不断地进行本科教育改革就是为了解决两者之间的张力，而且这也是美国大学多样化的内在逻辑。 因此，美国大学模式的创新理念就是社会服务精神，正是这一精神将不同的大学传统融为一炉。实践的原型大学则是赠地学院，之后被美国大学广泛接受，这就创造出具有实用主义文化特色的美国大学模式。 五、中国大学模式建设的可能突破点 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中国大学模式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而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则成为中国大学模式建设强有力的物质支持。我们知道，一个成功的大学模式需要强有力的物质支持，尤其是在初期。当这个新模式达到成熟程度之后才会显现出强大的经济效力，从而可以与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状态。特别是当它培育出一种新的大学文化之后，其运行环境就会大大改善，并会大大降低运行成本。但一个新的大学模式成立必然是基于对一个全新问题的解答，中国大学模式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英国大学模式在传承古典文化方面是非常成功的，所以牛津和剑桥大学至今古风尚存；法国大学模式在培养国家干部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至今“大学校”仍然是法国培养精英的摇篮；德国大学模式在发展科学方面是成功的，从而使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一直到二战时期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美国大学模式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是成功的，无论是昔日赠地学院还是今日的创业型大学。[29]那么，中国大学模式的发展定位该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认为，中国大学模式必须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上、特别是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功转型上来寻找突破点。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需要大学通过科学研究做出明智判断并为国家决策提供建议，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进入了中等发展国家行列后也进人社会矛盾高发期，需要大学为社会和谐做出智力贡献。此时，中国大学模式的独特优势就显现出来：中国大学最有资格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价值充分挖掘出来与世界分享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观，从而纠正传统现代化因过分注重源自西方文化中的工具理性价值所造成的偏执。事实上自20世纪初期以来就有不少西方学者在反思西方文化的危机，最著名的莫过于《西方的没落》的作者西宾格勒和《历史研究》的作者汤因比了。[30]20世纪末叶兴起的后现代思潮是对西方工具理性主义的反叛。其中不少学者试图通过中西文化融合来寻求对策，汤因比就是一例。[31]中国大学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而且政府也鼓励大学把文化传承和创新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32]这就为中国大学模式培育创造了有利机会。 显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地转换，因为简单地把古人思想转述过来是无法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这个创造性转换必须由大学来完成，而且是在与西方文化对话中完成，否则就是在走一种自封的路线，是无法适应全球化局势发展要求的。而中国大学正面临“大一统”思想的困惑，正需要走“和而不同”的发展路线，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促进大学个性化发展动力，主动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没有个性化，就没有优质化，就没有效率，就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求，也无法适应个性的全方面发展需求，当然也无法适应国际竞争态势的要求。我们认为，大学走个性化发展路线是大学提升自我内涵、提升自我品质的必然路径，惟如此才能实现大学办学方式的超越，才能习得美国大学模式的精华，才能在国际学术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全球化局势下，多元文化之间特别需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正是中国大学的用武之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精华，不仅有利于矫正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且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机会。目前“孔子学院”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它需要背后所依托的大学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推进，而国内大学在该方面的准备显然不足。可以说，孔子学院的成功有赖于国内大学的学术方面的支持，没有这一支持，孔子学院很可能只是一种语言培训机构，难以承担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使命。可喜的是，一批高校开始在传统文化挖掘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如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建立了儒学高等研究院机构，这对促进传统文化再生提供了机制保障。[33] 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和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独具魅力。这也是以露丝•海霍教授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特别青睐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事实上也如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其文化中贯穿着“和为贵”、“以德报怨”、“与邻为善”、“重义轻利”和“世界大同”精神，这种文化品格非常有利于扭转人类对物质主义的偏执，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并存和世界和平。显然，建立和平发展环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人类社会的福祉。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这种“和而不同”价值观挖掘和弘扬显得尤其必要，这也是中国大学应担负的责任。 可以肯定，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不是某一所或某一类大学的责任，而是全体中国大学的责任。中国大学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责任，以此带动学术发展，成为中国学术实现超越性发展的动力，这一过程也必将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并形成一种新的大学精神。此时，中国大学将以这种新的气质傲立于世界大学之林，成为一种新的大学模式诞生的标志。无疑，这种新的精神气质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大学与世界大学的交流，促进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 注释： [1]中国学术界也曾提出过类似命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模式”等，但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中推演出来，缺乏实质内涵。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命题具有实质性内涵。 [2][9]王洪才：《对露丝•海霍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猜想与反驳》，《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5期。 [3]对于美国大学模式的弊端，露丝•海霍教授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认为美国大学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它容忍低劣教育存在，另外，美国大学受市场机制影响太大也是其缺陷。 [4]露丝•海霍教授没有说明经济与文化的伴生现象，我们认为，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才产生文化繁荣，也才有学术产生。无论是巴黎大学模式还是波隆尼亚大学模式，它们所在此都是当时经济、文化中心。英国大学模式与英国领先的经济地位有关。德国大学模式也与经济崛起之间有直接关系。后来的美国大学发达也与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获得有直接关系。 [5]英国古典大学模式的特征是追求绅士教育，实行学院制、住宿制、导师制，大学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内容采用古典课程，把培养高雅的绅士风度作为办学目标。 [6]法国大学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建立了“大学校”这种专科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大学教授由国家任命，大学内部实行自治。 [7]洪堡提出的新的办学原则即“教学自由”原则和“教学、研究相统一”原则。德国大学模式的特征是确立纯知识追求作为大学办学目标，哲学作为各学科之首，倡导研究性教学，大学由国家举办，教授享有学术自主权，大学实行自治。 [8]美国大学模式的特征是以社会服务精神为导向，改造英国大学模式的绅士教育为通识教育，改造德国大学模式对纯学术追求为研究生院教育，形成了一种多元办学模式。 [10]“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它成为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11]子程子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 [12]《论语•先进》。 [13]子日：“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 [14]《论语•子路第十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论语集解》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日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日不和。” [15]《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16]《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17]《孟子•尽心上》。 [18]《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予，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19]《论语•述而》。 [20]《论语•雍也》。 [21]《礼记•中庸之十九章》。 [22]《道德经第一章》。 [23]《道德经第五十八章》。 [24]《道德经第二章》。 [25]《道德经第八章》。 [26]《论语•学而》。 [27]《论语•里仁》。 [28]《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29]美国创业型大学的代表之一是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创业成功不仅使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而且带动了硅谷的兴起，硅谷现象出现成为世界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 [30]参见：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吴琼、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1]范蔚文：《汤因比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2001年1月13日。 [32]《胡锦涛在清华百年校庆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china.com.cn/photochina/2011-04/25/content_22430578.htm. [33]吴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解放日报》，2011年5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