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一个开放的概念　 

　　通识教育，大体说来就是“专业”或者“职业”知识之外的教育。这种教育常常被认为没有“职业”的知识有用，甚至被认为是无用的，这也是通识教育被很多学生、家长甚至学校忽略的一大原因。然而，“无用之用是为大用”。通识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按照操作规程精细地完成任务，更能让他们学会超越范式陷阱，提升创造力。　 

　　在与专业教育的比较中，可以引入太极图去理解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如果一所大学的整体教育呈现为一个圆，那么就可以将其中的“阴”理解为专业教育，“阳”理解为通识教育。不同高校“阴阳”之间比例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几乎都是“阳”—通识教育，如美国的四年制文理学院圣约翰学院，以及学者甘阳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正在进行的试验；有些大学几乎都是“阴”——专业教育。大部分大学“阴阳”之间保持适度比例，体现了学校教育者对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认识和努力程度。　 

　　在与专业教育的比较与共生中，在教师和学生对教育目的和成长目的的反思与比较中，在阴阳变化生生不息的太极图中，通识教育呈现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对此不必寻求精确的定义，只要自己努力去感知、探索、倾听并且修正，就会推动通识教育的发展日益成熟。　 

　　通识学习，何为障碍　 

　　任何教育活动一旦缺少学生的学习意愿，就很难发挥作用。如果说通识教育是教师指向学生的教育活动，那么就要构建一个新的重要概念——“通识学习”，这是学生自己的学习活动，意味着学生对“无用”知识认真和用心地学习、对专业知识之外的知识认真和用心地学习。没有通识学习，通识教育就基本无效。　 

　　当从通识学习的角度反思一所大学的通识教育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即使一所大学通识教育的观念、课程设置已经接近完美，但一旦应用到具体的教学中，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这是因为学生对通识教育并没有与学校一样的认知，也没有形成正确的态度。例如：在北京一所师范类大学，学生会使用“休息课”这个概念描述他们的通识课程，认为通识课是逃课、玩手机和补作业的最佳选择。当他们进入高年级后，已经回忆不起自己曾经选过哪些通识课程。再如：即使学生对通识教育非常重视，也认真完成自己的通识学习，但由于选课人数限制，能选到的课程与自己的构想不完全一致。　 

　　概括而言，目前阻碍学生通识学习的因素大致有二：一是专业主义。学生刚一进入大学，他是有专业的，比如一名“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的学生，让他学习一门“欧洲文艺复兴”的课程，或者学一门“政治哲学”的课程，他会问你：“我学这门课程有什么用呢？”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专业主义的问题也会在教师心中存在，他们也会问：“‘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的学生，为何需要学习‘欧洲文艺复兴’的课程？”还有教师会认为，学生选择与专业无关的通识教育课程是浪费时间。二是功利主义。在当前的功利主义时代，“有用”往往被学生理解为立竿见影。学生在选课之前会问，我为何要选择这门课程？这对于找工作有好处吗？我为何不花时间去考会计证书？我为何不去考一个驾照？通识课程要求轻松吗？课程成绩高吗？　 

　　开放教师的心灵

　　克服以上障碍首先需要教师的转变。2012年8月16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对该学院新生发表了题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演讲，目的就在于帮助教育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主动投入通识学习。　 

　　教师克服专业主义需要一种认识，就是学生的未来是难以预测的，学生不一定能成为教师希望他成为的专业人才，因为学生本人在成长和变化，环境也在变化，学生会适应和引领环境变化。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就导致学生的未来难以预测。此外，教师有时候需要挑战学生，使其超越自己对学生未来的想象，这样才会出现某种难得的创造性。　 

　　从教师角度来看，他们需要认识到学生具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潜力，他们的未来充满变数，因而需要给予鼓励和宽容。同时，通识教育并不仅仅是通识课程体系，专业教育中也可以并应当蕴含着丰富的通识教育因素。在太极图中，阴中有阳的成分，阳中有阴的成分，这意味着专业教育中蕴含着通识教育，而通识教育中也蕴含着专业教育。双方的关系并非对立。第三点重要之处就是需要知道，专业人才也许可以从其他途径中培养出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现任学术委员会主席伊丽莎白·狄金教授是一位交通领域的权威研究者，他的本科和硕士教育都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他的本科专业是“政治学”，硕士专业是“土木工程与交通系统”，这在我国的教育系统中算是由文科专业转换到了工学；而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狄金发现交通问题与法律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申请到波士顿学院的法学院，继续学习法律硕士学位，之后走上了现在的学术道路。其个人学历呈现出非常强的学术交叉背景，这可能与我国目前交通研究领域的人才知识背景有很大不同。2014年1月，笔者访问了加州大学的三所学校，并在会谈之余提出了有关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问题，狄金教授对此回答非常简单：“开放学生的心灵。”但就中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在开放学生的心灵之前，首先需要教师心灵的开放。　 

　　适度“空”去学生的专业束缚

　　当学生专业意识很强的时候，通识学习就很难发展。反之，当学生认识到自己仍有其他潜能时，通识学习就会自然地发展出来。2005年，乔布斯受邀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发表演讲时，就谈到自己的退学经历。他“空”（空为佛教名词，如色即是空，此处作为动词使用）去了大学学习，却让书法课进入了头脑，由此发现了一个更美妙的世界。这是极端但有启发的经验。在高等教育组织管理方面，可以不为本科低年级的学生设置专业，“空”去他们的专业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还存在着多种可能，让学生在本科前两年经过适当的通识教育，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各学科的差异后，再选择专业。这是北美高校文理学院教育组织制度的基本逻辑之一，与中国高校高考前后选择专业的制度是完全相反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培养人才的逻辑。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人才培养的逻辑核心就是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本科前两年），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专业的本质变为一组课程），从而促进跨学科学习以帮助学生摆脱单一学科知识的束缚。因此，通识教育在元培学院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系列课程。　 

　　选择——被忽略的本质

　　通识教育的本质在育人而非制器，其所育之人应是大写的、生机勃勃的人，他可以在未来进行积极的选择，为自己的名字赋予意义。通识教育这一概念蕴含着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选择，学生的选择有知识和价值观基础，并非完全按照既定规则按部就班地生活。对于当下的学生而言，通识教育意味着可以选择专业和课程，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未来。忽略选择这个重要因素，而将通识教育仅仅作为课程，这样的通识教育一定有着极大欠缺。　 

　　因此，通识教育在通识课程之外，还意味着大学内部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国家整体高等教育系统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以促进学生的选择。这大约包含了以下几个重要的教育元素：在大学相对自由地选课，跨院系选课；相对自由的专业选择以及专业转换；在不同大学之间相对自由地转学；灵活自由的辅修/双学位制度；个人专业的创设和发展；文理学院与住宿学院；研究生阶段的双硕士；导师制的深入发展和更为普遍、深入的师生交往；弹性学习年限的普遍化；支持学生在各个阶段的教育选择；第二学士学位、第二硕士学位；暑期学校；教育阶段的衔接；最大限度的学习自由；互联网学习、混合课堂和传统校园学校经验的整合；教师和学生对无限可能的想象力、宽容和鼓励；学校相关制度的建设。（卢晓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务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学生为本的专业选择与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研究”（批准号13BGL127）的阶段研究成果 

　　【编者按】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而“钱学森之问”更让我们陷入沉思。考察现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不难发现：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高校毕业生仍然面临着视野狭窄和人文素养缺乏等问题。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我国高等教育界也在努力尝试。实施通识教育可以说是一项改变这种现状的举措之一。尽管通识教育在中国已经算不上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对其仍有探讨的余地，以利于其更好地实施，达到实施通识教育的目的和初衷。为此，本刊特刊发两篇通识教育的文章，供读者品评思考，以期推动和促进通识教育在我国的探讨和实施。　

　　杜威与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　

　　在美国谈新型教育模式，研究它在教育上的成功事例，绕不开杜威这位教育工作者。这位秉持哲学思维，间杂心理学专业的学者，是地地道道的教育业内人士。杜威早年就读于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后进霍普金斯大学研究，1884年获博士学位。此后相继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先驱。杜威以其庞大的教学思想体系著称于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民主主义与教育》《明日之学校》《经验与教育》等。作为美国20世纪教育的关键性人物，杜威的出现不仅拯救了迂腐的美国教育，而且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成为美国的一种民族主义精神。深究杜威的教育思想，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一是“教育及成长”，教育人的过程就是培育人的过程，因此他反对教育上的教条与刻板，鼓励启迪式教育。二是“教育者如同旅游向导”，教育历程本身已具发展个体禀赋的圆满意义，教育的目标只是作为导向和指引。三是“教育要为国家打造栋梁之才”，杜威认为，教育不仅能传递知识，而且更能培养出一个对国家、社会负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重任的有用之才。在杜威看来，一个人的知识并不占其绝对优势。相反，“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所以，学校教育学生一定要考虑对学生道德修养和思维能力的综合培养，变“学会为会学”，使其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处变不惊，运用自如。　

　　杜威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交往，他1919年应胡适之邀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行踪所及，无不受到教育界和社会精英阶层的欢迎，胡适和陶行知均师从于他。杜威式美国教育体系，极大地影响着民国时期的教育，当年学校教育一直以博学和宽泛的教育思想为主线，实行专才与通才并举的教育方针，学生在德、智、美方面均得到全面的教导和滋养。赵元任、林语堂等一大批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学者，将国外的先进教育模式引进国内，逐渐在学校建立起“宽口径、厚基础”的教育体系。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主张下，以“学堂乐歌”这种音乐文化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承载了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就向世界发出了教育领域里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第一声。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红皮书　

　　自从有了杜威的真知灼见，美国高校才注重“全面培养和开发学生潜质，不单一地将他们引入象牙尖领域”，正是多年的坚持，才使这个国家从一个区域走向另一个区域，从地球的一端跨越到另一端，最终走向成功。当然，在美国教育由“专才”转向“全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推行起来并不完全尽如人意，势态转机纯属一个偶然事件，它是一个看似与教育完全无关的大国间军事角逐的结果。20世纪中叶，美国在教育上逐渐个性化且散乱无章，由于州与州之间相互的法律不一，所制定的教育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也不尽相同。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震碎了美国超霸世界的梦想。哈佛大学的教育精英借此说事，《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由此问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B﹒南科特秉持杜威育人续进的思想，认为美国教育上的缺失已经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样一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其矛头直指当权者的官僚与迂腐，尖利的批评之声传到了白宫，成为艾森豪威尔及其同僚不得不去思考的大事情。　

　　静心思索，杜威思想所及完全击中美国教育要害，一个靠单打独斗，各自为阵的散乱群体，不能形成向心力。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过：“教育家是把思维的方式给予学生，而不是单纯教他们的生存之技。”美国教育从单一培养学生为尖端的科学人才，调整为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杜威是引领者。不仅如此，美国教育借杜威学说之力的地方还在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其思想影响下，当我们透析美国文化发展，会发现其突出特性即在于“实用”二字。在“实用”哲理的作用下，美国人学会了急功近利的艺术法则，一切均可以借鉴，一切似乎都是合乎情理。爵士乐不是美国货，它是西非黑人思恋家乡的“灵歌”，后演绎为“布鲁斯”抑郁的音调，成为美国主流社会中最受欢迎的一种乐风。摇滚也并非源于美国，它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舶来品，英国的甲壳虫乐队是摇滚乐的鼻祖，后来也在美国落户，摇身成为美国文化的主体。至于好莱坞电影的世界大众口味，百老汇歌剧里的意大利美声唱法情调等，都含混着极其复杂的文化多元因素及“拿来”后的“实用”性。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开山鼻祖的杜威，帮助美国在文化上迅速建立国家文化战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哈佛大学的精英们在1954年推出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是否照搬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尚难定论？这里姑且不论。可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们学会了用哲学的方法去看教育的问题，哲学的方法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恰恰美国以往在教育上难于承载的正是这点—教育成了一种应用科学，而不是思考的科学，没有创新，没有联想，更没有诗情画意的意境，究其原因，一杯苦涩的美酒终难让人吞咽。认识到这点，我们已经走进杜威先生的教育殿堂，领略哈佛大师那本被世人奉为圭臬的书籍。　

　　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围绕“通识”二字大谈特谈它对人的影响和作用。根据本书对其的定义，通识教育即通才教育。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阶段、持续的教育过程，这个过程把人的实用性和急功近利的眼前利益抛在脑后，致力于人在多学科知识海洋中的翱翔。换言之，是通过专业知识教育的桥梁，将人文学科中的文学、艺术、音乐和社会学科中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以及科学的知识串在一起，形成内在向心力。在教学中，使学生感受到文学之情、艺术之美、史学之境、科学之理、社会学之通达、自然科学之魅力，完全突破学科的界限，任思绪在学术的空间遨游飞翔。在南科特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他灵便轻巧地论述了通识教育与专识教育的区别。通识教育英文原意为“general education”，它翻译过来有多层中文意思：“通常的”“普遍的”“一般的”“概括的”，相对专识教育（special education）是相反的一对词。哈佛大学学者们认为，“通识教育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由传统和人文传统的传递”[1]。不仅如此，专家们在研讨中进一步推论得出，美国教育理应遵循杜威先生在教育上所主导的思想，把人培养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会“思索与追求美好人生的人……养成一个对于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2]。自由，这个字眼在美国学者和社会中被多次提及，甚至泛化，在学术上的自由给学生留下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这是美国教育工作者终身追求的目标，这个以突显个性、置人权高于主权的国度，自始至终都在为自由而战。在纽约的上港码头，那尊矗立在河中央的自由女神，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以追求自由平等为终极目标的美国人，看似将法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用于美国的社会，实则是不折不扣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之灵魂。从美国历史深究其教育之成功，关键在于其根据“自由”与“多变”的社会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教育方针，更替办学思维，这正是其成功的真正缘由。“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基本方法，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形式” [3]。可见，美国教育之成功，其中闪烁着杜威先生的教育和哲学上的思想光芒。一个视教育为国家前进动力的政府，没有理由在科技、文化、经济上落伍于他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出：美国的成功，首先成功在教育。　

　　通识课程成为哈佛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机制　

　　哈佛大学如何选择通识课来作为高校教育改革之刃？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在其学者们看来，大学里的人文知识是育人的必经之路，以“博学”克服“尖端”之不足，让学生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领域中吸收养分，在知识与知识之间寻找一种“黏合剂与盟约”[4]。进一步论证哈佛大学育人之道时还发现，在培养学生学识时，他们尽量给学生营造一种艺术般的“诗境”，“正如通过诗意，即对于通常事物的具有想象力的理解，人们的思想才会最深刻、最根本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不论是史诗、戏剧、小说还是哲学都是人类伟大的思想智慧的集成，并极大地影响了一批人”[5]。通过此番话的解读，或许我们理解到哈佛大学推行通识课教育的实质性意义。就经济学的眼光而论，艺术和文学均为一些非功利的学科，它不能够用实用和金钱来衡量。但是，它能够触及人的思想深处，影响人的行为乃至一生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极为强调教育对人的终身性作用。他认为，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参与的过程,他把握住了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过程，特别强调人在教育中极强的参与意识，“这个意识几乎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6]。事实证明，人在接受知识时有很强的参与性，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不能不为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而扼腕；在欣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时，为那些精美绝伦的诗句幻化出的美景而感动；在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时，不能不为在饱受苦难、孤独、失聪后还能挺直腰板站住，并写出生命绝唱的顽强生命力而欢呼……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你在艺术中领略到的那种魅力和精彩，实在难于言表，进而你就被感染，成为艺术中的一员，去欢腾、狂喜、尖叫、哭泣。杜威认为，美的艺术在产生过程中能“使整个生命具有活力，使欣赏者通过欣赏作品而拥有他们的生活”[7]。杜威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开明的思想家，他的学问中包含着对他国文化的宽容和理解。在访问中国期间，杜威先生对北京风俗和中国汉字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他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世界的两极，一端是以美国为轴的欧美文化体系，这个体系以人为中心，强调人是万物之灵。欧洲文艺复兴伊始，笛卡尔为首的人文主义思想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强调人权高于神权，看重人的自身价值和能力。欧洲文化其出发点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理性和科学的催生下，美术上产生了“光学”与“透视学”，涌现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欧洲人文思潮推动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突飞猛进，此时在教育上产生了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对抗神学院的世俗大学。在世界的另一极，以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亚洲文化纽带，日本、越南、韩国、朝鲜、新加坡、泰国受益匪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由儒家、道家、佛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在多元文化框架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体现出人文精神、伦理本位、天人合一、尊君重民、尚中贵和的文化特征。杜威对这些特征心知肚明，他在著作中也有论及，“教育为一种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可以靠学习中文得到锻炼；推理的敏锐，可以在讨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细微区别中获得”[8]。此番论述，可以看出杜威深谙中国文化，他接触中国文化之初，首先突破的是语言，方块字汉语系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族英语，区别甚大，杜威在接触中国文化时，思维上一定遇到挑战。因此，他才建议世人在锤炼记忆力和观察力时推荐汉语。据此，也形成了学识宽泛、视野宏阔的自身。在谈到杜威的教育成就和学识时，胡适坦言道：“我们可以说，在最近几十年中，也未必有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与杜威相比。”他的成就在于：“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革新，第二，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实验主义’，分开可以两步说，其一，历史的方法，其二，实验的方法，均成为一种普世的教育价值观，值得借鉴[9]”。对于杜威的赞誉，可见一斑。　

　　人文大学理念　

　　大学的意义何在？在杜威的论著里，字里行间蕴涵着这一严肃话题。大学是一个智慧的容纳库，里面盛满人类知识的结晶，学生的思想不仅在这里能够得以升华，而且他必须感觉到这里有着最活跃的思维体系、宽松的学术气氛、严谨的治学态度。教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文场景中对他的学生施教，培养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合理的思辨力、生动的想象力，以及良好的口才和出色的协调能力。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真切地对他的学生和同僚们说：“大学文化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培养出学生开放的心智，训练他们审慎的思考习惯，调教出学生哲学的思考方法，谦卑的学习精神”[10]。哈佛大学所设计的通识教育课程将学校与学院之间的所有课程纳入教育的大平台，解决各专业本身的相异，同时使得知识间互通与互鉴。其实现途径展开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发布必修课，突出专业的特点；第二，设立综合导论课，加强基础能力的训练；第三，强调通选课，以兼顾文理专业和不同学科的要求；第四，推出艺术课，启发学生的灵智，培养年轻人创意性思维的能力；第五，名师导读课，让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在教学第一线，让学生领略他们的风采，吸收他们的智慧，聆听成功的经验。哈佛通识教育闻名全美，成为教育之楷模。在他们的通识课程中有对通识课这样的阐述：“我们与其努力传递我们所欣赏的各种建议，不如表达这样一种希望，即继续推进这些做法，并把我们对学院通识教育的进一步讨论限定在一所具体的高教机构—哈佛学院”。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立，意在克服学生单一的知识结构，突破专业的局限，这与杜威教育理论和他所持的教育思想相吻合。杜威曾说：“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无论是家长和教师，务必使儿童和青年生动活泼地获得最大可能的数量的观念，使其成为主动的观念和指导行为的动力。”杜威这里所言的在接受教育中要做到“生动活泼”，与古希腊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归结美国教育领先于世界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始终都在一种危机下生活，就是在宁静的社会环境里，他们也会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去关注他国的动向，由科技上的暂时落后引发教育上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思想体系又在一代哲学宗师杜威的庞大思想体系引导下，不偏不倚地从始点到达终点。（李天义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艺术学院） 

　　本文系《综合性地方本科院校的公选教育课程平台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登记号cdjg2013016　

　　参考文献：　

　　[1]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2]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　

　　[3]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 赵祥麟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4]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7.　

　　[5]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0.　

　　[6]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赵祥麟编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5.　

　　[7]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10.　

　　[8]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赵祥麟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86.　

　　[9]哈佛燕京学社.人文学与大学理念[M]. 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5.　

　　[10]陈思和.实用主义之我见[M]. 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20.　

　　[11]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5.　

　　[12]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赵祥麟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83.

　　近十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学实施通识教育。但是有不少大学生对通识教育并不十分理解，尤其是大一新生，选课时常常陷于盲目，学习则难免流于应付。本文在这里简单地讲讲通识教育的价值、目标，以及内容体系、学习方法，希望能对大学生尤其是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有所帮助。

　　知晓通识之用

　　通识教育的现代英文对应词为“general education”，意思就是普遍应当接受的教育。这种大学生都应当接受的教育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教育？人们对此看法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进行人格和公民教育，让学生清楚自己的社会使命。大学教育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再生产，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有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价值观，勇于社会担当。竺可桢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生不应如中学生时代之头脑比较简单，或者常赖被动的指示，而必须注意其精神的修养，俾能对一切事物有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虑，自动的取舍之能力。我们固不肯为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尤不应被一时感情所冲动，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利用。”

　　第二，拓展知识视界与见识，让学生具备不断学习的智慧。在当代社会，知识呈爆炸式增长。一方面，知识的高度分化造成了学科的文化断裂，而知识创新又需要学科的高度综合。因而拓宽知识视野，融合学科文化，发展批判性思维，成为大学生专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决定着其未来成就的高度。另一方面，知识半衰期缩短，知识折旧加快，个人职业转换次数增多，学会认知，学会判别和选择、整合和应用知识变得比获得知识本身更重要。推行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形成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知识观，弥补应试教育造成的知识结构缺陷和能力缺陷，使学生学会学习，奠定长远发展的基础。

　　第三，涵养人文情怀与气质，让学生懂得思考而富于大爱。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21世纪的人才不仅要有知识的理性，而且要有文化的自觉，不仅要有国际的视野，而且要包容文化多样性，善于与不同的人沟通。通识教育正是为这些素质的养成提供土壤。

　　学生们经常会提出一个疑问，通识教育会不会妨碍专业教育？其实，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不是对立的。梅贻琦先生早年说过：“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予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通识教育不以实际的功用与技能为目标，然而其无用之为大用。通识教育可以为专业教育提供更为宽广的视角，提供价值与文化的引领，使之超越学科局限、超越技术偏狭、超越工具主义的束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不是绝对的分开，专业教育中也可以负载通识的意蕴。从理念上说，通识教育应当贯穿本科教育的全部，成为人才养成的灵魂。

　　选课当计长远

　　通识教育的实施可以通过正式课程，也可以通过非正式课程。正式课程也就是学校课程计划中所列的课程。国内大学通识课程体系多种多样，每个大学都会根据本校的实际来设置，目前比较多的是采用共同必修课程+核心课程+通识选修课程的模式。所谓共同必修课程，即所有大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基本素养和技能课程，比如思想道德修养、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体育等。核心课程则是根据各校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以及人才培养定位，按一定的结构来设置的课程，其目标是为学生具备基本的人文修养、思想视野和精神秉赋提供帮助。它是通识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一般根据学科不同来设定选修要求，以实现知识结构的恰当组合。核心课程的基本任务是，建构核心的知识价值体系，奠定学生生涯发展的基础，打上本校的文化烙印。以复旦大学为例，目前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分为六个模块：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要求所有本科生四年中必须选修12个学分。现正在着手调整和完善，未来将增加一个模块：社会发展与当代中国。通识选修课程则是完全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出发来自主选择修习的课程，它的任务是为学生拓展自由发展空间提供可能性。这三类课程都属于通识教育的范畴，只是功能有所侧重。

　　通识教育课程大多适于大学低年级选修，而低年级正是学生由高中到大学过渡阶段，学习方式还处于转型的适应期，学生对通识教育的目标任务了解还未深，所以对如何选修通识课程学生往往会感到迷惑。这里提出几点建议：第一，从兴趣出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才会有学习的动力。当然，这种兴趣应当是发自内心的、出自本性的，而不应是狭隘功利主义的，要听从内心的呼唤去作选择。第二，注意知识互补。学文科的应选修理科类课程，学理科的应选修文科类课程。无论文科、理科，学生还有必要了解同类中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人文学科应了解社会学科的知识，理科应了解工科、医科的知识，反之亦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高中文理分科，高考实行“3+X”，学生基础知识结构残缺现象严重。选通识课要充分考虑弥补高中阶段的知识不足。第三，考虑扩展可能。哈佛大学过去对核心课程11个领域选修有一个规定，必须在与本专业关系最远的7领域各选一门课程。其假设的前提就是，学生初入大学，对自己究竟适合从哪方面发展、究竟对什么有兴趣，还不是很清楚，接触与专业关系较远的领域，一则可以拓展知识视野，二则有可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擅长。现代知识创新往往是跨学科的，创新型人才往往是复合型的，最远选择有益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选课最要避免狭隘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的人只注重眼前有用或者与专业相关，其实是短视的，只看到眼前一定走不长远，只盯着专业相关的实用知识难成大事。也有的人只从不费力、好过关、容易取得好绩出发去选课，把通识课看作是营养课、娱乐课，那更是目光短浅，对个人成长和长远发展没有好处。学会选择本身，也是通识教育应有之义。在选择的过程中，学生在不断地认识自己、学会认知、学会规划未来发展。

　　重视第二课堂

　　从广义上讲，通识教育是一种理念，它应当贯穿在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即使从狭义上讲，通识教育的载体也不只是正式的课程，也包括非正式课程，即课程表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学习活动。用时下流行的话语说，就是第二课堂。就重要性而言，第二课堂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正式的课程。生活即教育，好的校园生活能够实现教学做合一，促进学生的成长。在国外，一些大学把寄宿制与通识教育结合起来，就是要通过组织化的形态，使得学生能够在生活中相互教育、自我教育。比如，不同家庭与文化背景、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混住，无形中就会促进学生对不同文化、不同习性、不同专业、不同学习方式的理解，使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会与他人共处，学会团结互助。在国内，一些大学把寄宿制的优点与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意蕴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构建了通识教育的新组织形态——书院制。尽管书院制的组织方式不一，但是其精神是一致的，即以文化的熏陶来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复旦大学2005年成立复旦学院，所有本科一年级新生都进入复旦学院，一年以后再去各专业学院。复旦学院下又分为4个书院，各有自己的导师队伍，各有自己的活动和文化方式。2011年又试点成立了一个新的四年制书院，新生进入后直到本科毕业都属于这个书院，不再属于专业学院。为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全面的组织支持。2013年以后，复旦大学所有的书院都实行四年一贯制。

　　对学生而言，第二课堂的非正式课程同样有选择的问题。充当什么角色，花多少时间，参加哪样的社团，参与什么活动，值得认真思量。比如复旦大学的四年制书院，设有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有的同学积极参与委员会竞选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加深了对公民社会、法治社会意义的理解，对权力、权利、义务的认知有了真切的实践体验，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管理能力以及服务意识都得到提升。社团是第二课堂最重要的载体，在复旦大学的书院中活跃着几百个社团，在丰富多彩的社团生活中，学生们在体验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认知，获得正式课程所不能得到的知识提升和能力锻炼。社团不止于娱乐、不止于交友、不止于休闲，社团的意义在于社会生活的历练、生活的教育。（熊庆年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中国教育报》2014年12月2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