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高校科研取得极大发展的今天，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教育智库，有没有真正实现影响政府决策和改进决策制定的目标？高校该如何打造高质量智库？
全球化背景下，智库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以人才和智力资源高度集中的高校为主体的教育智库建设，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我国高校科研取得极大发展的今天，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教育智库，有没有真正实现影响政府决策和改进决策制定的目标？高校该如何打造高质量智库？
1月26日，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教育智库建设高层咨询会”，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新形势下教育智库建设路径与实践，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教育智库更好地服务国家政策，尤其是重大教育战略和政策。
教育智库建设谨防“虚热”“虚胖”
“教育智库建设应警惕乱贴标签，防止‘虚热’‘虚胖’和一哄而上。新智库应通过战略规划、制度设计，发挥好决策参考的发源地、人才培养的蓄水池、社会舆论的罗盘、国际交流的大舞台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认为，教育智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理应树立自身的责任意识，聚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教育难题，不能浮于政策的阐释而失去了创造性，忽略中国国情的纯学术化倾向和为“五斗米折腰”的商业化倾向，同样要不得。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坦言，如果图一时热闹，所有高校都变成智库，则是智库建设的悲剧，也是对资源有效配置原则的违背。他认为，智库建设的重点在于优化智库发展的生态环境，应当明确智库建设战略定位，区别重大基础研究、问题导向的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警惕“一窝蜂”倾向。
“深入、扎实的政策报告依赖于科学的数据分析，政府部门开放、及时、权威的数据公布和理性的辩论讨论机制，都是智库有理有据地进行研究的关键。”薛澜建议，在此基础上，完善智库运行模式，实现重大政策问题的合理资源配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也支持以上观点，他认为智库的研究应该具备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切实突出实证研究。
“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需深度对接
王荣华在研究中发现，教育智库与政府决策的关联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智库建设的质量。他认为，教育智库既不能做“翰林院”，又要解决既进不了“庙堂”，又接不了地气的问题，关键在于“转智成治”，让政府“信得过，用得上，想得起，离不开”。“这就需要教育智库以改革发展重大战略问题为研究核心，主动开展战略谋划、综合研判，为政府提供及时、解渴、解困的决策智力支持，积极推动决策质询成果向公共政策转化。”王荣华说。
数据显示，仅2008年至2013年，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便承担了600余项国家部委的调研和培训任务，直接参与《民事诉讼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累计有1600余份咨询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为发挥智库作用、推进智库建设，2013年首批认定设立了14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
杨银付认为，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协同创新十分重要，二者应加强适度联系，而目前智库研究者“旋转门”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高校教师还不太了解政府部门决策运作，不熟悉地方行政机构的工作方式，缺少方便快捷的沟通渠道，缺乏向决策部门转化研究结果的直通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认为，这些都制约着当前教育智库成果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提出，教育智库不应只满足于直接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而应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头脑和观念，进而间接地服务决策。
高校智库仍存“小散弱”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1月22日公布了“2013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智库综合影响力前三名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王荣华形容高校智库“百舸争流”的局面正在起航，但目前高校智库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现阶段，高校智库存在小、散、弱的特点，与经济改革发展的需求还有不小差距。”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指出，高校智库建设的核心是突破学科界限，把研究解决高校改革发展重大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把产出高质量成果作为核心，聚焦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的真问题、深问题，建设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高校智库。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强则认为，政府和高校智库不协调、不融洽的情况仍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一些智库的研究重在文献综述、比较研究和模型分析上，与政府的决策咨询相距甚远，与其关注操作性、风险性的价值取向相异。“加强智库建设，一方面需要高校智库对接政府需求，一方面也需要政府为智库的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吴强坦言，当前高校智库建设在经费、财政、人事的管理制度上面临体制机制的调整，应积极探索适合政策研究方式和类型多元化的保障性机制。
张东刚认为，高校智库建设应体现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智库的创新活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认为，教育智库不同于其他智库，其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系统的、基础性、长远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研究。建立新型教育智库，应该建立合议制的选题机制、“旋转门”的用人机制、共建共享共赢的协同机制、实践检验的评价机制和团队奖励的激励机制。
近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高校智库是我国智库的重要类型之一，其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齐全的学科门类和独特的人才优势自不待言，但在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迈进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阻碍发展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相当一部分高校智库专家的决策研究不接地气，无法适应各级政府制政施政需要。高校教师长期进行教学科研，习惯了学术思维而非政策思维，没有形成决策咨询所需要的鲜明的问题意识，而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思路是有很大差异的。加之大多数高校教师没有在政府决策部门工作过，对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实际运作情况缺乏亲身体验与深入了解，以致很多研究成果过于原则性、“大而空”，理论色彩浓而实用价值差，很难对政府决策起到直接帮助。
高校智库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做决策咨询的积极性不高。目前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仍然以学术为导向，每个学科的学术委员会对于政策咨询的工作评价不高，政策咨询研究成果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内并未受到普遍认可，直接导致了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投入政策咨询的动力不足，高校智库后备人才队伍建设难以有效跟进。
高校智库的整体运行遇到体制机制瓶颈。很多高校智库脱胎于原先的各级各类研究中心、研究所，而此类机构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受到原有体制机制的限制。例如人员编制、资金使用、校际合作等等。这些瓶颈使得高校智库在实际运作中很难放开手脚。
当前还未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秩序健全的智库市场。产品需求方的具体需求、产品供给方的生产能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对接机制与市场环境等都尚不明确，以至于时常出现“买方找不到好产品，好产品也找不到买家”的尴尬局面，智库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必须以知识生产机制创新推进高校智库建设。具体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才“旋转门”。国家出台具体政策，支持政府人员和智库研究者之间双向流动、相互挂职。例如，组织部可以制定机制，把去重要智库挂职作为政府相关人员职务晋升的条件之一。从高校层面而言，智库骨干人员必须去对口的政府部门、企业挂职锻炼一定时间，增加实际工作经验。
将智库成果纳入评价指标，提高对决策咨询报告的奖励额度。高校应把决策咨询报告作为学术评价指标之一，并适当提高对决策咨询报告的物质奖励，以提高青年学者投入决策咨询的积极性。可以设立国家级、教育部级、省市级青年咨询人才奖。
创新高校知识生产体制机制。目前高校知识生产主要以项目制为运作模式。项目制运作存在着诸多弊病，如无法保障人员的投入时间和精力、资金使用限制太多。应该通过高校知识生产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智库建设的实质性进展。例如，可把高校智库作为二级学院来建设，保障有专职人员投入决策咨询研究；不要被编制和职称困住，用灵活的机制解放研究人员的生产力，智库研究人员可以不占学校编制，也不纳入整个学校的职称晋升序列，采用年薪制；智库可以成为人才流动的中转站，在智库工作一段时间后，优秀人才拥有被高校、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优先选拔的机会。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高校智库工作。
搭建国家和省市级层面的智库平台。智库平台可以整合资源、促进沟通，帮助买家找到卖家，帮助卖家找到买家，避免重复建设，促进中国智库市场逐渐完善。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构建此类智库平台，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如上海市教委在2013年创建了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目的就是培育和推介中国特色的上海高校智库。
我们期盼着整个智库市场的完善。中国高校智库的建设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大环境，高校智库也只有与其他类型的智库协同发展，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之路，共同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
（作者系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