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掌门人不必是学术精英，但应成为教育家和管理者

　　7月9日，即将迎来110年华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易帅”，新任校长董奇在就职演讲中庄严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做到“四个不”，即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董奇表示，要把100%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这样的承诺，并非首闻。去年年底，因为承诺担任校长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新带研究生”，湖南大学新任掌门人赵跃宇一度成为焦点人物。这一次，董奇将“两个不”扩展到“四个不”。而且，这些要求不仅提给自己，也提给了全体新一任学校领导班子。

　　从湖南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过程中，我国许多高校已经开始将大学校长从“职务”推向“职业”的探索。

　　选材

　　不再局限于学术权威，公开选聘打破上级任命惯例，从专家向教育家转变

　　其实，近一年以来，我国高校探索大学校长从“专家”到“教育家”的轨迹已经清晰可见。

　　2011年底，我国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两所直属高校——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校长，教育部明确要求，“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较丰富的办学治校经验”是必要条件。

　　几乎同一时间，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学术道德委员会”再度引发关注。此举直指我国高校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而普通教授、教师却处于弱势位置的尴尬现状。有媒体评论：“大学校长不一定是学术权威，大学校长的行政权力要服务于学校之学术，这才是根本。”

　　2012年2月，清华大学陈吉宁接任顾秉林担任校长，将大学校长到底应不应该是“学术权威”的讨论推向高潮。很多人惊诧于陈吉宁非“院士”的身份，因为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我国最知名学府的领路人，一定是学术大家，甚至是学术领军人物。

　　但中组部给予陈吉宁的评价，已呈现出我国大学校长选材风向标的改变——“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治校办学理念清晰，创新意识较强，有国际化办学视野”。果然，上任之后，陈吉宁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清晰的学校规划思路，给当时的质疑者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个校长，虽然不是学术权威，但却是一位懂管理、善管理的管理者。

　　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轮廓正日渐清晰。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学术权威”的概念在逐渐淡化，以往我国大学校长多从学术精英中选拔的方式正在逐渐改变，具有国际视野和丰富管理经验渐成大学校长的必要条件，公开选聘也已经打破完全由上级任命的状况，成为大学校长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

　　做“将军”而非“家长”，懂教育、懂管理，带领团队搭建人才发展平台

　　中国的大学校长很“累”：学术上要做“带头人”，科研课题要领军，博士硕士要逐一教导，接待应酬一个不能少，长远规划与短期任务一个不能丢……

　　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曾做过比喻：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校长就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主要职责是制定学校发展战略，吸引“精兵强将”，获得充足经费；而中国的校长更像幼儿园的老师或家长，所有问题都扛起来。

　　据了解，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对于大学校长的职责，他给出了明确的阐释：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

　　不久前，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陈登斌表示，“如果校长沉浸在学习、科研，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整个团队的建设。一个校长，要有想法去打造好自己的团队，带好自己的团队，想方设法去创造人才发展的环境和平台。”

　　而多年前，在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时任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就提出，“为了使校长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柏林州的大学教育法禁止校长在任期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当时，我国很多高校校长均表示：“校长职业化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大学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几年来，专家们渐渐达成共识：从大学校长的岗位性质看，并不要求校长是一流的学者，而更要求校长人选具有三方面素养——懂教育、懂管理、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是某个领域的一流学者，那是锦上添花。以此要求校长，才有可能使校长安心教育管理事务，以教育家的情怀办大学。 

　　黄冈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程水源曾指出，现行体制下的大学校长，职务化特征导致其官本位意识浓厚，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结构中，行政权力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支配、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这使得学术发展和学校管理之间经常发生内耗。而职业化的校长更利于形成独立的治校理念，提高自主、竞争和敬业意识，淡化教育行政色彩，可以改变过去管理模式单一、办事效率较低、缺乏社会参与、社会支持面窄等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大学校长在大学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大学校长是服务职位，需要遵循职业规则，而不应具有任何特权

　　大学校长职业化，尽管已经渐成共识，但在实践中，理念的接受依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不久前的首届世界未来教育论坛上，国家督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提出，“将教育视为服务业，将教育工作者视为服务提供者，对于许多中国的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来说，接受起来是需要过程的”。

　　而就在董奇的就职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了“服务”的概念——大学校长是一个全职的岗位，是一个服务的职位。“目前大学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不但8小时之内需要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8小时之外也需要认真思考和谋划学校的改革发展。”

　　“提倡大学校长职业化，重点是要强化职业观念。”程水源指出，“大学校长的任职业绩不仅要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更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因此，现代的大学校长要摒弃过去的职务观念或‘官本位’思想，真正认识到，校长就是一种社会职业，需要遵循所有职业都应遵循的规则，而不应具有任何特权。”

　　与此同时，给予大学校长职业化之后的切实保障也是必要条件。有专家表示，“我国尚未建立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同时也缺乏对大学校长履行职务的有效保障制度。”很多人在担任了大学校长之后，还不愿放弃科研岗位的职务，认为唯有保持学术不间断，才可在卸任校长后仍有立身之本。

　　为此，有专家指出，应该建立完整的职务保障制度，包括履行职务时及离开职务后的制度保障，让大学校长以管理、经营、服务大学作为自己毕生为之奉献、引以为豪的事业。（记者 赵婀娜）