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对大学望而止步

——高考“三放弃”现象调查

　　■本报记者 李凌 刘磊 董少校 蒋夫尔 魏海政 阳锡叶 施剑松

　　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是成都女孩玲玲（化名）一点也没有去心仪大学上学的兴奋劲儿。由于父亲反对她上大学，从接到通知书那天开始，玲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父亲提出“我想上大学”的请求，但每次得到的回应都一样：“读大学没啥子用。”

　　9月2日，事情经媒体曝光之后稍现转机。已有好心人联系玲玲，愿意资助她上完大学。不过，事件所激起的涟漪并未消散。摆在玲玲面前的，是如何独自坚持完成大学学业。摆在社会面前的，则是日渐突出的放弃报考、放弃填志愿、放弃报到等高考“三放弃”现象，及对上大学到底有没有用的反思。

　　上大学是“失败的投资”吗

　　玲玲老家在川北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及所有亲戚都是农民出身，父母都只读完小学就出来做小生意。５年前，玲玲家从川北搬到成都，父亲全款买下一套房再加一个小门面，靠这个门面做点小生意。

　　“我们家的家庭条件不错，并不缺上大学的钱。”玲玲说，缺的是父亲对她上大学的信心和支持。

　　玲玲父亲把上大学比喻成“注定会失败的投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大学学费加上生活费至少得８万元，如果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４年至少可以赚８万元，这样一来一去就相当于16万元。玲玲父亲表示：“这16万元，要是用来投资，都可以当作买房的首付，做点生意，启动资金也够了。可是拿去上大学，毕业之后不一定找得到好工作，找到工作每月也只能赚个两三千块钱，咋算都划不来。”

　　“这位父亲的逻辑并不高明。很多家长都盼着孩子能上大学，读大学是一种长远的投资。”成都一位大学生家长顾勇说，在他看来，玲玲父亲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他只看到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女儿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李东平也表示，大学的价值不能简单用“有用和无用”来衡量。一些人认为如果读了大学不能带来好处和实惠，那么读大学就无用，这是一种工具化的理解。通过大学的教育，个人的知识体系、素养以及眼界会更加完善和开阔。

　　这也正是玲玲的追求，她说：“只有读大学，才能让自己更有修养、更有层次。我不想成为只会做小生意的农村人，不想过父亲那样的生活，思想封闭，没有精神追求。”

　　不过，这些说法无法撼动倔强的父亲。父亲甚至撂下一句狠话：“反正我是不出钱的，就算你自己找到学费、生活费，只要你去读了大学，我以后再也不管你。”

　　对于父亲的固执，玲玲自己也曾认真分析过原因。一是从父亲的个人经历看，他只有小学文化，从农村到城里做点小生意，赚点小钱，目前过得不错；二是家里所有亲戚的孩子，基本都是初中毕业就去学美容、美发等技能，然后开个小店，也能谋生；三是现在有些大学生毕业后没找到理想的工作，父亲更加认为读书没什么用。

　　“但我不会放弃，上大学是我的梦想，知识学得多，一定是有用的。”玲玲说，眼下最要紧的是筹齐上大学的第一笔学费，以后自己会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解决余下的学费。

　　百万学生弃考的推测是否科学严谨

　　玲玲的故事虽然极端，却并非个案。

　　自2009年以来，社会上、媒体上关于高考弃考、考上大学弃读的报道和讨论屡见不鲜，媒体将之形容成为高考“三放弃”现象：

　　第一类是放弃高考报名或者考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在2010年对比各地高三学籍人数与高考报名人数之后作出测算，当年全国大约有80万名学生弃考。此后，弃考人数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2013年全国弃考学生大约有100万人。

　　第二类是放弃填报志愿。当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很多学生因自己成绩不理想而放弃填报志愿，选择复读，或者直接进入社会打工赚钱。据媒体报道，每年这样做的学生不在少数。

　　第三类是放弃报到，正如玲玲可能出现的情况。麦可思对2013年被本科录取的新生进行调查发现，录取生愿意报到比例为93%，低于去年的97%；其他一本院校为92%，高于去年的90%；二、三本院校为86%，高于去年的77%。“那些被大学录取、却放弃报到的学生，既有考上国外更好大学，准备出国的，也有没有被录到心仪大学而弃读，回去准备复读的。”麦可思调查人员马妍表示，“当然，就被录取到民办高校、高职高专的学生而言，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就业形势不好，干脆放弃就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高考弃考、放弃填报志愿、放弃报到的学生加在一起，接近200万人。熊丙奇表示，“不可忽视的是，弃考学生中，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出国留学的学生不超过20万人，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村学生。”

　　另据南方一家媒体报道，广东有关部门透露，2013年广东农村有上万名考生弃考。由于三本、高职高专学费高，就业质量不高，在粤西一些地区，放弃高考的农村的学生甚至占到农村学生人数的30％以上。

　　如此庞大的数量令人震惊，也引发人们的忧思。很多教育专家都撰文指出，高考弃考现象，反映出城乡基础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高等教育质量堪忧、农村孩子就业出路狭窄等社会问题，深层次的社会观念则是“读书无用论”。

　　“玲玲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体现。当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高等教育质量不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达不到人们的普遍期望值时，大家就会用脚投票。”熊丙奇表示。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对此持保留态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室主任汪明指出：“关于高考弃考、弃读等现象，目前无论在教育部门，还是在相关研究机构，都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仅仅通过高考报名人数和高三学籍人数的简单对比，就得出这么庞大的数据，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是不严谨、不科学的。”

　　还有专家指出，在现在入学途径越来越多元的背景下，很多高三学生因提前参加高职单招，已经被高职院校录取，因而不参加高考报名。此外，还有少量保送的学生，也不报名参加高考，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数据判断、分析高考弃考现象，而要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

　　东中西部弃考弃读存在显著地域差异

　　到底有多少人放弃高考？高考弃考是否就印证了“读书无用论”？在缺乏权威数据的情况下，本报记者在山东、湖南、四川、北京、上海、新疆等地进行了调查采访，深入了解各地弃考、弃读情况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因选择出国留学而放弃高考、放弃报到的学生呈上升趋势。北京四中国际校区留学咨询办公室主任王实告诉记者：“以北京四中为例，2006年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只有30余人，之后持续增长，今年达到110人。而在其他高中名校，这样的增长趋势也较为普遍。”

　　这一趋势，也得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常务副校长吴坚的印证。他说：“近两年，高考弃考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校每年都会有10多人放弃高考，选择出国留学。这两年这个群体猛然变大，2013年有87人，占毕业生20％以上。”

　　在中西部地区，放弃高考的现象没有媒体所说的那么夸张。记者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教育局了解到，该州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211人，其中有300人没有报名参加高考，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高职院校单招，只有10多人弃考。

　　近几年，四川省绵阳中学每年有6000多人参加高考，不参加高考都只有100多人，不到2％。其中有70人左右是保送上大学，20人左右出国留学，另外10人左右应征入伍或者被国防班定向招生。“真正弃考的人很少。”校长胡东说。

　　当然，也有弃考人数较多的地区和学校。四川省安岳县周礼中学是地处川东南一隅的普通农村中学。学校规模不大，2013届毕业生有近190人，最后放弃高考的学生有近20人，所占比例为10％。“这几年的情况都差不多，每年都有10％的学生弃考。”该校校长表示，较为严重的是高中三年中途流失的学生数量较大，从高一到高三，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放弃读书，进城打工。

　　同样地处偏远的湘西保靖县民族中学，也存在学生中途流失的现象。保靖县教育局工作人员田亚君告诉记者，从2007年到2010年，保靖民族中学每年有1000名左右学生入学，但最终坚持到高三的只有800多人，平均每年都要流失15％左右的学生。

　　地处东部的山东，整体弃考率则相对较低。记者从鲁西南某县了解到，当地2012年2686人参加高考，缺考42人，弃考26人，2013年参考2189人，缺考35人，弃考23人。淄博桓台中学教师赵志强担任高中教师10年，他告诉记者：“这些年高考弃考人数不多，未出现大幅增长。”

　　记者查阅了媒体公开报道的资料发现，山东省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为50.9万人，各科次共有3.99万人缺考，缺考人数占总人数的7.84％。而从2008年至2012年，这一比例分别为7.97%、8.43％、6.74％、6.88％、6.71％，并未呈现出大幅增长趋势。

　　“山东是孔孟之乡，大家对教育比较重视。这可能是他们弃考率较低的原因。”汪明表示，弃考、弃读现象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跟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社会风气以及老百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有关系，“很难从一个地方的情况，断言全国的状况”。

　　主动弃考与被动弃考

　　是不是所有弃考、弃读学生都像玲玲那样，受“读书无用论”影响放弃高考或上大学呢？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弃考原因呈多元化倾向，出国留学，继承家里产业，自主创业，外出打工，成绩较差对高考没信心，担心找不到工作，学费太贵等都是学生弃考的主要原因。

　　吴坚告诉记者：“随着生活越来越富裕，选择本科就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放弃高考是主动的，是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现在家长们的眼界更开阔了，不愿意让孩子消耗在应试教育中，拼死拼活考清华北大，难度极大，教育质量也没有保障，还不如早点出国留学，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乌鲁木齐高中生王得忠今年高三毕业之后，并没有和同学一起走进考场，而是回到父母在华凌市场经营的建材批发店，帮助父母打理生意。

　　他告诉记者：“我初中毕业时，因为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父母就不想让我继续读书，不是觉得读书没用，而是家里生意实在忙不过来，父母希望我能回家帮他们。事实上，从高三下学期开始，我基本上就不去学校上课了，一直在店里帮父母做生意。”

　　“经商做生意，我也很喜欢。”王得忠说，“将来，父母想要让我继承他们的经商事业。社会也是大学校，更能够锻炼人。”

　　记者了解到，部分弃考学生放弃上大学，主要是因为家里有产业、企业，或者父母在经商，自己学习成绩又不是足够优秀，因而早早弃考从商，继承家里的产业。

　　此外，还有部分学生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自认升学无望或者存在严重的厌学情绪，也会放弃考大学或上大学。鲁西南某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当地弃考学生中，这部分人占到30％左右。”

　　马妍分析说，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回家创业、继承家族产业而放弃高考，都是一种主动弃考。“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人们流动的社会渠道也不再局限于高考这一条路。人们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和机会去改变自己的生活，高考的魅力也就随之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迫于生计压力而弃考的农村学生。熊丙奇说：“对于很多农村孩子来说，在上大学和外出打工之外，没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放弃高考、外出打工，实属一种无奈。”

　　田亚君下乡调研时发现，高额的教育投入与低水平的就业回报之间的反差，让农村人对考大学、上大学望而却步。由于农村教育质量与城市相差较大，农村孩子往往难考上名校，而就读一般本科或专科，在现在的就业形势下，很难找到好工作。

　　一名学生家长还跟田亚君算了一笔账：“一名学生上大学耗费的教育资金不下6万元，这需要普通农村家庭付出巨大的努力。孩子如果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毕业之后如果每月只能赚两三千块钱，还不如早点外出打工，早点减轻家庭的负担。”

　　桓台中学教师赵志强也发现，现在很多成绩一般的农村学生，对高考的兴趣越来越淡，而对毕业之后去哪儿工作、挣多少钱更为关注。很多老师都说，这种将读书、上大学简单地换算成投入与收益之间经济利益比较的观念，在农村学生、家长身上越来越有市场。

　　弃考弃读倒逼高校改革

　　玲玲父亲曾反复对记者强调，在他身边，就见过好几个大学生，家里没多少钱，父母甚至借钱送他们上大学，读出来要不找不到工作，蹲在家里啃老，要不就是让父母再出几万块钱找工作。“你说读大学有啥用，还不如我小学文化，做点生意，比有些大学生都赚得多。”

　　读大学真的没用吗？对于这种观念，学校和教育该怎么办呢？

　　专家表示，应当要辩证分析、理性引导。“与其问读大学有没有用，还不如说读大学没有以前管用了。”吴坚表示，大家对高等教育期望值降低了，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吴坚表示，以前，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可以改变一生，改变家庭，因此我们常说“一考定终身”、“高考决定命运”。但是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以后，上大学的机会更多了，就业竞争更激烈了。“学生通过艰难学习杀出重围，在就业市场上仍然要面临竞争。普通家庭拿出大部分收入继续供孩子完成高等教育，但他们毕业后的出路却不如预期，家长、学生就会犹豫，产生一些负面反馈，对读大学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估，进而产生退缩的念头。”

　　有专家认为，这种理性、平和看待大学的态度，也是一种进步。山东沂源一中校长任大吉表示，现在社会选择多元了，成才途径也更多。考上大学，不是端上人生“铁饭碗”，只是谋生的手段和“跳板”而已；考不上大学，照样“条条大路通罗马”，幸福路有千万条。

　　任大吉建议，政府应当抓紧这个契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变高考“独木桥”为“立交桥”，让更多人可以通过考大学、上大学之外的渠道成才。尤其是对于弃考的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学生，应当通过网络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给学生成才多元选择，让他们不用上大学也能成才，从而打通上升渠道。

　　新疆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地构建职业教育“立交桥”，打通中职、高职通道，提前对学生进行分流培养，这是当地未出现大规模弃考现象的重要原因。“一些更适合读职校的学生，提前分流到中职、高职培养，避免了高考弃考现象的发生。”

　　也有专家指出，无论是主动弃考，出国留学或者创业，还是被迫无奈弃考，都反映出社会对读大学失去信心，这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高校办学的问题，值得反思。上海市闵行三中校长颛孙长宗表示：“现在高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不适应，专业设置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学生毕业后难以派上用场，这种因素传递到高中，导致很多成绩排名中后的学生对毕业后出路感到悲观，对读大学失去信心。”

　　熊丙奇表示，高考弃考、弃读现象倒逼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当家长、学生以脚投票选择高等教育时，高校必须思考怎样通过提高质量、提高教育回报，来吸引学生。马妍则表示，上大学为了就业，这种观念无可厚非。本科院校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服务质量，让学生找到满意工作，恢复大家对大学的信心。

　　《中国教育报》2013年9月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